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茜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是美国印第安裔作家中的领军人物,曾包揽普利策文学小说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书评家协会奖等多项大奖,其作品赢得学术界的广泛赞誉与深入研究。厄德里克的第13部小说《踩影游戏》(ShadowTag)以作者自身婚姻为原型,讲述了艺术家吉尔因绘画妻子的裸体像而声名鹊起,妻子艾琳通过虚构出轨经历力图摆脱吉尔的控制,二人的情感纠纷与权力博弈最终酿成夫妻双亡与亲子隔阂的悲剧。与厄德里克早期代表作“北达科他”系列小说相比,《踩影游戏》的印第安文化印记稍显逊色,因演绎其个人部分经历而具有一定的自传性。厄德里克的前夫道里斯(Michael Dorris)因被指控虐待孩子而自杀身亡,是小说中吉尔的原型,但总体而言,小说的虚构性多于真实性。厄德里克并未直接发表对自身婚姻的看法,而是以一种相对超然的态度编织小说的虚构世界,在其中反思夫妻各自的过失,从而揭示了当代美国家庭“普世性的悲剧”[1]95。
国内外学者对《踩影游戏》的艺术形式与丰富内涵进行了多样化解读,主要涉及空间叙述、艺格敷词(ekphrasis)、家庭关系等内容。卡斯特[2]肯定了自传体小说进行虚构的自由,认为对虚构与自传的灵活运用敞开了自传的创作空间。陈靓[3]论述了小说的空间叙述与艾琳女性意识动态变化相辅相成的关系,以及小说艺术的美国本土文化特征。内斯[4]从跨学科的视角解读了小说对绘画作品的文学性描述,挖掘不同类型的艺格敷词对传达殖民、性别主题的促进作用。《踩影游戏》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弗里德曼[5]以临床心理治疗经验中的两性冲突为出发点,认为吉尔与艾琳的情感纠缠类似于心理治疗中的病例,二人均促成了婚姻的瓦解。与弗里德曼关注互相伤害的相处模式相反,哈德逊[6]结合叙事疗法理论,探讨书中人物用以维护自我形象、抵挡家庭负面影响的不同叙事。弗里德曼的论文尽管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探讨了夫妻间的矛盾,但并未关注到夫妻悬殊的社会身份(知名画家吉尔与家庭主妇艾琳)暗含的权力不平等。哈德逊的硕士论文分析了各人物自我叙述的心理防御机制,但忽视了小说中夫妻间、亲子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另有学者挖掘小说中家庭关系的象征意义。罗伯特[7]指出,吉尔对家庭的专横统治是对白人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印第安人的隐喻。这固然有一定道理,然而,把有印第安裔血统的吉尔等同于白人殖民者的观点有失妥当。
综上,目前学界研究《踩影游戏》中的家庭伦理关系成果斐然,但仍存在拓展空间。针对上述研究中的薄弱点,常用于解读人物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间复杂关系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为解读小说的婚姻伦理、代际伦理关系提供了批评利器。“文学伦理学批评以文学文本为批评对象,从伦理的视角解释文学中描写的不同生活现象,挖掘其中蕴藏的道德教诲价值。”[8]跳湖自杀的吉尔、救助丈夫的艾琳呼唤了爱与责任的回归,却给目睹父母意外溺死的孩子留下了创伤。女儿瑞尔在收养家庭的支持下创作了以原生家庭往事为素材的文学作品,逐步修复了精神创伤。印第安混血儿家庭走向分裂的悲剧和子辈有望摆脱创伤的未来,寄托了厄德里克对家庭成员间互相关爱谅解、积极承担责任的伦理诉求。此外,波德里亚[9]指出,当代人的生活渐渐受物品的主宰:“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 当代美国的消费文化已逐步从经济领域渗透到家庭领域,对传统家庭伦理观念产生了较大冲击,助推了家庭伦理危机的产生。
尽管学界对该小说的探究已较为深入,但是少有论文结合消费主义理论对《踩影游戏》中的家庭伦理危机做专文讨论。基于此,本文结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和消费主义理论,探究小说中当代美国印第安混血儿家庭的婚姻危机与代际隔阂的成因,进而揭示子辈在原生家庭阴影之下寻求救赎所蕴含的伦理诉求,阐发小说对美国当代家庭重塑家庭道德价值体系的启示意义。
吉尔和艾琳这对夫妻因丈夫对妻子可怖的控制欲形成了紧张乃至敌对关系。面对感情裂痕,两人以彼此伤害取代真诚修复,进一步恶化了婚姻危机,导致了两败俱伤的后果。画家吉尔凭借以艾琳为原型的肖像画名利双收,无视艾琳因隐私泄露而陷入抑郁的精神状况。艾琳为赢回被丈夫剥夺的自我,采取了主动沟通、在蓝色日记本中杜撰出轨经历的反抗方式。但二人的情感纠纷最终演变为双双去世的悲剧。
(一)吉尔的控制:夫权对妻权的扼制
吉尔将对妻子的爱意扭曲为专横占有,不单受到男权文化的影响,还应归因于消费社会对人们生存模式的影响。吉尔无止境地干涉艾琳的隐私,引发了两人的婚姻危机,体现了他以“占有”为主导的生存方式对婚姻关系的异化。美国人本主义哲学家弗洛姆[10]191针对美国社会盛行的消费主义对人生存状况的异化表达了强烈担忧。他区分了人固有的“占有”与“存在”的两种倾向,并指出哪一种倾向占上风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长足发展,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刺激了大众的消费欲望,人们的生存方式倾向于以追求物质享受为要旨的“占有”,而非注重精神世界丰富的“存在”。“占有这一生存方式并不是通过主体与客体之间一种有生命力的、创造性的过程而确立起来的;它使客体和主体都成为物。二者之间是一种僵死的关系,而不是有生命力的关系。”[10]194吉尔对艾琳的“占有”体现为对艾琳的双重物化。他将艾琳视为男性欲望的客体,有意创作妻子的裸体绘画,并依照个人意志在画作中呈现妻子在不同生命阶段的千姿百态,以获得男性艺术家征服女性的优越感。此外,他无视妻子的反对,将妻子的画像当作摇钱树,允许画作公开展览、进入商品流通的市场,通过攫取并贩卖艾琳的隐私以获得物质利益。简而言之,吉尔将艾琳视为可供自己任意处置的所有物,缺乏对妻子作为独立个体的基本尊重。小说标题便是夫妻之间控制与反抗关系的绝妙隐喻:“吉尔在画艾琳的时候,已经用脚踩住了她的影子。尽管她试图将影子从他脚下拽出,但根本拽不动他脚后跟下面那一团乱麻般的黑暗。”[11]36-37
伦理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10]263,是个体做出伦理选择时所参照的首要依据。吉尔具有丈夫的婚姻身份与知名画家的社会身份,前者要求尊重、爱护妻子,后者要求创作出叫好又叫座的绘画作品。他在这两种伦理身份所规定的行为规范之间优先考虑画家的身份,描绘艾琳形态各异的身体,侵犯了后者的肖像权、隐私权。吉尔的伦理选择在相当程度上由市场需求所左右,而收藏家之所以重金购买吉尔的画作,与其说是为了画作的实用价值,不如说是为了画作能标榜自身名望、身份、地位,其主要动机是彰显收藏家与普通阶层的区隔:“在这种区分的逻辑中,媚俗永远不会改变:它的特性就在于其价值偏差和贫乏。”[9]114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吉尔接受了市场竞争的媚俗逻辑,迎合外界对印第安女性身体代表印第安民族苦难历史的审美期待,将“媚俗”确立为兜售自身画作的卖点,不仅将画作以“America”命名从而诱导观众对印第安民族遭遇殖民历史的联想,更宣称:“裸体女性是媚俗的,你(艾琳)是媚俗的!……一切都是媚俗的。”[11]88在吉尔看来,只要能带来金钱和名望,在画作中出卖妻子的隐私、向公众谈论自己的婚姻都无可厚非。引人深思的是,印第安人屈辱史被吉尔代表的拜金主义和收藏家代表的消费主义所利用,成为增加艺术品商业价值的法码。这些画作固然能激发人们思考印第安人的历史遗留问题,然而印第安民族殖民问题成为艺术家媚俗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其应有的严肃性,其中不无厄德里克对艺术作品如何恰当呈现、反思印第安民族历史的担忧。
吉尔被金钱扭曲的价值观是当代美国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结果,加强了对婚姻关系的异化。吉尔膨胀的控制欲与金钱欲连同众多观众对肖像画的凝视令艾琳深感任人宰割的焦虑:“我感觉自己被生吞了。”[11]85这隐喻了艾琳在夫妻权力失衡下主体性被剥夺的地位和压抑的心理。艾琳为扭转被控制的弱势地位,向吉尔表达了不满,然而吉尔却不愿停止绘画艾琳的肖像,因为这相当于放弃赚钱的机会,威胁到家庭的收入来源,更间接地挑战了他作为一家之主的绝对权威。吉尔强调自己对家庭的经济供养,意在令妻子服从自己的决定,并企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妻子身上:“我在养我们这个家,我们过得很舒服,我们的生活很成功……我的意思是,想想我们出生的家庭是什么样的。”[11]31吉尔认为给妻子提供物质享受便尽到了丈夫的责任,然而艾琳渴望与丈夫产生精神共鸣,体现了二人在如何维持婚姻和谐这一价值观上的重大分歧。她并不认同丈夫凭借婚姻谋求名利的外在式追求,而是更看重夫妻双方心心相印的情感:“但我不希望我们的婚姻是媚俗的,我希望它是真实的,真真切切的。”[11]88换言之,艾琳渴望丈夫从创作肖像画的迷狂中走出,尊重并体谅现实中有血有肉、有隐私的妻子,从而尽到丈夫关爱妻子的基本责任。
(二)艾琳的挣扎:主体意识觉醒
艾琳之所以无力正面反抗丈夫对自己的控制,是因为她作为家庭主妇缺乏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话语权。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指出家庭妇女沦为了丈夫声誉的注脚:“家庭妇女不从事生产,她在国民计算中没有影响力,她并没有被视作生产力——这是因为她的正式无用性、她的‘受人供养’的隶属地位使她委身于名望力这样的价值。她在支配着家庭物品等二级标志的同时,自己依然是一种标志。”[9]94在不明真相的外人眼里,打扮得光鲜亮丽的艾琳不仅是艺术家吉尔的缪斯,更为丈夫赢得婚姻幸福的美名,从而增强了吉尔的社会名望。二人看似美满的婚姻遮蔽了艾琳的巨大牺牲,家庭对艾琳而言不再是温暖的庇护所,而是限制自身发展的牢笼,更是进行性别压迫的场所。艾琳曾是历史研究界的新秀,但在生育第二个孩子之后放弃了刚有起色的学术事业。沉重的生育负担和琐碎的家务劳动不断消磨着她的学术毅力,导致她求职计划搁置。没有经济来源的她只能沦为丈夫的附庸,无法强硬拒绝做丈夫的模特,只能靠酒精麻痹自我。
艾琳在与吉尔沟通无果后采取了报复式反击,她利用吉尔偷窥自己日记的习惯,在专为丈夫提供的红色日记中虚构出三段艳遇经历,诱使丈夫相信三个孩子的生父另有其人,旨在通过剥夺吉尔的父亲身份以换来脱离家庭牢笼的自由。虽然不少学者肯定艾琳的反抗彰显了女性可贵的独立意识,但细察之,艾琳的抗争策略仍然受制于女性的传统婚恋角色,她没有积极主动地构建新的社会身份从而获得义正词严地提出离婚的资本。在艾琳的计划中,如果吉尔对红色日记本的内容信以为真,便会因受到愚弄而主动解除婚姻关系。“一个合法的孩子是一个人自我的延续,他对这孩子的感情是一种自我主义的表现形式。”[12]17艾琳否定吉尔的生父身份,相当于否定了吉尔的部分自我,削弱了吉尔的权威。奇怪的是,吉尔在偷看了艾琳的日记后,却因嫉妒心理愈加离不开妻子了。尽管他因妻子的背叛感到痛苦,然而他也承认,疑似被他人染指的妻子具有更大的魅力。法国哲学家基拉尔[13]59的三角欲望理论揭示了文学作品中主人公通过与恋人的第三者相竞争而带来的征服欲:“他把心爱的女人推向介体,目的是叫介体产生欲望,然后战胜这个与自己竞争的欲望……他唯一欲求的东西是从介体手里夺过来的东西。”吉尔只有重新追求妻子,才能保证艺术创作的源泉,才能弥补被损害的男性尊严。在艾琳决绝地交出离婚协议后,二人之间的距离拉大,而吉尔的占有欲与艾琳结束婚姻的决心成正比,他在疯狂中强暴了艾琳,标志着两人的婚姻濒于崩溃。
英国哲学家罗素[12]96提出了有文化修养的男女获得幸福婚姻的必要条件:“双方必须有绝对平等的感觉;对于相互间的自由不能有任何干涉;身体和肉体必须亲密无间;对于各种价值标准必须有某种相似之处。”吉尔与艾琳只具备肌肤之亲这一项条件,他们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不平等关系,且二人分别对看重物质、渴望精神交流的追求也折射了他们对维持婚姻稳定的分歧。在二人的婚姻中,艾琳为摆脱丈夫控制不惜捏造了背叛婚姻、离间夫妻情感的日记。迷失于钱欲的吉尔则深陷占有妻子的执念,为金钱不惜侵害妻子的人格。由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与巩固都以损害对方的尊严为前提,因此两人的婚姻危机不仅未得到有效化解,反而愈演愈烈,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在这里,厄德里克呼吁两性关系应摆脱“占有”的生存方式,将彼此看作具有鲜活生命的个体加以尊重,从而预防婚姻异化为压制与被压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僵化关系,展望一种共同成长、互帮互助的富有创造性的理想婚姻。
父母是子女生命中重要的引路人,其言谈举止与教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的身心成长,作为家庭核心的婚姻关系直接决定了代际伦理的状况。动辄伤害孩子的吉尔、长期酗酒的艾琳对孩子缺乏关爱,长子弗洛里安、次女瑞尔和幼子斯通尼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父母婚姻危机的负面影响,亲子关系的淡漠与疏离成为这个当代印第安混血儿家庭面临的第二重伦理危机。
(一)家庭暴力:紧张的家庭氛围
20世纪的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家米利特[14]51指出父亲对家庭成员握有堪比生杀予夺的权力:“父亲对妻子和孩子具有几乎绝对的所有权,包括对他们进行体罚,甚至将他们出卖和处死的权力。”吉尔的钱欲膨胀发展为权欲,因供养家庭而以权威者自居,他不仅假借“爱”的名义对违背自己意愿的妻子拳脚相向,还不分青红皂白地惩罚孩子。吉尔曾击伤弗洛里安的头部,直接给孩子的身体造成了伤害;而艾琳拍下儿子受伤的照片,却是为了掌握吉尔家暴的证据,又在损害儿子自尊心的意义上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母亲,“她能创造爱的奇迹——但没有人比她更能伤害人”[15]89。弗洛里安原以为这照片将加速母亲的离婚进程才配合母亲,但却未见成效,他对母亲的信任因此转为希望落空后的愤怒。在弗洛里安看来,父亲的狂暴阻碍自己享有父爱,他因此把获得关爱的希望全部寄托于母亲身上。而艾琳对吉尔的非正面抗争方式放纵了吉尔的暴力行为,未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孩子造成了伤害。父亲对家庭成员实施暴力、弗洛里安对母亲的失望,导致弗洛里安与父母走向疏离。他不仅模仿母亲饮酒、浏览父亲创作的充斥着色情与暴力的肖像画,还在父母离世后“辍学,酒、大麻、可卡因、兴奋剂——所有不该碰的都碰了,还都上了瘾”[11]223。未成年人弗洛里安彻底失去了血缘共同体的支持,在背负失去父母的精神创伤中艰难成长。在引导缺席的情况下,他很容易滑向意志消沉的境地,用麻痹自我的方式获得暂时解脱,也因此陷入更深的堕落。这些偏离正轨的行为归咎于父母的婚姻失败和亲情缺失,也暗含了弗洛里安对得到亲人关爱的渴望。收养弗洛里安的姨妈路易斯送他治疗,他的人生因亲人的关照和引导重回正轨。弗洛里安因亲情缺席而走向堕落,又因亲情呵护而得到拯救,这说明他并非彻底地自暴自弃,而是以一种自我摧残的方式吸引长辈的关注,曲折地体现了他对和谐代际伦理关系的向往。
“父母的爱情能使孩子在这纷乱的世界里感到安全,并使他们获得进行实验和在周围环境中探险的勇气。”[12]128反之,争吵的夫妻会给尚未集聚内心力量以抵御外界威胁的孩子造成根本性伤害,给孩子带来恐惧和不安定感。瑞尔沉浸于如何在末日灾难中确保家庭幸存的幻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剑拔弩张的氛围内化于心的产物,又暗含了她对家庭走出危机、重归于好的愿望。斯通尼在吉尔发怒时养成了躲进房间拥抱毛绒玩具的习惯。艾琳在夫妻斗争中分身乏术,只是让斯通尼离开父亲动怒的场合,并未在事后给予他充分的心理疏导。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毛绒玩具取代了父母的温暖拥抱和心灵抚慰,成为斯通尼获得安全感的来源。在父母发生口角乃至肢体冲突的夜晚,三个孩子不约而同地一起牵手入睡。巴什拉指出:“家宅庇佑了梦想,家宅保护着梦想者,家宅让我们能够在安详中做梦。”[16]4-5但是对三个孩子而言,由具有暴力倾向的父亲和软弱无能的母亲所组成的家庭沦为滋生噩梦的温床,孩子们唯有彼此依赖才能获得片刻安宁,并出于自我保护的心态对父母的争吵事件缄默不言,无法让父母意识到争吵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亲情缺失:疏远的亲子关系
吉尔对家庭暴力的悔恨并未导向自我反省,而是转换为给孩子们购买礼物的欲望,以求得他们的原谅。这背后是商品的逻辑“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想和冲动”[11]30。吉尔将礼物(商品)等同于对孩子的关爱,商品越昂贵稀缺,对孩子的爱就越深沉,折射出消费主义物化逻辑扭曲了吉尔表达父爱的方式。“他要给他们每个人买一样东西——无论这东西有多么奢侈或难买……他希望给他们一个惊喜,实现他们的梦想。”[11]58吉尔并未耐心地理解孩子们的梦想,而是一厢情愿地将商品奉为促进亲子和谐的解药。诚然,一定的物质条件是个体达到较高精神境界的必要基础,但是在物欲迷失的吉尔及其子女的关系中,看似丰富的物质享受遮掩不了亲子间空虚的精神交流。实际上,吉尔送出的礼物并不能修复孩子们的精神创伤,更无助于他反省动粗的错误,日常礼物永远无法取代父亲与子女之间应有的情感支持。那些被孩子们佯装开心地收下却扔在角落的礼物,说明其愿望并未得到满足、吉尔对子女的关爱并未奏效,代表了亲子关系的失落。父亲与孩子们之间的隔阂冲淡了血缘之情,孩子们对父亲的畏惧远远超过亲近的冲动:“孩子们隔着窗子看自己的父亲。他们的眼神温柔深情,就像看着动物园中的野兽,睡梦之中憨态可掬的野兽,它的皮毛让人忍不住伸手抚摸,但如果真的触碰了,他们也许就葬身兽腹。”[11]155尽管孩子们极度渴望父爱,但在屡遭父亲身心折磨之后,他们认为主动接近父亲将招致暴力攻击而非饱含爱意的肢体接触。他们将父亲降格为非理性的野兽,与之相处需要保持安全距离、时刻保持警惕。
艾琳、吉尔与子女对代际关系隔阂的不闻不问,阻碍了和谐亲子关系的建立。厄德里克通过这一反面案例说明,用亲子间充分的交流弥合代际关系的裂缝,用情感和关爱维系家庭成员和谐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正是瑞尔这一兼具人物与叙事者双重身份的二女儿所表达的伦理诉求。
小说结尾揭晓了叙事者是成年后的瑞尔,因此,考察分别作为小说人物、叙事者的瑞尔对家庭往事的态度转变,成为解读小说伦理诉求的关键。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脑文本以记忆文本的形式将思维的结果存储在脑中,决定了人的存在和本质。瑞尔对家庭往事的书写并非简单再现,而是蕴含着对父母婚姻积极意义的发掘,这得益于其收养家庭以及亲生母亲的日记为她输入了以爱与谅解为核心的脑文本。她将个体和亲友对往事的回忆、母亲的日记整合为文学作品,这一伦理选择表达了她对亲生父母的怀念和与原生家庭的和解。
(一)收养家庭的关爱:疗愈精神创伤
“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由脑文本决定的,一个人的伦理和道德也是由脑文本决定的。”[17]33印第安大家庭在吉尔和艾琳去世后收养了三个孩子,他们对养女瑞尔的关爱重写了她的脑文本,使她汲取了足够的勇气正视原生家庭的创伤,且养成了对家庭信赖、忠诚的品质。瑞尔在原生家庭中并未获得充分的关爱,但在二十多个亲戚组成的收养家庭中,她获得了个体身份的确认和对家庭的依恋,感受到远超血缘的爱:“我们在路易斯和波比的家里长大——我们之间是很传统的收养关系,这里我有哥哥姐姐,还有二十多个同辈亲戚,正是他们一起把我养大。我想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和祖先辈的印第安人一样,仍然会跳太阳舞,参加用古印第安语举行的典礼,如果我们喜欢的话,甚至还会用传统的技艺。”[11]224路易斯和其伴侣波比是一对女同性恋,她们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关怀疏解了瑞尔由父亲家庭暴力导致的精神创伤。与吉尔只会通过购买商品取悦孩子形成对比,波比利用自己的传统针线技艺为孩子缝制服装,在朴素的情感表达中为孩子的心灵送去更多的温暖。此外,印第安大家族传统的习俗、仪式和技艺成为维系家庭亲属的纽带,在孩子心中培育了印第安族群赖以生存的共同价值,从而加强了瑞尔对身为印第安人后代的身份认同感,培养了对家庭的归属感和对本民族的热爱。瑞尔在收养家庭的所见所闻为其输送了家庭成员间彼此关爱、扶持的脑文本。瑞尔的原生家庭、收养家庭对孩子截然相反的影响表明,对孩子而言,负责抚养孩子的长辈是否为主流社会所默认的异性夫妻并不重要,长辈对子女的关爱才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
(二)子辈的自我救赎:呼唤谅解与责任
瑞尔之所以逐步摆脱原生家庭的创伤,依靠的不仅是印第安家庭传递给她的爱,还有她在继承母亲两本日记后对父母的谅解。艾琳指定由女儿瑞尔继承的两本日记,瑞尔通过回忆、走访亲朋故友、将自己置于父母的视角进行想象而形成的文学作品(也是艾琳参与创意写作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两者都以文字记载了各自关于家庭往事的脑文本,为分析人物的精神动态和情感转变提供了依据。
瑞尔起初埋怨母亲拯救溺水丈夫的行为:“她本该为了我们好好活下来,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们。”[11]225她要求艾琳首先考虑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为了三个孩子而放弃救助落水的吉尔。但她在阅读母亲的两本日记、推测父亲自杀的伦理动机后,感受到父母之间深厚的情感羁绊,意识到父母以不同的方式承担起家庭责任。瑞尔读到艾琳分居后挂念消沉度日的丈夫:“我记得你爱我们,虽说这爱太疯狂太卑鄙,但爱毕竟是爱。”[11]213艾琳反省了两败俱伤的婚姻危机,肯定了丈夫对家庭仍未磨灭的爱。她认为,只有保全丈夫的性命,家庭内部才有可能重新实现内在联结。瑞尔结合艾琳的叙述,才从艾琳奋不顾身地拯救吉尔的义举中领悟了夫妻之间的爱与责任。正是出于对父亲的谅解,瑞尔设想父亲跳湖自杀是为了归还妻子儿女以自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伤害家庭成员的错误进行赎罪。尽管艾琳与吉尔都不幸去世,但是吉尔的赎罪、艾琳对丈夫的出手相救都意在弥补曾经对彼此的伤害,是夫妻之间爱与责任回归的体现。成年后的瑞尔对父母的伦理选择进行设身处地的考量,从而表达了对父母的充分理解与体谅,她在硕士毕业论文的致谢中写道:“谢谢你们,我的爸爸妈妈,你们为我留下了你们婚姻的往事,留下了我写作的素材,留下了我一生的财富。”[11]227瑞尔对家庭往事的创造性叙述,体现了以叙事排遣创伤的治疗方法。瑞尔经过两次脑文本的代际传递,更新了对父母婚姻的认识,将原本的家庭创伤体验升华为毕生赖以汲取的精神养分。对瑞尔而言,把母亲的日记与自身回忆整合为文学作品,是一次与原生家庭创伤和解的伦理选择。她不仅确认了身为女儿的伦理身份,表达了对父母的谅解与怀念,更因取得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学位而建构了作家身份,开启了崭新的生活。
瑞尔获得心灵救赎的案例,寄托了厄德里克对这个曾笼罩在暴力阴影下的家庭化解危机的期许:成年后的子女尽管曾遭遇原生家庭的打击,但仍有机会体验家庭的温暖。瑞尔超越生死的界限,通过将重构的家庭记忆诉诸笔端与父母在思想层面上达成的和解,也蕴含着厄德里克凭借爱、谅解、责任改善代际伦理关系的理念。
小说《踩影游戏》包含三个叙述层次,人物的内心独白呈现了夫妻的婚姻危机、代际伦理危机所共有的精神隔阂。其中,吉尔对妻子的控制与占有是男权文化与消费文化合谋的结果,实施家庭暴力的吉尔与意志薄弱的艾琳要为代际伦理关系的疏离承担主要责任。在父母失职的情况下,消费社会的物化逻辑、逐利观逐渐取代了传统家庭以互相关爱为核心的相处准则,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这个美国化印第安家庭的伦理关系。在故事层次之上的是叙事层面,叙事者瑞尔在成年后回顾家庭往事,叙事者与人物的部分重合促使读者重读小说以挖掘作者如此谋篇布局的伦理深意。瑞尔在输入爱与谅解的脑文本后开始同情父母,用创作文学作品的方式铭记家庭往事,不仅实现了子辈的自我救赎,更通过对父母婚姻的再审视传达了对爱、谅解等要素的伦理诉求。作家作品与读者互动的文本传播与接受层面基于上述两个叙述层次发挥着作用。小说中印第安混血儿家庭的伦理危机为读者提供了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呼吁夫妻双方要通过增强爱与责任的伦理意识来调和彼此的分歧与冲突,凭借亲子间的充分关爱和沟通弥合代际隔阂。瑞尔摆脱家庭创伤的乐观结局得益于她对父母的充分谅解,体现了子辈为化解代际伦理危机所承担的责任。简而言之,厄德里克从家庭成员的自我反思与相互谅解出发,寻求化解家庭危机之道,强调夫妻之间的爱与责任、亲子之间的尊重与理解,彰显了作家对当代家庭在消费主义冲击下重建和谐伦理关系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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