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冉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新时代是一个理论大发展、实践大创造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共产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以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造,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术语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这一命题。这是党史乃至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场“术语革命”,彰显了我们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主动,也映衬了新时代所具有的理论特质。毫无疑问,无论是对于理论强党,还是对于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我们都需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并对其展开学理性阐释和学术化表达。从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来看,新时代何以强调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继而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这是非常基础而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回应这些问题对于坚定理论自信、谱写理论创新新篇章都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上集中发力,以全新的视野探索党和国家事业的前途命运,以大历史观洞悉历史经验与发展规律,最终勘定了强国复兴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1)《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第1版。,“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2)《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第1版。。回顾新时代十年来强国复兴道路的探索过程,我们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由此对应了理论创新的三次跃升。第一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这就意味着民族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现实纲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统一的规律在民族复兴事业上得以充分运用。如果说历史上将民族复兴视为梦想并为梦想的实现创造条件,那么新时代则视民族复兴为现实任务,由此我们全部工作的重心就在于找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第二个阶段是党的十九大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体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将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统一起来,实现了近代中国事业发展的大集成。第三个阶段是党的二十大提出“两个全面”,在强国与复兴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的全新视野中确定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复兴方略。由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之路就被勘定出来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一经勘定,就对理论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就有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客观需要。具体说来,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标注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兑现,就需要突出理论创新的时代性。然而,中国式现代化没有任何成熟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这就需要我们展开一场新的思想解放,坚持“两个结合”,彻底破解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不仅创造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成果,还要融通古今直至创造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因应这样的历史进程,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以全新的理论创造全新的实践。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这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一脉相承,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二是与时俱进,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个又一个时代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要“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10页。。
中国共产党对于“与时俱进”给予了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既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又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品格,还将其作为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与时俱进是重要的认识论原则,诠释的是思想认识要跟得上变化的实践,表现在实践中“就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表现在理论上就是要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尽管在党的理论创新史上我们之前很少提到“时代化”这个命题,但理论的“时代性”却一直是一个潜在的鲜明特质。比如,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毛泽东用“有的放矢”来形象地说明理论的时代性,指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再比如,面对新的时代主题,邓小平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页。。还比如,江泽民强调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并将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道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这也是党中央首次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列使用。
当今,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这也就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0页。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党深入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把镶嵌在这个理论创新史上的“时代性”品格升华为“时代化”使命。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运用,也是使命担当和历史主动的强烈表达,由此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精神气魄。这当然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得以形成的重要策源力。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忠实追随者和实践者,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绝不是抽象的原则与僵化的教条。中国共产党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终生的理论使命,一以贯之地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这个追寻真理的过程之所以持续展开并历经百年党史的检验,就在于我们党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从而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时代问题,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7)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09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始终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使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相符合,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创新创造。实践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实践的不断变化发展决定了理论的开放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以实践的原则和发展的眼光对待科学理论,立足于具体实践来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求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时”,即运用和发展理论的时间维度,是理论延展的纵轴线。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视域下,世界是运动的,客观实际和人的实践也处于变化之中,马克思主义因而也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2页。。依据现实的历史运动和变化了的条件在实践中坚守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美妙的奥秘所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用长远、整体、联系的观点透视人类社会发展和时代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科学理论是对历史的现实过程的描述和分析,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丰富,而反对将他们的理论看作金科玉律般的教条。历史唯物主义是观察社会形态演进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诉求和方法。在整个人类思想文明的发展长河中,马克思主义既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马克思主义是继承和发展了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也必然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类思想的进步而得到丰富。
其次,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就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页。然而,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理解从来都不是抽象的,我们既把共产主义视为未来的社会形态,也把共产主义作为现实运动。正是在这种理解下,我们党在建党之初就提出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统一的原理,也区别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提出:“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第129页。这些理解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共产主义的精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页。共产主义是理想目标也是现实运动,中国共产党具有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页。的鲜明品格,始终以目的和阶段相统一的方法推进远大理想的实现。党的二大确立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的命题;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的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1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429页。,提出通过“两个战略安排”实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面对时代和实践的变化,目的论和阶段论相统一是党一以贯之地描绘蓝图与担当使命的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正是对这一方法的灵活运用和集中展现。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实现自身使命的过程中坚持目的论和阶段论的统一,既把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又根据时代的变化科学制定实现自身使命的阶段目标,由此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成为共产主义进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阐述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时代课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第16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两个结合”、指导理论飞跃的最新概括。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是划时代的术语革命,是理论命题的升华,是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政治成熟与理论自觉。把握“一化”与“两化”的关系,既需要我们用大历史观洞悉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又需要用时代观把握两者守正创新的关系。
首先,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不能用“两化”否定“一化”,而是要看到前后相承的历史脉络。这种历史的相承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理论创新的主题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到“中国化”再到“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围绕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展开。“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页。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总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事业,与中国社会变革、时代主题演进相关联。根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基本国情和时代条件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总主题不更改的基础上,不断推动阶段性主题的适时转换以更好地指导实践。阶段性主题不同,反映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同,规定的主要任务不同,形成的创新成果也不同。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总主题和阶段性主题进行理论创新创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理论创新的规律是一致的。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1页。“化”有两层含义:一是结合,要用理论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结合这一具体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起来,实现认识与实际的统一。二是转化,要用实践发展理论。转化是创造的手段,创造是转化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通过转化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阶段性过程。无论是“一化”还是“二化”,都是完成这个循环的过程,一方面创造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形态,另一方面丰富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其次,从时代观的角度看,不能降格“两化”的创新性,而是要看到新时代理论创新的集成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和现实依据。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不是单纯地从时间维度上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化,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愈发展露出引领时代潮流和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思想伟力。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时,并没有特殊强调时代化的问题(20)田克勤、张泽强:《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5期。,这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与世界的关系密切相关。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的形象展现在世界上。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不仅要实现中华民族的革故鼎新,还要建设融通中外特色鲜明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实现民族复兴,还要完成强国建设;不仅要为人民谋幸福,还要为世界谋大同,这些使命合起来就是要实现“古今中西”的历史性集成。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绝不是对传统命题的简单增减,而是对传统命题的守正创新,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引领时代前行、对人类前途命运产生深远影响这一实际的高度抽象,既基于历史经验总结,又立足当前实践需要,更着眼未来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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