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华,钟晓萍
(1.哥廷根大学 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系,德国 哥廷根 37073;2.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中国 北京 100084)
以ChatGTP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更广义的讲,以算法和算力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即将给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结构带来巨大冲击。如何应对这种系统性的巨大冲击,创新社会组织形态成了当下世界各国必须探讨的重大课题。
过去40年中,在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大量人口摆脱了贫困,成就举世瞩目。与此相对应,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国家积累策略,从以大规模工厂生产、保障充分就业为特征的“福特主义”转向弹性的社会化的生产以及鼓励熊彼特式竞争的“后福特主义”,[1]除极少数获得超级薪酬(Top Wages)的“超级经理人”外,[2]工资率普遍较低,就业不再充分,劳动收入份额长期停滞不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3]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其经济复苏缓慢,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失业问题长期化,[4]低薪服务工作者和非自愿自雇者人数激增,这种现象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影响下变得愈发突出。因而整个西方社会对劳动力市场不稳定的担忧在经济衰退中加剧,导致国家治理遇到了很多挑战。以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脱欧公投通过为标志,全球化进程开始黯淡,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复杂的不确定期;而全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反复以及中美摩擦可能长期化,更是给全球化进程带来新的挑战,全球发展可能进入一个黯淡期。
随着以智能化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到来,人类社会发展出现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以非盈利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发布的ChatGPT大语言模型为例(1)ChatGPT是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能够通过学习和理解人类的语言来进行对话,并能根据聊天的上下文进行互动,甚至能完成撰写邮件、视频脚本、文案、翻译、代码、写论文等任务。尽管ChatGPT的商业化应用实现程度还不深,围绕ChatGPT已产生了许多应用场景及相关产业创新概念。世界著名财经媒体BuzzFeed已宣布解雇大量记者,导入ChatGPT来撰写财经报道。可以想象在不久的未来,人工智能会帮助投资理财、整理和定制新闻、提供智能教育、提供更加安全的无人驾驶汽车及提供更加智能便利的医疗诊断等,可能会直接取代不少就业岗位。,从2022年11月ChatGPT-3.5横空出世到目前的ChatGPT-4.5 (Turbo),大语言模型所掌握的知识已更新到2023年4月并会继续更新,其短期的知识记忆达到惊人的128k,也即可即时记忆相当于300页书的内容,同时OpenAI还推出了GPT应用商店GPTs,帮助用户寻找和使用各种基于GPT的人工智能助手,并且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其开发者,人工智能已经从量变向质变转化,甚至ChatGPT-Q*可能已实现了通用人工智能。截至2023年底,ChatGPT的注册用户已超过20亿,每周活跃用户数量突破1亿,这一方面使得人类各项工作的效率大幅度提升,并催生了产业新应用场景、新模式、新业态等,另一方面也可能形成全流量入口的垄断,可能造成办公室文员、会计等常规性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替代,加深人类对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依赖,因此有必要正确认识和应对人类社会智能化发展的风险与挑战。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从技术层面上看,尽管各种理论和数学模型显得科学、规范,但在面对中国崛起和上述政治经济危机爆发的实际情况时,其理论分析能力和政策建议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就需要从哲学层面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反思和剖析,发现其不足,对其理论进行扬弃和深入的改革。作为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源流和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剩余价值理论出发,深刻剖析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指出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者资料私人所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交替出现的主要原因;而资本主义运行产生的巨大社会不平等,以及周期性出现的经济危机,将最终带来资本主义的终结。每次经济危机发生后,西方经济学界都会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时也不例外。[5]因此,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必须要与时俱进,要有大的创新。现代经济学要实现理论创新就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从不同思想流派交互中抓取灵感、汲取养分,[6]并结合当前全球发展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功经验进行理论化和一般化,从而更好地认识理论和指导实践。
具体地说,就解释前述国际政治经济危机而言,西方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都共同指出: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对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影响是复杂和多面的。一方面,智能化技术的进步会引发机器与人的竞争,导致工人失业和工资长期处于低位;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生产导致工人工资在全球范围内竞争,进一步压低了工人工资。另一方面,自动化(智能化)和全球化大生产导致商品价格下降,这会在长期内维持工人低工资状态。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工人工资在长期内处于仅能糊口的水平,使社会不平等长期化和深刻化,此即所谓的“经济学铁律”[7](见图1)。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是马克思在总结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并发现其不足之处的基础上,从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角度提出的独树一帜的理论。针对技术进步和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理论的阐释鞭辟入里,并且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对社会不平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作的思考和形成的理论颠扑不破,有必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为深入地认识技术进步与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以期为解决我国现实问题建言献策。
图1 理论框架:全球化、自动化与不平等
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也是全球化的直接推动力量。“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8]32资本天性是逐利的,这要求资本对外扩张和实现自行增殖。资本的逐利活动导致生产力扩大,进而对开辟、扩大和发展世界市场提出了新的需求。《共产党宣言》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8]32资本开辟了世界市场,力求更多地以时间消灭空间,加强了各民族、地域间的交往,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从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正如《共产党宣言》所强调的,“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8]32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将资本推动的全球化视为资本主义进步性的体现,认为它不仅把人类社会带入“世界历史”阶段,更重要的是,这将为世界无产者的联合和人类解放建立超民族边界的基础。[9]
资本主义全球化生产带给工人阶级的冲击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不断寻找更便宜的生产要素,工人工资在全球层面进行竞争,导致工人工资长期被压抑,生活长期处于温饱水平。另一方面,资本的全球化大生产,使得商品价格低廉,保证了工人阶级在长期低工资水平下可以生存下去,即所谓的阶级固化。一项对美国、中国、法国等国家长期收入分配现状的研究结果表明,过去40年中世界主要国家最低50%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比率在不断下降,而最高1%阶层的收入在不断上升;各主要国家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而美国尤甚[10](见表1)。
表1 1978—2015年中美法的收入实际增速与不平等状况
这个由资本推动的全球化过程,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或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11]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35-36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生产方式与生产工具的改进相互促进,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全球化,全球化的竞争又在促进技术进步。
自从18世纪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了工业时代,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发展,人类经济和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紧接着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开始分别发生了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以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开始了以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每一次产业革命,尤其是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交往越来越密切,全球化越来越深入。资本、劳动、信息、技术已经突破了国家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对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明确指出“工人没有祖国”,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必然会带来全球化大生产,工人阶级被剥削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普遍的问题,所以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大声疾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12]全球化一方面带来了工人之间竞争,压低了工人工资;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在促进全球化,助推了世界正在进行的以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对就业市场和工人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延长工作日并由资本无偿占有超出工人必要劳动之外的剩余劳动部分,就形成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般基础,构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工作日一开始就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个部分。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用各种方法缩短生产工资的等价物的时间,从而缩短必要劳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根本的革命。”[8]583换言之,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通过提高剩余劳动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的比率来实现。为达到这个目的,资本家会投资于发明创新、技术进步、改善生产组织方式等,在工作时限既定的情况下,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者增加劳动强度,以不断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
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8]427资本家应用机器替代人工,一方面“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即蕴含着劳动解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8]508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成为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8]427工人获得维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受到压缩,结果是陷入饥饿,或是为了获得更多不断再生产的生活资料而提高劳动强度,不管是何种情况,工人的境况都变得艰难。其二,机器的广泛应用,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减少,工人因失业而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甚至绝对过剩人口的风险大大增加,而工人一旦失业将陷入赤贫的状态。利用美国、中国、法国等国的长期统计数据分析后发现,过去40年间资本有机构成在不断提高。[10]
虽然马克思肯定了以机器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对于解放劳动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积极影响,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马克思更多地讨论了资本与技术相结合的消极后果——“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8]560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技术的“异化”,[13]导致劳动被剥削,大量无产阶级陷入贫困,即“只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赤贫才表现为劳动自身的结果,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14]
纳入标准：①均满足上述诊断标准。②年龄≥18周岁。③患者、家属于研究前均知情，并阅读、签字“知情同意书”。
当前,技术与资本相结合的最新表现就是以“自动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后者相比前者对技术水平和精密程度要求更高,应用的范围也从主要的制造业和小部分服务领域扩展到对人的心灵、智力、语言、情感等方面的控制和影响,导致一方面技术的发展节约了劳动,另一方面人类对技术的依赖和从属更加深化,再次印证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方式转化的辩证法”——人类的解放与劳动的深度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5]就自动化和智能化而言,当前的人工智能尚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其能形成特定或专用的技能,具有程序性和机械性,尚不具备如同人的智力活动一般的基于情境的灵活性和基于情感的随意性、自由性。[16]对于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主要有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一方面,“技术乐观论”的支持者认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自动化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同时推动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使人们从旧式分工中解脱出来,形成了更高级的分工形态,催生了基于兴趣、生活和职业规划的弹性工作模式,[17]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人们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社会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以实现“真实自由”;另一方面,“技术灾变论”的拥护者则认为,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的竞争集中于非传统物质型的数据竞争,对知识密集型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增加,数字产品使用价值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呈现出与传统工业体系完全不同的特征,[18]生产越来越体现出集体协作性,由社会性的“一般智力”或“群体智慧”所推动,但是劳动者和受众却被排除在产品所有权和积累的利润之外,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多,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则越来越高。[19]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被自动化和智能化替代,这不仅减少了大部分制造业和小部分服务业的就业岗位,还诱致商家重组运营方式,这在淘汰工作岗位的同时也会淘汰技能,[20]技术性失业(2)所谓技术性失业,指的是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劳动节约远大于所创造的新工作岗位。将带来大量产业后备军,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变得更差,“比被剥削更悲惨的是失去被剥削的机会。”这也是目前人们对自动化和智能化最大的担忧。[21]比较悲观的看法是,未来二十年内美国包括生产和制造、运输和物流、办公室和行政支持等职业在内的一半的就业机会都将面临自动化的高度风险。[22]例如,80%以上就业岗位会进行自动化的职业包括电话销售员(99%)、会计(94%)、零售助理(92%)、技术文件撰稿人(89%)、不动产代理人(86%)、打字员(81%)。另外一项关于1990—2017年美国劳动就业市场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机器人不仅减少了就业,也降低了工资:每千人工人增加一台机器人,将减少雇佣0.18%～0.34%,降低工资0.25%～0.5%。[23]关于我国的一项研究发现,约30%的就业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将被人工智能替代,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临时和兼职雇员对工作前景持相对悲观态度;交通运输及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就业者表现出较强的失业担忧。[24]而在当前,ChatGPT横空出世并在推出两个月后就获得了1亿用户,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关于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就业甚至取代人类的讨论与担忧。在前述比较悲观的观点之外,部分研究者也综合性地讨论了自动化和智能化对就业的影响:技术发展和自动化一方面对某些行业产生就业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因为生产率的提高也会在其他行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因而自动化、智能化对人们就业的影响最终取决于替代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孰强孰弱。[25]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指出,机器正在替代人工,但这种替代效应目前还不清晰,[26]如在欧洲,1999—2016年间技术变革取代了一些常规工作,但同时也创造了超过2300万个工作岗位,几乎占同期就业总人数增长的一半。
实际上,人们围绕自动化和智能化的讨论都无法脱离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已深刻剖析的资本主义大工业体系下机器与人工关系的框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助推下,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全球资本家阶级能够不断通过降低甚至消灭必要劳动时间、大幅减少人工来占有更多剩余价值,而劳动者受剥削程度更深,无产阶级则陷入赤贫的深渊;尽管商品价格可能更加“低廉”,但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仍然是大部分人的命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为需要救济的贫民。”[8]560而技术乐观主义者的论点只有在技术的非资本主义应用、弱人工智能尚未发展为强人工智能的情况下具有现实意义,否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只会不断压缩工人阶级的必要劳动时间,而剩余价值的实现将与工人不断降低的消费能力相冲突,这反过来又严重阻碍剩余价值的实现;同时,自动化与智能化又会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由此导致“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27]这蕴含了工人阶级不幸的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带来的自我否定的终极命运。
技术进步带来的自动化、智能化发展,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叠加,使得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不仅长期得不到提高,在某些国家甚至发生了下降。研究表明,21世纪前15年美国中年白人和西班牙裔的预期寿命在下降,且明显与社会不平等长期化、社会流动性消失以及中年失业密切相关。[27]社会阶层的分化、阶级流动性的消失,以及不平等的深刻化和长期化,将持续不断地引发社会和经济危机。马克思早就对不平等做了深入分析。
马克思在其代表性著作《资本论》及相关文献中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劳动者由于与劳动资料相分离而必须为获得维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被资本家雇佣,从而使资本家可以剥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积累;而资本通过不断地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取得进一步发展,提高了生产力,但劳动者却在这个过程中陷入一种“悖论性贫困”状态,[28]从而出现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要消除剥削,就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将“生产集中掌握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的”公有制,消灭阶级,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因此,马克思提出的分析框架和解决方案是激进和革命性的,同时也具有现实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与之相对地,西方经济学家也讨论了资本主义运行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其著作《丰裕社会》中指出,从亚当·斯密开始,古典经济学家们就发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铁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经济取得了何种程度的发展,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只能过上勉强糊口的生活。[29]55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的两极分化,社会化生产创造的财富会被少数人占有,多数人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由于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和巨大的社会不平等将最终带来资本主义的覆灭,而部分西方经济学家试图在现有的资本主义框架下进行改良,通过政策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危机,以及减少社会不平等,例如:凯恩斯主义提出国家对货币、利率、税收以及政府支出进行控制,防止或补偿由社会引起的私人投资下降的影响,以降低不平等与减少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安全”;新古典主义的拥泵者则认为凯恩斯经济政策下政府“过度”干预损害了个体的主动性、责任感与创造力,从而阻碍了财富的增长,故政府应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还有部分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以经济危机为代表的“创造性破坏”会不断打破旧的市场均衡,而经济增长就是以这种“创造性破坏”为特征的动态竞争过程。这也成为解释资本主义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不断前行的原因。尽管西方经济学界各种学说林立,各国政府也在不断调整经济社会政策,但是经济危机始终没有远去,社会不平等也在不断深化,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过去40年中,经济不平等不断加深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30]
在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以及自动化和智能化发展的条件下,技术在生产领域的资本主义应用,以及资本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条重构,二者的叠加,一方面带来更加便利、迅捷的信息获取、传输、处理,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全球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另一方面使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更加紧密,资本与劳动更加对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加深。换言之,自动化和智能化使得以发达国家生产组织为中心的全球生产网络更加的紧密和不平衡。这种密切联系和社会不平等突出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穷国与富国之间存在“发展鸿沟”和社会财富差距。所谓发展鸿沟,指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能力上的差距。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利用在信息、技术、网络以及强大经济实力方面的先发优势,在全球产业链条上占据优势地位,并攫取超额利润,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由于技术上的劣势而处于全球产业链条的低端,所得到的可能仅是维持温饱的收入。以苹果公司的全球产业链为例,2010年售价为549美元的一部iPhone4手机,苹果公司获得的收入占比58.5%,中国大陆进行组装的工人获得的收入份额仅为1.8%,其他非中国大陆的劳动力收入份额占比3.5%,二者合计仅为5.3%,[31]而发达国家资本家获得的收入份额是发展中国家工人收入份额的11倍。在全球产业链利润分配不均的背后,是穷国和富国之间社会财富的巨大差距。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WID)的数据显示,2021年世界平均成年人均国民收入为24010美元,欧盟国家平均为47530美元,北美国家平均为74648美元,而亚洲国家(不含中东)平均为19007美元,非洲国家平均仅为9526美元,成年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最高的地区是最低地区的7.8倍,非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仅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其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群体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社会不平等现象突出。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21年世界最高收入10%群体所占国民收入份额为52.5%,而最低收入50%群体所占收入份额仅为8.3%,这意味着最高收入群体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最低收入群体的32倍;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远高于发达国家,如南非最高收入10%群体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约为最低收入50%群体的56.4倍,泰国是17.6倍,中国大陆则相对较低,为15.8倍;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国家,其最高收入群体的人均国民收入为最低收入群体的16.5倍,而德国为10.1倍,英国为8.8倍,法国为6.7倍。
随着全球化、自动化趋势影响下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加剧,不同国家内部社会安全网存在不足,全球民粹主义运动升温,叠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俄乌冲突等突发事件冲击带来的失业和短期物价上涨等影响,如何实现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新的均衡,在平等与自由之间建立新的连接,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政策议题。
面向一个智能化的未来社会,如何创新政策以应对不平等的深化和固化,以及应对可能的大规模“失业”?通过对机器人收税,从而转移支付给工人阶级,让其拥有基本收入并保障必要的生活,看似遥远却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无条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或称为“全民基本收入”,就是这个设想的具体化,作为一种应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自动化可能引发的大规模失业问题的政策工具而备受关注。
根据基本收入全球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BIEN)的定义,无条件基本收入指的是“无条件地给每个社会成员在其收入之外发放的定期现金支付,无需进行经济状况调查,也不设定工作要求”。BIEN也给出了无条件基本收入的五个基本特征:(1)定期性——定期支付(如每月),而非一次性发放;(2)现金付款——通过适当的交换媒介付款并允许接受者自主决定如何开支;(3)个体性——支付给每个个体,而非家庭;(4)普惠性——支付给所有人,无需经济状况调查;(5)无条件性——无需设定工作要求或表现出工作意愿即可获得付款(3)参见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website:https://basicincome.org/about-basic-income/.。一般认为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被称之为无条件基本收入:(1)提供足以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的现金支付;(2)不因接受者自身收入水平提高而淘汰或逐步淘汰接受者;(3)接受者必须是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不仅仅是被瞄准的局部或少数人群。[35]因此,典型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是一种具有福利资格的无条件性、福利分配普遍主义、福利待遇慷慨性三个特征的周期性现金福利政策。[36]在经济目标方面,无条件基本收入不仅有助于增进经济公平、缩小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异,同时还能降低就业和收入的不确定性,从而消除许多发展中国家仍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缓解技术变革对就业市场带来的冲击,并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37]在社会价值方面,无条件基本收入有助于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稳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赋予个人更多自主选择,加速技能升级并激发创造力;(2)保障弱势群体权益,提高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3)促进社会融合,保证阶层流动;(4)回应居民诉求,促进社会稳定。[38]
正是由于其有助于重新校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新的平衡点的重要作用,无条件基本收入在当前被部分发达国家视为应对自动化、智能化带来的就业结构挑战以及改善现有社会福利制度的政策工具,同时也被一些发展中国家视为一种渐进性的减贫政策。[39]
就部分发达国家的(局部)无条件基本收入项目或类似项目的进展来看,较早的相关项目为美国阿拉斯加州的自1976年开始实施并持续至今的永久基金项目(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以及东切诺基保留地(The Eastern Cherokee Native American Reservations)的无条件基本收入项目,前者以石油收入为资金来源,每年对该州永久居民进行分红,2015年每人获得2072美元;后者每年将赌场经营收入分发给保留地内居住的成年原住民,每人4000美元。但两个项目支付的现金数量远低于2015年美国家庭的中位收入56516美元(同年美国家庭平均规模为2.54人),因此二者实际上在“福利分配普遍主义”与“福利待遇慷慨性”之间存在取舍。而被多数研究者认可为真正意义上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实验是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芬兰实施的项目。该项目在全国范围内随机选取2000名25-58岁的失业者,每人每月无条件发放560欧元,发放金额相当于该国的失业救济标准,并以另外约17万的失业者作为对照,研究无条件基本收入对就业、主观福利等方面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无条件基本收入产生了较小的工作效应,2017年1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无条件基本收入接受者的工作时间平均为78天,相比对照组增加了6天;同时该项目显著提高了接受者的生活满意度和经济安全感。在这些已经正式实施的项目之外,无条件基本收入实验在发达经济体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项目已处于计划实施中。2014年1月,美国YouGov和《赫芬顿邮报》对1000名美国成年人就“是否赞成或反对将社会保障扩大到每个美国人,无论年龄大小,以保证每个美国人的基本收入”进行了意愿度调查,35%的参与者赞成,54%的参与者反对;2016年6月5日,瑞士就“政府每月无条件给每位成人发放2500瑞士法郎(约2560美元),给儿童发放625瑞士法郎(约640美元)”进行全民公投,尽管有78%的投票者反对,但也有22%的投票者表示支持。美国近年来实施了几项局部无条件基本收入项目,如Y-Combinator Research的基本收入项目对参与者的年龄和收入进行了限制,计划从2019年开始为加州奥克兰的1000名参与者连续3年或5年提供每月1000美元的现金收入。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初选候选人杨安泽(Andrew M.Yang)在竞选承诺中提出向每个年满18周岁的美国公民无条件提供每月1000美元的“自由津贴(Freedom Dividend)”,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德国经济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主持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实验,于2020年5-8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招募1500名参与者,其中,120名参与者为处理组,另外1380名参与者为对照组,处理组参与者将连续3年每月获得1200欧元(略高于德国贫困线)的无条件基本收入。该实验发布之初即有超过18万人报名参与,并于2021年春季正式开始。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既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尚有差距,但由于少数已实施的局部无条件基本收入项目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果,无条件基本收入项目因而被视为一种替代性的减贫政策。非洲国家纳米比亚在德国非政府机构的资助下,于2008年1月至2009年12月选择一个名为奥奇韦罗-奥米塔拉的贫困村进行了无条件基本收入实验,该村的1005位居民每人每月获得100纳米比亚元(约合7美元)。与对照组相比,无条件基本收入接受家庭的收入增加,中等规模的家庭收入增长60%;儿童营养不良率从42%下降为17%;劳动力市场参与增加,入学率增加,家庭债务减少,犯罪率下降。伊朗自2010年12月开始了面向全部伊朗公民的无条件基本收入项目,该项目资金来源于国内能源价格改革和取消食品补贴产生的净收益的50%,每位公民每月可获得455000里亚尔(约合45美元),款项按照家庭人数统一支付给户主,平均规模的伊朗家庭可获得相当于最低工资2/3的基本收入。该项目使家庭收入大幅增长,城乡差距缩小;对最低收入40%人群没有产生负向劳动激励,对服务业劳动供给有积极影响,但对20-29岁的人群有负向劳动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与现金支付给户主有关);基尼系数下降,贫困人口减少4.7%。印度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助下于2011年进行了为期1年半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实验。该项目选择了中央邦9个村超过6000名居民(含儿童),对成人每月支付300卢比,对儿童每月支付150卢比,大约相当于当地最低收入家庭收入的20%～30%。与对照组相比,21%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接受家庭增加了生产经营活动或增加了收入,从而可以有更多时间投资自家农场,报告收入满足食品支出需求的家庭从52%上升到78%;家庭商品购买能力提高,消费更多营养食品,同时儿童营养得到显著改善(4)关于纳米比亚、伊朗、印度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实验细节,参见Torry M.The palgrav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basic income[M].Palgrave Macmillan,2019:339-355,357-372,373-387.。尽管除伊朗外,纳米比亚与印度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实验的规模较小,就其实验设计、实施过程和实验结果也有不少批评的声音,但在不考虑项目可持续性及全面推广的情况下,可以观察到无条件基本收入项目的实施不仅没有对劳动参与产生负向激励,还在增加家庭收入、提高消费能力、改善儿童营养、减少贫困方面产生了显著的积极效果。因此,从扶贫以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无条件基本收入项目的实施的确有利于减少社会不平等,并且能保障就业稳定甚至促进劳动供给。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是人们最高的奋斗目标;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将收入与劳动脱钩,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职业规划自由地从事社会性和创造性的劳动,实现劳动解放与真实自由也是人们的共同追求。我国是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与奋斗目标。党领导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实现所有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一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巨大成就。但随着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进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发展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持续存在,我国仍然面临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以及伴随现代化发展而来的不确定和脆弱性风险问题,[40]即使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对特定参照群体而言的,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或不同阶层成员之间由于主观认定的可维持生存水准的差别而产生的贫困”,即相对贫困,将成为未来我国贫困的主要表现形态和治理重点,而相对贫困正是由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因素推动,因此如何应对和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将成为实现我国走向共同富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相对贫困是世界性普遍存在的,同时也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持续存在的社会现象。我国相对贫困可能将具体表现为低收入贫困、支出性贫困、城乡流动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区域不平衡发展型贫困以及特殊群体贫困等多种类型,[41]贫困的测度、识别与治理难度将显著增大,未来可能面对返贫风险化解难度加大、贫困治理内生动力不足、协同治理机制不完善、扶贫措施供给与贫困需求匹配不够等相对贫困治理困境。[42]对此,研究者在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讨论了相对贫困标准(5)例如,以城乡居民中位数收入的一定比例(如40%),或以社会收入均值或中位数的一定比例(40%～60%),作为相对贫困标准,并进行周期性调整(如5年,或10年)。,并提出应结合国际上普遍采纳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三支柱”战略,根据我国国情进行调适,对不同类型贫困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通过提高基本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范围等措施最终实现全面兜底保障。
尽管已有研究就相对贫困的治理提出了多样的解决方案,并最终提出了建立完善的兜底保障网,但鲜有研究将相对贫困治理与无条件基本收入相联系;而少数谈论建立全民基本收入的文献,也较少从相对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的视角切入。要走向共同富裕、治理相对贫困,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显著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不平等,最终目标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人类的真实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者是密切联系的。无论是从发达经济体芬兰,还是从印度、伊朗等发展中国家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实验结果来看,无条件基本收入项目的实施都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并且在适当水平的发放标准下,项目的实施能够促使收入与工作脱钩,将人类从枯燥无味的“被迫”劳动中解放出来,而去从事更具社会性和创造性的工作。此外,当前我国具有正向再分配效应的社会福利项目不足,伴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国力的进一步提升,逐步增加针对中低收入群体(如农村居民、农民工和城市非雇员)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项目,可以缓解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项目将有助于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减少社会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共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
当前,无论是全球化还是自动化、智能化,实质上都是依据资本的逻辑在运行,而当我们讨论和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项目时,是以劳动为逻辑的,甚至试图改变目前资本主导的规则,以人的本质——劳动来支配经济社会的运行。因此,有必要倡导在我国逐步建立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这也正如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当然,建立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应当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来探索建立惠及全体人民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有研究指出,局部无条件基本收入与我国现行低保政策存在重合之处,但局部的无条件基本收入缺乏对低收入群体的充分保障能力,而完全意义上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又首先面临财政压力问题,通过税收为其筹资可能会进一步造成激励扭曲和效率损失,因此在短期内实施完全意义上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方案的可行性不大,但其在长期内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具有较大潜力的社会福利改革方案;[38]另外部分研究者认为,可以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开展适合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观念的修改性无条件基本收入实验。[40]在笔者看来,短期内建立全国性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必然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估计,如果将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发放标准设定为居民收入中位数的25%,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成本为GDP的6%～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3%～4%。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 fiscal monitor:Tackling inequality[EB/OL].2017,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FM/Issues/2017/10/05/fiscal-monitor-october-2017。就我国而言,如果将发放标准设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25%,以2022年的相关数据测算,每位公民每年将获得约9221元(768.4元/月)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所需的财政成本将约占当年GDP的11%。,故可在近期分区域选择1～2个试点地区进行局部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实验,特别是可以聚焦被纳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的重点帮扶县进行局部探索,这既是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雏形的实验,也是为国际无条件基本收入项目的推进提供“中国经验”的机会,更是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可更为深入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经验进行一般化和理论化。
总而言之,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但在全球化和自动化、智能化的冲击下,社会分化可能加剧,也可能会出现大量失业、劳动者长期工资和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等问题,社会不平等扩大,从而影响我国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因此,我国有必要尝试建立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以减少社会不平等、促进实现共同富裕、推动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并通过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项目为国际相关进展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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