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军,刘登辉,陈学琴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049)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我国发展站在了更高历史起点上……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贫困问题是长期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和世界性难题,正是因为如此,更加凸显了中国减贫成就对全球减贫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近年来,随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及中国千年绝对贫困的消除,全球减贫事业迈入新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向世界贡献的新型治理观,为积极推进全球减贫实践提供了新视域、新范式。由此可以进一步展开讨论的是:站在更高历史起点上的中国将以何种新理念、新实践接续为全球减贫治理作出更大贡献?
当前,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减贫治理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其一,部分学者基于价值互通、原则互嵌、目标互补等维度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减贫治理的内在机理和鲜明特征。黄承伟认为消除贫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目标指向,是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必然要求[2]。张伟玉等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的理念支撑和路径启示[3]。伏佳佳等则进一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其以人为本的理念、全球正义的目标、发展分配的旨归、国家角色的认同、共同体意识的塑造等特征,能够助力人类减贫的全球实践[4]。其二,部分学者运用实证分析、案例调研、文献考察等方法揭示了全球减贫治理面临的多重困境。张晓颖等指出,贫困人口规模大且分布不平衡,现有平台与合作机制减贫共识缺乏,贫困地区自身减贫能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全球减贫实践[5]。张琦、贺立龙等进一步明确了疫情冲击下全球减贫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发展不平衡、国际旧秩序失灵、地区冲突不断、粮食问题短缺[6]、规模性返贫致贫常态化[7]等艰难境遇。其三,部分学者围绕经验借鉴、机制共建、平台共享、区域合作等方面提出携手消除贫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卢光盛、左停、库恩等立足中国减贫样板,认为我国要实现从全球参与者到引领者的减贫角色转变[8],将成功经验模式转化好、翻译好、传播好[9],以中国扶贫实践助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邹广文等提出加强平台体系建设,要构建“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机制”和“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11]。还有学者围绕承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研究了“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沿线国家减贫的方案举措[12]。
总体来看,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减贫治理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仍有拓展和深化的空间。其一,现有研究视角同质化突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减贫治理的共同基点挖掘不够,对“全球减贫治理”课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待丰富。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对如何应对疫情、战乱、气候变化等因素冲击的剖析和全球减贫治理困境的研究尚显不足,特别是对当前全球减贫衰退成因的分析仍局限于疫情冲击的短期影响。其三,对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全球减贫治理路径的研究尚不完备,多数研究关注点仍在中国减贫的经验传播和实践创新上,缺乏从宏观和“他者”视角探析全球减贫治理的具体路径。鉴于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周年之际及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冲突日趋激烈的历史当口,深刻分析当前全球减贫治理的现实困境,深层次挖掘和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核,探索其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和实践路径正当其时。
当今世界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对共同体的共识日益加深,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消除贫困的期盼更加殷切。但不容忽视的是,疫情吞噬过去十年全球减贫成果,极端贫困人口陡增,中低收入地区重返贫困和不平等状态,全球减贫治理陷入多重困境。从动力维度来看,全球发展进程受阻导致了减贫动力不足和减贫赤字净增长;从制度维度来看,诸多新矛盾新挑战愈加凸显了多数国家边际效益递减下的“贫穷陷阱”和减贫治理机制失灵的现实境遇;从空间维度来看,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格局致使社会动荡和信任赤字勾连交织,加剧了全球减贫治理风险。
(一)全球减贫动力不足,减贫赤字增加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对人类社会产生严重冲击,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产出下降、通胀率上升及经济增长包容性下降,严重削弱减贫动力,造成脆弱群体密集返贫和“新贫困”人口出现,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减贫赤字。
其一,全球发展进程受阻,减贫治理不确定性风险增加。突如其来的疫情及攀升的生活成本重创全球发展成果,“一些国家构筑‘小院高墙’、强推‘脱钩断链’、鼓噪供应链‘去风险’。……人类发展指数30年来首次下降,世界新增1亿多贫困人口,近8亿人生活在饥饿之中”[13],使本就暗淡的减贫前景再蒙阴影。印尼学者Hayuningtyas等分析认为,疫情等因素不仅极大减缓了本国减贫进程,而且改变了经济增长率(EGR)、人类发展指数(HDI)和贫困率(PP)之间的互动性,三者相关性由疫情前“增加-上升-下降”演变为疫情后“增加-下降-上升”,诸多不确定性意味着政府即便做出大量政策努力,但经历了持续衰退后,本国发展指数和减贫效果提升并不明显[14]。疫情大流行成为30年来全球减贫治理的重大拐点,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利的气候条件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对粮食短缺的担忧和新的出口限制使诸多发展中国家减贫前景更加复杂[15]28。预计到2030年,约有5.75亿人仍将处于极端贫困之中[16]9。
其二,全球经济衰退大大削弱了减贫动力。全球减贫动力主要源于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贫困户收入而言,其影响和降低贫困率主要围绕“社会平均收入”和“社会收入分配”两方面。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广泛增长时,包括贫困户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会从中受益,从而有利于遏制贫困和不平等现象,然而今天这种减贫效应却在疫情等多重冲击下收效甚微。譬如,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消费链功能收缩,美国和欧洲等主要经济体的高通胀引发全球金融状况收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增长持续走低、贫困率不降反增,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等地更为严重[15]6-9。这不仅造成全球劳动力市场持续低迷和失业率上升,更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家庭购买力锐减、粮食安全风险和分层型贫困脆弱性水平升高,对全球减贫进程带来前所未有的打击,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减贫动力减弱共同引发减贫赤字“净增长”,全球发展远远偏离了正常轨道[16]13。
(二)边际效益递减下的“贫穷陷阱”和减贫治理机制失灵
边际理论认为,在任一时期内对某类资本的投资增加,则该类资本的边际效率会因投资的增加而减少[17]。研究表明,贫困家庭的财富状态和成员的幸福感增长存在一个“阈值”,即当家庭财富值和居民幸福感上升到一定水平,财政投入量对家庭幸福指数(包括财富状态)提升的促进作用会下降,从而呈现“倒U型”走势,这就是边际效益递减下的“贫穷陷阱”[18-19]。多数国家的减贫治理之所以成效不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当地政府大多坚持“福利经济学”“垄断经济学”等减贫理论和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减贫机制,将减贫主导权更多交与市场,且政府在贫困户的现金转移和成果分配上缺乏公平性保障,减贫成效难以持续。正如有学者指出:“自由市场哲学在展示如何创造繁荣方面取得了胜利,但在求解如何使繁荣更公平、可持续或更具弹性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20]二是部分国家致贫成因复杂且贫困人口分布不平衡,加之当地政府减贫理念僵化、治贫方式单一,过于依赖援助国资金扶持,未能形成有效、可调节的府际减贫计划(1)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针对本国、本地区贫困现状出台的专项减贫计划。。“输血式”扶贫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提升贫困户收入,但极易造成生产力停滞、幸福感降低、“等靠要”思想滋长等问题,导致家庭风险承担值上升,贫困个体异质性显露等“悖论性”结果。疫情等危机冲击以来,贫困地区暴露出的新矛盾、新挑战愈加凸显了边际效益递减下“贫穷陷阱”的后果。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持续的资金投入最终流向了何处?极端贫困人口和脆弱群体能否直接受益?“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怪圈能否被打破?这三个问题均指向治理机制能否保证贫困地区生产力有效提升及贫困人口真正受益。
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中低收入地区既无法有效应对疫情影响的持续发酵,也难以防止高失业率、工人贫困、教育贫困、社会保障网束紧等“结构性难题”的显现,多数国家的减贫治理机制失灵。其一,部分国家内部政治对抗态势长期影响公民基本收入保障。“贫困”和“公民收入”在多数国家仍然是一个在政党、治理机构和非治理机构利益相关者中普遍争论的问题,特别是“减贫”在政策议程中的持久性仍无法得到保证,其失效的理由往往与“政治流”(2)政治流主要涉及政府立法、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和“超国家行为体”等多重因素影响。这里指因不同党派、政治团体间的分歧,造成政府减贫计划难以有效推进。有关。其二,部分国家即使在减贫政策议程中的持久性得到强化,但也表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且府际关系存在不少问题。譬如,中央政府往往将减贫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全国性方案也主要针对老年人(如养老金)和残疾人,很难向真正贫困人口倾斜[21]。其三,社会缺乏强大的安全保障网来支撑脆弱群体的基本生活。对于非洲等低收入地区来说,缺乏社会保护和可替代储蓄是贫困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而随着贫困持续存在和向下流动风险加大,一些家庭极有可能从脆弱的非贫困状态转变为贫困状态。因此,当地政府要认识到激发贫困人口生产潜力需要通过多维应对来消除多重限制,更需要深刻反思并谋求减贫治理机制的变革出路。
(三)社会动荡与信任赤字交织加剧全球减贫治理风险
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稳定的内在逻辑性,使复杂的贫困问题和深层的政治问题相互叠加,在当今时代主要表现为贫困、动荡及信任赤字的勾连交织。动荡在社会学意义上被定义为抗议、骚乱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内乱和冲突事件[22]。大量研究表明,动荡往往是由于社会缺乏“信任”导致的。后者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社会凝聚力的关键因素[23-25]。公众信任度低也是农村等欠发达地区贫困、不平等、失业和缺乏资源的重大问题[26]。长期以来,大多数低收入地区和国家因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宗教习俗、历史文化等的差异陷入“贫困-动荡-贫困”的怪圈。这些地区的贫困表现之所以复杂多样,主要是部分公民在社会变革与民主撕裂过程中因被剥夺感、失落感和权利缺失感等情绪积压,产生对当地政府的失望和对富裕阶层的仇视心理。特别是在政府治理无力、信任危机增加及社会贫困、不平等程度加深后,少数群体便诉诸暴力,大规模游行示威、反政府抗议和颠覆性的武装叛乱便成为不得已的选择。而一旦社会行动发展为政变和社会解体,无家可归者和贫困人口将大幅增加,无数贫民因为生计又会卷入到冲突与战争之中,这便构成贫困的“循环逻辑”。
贫困的“循环逻辑”特指处于冲突与动荡中的贫困,当前全球减贫进程不仅在经济上遭遇重大挫折,在政治局势上更是受到这一魔圈的诅咒。疫情冲击、通货膨胀、地区动荡冲突和自然灾害等多重危机加剧了贫困的地理集中,占全球人口14%的最不发达国家将成为极端贫困的焦点[27],主要集中在政权更迭频繁和冲突不断的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21年,埃塞俄比亚约250万人因冲突流离失所,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南苏丹、苏丹等一些国家的流离失所者直增10万至50万人[16]7,进一步加重了地区政治的不稳定和冲突危机。同时,导致结构化不平等和差别化贫困愈发凸显,扩大了妇女儿童的贫困程度,多数脆弱型家庭面临饥饿、住房不安全、医疗条件差、社会心理等多维贫困。而不平等的社会环境又持续阻碍社会信任度提升,经济增长波动、外生冲击(如疫情、战乱等)等各种不确定性挑战使社会信任面临重大危机。譬如,近年来多国采取的经济熔断等措施使民粹主义凸显、保护主义兴起,客观上加大了国家间的信任赤字。对负债过高的新兴国家和贫穷国家而言,巨额的经济损失不仅有可能转化为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也会引发此类国家同高度发达国家间的密切合作停滞,导致社会和地缘政治风险增加[28]。全球性危机加剧的信任赤字不仅表现在国与国之间,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公民与政府等治理机构之间。南安普敦大学名誉教授Newton以英国政府在疫情大流行期间的社会治理为例,认为部分国家的不作为和错误信息极易导致政府的信任危机,公民对政府“信任与感知”的缺乏同政府对突发事件响应能力呈正相关,边缘化和贫困人群对政府的失望可能特别严重[29]。概言之,公民对治理机构的信任正在对政府的绩效评估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若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很有可能导致矛盾和信任危机加深,造成社会动荡和政权不稳。
面对全球减贫治理的多重困境,国际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共创人类美好未来。当前,各国经济发展总体呈复苏态势,但根据以往经验,经济增长与减贫治理并不时常呈正相关,即便在经济平稳运行时期各国表现都不一致,何况在经受了长时间疫情影响之后,各国减贫进程更加呈现出不确定性特征。对于正在准备或已经准备好从阴霾中走出的各国来讲,尽快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已成为共识。这不可避免地使多数先发国家将经济发展重心优先放置在自己力量基点上,但对长期受援助或内生动力不足的后发国家来讲,这一做法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应对全球减贫治理和国际发展援助的复杂挑战,实现多方合作共赢,以“平等、互助、互惠、精准、包容”为核心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彰显出时代价值。
全球减贫治理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与困境再一次印证了人类共同利益的休戚相关,也彰显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理价值。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新型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了更具时代性与世界性的思想支撑和实践蓝图。对于中国而言,同各国一道积极深化全球减贫治理更是提升国家软实力、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必然要求。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
2015年9月,习近平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呼吁各国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30],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利民、惠民的价值立场,展现出其变革全球治理体系中推动生产力均衡发展的理论特质,为全球减贫治理注入了先进思想和精神动力。在马克思看来,共同体是实现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基础[31]。古今中外的政论家通常也依托共同体理念来揭示减贫治贫的伦理基础[32]。毫无疑问,构建一种新样态共同体并着眼其治理实践始终是消除贫困的逻辑正题。在唯物史观论域,真正人的问题即是存在于实际生活中最为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31]531明确了哲学只有关切现实人的现实生活才能解决“人本身”同世界的关系问题。就此而言,世界历史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实际回应中得到了积极展开。近代以后,西方文明开启了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也为这一活动下孕育而成的世界市场和市民社会赋上等级性和差异性魅惑,建基于此的经济全球化实质是兼备“拜物教”性质和“抽象统治个人”的资本全球化(现代化)。这引致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高度不协调、不平等,加剧了全球化进程中因不均衡地理发展引发的社会动荡[33],“虚假的共同体”便是这一时期的基本形态。马克思在19世纪对这一共同体形态展开解构并立足“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建构出“真正的共同体”形态,实现了人类共同体形态的新飞跃。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形态在21世纪的创新性表达和具象化展开。换言之,这种共同体形态正在完成当今时代赋予它的“世界历史性”任务,即是将“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从资本逻辑的非理性主导下拯救出来,祛除附着在世界历史上的等级性和掠夺性差异,超越(扬弃)现代性框架对人本身的束缚,进而重新开启现代化并使之趋向于人的本质规定。不宁唯是,这一新形态的内在建构包含着西方文明中不曾有过的新理念新主张。譬如,以互利共赢超越丛林法则,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以求同存异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共同富裕超越两极分化等。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于其他共同体形态的不同就在于既能产生对减贫治理的价值引领,又能将内在价值贯穿到后者的实践过程中并产生合力,在推进人类整体性贫困的消除中实现全球生产力的均衡与共享发展,达到国家现代化同减贫发展的过程性互动,不断趋近并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事实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就其本质性来讲,必然熔铸在其独特的本源文化和历史传统之中。在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赓续发展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承载着中国古人治贫安邦的智慧道义,蕴含着中华文明尚和合、谋大同的理想追求,又彰显了中国人民始终关注全人类共同命运、增进世界人民福祉的天下情怀和智识精神,体现了推进全球减贫合作的实践要义和发展方向。其一,民为邦本的治贫思想。“均无贫”“制民之产”“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等富国兴民主张,既是对“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理念的实际践行,也提供了“以人民之心为心,以人民之利为利”推进贫困消减、安邦定国的战略主张。其二,天下为公的世界情怀。先秦时期,孔子就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协和万邦”天下观。北宋时期,张载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提出“井地治天下”进而消减贫富不均的设想等,均包含着民胞物与、立己达人及和衷共济的价值情怀和责任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仁道及人”的民本思想,内生于“己欲达而达人”的共同体情怀,内在包含“因民之利”的现实考量、“安民足食”的治国方略以及“天下之义”的情怀追求而不断生发出对世界人民共同问题的高度关注,奠定了最大限度凝聚国际共识、有效推进全球减贫实践的价值基础,提供了破解减贫赤字、系统推进全球减贫实践的思维方法。新形势下全球减贫治理的实践进程应当是对这一理念的积极展开。
(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是破解全球减贫赤字的人间正道
当前,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减贫赤字成为全球减贫进程的重大挑战。《全球发展报告2023》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地缘政治冲突、通货膨胀、经济增速放缓等危机交织叠加所产生的冲击使得全球减贫进程遭遇逆转,波及全球各个国家和区域”[34],“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强”[35],主要表现在经济分化与断层并存,南北差距、发展停滞、技术鸿沟等问题更加突出,国际合作动能不足,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发展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如何破解“减贫赤字和发展赤字叠加震荡、应对全球发展重回正轨”的时代挑战,成为人类共同的历史责任。2022年5月,习近平以共谋人类福祉的世界眼光,提出了“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呼吁国际社会聚焦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努力实现减贫路上不让任何一国、任何一人掉队,提振了国际社会推动减贫发展合作的信心,廓清了“谁为减贫治理主体?”的迷思,成为破解减贫赤字、弥合发展鸿沟的强大助推器。
“全球发展共同体”凝结着“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和实践旨趣,这一解答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强调以可持续发展为优先考量和行动导向,通过平等互惠、包容联动、共建共赢的多边合作推动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从治理效果边际递减、不可持续发展向包容性和益贫式增长过渡。这一方案在基本内涵上指向共同发展,聚焦共识力和行动力,强调以积极的建设性、可持续性应对减贫、政治危机、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等共性挑战。发展理念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从根本上扬弃了资本逻辑主导的发展理念,将减贫治理关注点和落脚点重新返回到“人本身”。发展动力上坚持发展优先和创新驱动,强调善用新兴科技激活经济发展动能,充分发挥社会自组织效应,激发人民创造力进而提升贫困地区发展能力,有效对冲了当前减贫治理中动力不足产生的减贫赤字问题。发展方式上强调多元、自主、可持续发展,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国情和人民意愿选择和确立减贫发展理念、战略和行动,倡导紧抓数字变革和绿色转型以创新减贫途径,形成减贫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协同推进的良性局面,是对西方国家单一化、不可持续型发展模式的变革创新。发展目标上将帮扶低收入群体作为政策制定和落实的优先事项,推动构建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消弥发展赤字指明了具体方向。
(三)深化全球减贫治理是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必然要求
作为全球减贫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有力推动者,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深化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曾就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治理问题时谈道:“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不能算小账。在国际减贫领域积极作为,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这是大账”[36],树立了新时代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减贫合作、提升国家软实力并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课题。从建构学意义上讲,国家形象的塑造既是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的相互促进,又是“自我”与“他者”身份确定过程中的观念互动[37]。在习近平看来,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塑造包括“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38]四重维度,深刻道出了“中国同世界一道”的时空方位和价值在场,本质上是中国大国身份地位与国际社会期待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时代展现。2020年底,我国完成脱贫攻坚历史任务,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七成。与此同时,我国致力提升全球减贫治理成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形成3 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帮助近4 000万人摆脱贫困。”[35]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诸多地区和国家政要对中国承担减贫国际责任、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予以更多期待,我们“愿为人类减贫进程贡献更多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39]428,并将持续“深化全球减贫脱贫合作。……为各国发展注入新动力”[40]。这标示了中国积极寻求减贫国际角色从“参与者”到“负责任者”再到“引领者”的转变。
减贫治理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最具影响力和最有发言权的领域之一。减贫外交的优势在于最贴近民生,具有争议性小、共性度强、切入点多、方式灵活的特点,一定程度能够弥补民间沟通的不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立足基本国情,把握减贫规律,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精准扶贫方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弘扬扶危济困美德、较真碰硬的实干作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39]132-137,为丰富全球减贫治理的中国方案提供了方法借鉴。传播减贫经验,加强国际减贫合作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刻体现,有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广泛认同。当然也要清醒看到,国家身份认同及大国形象塑造过程是历史、现实交互作用下主客体间双向互动的长期性、复杂性过程。我们在积极深化全球减贫治理的同时,也要避免落入“责任陷阱”,处理好增强减贫力度与避免战略误判、勇于承担国际责任与符合中国实际能力、减贫经验的国际化传播与减贫治理“污名化”防范之间的关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限度为全球减贫治理和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平衡包容、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新型治理逻辑,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了价值取向,贡献了中国方案。当前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加快推进全球经济复苏,助力减贫治理走出困境并向纵深发展。国际社会应从合力凝聚、机制革新、平台打造等方面聚焦发力,为构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可行性路径。
(一)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凝聚国际减贫治理合力
早在新冠疫情疯狂肆虐全球之际,国内外学界关于病毒防治和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绩效关系”的激烈辩论就不时出现[41],对疫情管控和减贫脱贫应依循“单线式”还是“并行式”治理思路的争论更是不休[42],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前全球减贫治理的共识不足、分歧明显。中国经验启示我们,疫情和减贫并非拒斥性目标。国际社会若不能将共识重新凝聚在促进全球减贫和发展上,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必将无法实现。对此,国际社会应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理念,强化责任担当和平台保障,为凝聚国际减贫合力注入强有力的物质支撑及价值动能。
第一,以共商发展合作计划为前提,凝聚减贫责任意志。共识性缺乏是当前全球减贫治理“碎片化”状态的主要矛盾,责任意志应当建立在共识力和行动力之上。首先,各国政府应秉承政治互信的首要前提,着眼“构建全球减贫发展合作对话关系”共同基点,以共商促进共识。政府机构应联同非政府组织高效利用互联网、融媒体、数字论坛等平台探索减贫外交新模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往体系中不断推进交流语境适配和减贫合作对话。其次,坚持平等协商,在承认多样性和差异的基础上,相关国家可就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产能合作、区域发展等重点领域和突出环节,制定跨国家、区域的《减贫治理合作纲要(备忘录)》以促进共识凝聚。最后,注重从权利保护角度出发,充分尊重贫困地区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共商减贫发展方案过程中给予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人民更多发言权。
第二,以共建知识分享平台为抓手,建设国际减贫合作信息中枢。现有减贫知识共享平台为全球减贫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国际+国内”资源共享格局,但也存在着数据资料收集不及时、图书文献整理不全面、语言文本翻译不同步等问题。中国应考虑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南南合作知识分享平台”的基础上同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有关成员一道发起建立“全球减贫治理云平台”(global poverty reduction and governance cloud platform,简称GPRGCP),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及“构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打造汇集低收入地区贫困程度测算、居民需求分析、减贫政策方案、治贫经验和效果评价等于一体的大数据共享平台。
第三,以共享减贫经验为目标,促进发展成果普惠民生。共享主要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精髓正是在于坚持了共享共生发展。首先,政府应该出台针对贫困个体的专门性政策,避免因疫情等偶发性事件造成的不平等加剧[43]。从中国扶贫经验来看,实施建档立卡、精细化分配及精准化管理能够最大限度确保减贫成果公平公正惠及困难群众,其理论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由此建议各国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实施精准化惠民政策,建立健全减贫成果共享转化机制,形成更加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着重破解“减贫成果公平分配”的问题。其次,充分利用区位优势、自然禀赋、传统特色等提升经济增长空间和资源利用率,共享减贫治理经验。主要发达国家应积极作为,着力推动国际公共产品发展及其公平合理分配,并同发展中国家一道确保低收入地区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最后,充分发挥平台的协同联动效应,形成共商共建平台同成果共享平台的良性互动,并注重现有平台和新建平台的优势互补及交流融合,确保其为贫困人群提供精准、可操作性服务。
(二)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革新全球减贫治理机制
当前全球减贫机制暴露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治理体系尚未形成,治理能力亟需提升;治理主体不明、治理思维局限、治理方法失当;各要素间分散化现象突出,缺乏有效协同。这种机制运作下的全球减贫韧性明显不足,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也无法切实治理多重危机下的贫困问题。“全球发展倡议”正是对这一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旨在重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行动[44],在价值理念和逻辑结构上为全球减贫机制提供了变革性思路。
第一,加快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减贫机制建设,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首先,各国应适时调整和转变减贫治理理念。多数西方国家的减贫治理本质上是资本逻辑主导的治理,这一方面造成财政资金流入少数阶层,另一方面造成多数人的极端贫穷,总体上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减贫模式。“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本质上是人本逻辑主导下将人民作为治理和共享主体的减贫模式。其在减贫过程中也强调发挥资本促发展、促民生的正向作用,但在人本逻辑的主导和有力政党、有为政府的共同治理下可以有效规制资本的无序扩张,从而真正实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可持续的减贫发展逻辑。因此,各国政府应当转变资本逻辑主导的减贫理念,在制定本国减贫发展规划和政策时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根本,针对性探索减贫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每一地区的新机制。其次,应赋予公民平等权利,有能力的国家可依据现有计划不断提高公民福利水平,扩大社会保护计划。最后,建立健全基层民众的评价反馈机制,成立由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社会人士及平民百姓组成的减贫成果考核评估体系,将“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贯穿到每一领域。
第二,坚持发展优先和行动导向,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落实与减贫治理机制革新协同增效。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总钥匙,加快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国际社会消除贫困的共同目标。首先,有能力的经济体应建立健全对低收入地区的援助帮扶机制,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的益贫性增长和包容普惠发展。其次,坚持把发展置于宏观政策协调的关键位置,推动“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减贫脱贫功能性发挥,依托产业项目、教育扶持、小额信贷、科教助农、电子商务等渠道,建立带动贫困户物质精神双重纾困机制。最后,各方应通过务实的行动举措将减贫方案落到实处,着眼现有发展议程的挑战,运用多元化平台增进互信以形成合力;着手减贫合作等中长期发展问题,加强政要互访、民间交流以释疑解惑、凝聚意志;聚焦全球减贫机制完善等重大议题,并着重围绕纲领性文件和方案路径推动行动落实。
第三,聚焦数字变革和技术转型升级,助推可持续减贫机制建设。数字化赋能减贫治理不仅有助于推动贫富地区资源和机会的均等化,弥合贫困地区数字鸿沟、技术鸿沟,而且是实现减贫脱贫“弯道超车”的有力抓手。首先,各国应善用科技创新驱动减贫发展,相关研究团队应聚焦“产、学、研、用”一体化,积极推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提质,促进绿色技术研发和产能转移升级,带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建立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地区“两优化”机制。一是优化“硬条件”,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支持力度,深化数字金融普惠民生的包容性;二是优化“软条件”,重视贫困地区数字金融的可得性、可及性差异,提升贫困户利用金融服务的知识普及力度。最后,加强数字金融领域国际合作,协同推进政策协调和贫困户能力建设,利用光伏项目、发电厂、旅游消费、直播带货等渠道稳就业、提技能、惠民生,有效解决贫困人口数字鸿沟扩大等现实问题。
(三)引领共建“一带一路”平台,打造减贫责任共同体
当今世界8亿多极端贫困人口,有24%生活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南亚,有近60%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34]。疫情等不确定性危机为变局中的世界和原发性贫困地区注入更多不确定因素,愈发加剧全球减贫治理风险。减贫责任共同体作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减贫治理的衍生产品和共享平台,具有促减贫、化分歧及辐射周边作用[45]。对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主动寻求减贫治理框架下的模式与机制创新,打造高质量、包容性发展促减贫、促增长的动力引擎。
第一,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示范平台,加强主人翁意识和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有效解决“谁来治理”的问题。主人翁意识培育是提升政府减贫治理效能的关键步骤,也是构建减贫责任共同体的核心要素。“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由于政局不稳、战争冲突、社会撕裂等历史和现实原因导致民众脱贫意识淡薄,致使政府减贫举措由目的论的“帮扶式带动”变成循环论的“托底式救济”,拉大了减贫治理“信任赤字”,造成了贫困户“等靠要”思想和幸福感危机,也背离并扭曲了减贫政策初衷和预期效应。相关研究发现,公民的主观幸福感是个人和社区福祉的结合[46]。沿线地区政府作为构建减贫责任共同体的主体,应不断增强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提升社区负责任意识,建立完善同贫困户的平等对话机制,尤其要关注妇女、儿童等边缘化群体,推动形成“参与性动员-自组织网络-人民主体地位”的主人翁意识培育模式。非政府行为主体也应积极作为,切实承担起宣传引导和志愿帮扶职责,善用官方平台、走访调研、网络舆论、民间力量等渠道,传播和带动公民团体、青年、妇女团体、原住居民、慈善家和其他团体有效参与共建扶贫。
第二,以构建减贫责任共同体为阶段性目标,增强减贫治理中的责任伦理关切,有效解决“如何治理”的问题。部分贫民对造血式“扶”贫避之若浼,却对输血式“抚”贫趋之若鹜。这趋使沿线政府引导全社会树立“在助他中实现助我”的合作理念,推动形成“政府、社会机构、非政府组织、普通公民”等多元主体高效协同的减贫治理大格局。同时,政府还需关注减贫治理的责任伦理问题。减贫实践的伦理反思是指导减贫治理的逻辑前提,而责任伦理更是减贫治理实践的内在要求。长期以来,政府的减贫举措往往滞后于贫困群众的生活需要,且容易忽视政策执行的后续反馈,进而表现为减贫治理的责任缺位,成为群众信任危机的主要诱因。这便需要政府树立系统思维和前瞻性责任意识,充分考虑现有举措和预出台方案同贫困户之间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处理好减贫治理“自我”与“他者”间关系,为减贫责任共同体构建提供伦理治理样本。
第三,以“一带一路”沿线人民为价值主体,创新减贫治理效能监测、评价和适应提升机制,有效解决“治理得怎么样”的问题。一方面,要提升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度和动态瞄准能力,构建减贫治理效能监测和提升机制。减贫责任共同体的效能测度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度,“一带一路”沿线政府不仅要注重精准施策,且各层级主体应妥善协商和处理贫困户的反馈问题,综合利用入户调查、电话问询、大数据监测等方式主动摸排规模性返贫现象和精准识别新增贫困人口,共同探索援扶“原发性生贫”“继发性返贫”家庭的新方案、新机制。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民主评议机制,优化减贫治理的效能评价体系。既要探索制定贫困退出测算机制,又要坚持减贫效果由人民评价的标准,建立人民收入增幅程度和幸福感指数相结合的一体化评价机制,实现生存型与生活型减贫治理的双向共促。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发展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尽管各种危机交织导致全球减贫治理在不同维度上陷入重大困境。但“世界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人类正是在战胜一次次考验中成长、在克服一场场危机中发展”[39]48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所在,正不断显现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并日益增进民生福祉的世界图景,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犹如“一种普照的光”照射在当前全球减贫治理阴影密布的场域中,使其不仅获得了一种知识论层面的“可知性”和方法论层面的“理智”行为,更意味着得到了道德视域的扩展和减贫能力的增益。为此,中国应当同世界各国一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凝聚全球减贫合力,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以革新减贫治理机制,共建“一带一路”以打造减贫责任共同体,这不仅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等重大课题的深刻回答,也是对站在更高历史起点上的中国以何种理念、何种实践接续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有力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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