钟富良
（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近10年来，全球原油产量从7900万桶/日提高至8200万桶/日，年均增幅30万桶/日。新冠病毒疫情（以下简称“疫情”或“新冠疫情”）导致上游投资和原油产量出现反复，欧佩克（OPEC）持续推进减产政策，使得全球原油供应增幅有限。分区域来看，中东和美洲地区逐渐成为全球原油主产区，产量占到全球的2/3左右；
独联体地区产量占比约为16%，非洲地区约占8%（见图1）。从国家来看，美国、沙特阿拉伯（以下简称沙特）、俄罗斯是全球前三的原油生产国，占全球总产量的42%，三大产油国相互博弈，在原油市场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市场主体来看，“欧佩克+”通过减产协议实施限产保价策略，在原油市场中的份额有所下滑，但仍保持在50%以上；
非“欧佩克+”产油国成为拉动供应增长的主要力量。
图1 2014—2023年全球原油供应格局
2016年12月，欧佩克成员国和以俄罗斯为首的部分非欧佩克产油国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达成限产协议，“欧佩克+”自此形成。作为全球石油市场最重要的调节阀，目前“欧佩克+”拥有超600万桶/日剩余产能，通过定期组织会议对未来的原油产量政策进行调整，成为石油市场供应端最大的影响因素。现阶段，“欧佩克+”包含20个国家，分布于中东、非洲、美洲和独联体地区，原油产量占到全球的半壁江山。
1.1 中东：欧佩克组织的轴心
“欧佩克+”在中东地区主要包括沙特、伊拉克、阿联酋和科威特，4国原油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25%。历次“欧佩克+”产量调整决策中，该4国都充当着减产或增产的主力军，成为全球供应最重要的调节阀。
沙特引领“欧佩克+”限产保价，财政平衡艰难。沙特作为“欧佩克+”的领头羊，也是“欧佩克+”产能最大的国家。沙特通常根据市场动态，适时发起产量调整倡议，推动组织内部达成协议，并带头执行减产措施。自“欧佩克+”开启减产进程以来，无论是协议减产还是自愿减产，沙特基本都执行到位，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当前，沙特原油产量维持在900万桶/日左右[1]，仍持有超过300万桶/日的剩余产能，占到欧佩克剩余产能的一半。当前沙特近半数财政收入来自石油，对油价变化敏感性较高。此外，沙特政府仍在雄心勃勃地实施“2030年愿景”计划，致力于长期能源转型，同样要依赖大规模的财政支出。除2022年乌克兰危机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攀升外，近10年来国际油价均低于沙特财政盈亏平衡点（见图2），因此沙特限产保价决心较为强烈。例如，2023年沙特财政盈亏平衡油价为85.7美元/桶，沙特一方面致力于提高官价贴水，另一方面积极减产，甚至不断加大减产规模，减产幅度已达到200万桶/日。
图2 2009—2024年沙特财政盈亏平衡油价与实际油价
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3国均较好地执行了减产协议，原油产能亟待释放。伊拉克原油产量约为420万桶/日，是中东第二大产油国。近年来，伊拉克国内政局稳定，政府大举招商引资，提出宏伟的石油产量发展目标，并拓展石油行业上中下游产业，以支持其经济多元化发展，石油基础设施逐步改善。当前，伊拉克的原油生产主要受到“欧佩克+”减产协议约束，以及北部库尔德地区石油收入分配问题引发的停产限制。阿联酋原油产量约为300万桶/日，但受减产协议约束，拥有超100万桶/日闲置产能待释放，是欧佩克组织内除沙特外闲置产能最丰富的国家。阿联酋兼具增产能力和增产意愿，且近年来国内炼油能力提升，因此自愿减产执行率并不高。科威特原油产量约为260万桶/日，作为海湾地区的袖珍小国，紧跟欧佩克整体步伐组织石油生产和销售，减产执行意愿强烈。与沙特和阿联酋类似，近年来科威特大举进军下游炼化产业，建成并投产运营中东最大的炼厂Al-Zour，炼油能力达61.5万桶/日，在石油产品特别是船用燃料市场夺得一席之地，从而对其原油出口形成一定影响。
1.2 非洲：市场份额流失严重
非洲曾是欧佩克组织的重要产区之一，但随着全球更多优质油田被发现，政治局势动荡、开采成本高昂、原油品质稳定性较差，且脱离主要石油消费区的非洲逐渐失去资本青睐，投资锐减叠加油田老化，使非洲产油国原油产量大幅下降（见图3），市场份额逐渐流失。
图3 2002—2023年欧佩克组织中非洲国家原油产量和出口量
非洲三大产油国尼日利亚、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原油产量衰减严重。非洲地区的石油产业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崛起，2005—2010年原油产量达到峰值970万桶/日。此后，受到油田老化、投资转移等影响，阿尔及利亚原油产量率先衰减，尼日利亚原油产量高位回落，安哥拉原油开采业在2017年开始逐渐衰落。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油价跌落谷底，非洲石油投资急剧压缩，原油产量仅650万桶/日，跌至本世纪以来最低水平。近一两年来，非洲国家政局逐步稳定，原油产量开始止跌企稳，尼日利亚和安哥拉产量均有所回升，但仍远低于峰值产量。由于不满欧佩克削减其产量配额，安哥拉宣布于2024年1月1日退出欧佩克。
刚果、加蓬、赤道几内亚三个西非产油国原油产量稳中有降。新冠疫情导致刚果石油行业投资部分流失，原油产量下降20%，此后产量基本持稳，主力油种杰诺原油在亚洲需求强劲，产量基本不受影响。赤道几内亚原油产量在2005—2008年达到33万桶/日的峰值，此后持续衰竭，2023年原油产量降至5.8万桶/日的历史低位。加蓬近20年原油产量基本持稳，近年来产量小幅回升弥补了疫情期间的降幅。
1.3 独联体地区：俄罗斯原油出口市场转移
乌克兰危机导致全球贸易流向发生深刻调整。当前俄罗斯原油产量约为950万桶/日[2]，凝析油产量约为90万桶/日。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作为全球前三的产油国和出口国直接卷入战争漩涡，成为当年原油市场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此后欧美对俄罗斯制裁层层加码，并对其原油和油品出口实施限价。俄罗斯依托其原油贴水优势，成功将出口流向从欧洲转移至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使得俄油海运出口量基本保持甚至超过冲突前水平（见图4）。2023年，俄海运原油出口量为371万桶/日，较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的2021年高60万桶/日，超越疫情前水平并再创新高。此外，俄罗斯友谊管道北部管线全部停运，目前仅通过南部管线向斯洛伐克、捷克和匈牙利输油，原油出口量约30万桶/日。俄罗斯是“欧佩克+”组织中的重要产油国代表，在当前制裁环境下，俄罗斯更倾向于限产保价来提高石油收入。欧洲在与俄罗斯脱钩后，大规模进口美国原油，并将北海地区原油更多留在区内。2023年，欧洲从美国进口原油168万桶/日，较乌克兰危机爆发前进口量翻番。
图4 2020—2024年俄罗斯原油海运出口国家分布
1.4 减产豁免国家：供应中断风险时有发生
欧佩克有3个减产协议豁免国家，分别为伊朗、委内瑞拉和利比亚，其中伊朗和委内瑞拉长期受到美国制裁，原油出口受阻；
利比亚国内政局动荡，生产常因不可抗力因素干扰而中断。
伊朗制裁仍未解除，但美国默许部分出口量。自2018年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以来，伊朗原油出口受阻，原油产量锐减，由380万桶/日的高位水平骤降至200万桶/日。美国民主党主导的本届政府推动多轮伊核谈判，但最终双方核心利益难以达成一致，均以失败告终。在本次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为抑制通胀，美国默许伊朗原油通过灰色渠道流出，2023年原油出口量回升至130万桶/日，原油产量增加至285万桶/日，创近5年来新高，但仍较制裁前低70万桶/日（见图5）。从中期来看，当前美国对伊制裁态度尚未转变，加上2024年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因素，伊朗原油生产及出口前景仍然不明朗。
委内瑞拉制裁临时解除，亟待外资进入石油业。委内瑞拉石油储量高达3038亿桶，占全球的17.5%，其奥里诺科重油带是全球石油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1998年，秉持反美立场的委内瑞拉左翼政治人物查韦斯上台，美国开始对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介入和干预，使得委内瑞拉经济陷入困境。近年来，由于美国制裁加之国内政局动荡，国际石油公司大量撤资，委内瑞拉石油行业上游投资逐年递减，原油产量由2015年的237万桶/日骤降至2020年的50万桶/日，降幅近80%。2023年下半年，美国给予委内瑞拉油气行业临时制裁豁免6个月，但委内瑞拉坚持禁止反对派参与总统大选，2024年1月美国宣布不再延续制裁豁免期限。未来委内瑞拉政局与投资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石油业发展风险趋高。
利比亚国内矛盾难以消除，石油产量呈现不稳定特征。上世纪80年代以前，利比亚石油产量基本占非洲的一半，1970年石油产量达336万桶/日的历史峰值。在卡扎菲政府长达40多年的统治中，利比亚石油产业较为稳定，为利比亚贡献大部分财政收入。2011年，卡扎菲政府倒台，东西部政府陷入长期纷争状态，利比亚从此分崩离析。2011年、2014—2017年、2020年、2022年，利比亚政局动荡剧烈，抗议者占领石油生产、出口等基础设施，油田生产部分或全部中断（见图6）。从长期来看，利比亚国内矛盾和国际干预短期难以消除，石油供应不稳定情况仍将持续。
图6 2010—2023年利比亚原油产量变化情况
在“欧佩克+”持续限产保价的情况下，非“欧佩克+”产油国原油产量大幅增长。尤其是美洲地区的美国、加拿大、巴西、圭亚那，这些非“欧佩克+”产油国已经成为拉动全球供应增长的新引擎，推动美洲地区在全球石油市场中的份额持续增加，影响力大幅攀升。
美国原油产量创历史新高。得益于页岩油的开发，美国石油产量在过去十几年里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增长，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自新冠疫情以来，页岩油生产商削减资本支出以及提高股东回报，活跃钻机数以及压裂钻井队随之下降；
然而未完井（DUC，相当于库存井）的消耗和钻机效率的提升仍然支撑美国原油生产复苏。2023年美国原油产量平均为1292万桶/日，单月产量创下1320万桶/日[3]的历史高位（见图7）；
原油出口量首次突破400万桶/日，跃升成为全球第三大原油出口国。考虑到石油钻机数减少，叠加高利率导致生产商缩减开支等，预计美国原油产量增幅将放缓，但增长态势将维持不变。
图7 2019—2024年美国石油钻机数量和原油产量变化趋势
加拿大产量稳步增加。随着新油砂项目投产，加拿大原油产量整体呈现增长态势，2023年达到440万桶/日，创历史新高。从基础设施来看，加拿大30万桶/日的跨山管道运输能力一直是限制其产量增长的核心问题之一。截至目前，跨山管道扩建项目（TMX）已完成95%以上，预计将于2024年第二季度开始运营，有望将现有管道运力大幅提升至89万桶/日，并将推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增产至少15万桶/日，预计加拿大原油产量将再次刷新历史最高水平。
巴西原油增产潜力巨大。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以其丰富的盐下石油储量而闻名。过去10年，巴西桑托斯盆地的图皮（Tupi）、布齐奥斯（Buzios）、萨宾诺（Sapinho）、梅罗（Mero）等盐下油田投产，成为巴西原油产量稳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23年，巴西原油产量创历史纪录，产量平均为337万桶/日，同比大幅增加40万桶/日。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计划在未来5年增加投资1020亿美元，外国能源巨头也纷纷在巴西投资建设项目，有望推动巴西产量继续增长。
圭亚那成为原油供应“新贵”。近年来圭亚那成为全球石油勘探开发领域的热门地区，2015年以来，埃克森美孚、中国海油等公司在埃塞奎博地区附近的海域发现大量石油资源，并与圭亚那政府联合进行石油勘探和开采，使得圭亚那迅速成为全球新增原油供应的主力军。2019年以来，圭亚那Liza油田一期、二期、三期（Payara项目）相继投产，2024年原油产量有望达到55万桶/日[4]。2025年，生产能力为25万桶/日的Yellowtail油田也将投产，将推动圭亚那原油产量迈上新台阶。
挪威产量基本维持稳定。除美洲区域外，挪威是西北欧为数不多的原油产量实现二次增长的国家。挪威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油田开采，产自挪威的埃科菲斯克（Ekofisk）、特罗尔（Troll）、奥塞伯格（Oseberg）油种是普氏评估的即期布伦特原油的定价基准。2000年以后，由于成熟油田逐渐老化，挪威原油产量呈现逐年递减态势。2019年，挪威巨型油田Johan Sverdrup项目投产，引起市场广泛关注，该油田原油产量快速增加并超过官方预期，成为近年来北海地区投产的最大油田。近两年挪威原油产量止跌回升，2023年挪威原油产量接近180万桶/日，创历史最高水平。但从中长期来看，若不能持续加大石油勘探力度并发现新油田，挪威产量难以再度提升。
3.1 中短期传统能源投资有所回暖，但长期来看低碳减排仍是主旋律
近年来，在全球碳中和目标的驱动下，石油行业上游投资锐减，然而能源转型过于激进导致能源安全问题突显，新能源不稳定性的弊端被放大，传统能源短期内重回大众视野。2021—2023年，全球石油上游投资保持年均7%左右的增速，2023年油气上游勘探开发资本支出突破5000亿美元[5]，但仍较2010—2014年低30%。从中长期来看，在低碳减排的大背景下，全球石油上游领域投资逐步减少已成为业内共识，bp、壳牌、道达尔、雷普索尔仍承诺于2050年达到碳中和，长期来看上游勘探开采将逐步放缓甚至出现趋势性下降。
3.2 地缘局势动荡频发，部分时间或出现供应短缺
当前，油气资源区地缘局势波谲云诡，呈现出地缘摩擦间歇性突发和冲突陷入持久战的双重特征。乌克兰危机深刻改变全球原油贸易格局，俄油贸易仍然受限；
巴以冲突加剧美伊矛盾，冲突不断外溢对红海航道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美国和委内瑞拉政治理念迥异，油气制裁或将重启；
利比亚国内政局分裂，产量大幅波动风险仍存在。整体来看，在大国政权更替、政治利益交织的背景下，产油国地缘风险仍是市场不可忽视的因素，短期供应中断等突发事件或将加剧石油市场动荡。
3.3 供需结构性矛盾凸显，石油业上下游面临产业调整
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电动车替代和能源转型，全球石油需求或将在2030年前后进入平台期[6]。其中，交通运输在石油需求中的占比逐步下降，化工原料需求占比逐渐上升。当前全球主要油田平均生产盈亏平衡点约为40美元/桶，石油生产能力总体充足。总体来看，2030年之前，全球石油供需基本保持平衡，阶段性出现紧平衡；
2030年之后，由于需求达峰，石油供应仍然充足，石油市场将呈现宽松甚至过剩态势，石油石化全产业链面临重要调整。
4.1 持续推进上游增储上产，提高国内资源自给能力
油气能源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力度，持续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科研资金投入力度，深入贯彻落实“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推动油气勘探开发屡获重大发现，原油产量整体稳定在2亿吨上下，呈现稳中有升的局面，但我国老油田的开发增产依然难度大、成本高。建议完善国家石油特别收益金征收办法，适当提高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
给予页岩油勘探开发政策扶持，在页岩油勘探开发用地、用水、资源税费等方面给予支持，努力在“十四五”后期和“十五五”时期实现中国页岩油革命的历史性突破，进一步提高国内油气自给能力。
4.2 优化提升全球原油资源配置，做好资源经济性采购
2023年，我国原油进口量达到5.6亿吨，再创历史最高水平，原油进口依存度达到73%。从目前来看，考虑到我国炼油能力仍在扩张中，中短期依赖进口原油的局面难以根本改变。为做好资源经济性采购，我国仍需持续拓展全球原油资源多元化来源渠道，不断优化提升全球原油资源配置能力。建议继续深化与中东产油国的合作，坚持通过合理的产油国官价，实现中东资源的全面优化；
做到大西洋两岸统筹，通过经济性测算动态平衡西非、巴西原油采购量，灵活把握采购节奏，控制整体低硫资源的采购成本；
瞄准美洲市场新进资源国，推进南北美原油资源一体化，不断优化调整采购节奏与品种，做好稳定的原油资源经济性采购。
4.3 深入研判地缘政治风险，提升资源安全供应能力
当前全球近90%的原油资源集中在中东、非洲和美洲，石油资源国往往也是地缘政治风险高发国。历史上，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均导致国际油价一度出现飙升；
过去几年，单边制裁和协议减产导致全球石油资源供应短缺；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油气、有色金属、农产品等多个品种创下近年来新高或历史最高点；
2023年以来，巴以战争风险外扩，再次推升大宗商品和运输市场战争风险溢价。为保障国家能源经济安全供应，我们必须深度融入国际市场，密切关注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形成地缘政治风险预警机制，统筹规划并扩充进口原油资源储备库；
与此同时，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政策优势，维持与产油国和消费国间的稳定关系，缓解地缘政治等不确定因素对国内油气供应的负面冲击，提升油气安全供应的能力。
4.4 积极发挥金融资本优势，提升油气市场定价权
近年来，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能源进口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买家，但我国并没有获得与之相匹配的能源市场定价权和话语权。特别是近年来石油的金融属性越来越显著，欧美银行、基金等金融体系和石油公司共同参与运作石油期纸货市场，直接影响着国际油价走势。而我国产业资本在“走出去”的同时，金融资本并未同步“走出去”，产融协同作用相对有限。建议强化产融结合，推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共同“走出去”，金融资本要在支持能源企业获取一手资源、对冲市场风险、金融结算等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并共同做实上海原油期货平台，积极稳妥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能源领域定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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