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梦飞,甄思辰
(1.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2.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蝗灾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主要自然灾害之一,对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具有很大威胁。当人们无力治理虫灾,或者面对铺天盖地的蝗虫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想请神灵相助,于是民间便出现了驱蝗神信仰。关于中国古代社会驱蝗神信仰的研究,学界可谓成果丰硕,但仍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不同地区驱蝗神信仰的构成及分布有所不同,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也有着显著差异。明清时期鲁西地区同样是蝗灾多发地区,因而八蜡、刘猛将军等驱蝗神信仰极为盛行。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在论述明清时期鲁西地区蝗灾及驱蝗神庙宇分布情况的基础上,分析驱蝗神信仰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以此展现国家正祀与地方文化传统的互动与博弈。
蝗灾是由蝗虫引发的一种生物性灾害。蝗虫的繁殖、发育、成长,需要充足的光照、适宜的温度和湿度。蝗灾的发生受气候变迁影响很大,一般在气候比较干燥的年份,蝗灾发生的概率较大,所以历史记载往往是旱、蝗并发。郑云飞将历史上的蝗灾和旱灾数量按省份统计,并按滋生区和扩散区分别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两区的旱灾和蝗灾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15和0.826,证明历史上旱灾往往会引起蝗灾的发生。[1]
山东地区春末夏初时,天气一般比较干燥,非常适宜蝗虫的繁殖、发育和成长,所以历史时期蝗灾发生比较频繁。《明实录》中关于灾害记载总共有132次,水灾68次,占一多半;旱灾41次,仅次于水;蝗灾12次。灾害数量分布依次为直隶、北平、河南、山东、陕西、山西、湖广、浙江、江西、广东和云南。蝗灾多发生在山东、陕西、北平、河南诸省,南方地区不易产生大的蝗灾。而纵观明代从洪武元年(1368)到崇祯十七年(1644)享国276年中,蝗灾发生年有205个,占明朝总年数的74.3%,这是前所未有的纪录。[2]据史料统计,明代276年中,蝗灾发生年有205个,占明朝总年数的74.3%,这是前所未有的记录。而在这205个蝗灾发生年中,山东就有137个,占整个明朝蝗灾发生年的66.8%,而且山东蝗灾具有连续发生、灾害波及范围大、时间长的特点。[2]此外,据学者统计,清代268年中,山东地区共发生蝗灾138年次。[3]254-277
鲁西地区河流湖泊众多,特别适合蝗虫的繁殖,故地方志中有关蝗灾的记载也数不胜数。光绪《阳谷县志》记载成化二十一年(1485),“春至秋不雨,蝗蝻满地,人相食。”嘉靖十五年,“蝗蝻遍生,知县刘素驱民捕之。”康熙六年(1667),“旱,蝗蝻遍野,田禾尽损。”嘉庆七年秋,“飞蝗入境,蝻复生。”嘉庆二十三年(1818),“春旱,秋,飞蝗蔽野。”道光十五年六月,“飞蝗蔽野,诏免山东积欠钱粮。”同治元年(1862)秋大旱,“飞蝗蔽天,晚禾一粒未获。”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蝗生遍野,县尊刘严令捕获。”[4]270-272乾隆《兖州府志》记载嘉靖十二年(1533),“阳谷春夏不雨,至秋七月,飞蝗遍野。(嘉靖)十四年,阳谷飞蝗蔽天,苗稼灾。(嘉靖)十五年,阳谷飞蝗遍生。”[5]643
由于难以控制,蝗虫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农民害怕的一种害虫。蝗虫繁殖奇快,一出现就会遮天蔽日,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就在极短的时间内破坏成片的庄稼。惨痛的教训告诉人们,仅仅“下令捕虫”是远远不够的。在人力本身还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情形下,地方官员不得不通过祀神的方式以求得超自然力量的帮助,至少在精神上唤起更多的民众的努力。
蝗灾产生的严重危害使得鲁西地区驱蝗神信仰极为盛行。明清时期山东的驱蝗神主要有八蜡、刘猛将军、金姑娘娘、沂山庙神、东平王等神灵,其中以刘猛将军、八蜡影响范围较大。[6]487翻阅鲁西各州县地方志,各地几乎都有刘猛将军、八蜡等驱蝗神庙宇的分布。
按《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一先啬、二司啬、三农、四邮表畷、五猫虎、六坊、七水庸、八昆虫。先啬者,神农也;司啬者,后稷也;农者,田畯也;邮者,邮亭之舍也;标表田畔相连,畷处造为邮舍,田畯居之,以督耕者,故谓之邮表畷,今祀其始事之人也;猫食田鼠,虎食田豕,迎其神而祭之也;坊者谓昔为堤防之人,使吾御水患也;水庸者,谓昔为畎浍沟洫之人,使吾备旱潦也;昆虫者,谓蝗蝻螟虫蚕螣之属,有所司之神能驱除之也。伊耆氏帝尧始为蜡,蜡者,索也,求索其神也。……岁以十二月八日设祭,今春秋致祭,虽异于古,而钦崇之礼则视昔有加焉。[7]83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八蜡神的祭祀有着悠久的历史,再加上其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故倍受官方和民间的重视,山东运河沿岸各州县几乎都有八蜡庙的分布。
表1 明清时期鲁西地区八蜡庙分布情况表
刘猛将军,传说中的灭蝗保穑之神。关于刘猛将军究竟指谁,历史上有南宋抗金将领刘琦、刘琦之弟刘锐、江苏金坛人刘宰、元代指挥使刘承忠等多种说法。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五《秩祀》对刘猛将军的人物原型进行了详细考证:
按刘猛将军之列在祀典,自雍正二年始从直隶总督李维钧之请也。或云曾封“中天王”,然神之讳传闻不一。《姑苏志》以为宋武穆公锜之弟锐,弱冠成神;或云元指挥吴川刘公承忠,见《饶阳县志》。本泰州牧唐君《扶鸾录》,而以为武穆者居多。《坚瓠集》载《怡庵杂录》,宋理宗景定四年三月八日敕略云“迩年以来,飞蝗犯境,敕尔神力扫荡然无余尔,故提举江州太平兴国淮南江东浙西制置使刘锜,今特敕封为扬威候天曹猛将之神”,似为可据。然今庙貌皆为弱冠之容,未知何故。[8]241
由地方志记载来看,山东各地所祀刘猛将军以刘承忠者为最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与刘承忠载入清代祀典不无关系。从刘承忠的相关事迹来看,他弱冠临戎,江淮缉盗,安定社会秩序,获得“猛将军”封号无可置疑;挥剑驱蝗,保护农业生产,又与驱蝗联系起来;元明鼎革,自沉于河,成为忠义的化身。相较刘承忠,刘宰不过是一个颇负文名,曾毁淫祠的儒士,刘锜不过是一员武将,本传并未载其驱蝗事迹,而且刘锜的光环背后是抗金名将,这正是清朝统治者所忌讳的。相比而言,刘承忠作为驱蝗神最为符合统治阶层的需要。(2)有关清代山东境内刘猛将军人物原型的考证详见代洪亮:《民间记忆的重塑:清代山东的驱蝗神信仰》,《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雍正初年,刘猛将军作为官方钦定的驱蝗正神被载入祀典。由于蝗灾的频发,再加上官方的倡导和推动,清代鲁西各州县几乎都有刘猛将军庙的分布。
表2 清代鲁西地区刘猛将军庙分布情况表
刘猛将军的出现,对原有地方祭祀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有的州县把八蜡祠庙改建为刘猛将军庙。“但是民间对于历史与文化有其独特的记忆渠道,他们不会因为刘猛将军新附祀典而放弃八蜡信仰。不少州县常是八蜡庙、刘猛将军庙并立,且方位相近,以便祭祀。”[9]夏津县刘猛将军庙在八蜡庙之右,雍正十一年(1733),知县方学成捐建,致祭、行香皆与八蜡庙同。[7]81东平刘将军庙在县城北门内,即八蜡庙之前。[10]115嘉祥县刘猛将军庙在八蜡庙左,与八蜡祭同,雍正二年(1724)入祀典。[11]248泗水县刘猛将军庙在县城北门外,与八蜡庙邻。[12]353有的干脆在八蜡庙中附祀刘猛将军。乐陵县八蜡庙:“旧在东关外,雍正六年,知县黄相旦修建;乾隆十八年,知县吴涛移建西门里大寺后,附祀刘猛将军。”[13]385清平县刘猛将军庙在县治西南,附于八蜡庙。[14]239宁津县八蜡庙城南门外,道光五年,邑令曹瑾重修,刘猛将军附八蜡庙祀。[15]102-103单县八蜡庙在城北里许簸箕堌东,庙中有一室别祀刘猛将军。[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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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八蜡和刘猛将军外,金姑娘娘也是鲁西地区较为重要的驱蝗神之一。清人褚人获在其《坚瓠余集》卷四中记载了金姑娘娘驱蝗的事迹:
康熙癸未(1703)夏,吴中乏雨,有人自江北来,传有一妇趁柴舡,行数里即欲去。云:“我非人,乃驱蝗使者,即俗所称金姑娘娘。今年江南该有蝗灾,上帝不忍小民乏食,命吾渡江收取麻雀等鸟,以驱蝻蝗,汝传谕乡民,只要蝗来,称我名即可除。船钱在汝家门首,可归取之。”俄不见,已而常州一县果有蝗从北来,乡农书“金姑娘娘”名号,揭竿祭赛,蝗即去。[17]561
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金姑娘娘信仰流传于邹平、历城、齐河、济宁等地,其庙宇多数于乾隆年间所建。[9]道光《济宁直隶州志》记载济宁金姑神庙:“在东岳庙西,亦司蝗之神。乾隆三十年(1765),权知州事、曹州府同知龚孙枝建。”[8]241民国《齐河县志》记载齐河县金姑娘娘庙:“在城隍庙西,乾隆三十二年,知县万绵前建,事迹见褚石农《坚瓠集》,亦驱蝗之神,尝显灵于乡邑。”[18]64光绪《德平县志》记载德平县金姑庙神:“在西门外,乾隆二十九年,知县彭宗古建。(光绪)十八年,飞蝗遍邻境,邑不为灾,知神之捍御周矣,有碑记。”[19]307从庙宇数量和信仰地域来说,金姑娘娘信仰都远不如八蜡和刘猛将军信仰具有代表性,故本文不再详细展开论述,下文主要围绕八蜡和刘猛将军这两种驱蝗神信仰进行探讨。
“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源自西方学者“民间传统与文本传统”“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二元分析模式,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视角,受到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史等相关学科的广泛重视。在国内学界,不少民间信仰的研究也是在这一学术框架下展开的。明清时期鲁西地区的驱蝗神信仰具有较强的典型特征,其不仅深受地方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也与国家祭祀理念和政策密切相关,通过对其进行考察,为我们了解传统社会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
(一)沿袭传统:地方社会视野下的八蜡神信仰
在中国古代社会,国家出于“神道设教”的需要,将有利于其统治的神灵载入典籍,并定期派专人进行祭祀,这些被纳入典籍的神祇则称为“正祀”。神祇一旦被载入国家祀典,便意味着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推崇,能够享有“遣官致祭”的优待。自汉至宋,八蜡神一直被载入祀典,并在国家祭祀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明朝建立后,八蜡神被从祀典中废除,其信仰有所衰微。清朝初年,八蜡祭祀稍有复兴。乾隆十年(1745),八蜡之祭再度被令行废止。八蜡信仰历史悠久,其长达千余年的祭祀传统早已成为农业信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对八蜡神的信奉已经根深蒂固,形成了独特的民间习俗,即便是清王朝将其剔除祀典,但长期积累的信仰传统依旧能够为其提供一定的生存空间。”[20]
恩县八蜡庙在迎薫门外左,嘉靖四年(1525),知县崔云因五龙庙改建。知县崔云在其所撰《八蜡庙记》中论述了祭祀神灵的原因:
恩(县)有八蜡祠在城东门外闗内,久毁于灾,无复创建,主祀者率因陋就简,祀之期则旋就苇棚成礼。而南关外有五龙淫祠不经云,废之迁奉八蜡神主,为岁时报飨之地,具由请于巡抚都宪陈公、郡太守叶公,咸喜而助之,且增以官帑办祭仪,时嘉靖改元二月也。二年夏,旱甚,相率祷于神,即雨,是岁秋登,异于邻邑。今年夏旱,亦祷于神,自是雨四境沾足,年屡顺成,虽风尘鼠窃,强梁御人者屡发,亦接踵获焉觉。神于政多默相之,谋诸僚属及乡士大夫耆庶,图新祠宇共乐成之,因序圣人所以立祀与今日所以祀之之意,勒诸珉使吾民知所以报本而崇祀不可忽也。[21]172-173
堂邑县八蜡庙在东门外,康熙七年(1668),知县张茂节重修。其《重修八蜡祠记》记载:
康熙丁未六月,蝗飞蔽天,遗蝻复生,邑人大惧。(张)茂节祷于祠,设法捕之。立程限、悬赏格,得干蝗千二百五十四石,贮于仓,来春发民粪田,害类遂绝,岁实有秋。于是,新其祠而享之。[22]124
东明县八蜡庙在县北关外,创建时间不详,后为民房所侵占。“万历十九年,知县区大伦查复,创建堂三楹,门楼一座,周围墙若干堵。往时无常祭,旱蝗则祷祀焉。嘉靖间,知府李遇元议以春秋致祭,加设祭品之费,其月日与社稷同。”[23]574“康熙六年(1667),境内蝗虫泛滥成灾,知县陆峤龄祈祷灵应后,重修庙宇。”[23]574康熙十一年(1672)夏,蝗飞蔽日,时任东明知县杨日升祷于八蜡庙中,祈求神灵驱除蝗灾,保境安民。致祷之后,蝗灾虽有所减轻,但遗留遗幼虫数量众多。杨日升询之故老,得知崇祯末年蝗灾时,知县俎如兰设蜾臝将军神位于八蜡庙致祭。于是,再次撰写祭文,祈求神灵“显应”,驱除蝗灾。[23]771
汶上县城东关有八蜡神祠,明万历年间创建,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县闻元炅重修。其所作《重建八蜡神祠记》云:
邑东关旧有八蜡神祠,前万历间邑令张惟诚建,历年久远,倾圮无存,余者基址而已。康熙庚寅大旱,湖涸蝻生,蠕蠕者遍湖坡也。余日夜焦思,谓蝗果起,民无岁矣,可若何?既而曰:“是当问诸田祖”。乃竭诚设祭于庙址,而为文以祷之。越三日,蝻尽死,不为灾,是岁且有秋。余益晓然,知神之有功于民而庙祀之,不可以弗饬也。爰是鸠工庀材,即遗址而重构之,中为正殿三楹,外竖以门,缭以周垣,而以时展祀焉。[24]308
莘县八蜡庙旧在城西北三十五里龙骨集东,明崇祯四年(1631),知县孙愈贤改建于城东南隅。[25]56崇祯六年(1633),知县孙愈贤看到旧庙规度杂乱不经,感到极为震惊:“神本八而独装一像,业非体制,且又混列于冥公、龙神之左,雅俗同堂,位次倒置,益非所以安神灵而昭明禋也。”[25]56于是,选定合适日期,征集工匠及建筑材料,重新为神灵塑像,并修建庙宇垣墙,栽植树木,庙貌为之一新。[25]56
由以上几则史料我们可以看出,明清两代,虽将八蜡神排斥于祀典之外,其地位相较之前有所下降,但并未严禁民间祭祀,对其遗存的庙宇也未加破坏,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对地方社会传统的认可。对于民间盛行的各种神灵信仰,只要是不威胁到王朝的统治,国家往往采取默认或支持的态度。正是由于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和支持,所以在刘猛将军信仰出现之前,人们依旧将八蜡神看作主要的驱蝗之神。
(二)官方推动:国家祭祀视野下的刘猛将军信仰
与八蜡信仰不同的是,刘猛将军信仰在鲁西地区的传播,主要得益于清朝官方的倡导和推动。雍正二年(1724),清王朝将刘猛将军列入祀典,在官方力量的推动下,刘猛将军庙在全国各州府县纷纷创建。国家利用政权力量把经过重新塑造的刘猛将军形象推向民间,许多州县从无到有建立了刘猛将军庙,或以刘猛将军庙取代了其他驱蝗神庙宇,或将刘猛将军神位与其他神灵并存,从而增加了官方政权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威,对地方社会原有的神灵祭祀体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平原县刘猛将军庙于雍正二年(1724)奉文建立,开始并无专祠,乾隆十二年(1747),知县黄怀祖捐建于北关泛台南。黄怀祖在其所撰《新建刘猛将军庙记》中详细论述了祭祀神灵的原因:
余视篆之初,邻强以蝝生告警,今夏他邑闻亦有稍烦灾火之畀者,吾原幸澍雨时降,禾黍盈畴,得偕诸父老含哺击壤以歌咏尧舜之风,谓非神实相之,曷克致此。夫息蝗于既生之后,祷祈必应神功,且不可泯,况能濳驱默佑,绝于未萌,其仰体圣天子德意,以福我兆民者,神之功不尤伟耶![26]129
菏泽刘猛将军庙在城东隅,雍正二年(1724),曹州知州朱维钧创建。乾隆五十二年(1787),时任菏泽知县王绩著重修。其所撰《重修刘猛将军庙碑记》详细论述了重修庙宇的原因和经过:
菏邑刘猛将军庙建于雍正二年,知曹州事朱公讳维钧,迄今六十余载,失时不葺,栋宇倾圮,正殿不足蔽风雨,而大门、围墙俱鞠为茂草。余于乙巳夏,来宰是邦,下车之始,即欲举而新之。时正旱魃为虐,鸠形鹄面者载涂,设厂施粥,赈给口粮,满目疮痍,未暇及此,盖民生弗遂,时绌不可以举嬴也。丁未岁丰,雨旸时若,爰捐俸为倡,绅士亦乐于事,聚资鸠工,市材诹吉,一甓一椽不索之闾里,即其旧趾扩而充之,作正殿三楹,广以廊庑,肖像于其柱,增建二门,门垣重整,大门周以缭墙。越七月,而落成,虽曰终覆,实与创始者等,庶可安神灵而复旧观矣。[27]511-512
东平州城刘将军庙旧在州治南,其前身为八蜡庙。乾隆三十一年(1766),知州沈维基改建于州城北门内,前殿崇祀刘猛将军,后殿仍供奉八蜡神。其所撰《重修刘将军庙记》记载:
余于丙戌岁改建斯庙于北门之内,前殿列八蜡主,后殿奉刘将军像别之者,所以见礼之所起,本殊合之者,所以见功之所施无异也。……余于乙酉春夏之交,闻邻境有飞蝗,心窃忧之,因祷于刘将军之故庙,曰蝗不入境,无害我田穉,当重建神庙,已而果如所祷,乃于次岁改建斯庙。今岁之秋,又闻邻境飞蝗如雨,而东平境内独免。夫中牟驯雉,颍川鸣凤,蝗不入境,有善政以感之也。余之棠德不足以致此,而亦屡有天幸者,实惟神之灵阴为之驱除,以庇我蒸民尔。[10]517
通过以上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刘猛将军和八蜡神在职能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其之所以推广和传播,与地方官员的倡导和推动有着极大关系。在地方官员眼中,刘猛将军作为官方祀典,是代表国家权力的“象征符号”,崇祀刘猛将军,就代表着地方社会对大一统国家的文化认同。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虽然刘猛将军在庙宇数量和影响范围上无法动摇传统八蜡神信仰的地位,但由于国家的强力推动和干预,刘猛将军信仰的出现仍然受到了地方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当然,这种认可更多地体现在地方精英阶层,与八蜡神在民间的盛行不可相提并论。
“在中国的很多民间信仰中,都并存着民间与官方的不同话语,却能大体上相安无事、长期共存,这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很独特的现象。”[28]从明清时期鲁西地区驱蝗神信仰的发展变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祀典与地方社会信仰传统的互动与博弈。虽然二者同属驱蝗神,但在信仰范围和传播程度上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山东各府州县八蜡庙的设立普遍早于刘猛将军庙,其功能主要定格在驱蝗上面,虽然其内涵与儒家宣扬的蜡祭之礼未必相符,但因其具有实际效用,因而在民间拥有较多的支持者。自明中后期以来,山东各地的八蜡神庙一再得以修葺,历久不衰。[9]“虽然刘猛将军被列入祀典,但由于其祭祀历史短暂,难以在短时间内磨灭民众对八蜡神的信仰习俗,因而导致其庙宇的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20]虽然二者在职能上具有相似性,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两者却能够并行不悖,互相包容。官方虽极力倡导刘猛将军,但对民间存在的八蜡神也并不加以取缔。地方官员和民众在继续供奉八蜡的同时,也会响应国家祀典的号召,也会根据自身情况新建刘猛将军的庙宇或在原有的八蜡庙内添置其神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民间信仰与官方祀典并非无法相容,两者在发展中寻求平衡的支点,在碰撞中达成和谐的状态,最终共同构成了人们的精神记忆,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民间信仰发展变迁的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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