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涛
(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资源型地区是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特殊类型地区,面临着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特殊问题,通过资源型经济转型提高绿色发展效率是资源型地区新时代、新阶段维护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2021年1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十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提出,资源型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既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面临特殊困难,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区域、承担特殊功能。
山西省是我国典型的资源型省份,省内11个地级市除太原市外,其余均为资源型城市。山西省20世纪末提出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战略,2010年年底国务院批准设立山西省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7年《国务院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坚持聚焦产业转型与突出生态优先原则,促进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山西指出,把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推进能源革命、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统筹起来。山西省正处于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关键期,以山西省为例,考察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林武,2022)。
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内涵丰富,具有系统性、复杂性。绿色发展效率基于绿色发展内涵建立,是减少资源投入、增加经济产出、降低污染排放的经济效率。学术界已有研究考察了对外开放、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国企改革、非国有经济发展等部分经济转型举措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并对绿色发展效率及其分解项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进行了研究(张杰等,2023)。但对于资源型经济转型和绿色发展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探究不足。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从理论上梳理各项资源型经济转型举措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对绿色发展效率作用的内在机理,以我国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山西省为例,实证分析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进而推动资源型地区提高绿色发展效率,实现经济绿色转型。
1.1 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内涵
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内涵丰富。如,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与使用过程,狭义上指产业转型,广义上包括产业转换替代、体制转轨、劳动力转移、技术创新、环境改善等 (马克等,2015)。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广义上以创新为驱动力推动要素质量提升递进,进而推动产业接续升级(赵莹,2020)。资源型城市一般经济转型以保证经济增长、产业间劳动力转移安置、人民基本生活与社会稳定发展为目标,强调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技术创新、资源型产业的退出、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政府对外监管(刘纯彬等,2009)。资源型经济转型通过遏止资源繁荣、治理贸易条件、解决资源收益分配不公和资源财富消费不当等,引导资源财富转化为工业化资本,推进经济结构升级优化,增强创新能力,促使经济发展从资源依赖型走向更加依靠管理、技术、知识和智力的高层次经济形态(张复明,2007)。新时代山西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以科技创新与资源型经济相互增益、融合发展为目标,以科技创新引领能源革命为路径,以区域协调发展为使命,以绿色发展为方向,以区域开放和合作为空间拓展方式,以共享发展成果为终极目标(李丽,2018)。
1.2 绿色发展效率的内涵
绿色发展效率是衡量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绿色发展是经济与资源环境的系统性、协调性发展,注重资源环境承载力限制 (王海芹等,2016)。绿色发展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资源要素配置绿色重组形成新的绿色生产函数,摆脱生态赤字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正相关的状态(胡鞍钢等,2017)。
绿色发展效率是兼顾资源、环境代价的经济发展效率,绿色发展效率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两方面(罗宣等,2017)。绿色发展效率需要从资源节约、污染治理和经济增长3个方面衡量,具体表现为减少资源投入、增加期望产出、降低非期望产出(王兵等,2014)。主要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对绿色发展效率予以衡量,包括运用SBM-Undesirable和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 (胡博伟等,2020)以及超效率SBM模型(张国兴等,2021)、超效率SBM模型与窗口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等(翁异静等,2022)。
1.3 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
在中国,GDP增长较快的资源型城市更难实现令人满意的GDP与环境破坏的脱钩趋势(Li et al.,2020)。对外开放、科研投入、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等都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正向影响(马骏等,2022)。但是关于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研究鲜有,大量文献只是从单一因素角度研究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
1)对外开放。区域创新合作,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曹颖等,2022)。交通设施完善有利于提升资源在各地区的配置效率,降低整体能耗与污染物排放(薛慧芳等,2021)。贸易开放有利于降低资源密集型产业比重,减轻环境污染,同时强化人力资本和资源禀赋等中间投入品,提高环境质量(卢飞等,2018)。
2)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李兰冰等,2021)。科技水平的提高可提升企业生产效率,扩大企业产能,但如果相应的绿色技术水平提升程度较低可能会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薛慧芳等,2021)。在资源型地区,如东北地区,重化工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导致其绿色发展转型缓慢(于源等,2016)。
3)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积极的影响(Zhu et al.,2019)。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受市场供需关系以及资源环境友好性影响(朱帮助等,2019)。大庆产业结构调整对环境参数形成了一定的影响(Dong et al.,2015)。
4)国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提高市场化程度,提升地区就业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李兆辰等,2018)。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均具有正向推进作用,但在市场化水平较低时,经济增长是首要任务,生态环境保护被漠视。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绿色发展效率提升(郭爱君等,2020)
5)环境规制。当地资源的开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绿色发展(于成学等,2015)。在资源型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生态治理相互影响(王丹等,2020)。资源环境约束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积极影响(孙付华等,2022)。生态环境的修复与建设既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姚震寰,2016)。
综上所述,已有学者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内涵、绿色发展效率的内涵作了界定且含义明确,关于绿色发展效率的评价方法一般采用DEA方法。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研究缺乏,现有研究仅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中部分因素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作了研究,而全面分析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于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的研究缺乏。本文在总结概括资源型经济转型内涵与绿色发展效率内涵的基础上,分析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理,以山西省11个地级市为例,对2004—2020年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作用路径进行分析,并提出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提高绿色发展效率的建议。本研究对于促进资源型地区绿色低碳发展,弥补现有研究不足具有重要意义。
对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内涵、以及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总结与分析,是实证分析的理论支撑,是被解释变量绿色发展效率、解释变量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指标与控制变量选取和回归分析的基础。
2.1 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区别
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与绿色发展有所区别,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与使用过程,包括产业转换、体制转轨、技术创新、环境改善、区域开放与合作等,目标是以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就业等促进人民福祉的实现。绿色发展同样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与使用过程,所不同的是将此过程限定为绿色,是资源要素配置的绿色重组。绿色发展的目的也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还在于形成资源消耗降低、污染排放减少、生产效率提高、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状态。
绿色发展效率是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是经济产出、污染物产出与资源要素投入的比值。生产要素通常包括劳动力(L)、资本(K)、土地(自然力,R)、技术(A)、经济信息(I)和经济管理(G)六大要素。构建绿色发展生产函数(Y,P) =AIGF(L,K,R),Y为产出,P为生产活动带来的环境破坏。绿色发展效率则为 (Y,P)/F(L,K,R) =AIG。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由绿色发展技术进步 (A)和绿色发展技术效率(IG)决定①从宏观经济增长角度来看,技术前沿进步与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将生产要素从效率相对较低的部门重新配置到效率相对较高的部门,将提升经济的整体技术水平,进一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方式(陈诗一等,2022)。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绿色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相同的目标,即低投入、高产出、少污染。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式同样是实现绿色发展的方式。。即,通过技术水平的提高在技术上实现以同样的投入组合生产出更多的经济产出与更少的环境污染;
通过市场化改革、企业管理优化等来畅通经济信息传递与优化经济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各种资源要素间的协调性,使既有技术水平的潜能得以更大程度释放。
2.2 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
2.2.1 经济发展水平是基础条件
经济发展水平是资源型经济转型和绿色发展的基础。根据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资源型经济转型可能会降低绿色发展效率,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图1)。
图1 资源型经济转型提升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Fig.1 Themechanism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economy
1)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资源型经济转型不考虑生产函数中的自然力和环境破坏,仅追求产出增加。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时期,人们对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更为关注,而对资源环境问题认识不足,加上资源环境市场制度建设不完善,资源型经济转型可能形成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高,而绿色发展技术进步和绿色发展技术效率降低的现象。如在区域开放与合作中,资源型地区引进或投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产业转换中发展经济效益好但环境非友好型产业,产业布局密集而疏于环保,民营企业过于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环保,技术创新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忽视环保等。
2)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资源型经济转型只关注自然力和环境保护,势必影响产出增加。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资源型经济转型过于关注环境改善,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超越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与供给能力,大规模推广与应用不成熟的绿色管理与绿色生产技术,则会降低产出,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
2.2.2 绿色发展技术进步与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是中介条件
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主要通过区域开放与合作、产业转换、国企改革和发展非国有经济、技术创新与环境改善等措施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影响,本质上通过绿色发展技术进步与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来影响绿色发展效率。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资源型经济转型提升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如下(图1)。
1)区域开放与合作可提高资源型地区生产要素质量,促进绿色发展效率提高。资源型地区通过完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扩大开放,与其他地区开展合作,引进资本、人才与技术,促进绿色发展技术进步。同时,资源型地区向其他地区学习先进管理经验,丰富经济信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信息传递效率,促进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提升。
2)产业转换可优化资源配置、激发技术创新和改善企业竞合关系,提高绿色发展效率。资源型地区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等优化资源在各产业间、地区间的配置,激发技术创新与传播,促进绿色发展技术进步。同时,资源型地区通过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优化企业竞合关系,提高经济信息传递效率和管理效率,进而提升绿色发展技术效率。
3)国企改革与非国有经济发展可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提高绿色发展效率。国企改革、发展非国有经济等体制转轨,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高经济信息传递效率,提升绿色发展技术效率。同时,管理方式的改善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有助于国有企业克服因行政垄断形成的技术创新激励不足,助力民营企业获得技术创新所需要的金融资源与人才资源,促进绿色发展技术进步。
4)技术创新可驱动技术进步,直接推动绿色发展技术进步,间接提高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源泉,技术创新直接促进绿色发展技术进步,优化要素使用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时,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改善企业管理方式,方便企业经济信息传递,提高企业运行效率,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
5)环境改善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促进绿色发展效率提高。资源型地区通过节能减排等举措改善生态环境,倒逼企业开展绿色管理,提高绿色发展技术效率。同时,环境改善举措倒逼企业改进生产工艺、采用新材料等,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并降低环境污染,促进绿色发展技术进步。
以典型资源型地区山西省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Malmquist模型对2004—2020年山西省11个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指数、绿色发展技术进步指数以及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指数进行测度,采用断尾回归模型分析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指数、绿色发展技术进步指数与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指数的影响,进而推断出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作用路径。
3.1 绿色发展效率的测度方法
3.1.1 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Malmquist模型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Malmquist模型是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一种,由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模型结合组成。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通过建立线性规划模型,获得多投入多产出下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具有从非径向非角度(Tone et al.,2001)对含有非期望产出(Cooper et al.,2007)的有效决策单元进行区分(Tone et al.,2002)的优势,适用于绿色发展效率衡量。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如下(成刚,2014)。
假设:n个决策单元,m项投入,q项产出,其中期望产出q1项,非期望产出q2项。X为投入要素矩阵,X=[x1,x2,…,xm]∈Rm×n,Y为期望产出矩阵,Y=[y1,y2,…,yq1]∈Rq1×n,B为非期望产出矩阵,B=[b1,b2,…,bq2]∈Rq2×n,X>0,Y>0,B>0,λ∈Rn,则:
r=1,2,…,q;
j,k=1,2,…,n,j≠k。
式中:ρ为被评价单元的效率值;
s-、sr+、分别为投入变量的冗余、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
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只能对某一时间截面数据进行效率评价,为了动态考察转型实践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将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与Malmquist方法结合。王恰(2017)用D0t和D0t+1分别表示第t期和t+1期的产出距离函数。从t期到t+1期的Malmquist指数为
式中:[Dt0(Xt,Yt)]-1为t时期数据到t时期有效前沿的距离;
[Dt+10(Xt+1,Yt+1)]-1为t+1时期数据到t+1时期有效前沿的距离, [Dt0(Xt+1,Yt+1)]-1为t+1时期数据到t时期有效前沿的距离,[D(Xt,Yt)]-1为t时期数据到t+1时期有效前沿的距离。M 可分解为TC与EC,其中,TC=为前沿面移动,反映技术变化;
,为技术效率的变动。
若M大于1,说明生产效率是增加的,M小于1则表明生产效率降低。同样,EC、TC大于1,说明技术效率提高、技术进步,EC、TC小于1则表明技术效率降低,技术水平降低。
3.1.2 绿色发展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依据绿色发展效率内涵,以劳动力、资本、土地(自然力)作为生产投入要素,地区生产总值作为期望产出,生产活动带来的环境破坏作为非期望产出。考虑数据可得性,选取资本、劳动力、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等物质要素作为生产投入要素,经济总产出量作为期望产出,工业生产产生的三废作为非期望产出,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山西省绿色发展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Table 1 Input and output indicator system of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n Shanxi Province
使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Malmquist模型测算的M指数作为绿色发展效率变化,即绿色发展效率指数(GDE),代表作用于劳动力、资本、土地3项生产要素上的绿色发展技术、经济信息和经济管理所导致的绿色发展效率相对变化。TC作为反映促进绿色发展的技术进步指标,即绿色发展技术进步指数(GTC)。EC作为反映经济信息传递畅通与管理优化,提高资源绿色配置水平的技术效率指标,即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指数(GEC)。
3.2 变量的选取
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一直以来以政府为主导。对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是发现山西省经济转型主要实践措施的重要途径(李玲娥等,2019)。以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内涵为依据,总结历年山西省政府报告,发现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主要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国企改革、发展民营经济、发展教育和科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节能降耗等方面展开。根据山西转型实践采取的举措,选取有代表性且数据可得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如表2所示。
表2 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主要举措及变量设置Table 2 Mainmeasures and explanatory variables of Shanxi"s resource base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3.3 断尾回归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绿色发展效率指数(GDE)、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指数(GEC)和绿色发展技术进步指数(GTC)取值范围受限,均大于0,故采用断尾回归模型研究转型实践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回归模型为:
式中:i和t分别为第i个城市,第t年;
Yit依次为GDE、GEC和GCT;
X′it为山西转型实践主要举措矩阵;
β为相应的参数矩阵;
β0为常数项;
εit为随机扰动项。经过三次断尾回归,分别考察转型实践对绿色发展效率、绿色发展技术效率和绿色发展技术进步的影响。
3.4 数据来源
绿色发展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山西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市统计年鉴或统计公报,山西省生态环境公报,缺失值采用算术平均值方式计算获得。山西省转型主要举措指标来源于对《山西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整理而得,缺失数据由平均变化率计算获得。考虑山西省转型实践始于20世纪末,实践效果显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且吕梁市正式成立于2003年,变化率的数据仅可以2004年起始,因此,实证研究以2004—2020年为样本。
运用maxDEA软件和Stata软件分别对山西省11个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指数和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路径实证分析。
4.1 绿色发展效率指数
整体来看,2004—2020年山西省绿色发展效率呈增长趋势,平均绿色发展效率指数为1.08(图2)。从时序来看,2007年、2014年、2019年和2020年11个地级市的平均绿色发展效率指数小于1,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几年出现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相矛盾的情况。2007年山西省增加投入主要用于生态环境治理,工业三废等非期望产出减少,但影响到期望产出经济的增长。2014年山西省非期望产出工业粉尘量大量增加,雾霾天气严重,生态环境恶化。2019年和2020年能源投入量减少,影响到期望产出,经济效率较低。从地区来看,2004—2020年,晋中、晋城、阳泉绿色发展效率水平较高(平均GDE>1.1),大同、长治、忻州、太原处于居中位置 (1.05<平均GDE<1.1),运城、吕梁、朔州和临汾处于较低水平(1.0<平均GDE<1.05),呈现东中西依此降低的阶梯状态势。
图2 2004—2020年山西省地级市绿色发展效率指数(GDE)Fig.2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ndex(GDE)of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Shanxi province from 2004 to 2020
4.2 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指数和绿色发展技术进步指数
绿色发展效率指数可分解为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指数和绿色发展技术进步指数。从图3可以看出,2004—2020年山西省11个地级市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指数均低于绿色发展技术进步指数,如市场化改革、政府宏观调控等落后于技术进步。其中,晋中、阳泉、长治、晋城、临汾、忻州和朔州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指数大于1,绿色发展技术效率呈增长趋势。而太原、大同、运城和吕梁的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指数小于1,绿色发展技术效率呈降低趋势。
图3 山西省地级市2004—2020年GDE、GEC、GTC的平均值Fig.3 Average of GDE,GEC and GTC in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of Shanxi province from 2004 to 2020
由图4可知,2004—2020年山西省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指数平均值为1.01,与绿色发展相关的市场化改革、政府宏观调控等因素起积极作用。时序上,2004—2010年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指数比较低,从2011年开始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提高,经济管理逐渐优化。从空间来看,晋中和忻州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指数较高,大同、运城和吕梁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指数较低,呈现出东南高于西部的特征。
图4 2004—2020年山西省地级市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指数(GEC)Fig.4 Green development technical efficiency index(GEC)of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Shanxi province from 2004 to 2020
由图5可知,2004—2020年山西省绿色发展技术进步指数平均值达1.09。极个别年份技术进步水平较低。各地区平均绿色发展技术进步指数均大于1,绿色发展技术实现了有效进步。大同、晋城和晋中的绿色发展技术进步水平最高,朔州绿色发展技术进步水平最低,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
图5 2004—2020年山西省地级市绿色发展技术进步指数(GTC)Fig.5 Green development technology progress index(GTC)of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Shanxi province from 2004 to 2020
4.3 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4.3.1 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以绿色发展效率指数(GDE)、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指数(GEC)、绿色发展技术进步指数(GTC)为被解释变量,X1~X5为解释变量,X6为控制变量,作断尾回归,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山西省转型实践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2004—2020年)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on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n Shanxi province(2004—2020)
从回归方程的卡方检验P值可以看出,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作用显著。具体而言,山西省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节能降耗措施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每提高1%,山西省绿色发展效率约提高0.003 07。在10%的显著水平上,单位GDP能源消耗每降低1%,山西省绿色发展效率约提高0.003 37。而民营经济发展情况、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科技发展情况对山西省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作用不显著。
4.3.2 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
从表3可知,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主要通过绿色发展技术进步来提高绿色发展效率。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技术效率影响不显著,卡方检验的P值大于0.1。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技术进步影响显著,卡方检验P值小于0.1。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增加对绿色发展技术进步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科技信息业单位数占法人单位数比例的提高和单位GDP能源消耗下降在10%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绿色发展技术进步。
由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举措对绿色发展效率、绿色发展技术进步指数和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指数的回归结果可判断:资源型经济转型主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节能降耗促进绿色发展技术进步,进而提升绿色发展效率。
4.3.3 稳健性检验
采用调整样本期的方式,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山西省2010年人均GDP达30 534元,接近“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转折点,并且同年年底设立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转型等级上升为国家级,转型力度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阶段性改变与转型力度的提升可能改变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此,以2010年为界,分阶段作断尾回归,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到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山西省转型实践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回归结果(2004—2010年,2011—2020年)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on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n Shanxi Province(2004—2010,2011—2020)
1)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稳健性检验。2004—2010年与2011—2020年,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显著,卡方检验的P值小于0.1,进一步证实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作用。2004—2010年山西省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提升、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显著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而私营单位从业人数占单位从业总人数比例的提升显著降低了绿色发展效率,科技进步与基础设施完善对绿色发展效率作用不显著。与2004—2010年相比,2011—2020年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变化对绿色发展效率作用稍微降低。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对绿色发展效率作用不再显著,可能由于节能降耗过程中采用材料、新工艺的边际成本递增,没能促进绿色发展技术进步作用所致。私营单位从业人数占单位从业人数比例变化不再显著,表现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负作用,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市场机制完善、发展过程中开始关注环境监管等,民营经济发展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向积极作用方向转变。2004—2010年、2010—2020年山西省完善基础设施一直未能促进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原因可能在于山西省没能发挥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作用,没有有效实现 “引进来”目的,绿色发展技术进步与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没有得到提升。
2)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作用机制的稳健性检验。2004—2010年、2010—2020年,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技术效率作用不显著,卡方检验的P值大于0.1。2004—2010年,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技术进步作用不显著。2010—2020年,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技术进步产生作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变化率提高、科技信息业单位数占法人单位数比例变化率提高显著促进绿色发展技术进步。2004—2010年,产业结构调整、科技进步没有显著提高绿色发展技术进步,可能是此期间处于煤炭黄金发展期,出现“市场好时无心转型”情况,产业结构调整不利,科技进步不足。2010—2020年,科技发展对绿色发展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对绿色发展效率未产生积极作用,可能是山西省科技发展对管理水平提升没形成积极效应,进而对绿色发展效率作用亦不显著。
分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山西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民营经济发展抑制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趋势减弱,产业结构调整和科学技术发展对绿色发展技术进步的作用开始显现,而节能降耗对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作用减弱。基础设施完善对绿色发展技术进步、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提升与绿色发展效率作用不显著。
5.1 结论
本文在总结概括资源型经济转型内涵与绿色发展效率内涵的基础上,分析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以山西省11个地级市为例,采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Malmquist模型获得绿色发展效率指数、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指数和绿色发展技术进步指数,并运用断尾回归模型分别考察资源型经济转型对绿色发展效率指数、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指数和绿色发展技术进步指数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理论上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通过区域开放与合作、合理化的产业转化、国企改革、发展非国有经济、技术创新与环境改善等措施提升绿色发展技术效率与绿色发展技术进步,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绿色技术水平等原因影响,上述措施也可能降低绿色发展效率。2)山西省2004—2020年绿色发展效率提高,绿色发展技术进步快于绿色发展技术效率的提高。3)2004—2020年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显著促进绿色发展效率提高。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实践措施中,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降耗举措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民营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和基础设施完善对山西省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并不显著。4)2004—2020年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主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发展以及节能降耗促进绿色发展技术进步,进而提高绿色发展效率。资源型经济转型没有通过提升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提高绿色发展效率。
5.2 政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强民营企业绿色转型支持与监管。民营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融资难度较大。在环境规制背景下,民营经济难以承担技改成本压力,促使一些民营企业躲避监管,违规生产,低效使用资源,破坏环境。因此,山西省政府应充分发挥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作用,在企业技术改造、产能置换、清洁化生产等方面予以资金、技术支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监管,发挥资源税、环境税以及群众监督与不定时抽查方式的作用,督促民营经济绿色发展。2)发挥交通通信的开放引领作用。政府积极招商引资,企业主动介入外部市场,扩大开放程度。发挥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作用,走出去,引进先进思想和技术,以促进绿色发展技术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推动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在向外部扩大开放的同时,山西内部地区,也应加大交流,西部地区向绿色发展效率比较高的东部地区学习先进技术与组织管理经验。3)完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健全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是促进绿色技术进步,提高绿色发展效率的保障。建立完善的人才、资金支持体系、风险规避机制与创新氛围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与管理措施,提供科技信息业发展的人才支撑。设立专项资金鼓励支持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设置科创风险基金,建立科技信息类企业培育基地,规避科创高风险(姜海宁等,2020)。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强化与周边省市区域创新合作,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4)深化市场化改革与企业管理。市场化改革与企业管理是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提高绿色发展技术效率的主要途径。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释放开放与合作带来的企业管理经验借鉴效应,畅通信息传递渠道。推进产业组织调整,改善企业竞合关系,推动产业向集约化、生态化转变。优化企业管理方式,鼓励企业改进生产技术的同时适当调整管理方式,将技术创新应用于管理,加强企业绿色管理学习与培训,提高管理效率。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改革提升至管理体系,提高企业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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