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瑜琳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疾病在文学中被赋予政治、文化、社会等多层含义,疾病的书写实际上蕴含着作家对社会、生命的思考。“中国现代小说中疾病的呈现正是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折射,是现代中国作家对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总体而系统的思考。”[1]许钦文作为20世纪20年代乡土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在他的乡土小说中,频繁出现对疾病的描写,这些疾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都深刻地折射出作家对社会和人生命的深思。在此以表格形式归纳了许钦文乡土小说中有关疾病的书写。
表1 许饮文乡土小说中相关疾病书写
在许钦文的乡土小说中,疾病的书写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具体体现在《老泪》《鼻涕阿二》《神经病》《淫妻》《疯妇》《石宕》等作品中。在这些作品中,疾病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呈现,隐性方式是没有说明病因,直接呈现病态至死亡,显性方式则是有具体患病缘由,或来自暴力冲突,或来自精神压力。按文本中疾病呈现的方式可分为身体上的疾病和精神上的疾病两种。
(一)身体上的疾病
身体疾病在此主要指在肉体可见的伤痕和疼痛,已经呈现出具体症状,它是疾病最明显的表征,也最容易被发现。许钦文乡土小说中人物首先表现出身体上的疼痛,包括吐血、伤痕、热病等。
《老泪》中人物接二连三地患病,先是彩云的王姓丈夫狂吐血身亡,彩云的第三任丈夫黄麻子老病加新病被痰塞住闷死,黄麻子的病因没有说明具体是哪一种,但是大腹便便和肥胖的手臂就是他病态身体的表征,再是彩云的孩子患天花传染病,后是女儿明霞患热病,入赘的儿子患传染病。一家人接连不断地患病,病因模糊又不同。
《鼻涕阿二》中阿二生病实际上是遭受暴力而致。钱老爷死后,阿二与大太太争家产,大太太直接找人打了阿二一顿,阿二愤恨加忧郁,就此一蹶不振,躺在床上,直至死亡。《石宕》中人们为了维持家用必须天天打磨石头,长此以往导致身体吸入粉尘,造成咯血症,泉生二十四岁就像他父亲一样咳血,呼吸不通畅,最后落得早死的结局。
(二)疯癫的精神状态
许钦文小说中人物精神上的疾病多以疯癫状态体现。《疯妇》中的双喜妻本是青春活泼、做事麻利的小媳妇,但丈夫不在家,婆婆长期的精神压制,包括到处传双喜妻坏话,整天对着媳妇唉声叹气等,最终导致双喜妻精神出现疾病,成为疯女人。而直接导致双喜妻患病的是淘箩米不小心漂在水里捞不上来了,婆婆知道后立马转身往外走,告知村里所有人。可见双喜妻生活的悲惨,不仅要独自忍受对丈夫的思念,还要忍受来自婆婆的精神压制。
双喜妻一面是对丈夫无尽的思念,另一面又要承受来自婆婆的无形精神压迫。她在未疯之前有一段变化的心理:希望能找回淘米箩以免责罚,到希望责罚早早发生,快快过去,再到希望婆婆出去向别人说自己不好时少说点,早点回来。步步紧逼让双喜妻的心理压力达到极点。
在许钦文创作的乡土小说中,《神经病》和《淫妻》两篇作品不发生在乡村,但是以第一人称视角书写一个乡村人到城市的所见所闻,带有自叙传色彩。《精神病》中“我”到异乡成都,遇见方正英,自觉交谈十分投缘,但随着成都战争形势的紧迫,方正英也不常来,原因是他妻子发神经病,需要照顾。可到小说结尾,方正英才是生了神经病的那个人,病因是成都军阀混战,方正英时刻关心,长期失眠、暴躁的紧绷状态导致精神崩溃。
《淫妻》中从监狱里出来的青年总是窝在房间,既不回家,也不常和人交谈,而出狱后不回家的原因是他认为家乡的妻子出轨。但和《神经病》的叙事模式类似,到小说结尾,这位青年才是患病的人。两者患病原因都是精神持续性的高度紧张,导致精神的崩溃。
疾病在许钦文的乡土小说中频繁出现,实际上有其深层的隐喻意义。疾病不光代表着贫穷、落后,同时大部分疾病是由于外界的文化和社会所导致,疾病的书写包含着作家对身体和精神的关注。
病态的身体实际上与病态的社会和文化息息相关,疾病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以隐喻社会的创伤和病态,从晚清以降就有所表现。疾病在文学作品中不仅是文学要素,同时背后包含着社会和文化意义,甚至包含了作家对社会、人生等诸多因素的思考。
(一)文化隐喻:传统生育观念的欺骗
“在源远流长的疾病书写史中,疾病已经不仅仅被看成是一种个体生命的痛苦体验,而是常常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附带着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政治的或者美学的含义。”[2]疾病在文学中不再是单纯书写个人身体疼痛的话语,不单纯指代身体上、生理上的痛苦,而带有强烈的文化隐喻。疾病在许钦文乡土小说中首先呈现出一种叙事功能,将疾病模糊化,疾病成为人物死亡的加速剂,同时也成为叙事节奏的加速剂,疾病的到来致使人物死亡的加快,同时也促使新的人物接续不断地出现。疾病的重复出现是为了证明中国古代传统生育观念“无后为大”的欺骗性,具体体现在《老泪》一篇中。
《老泪》中彩云和丈夫等人信奉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生育观念,要求子女必须生育以传承家族血脉,不然就是不孝子。这种生育观念根源于我国乡土社会的血缘关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血缘社会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血缘决定或影响了人的社会地位,要想维持家族或家庭的稳定,在乡土社会中必须依靠血缘关系。为了实践这一观念,彩云发挥女性的生育价值,做了三填房,而彩云的丈夫一任接一任地患病死亡,孩子也接连患病死去,为了延续后代,只能不断地生、养。彩云没有办法只好以“借种”“入赘”“补床老”等特殊的生育方式延续后代,只是为了延续后代,血缘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甚至到了后面,儿子、儿媳妇都已经完全不是彩云的亲生孩子了。接连不断的患病、死亡,从叙事方式上看实际上是要把彩云逼向绝境,她和丈夫一直想追求“后续有人”,但人一直在生病,承担不起生育、繁殖的功能和价值,那么“后续”的血缘关系只能是一再退让,退到儿子、儿媳妇都不是黄家人,这就从侧面说明“后继有人”这一传统文化观念的虚假性和欺骗性。
《疯妇》中的双喜妻的疯癫实际上不是自身生理上的问题,而是在与婆婆的日常相处中,婆婆对双喜妻子的精神压迫造成的。双喜妻作为底层的妇女,一面是对丈夫无尽的思念,另一面又要承受婆婆的无端指责和谩骂,她在未疯之前的心理是:希望能找回淘米箩,免去婆婆可能对她的责骂,并且希望责骂快快过去,也希望婆婆出去向别人说自己能少说点,快点回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微小的灵魂,她生活在无尽的谩骂和指责的眼神中。双喜的妻子在未疯之前过的也是很辛苦的生活,虽然婆婆和她之间并没有深仇大怨,但是传统文化中的“恶婆婆”惯性使然。双喜妻的疯癫是外界压力所导致的,作家带着人道主义的思想看待双喜妻等一类农村女性的遭遇,可以看出女性在当时的处境的艰辛。
(二)社会隐喻:乡土环境氛围的压抑
在许钦文人生经历中,我们发现他和父母亲关系很好,父亲对许钦文的爱和关怀是许钦文在杭州、北京、福建等多地谋生都一直无法忘却的恩情。他在《父亲的花园》中真情流露的是对小时候的怀念和父母亲对兄弟姐妹的关爱。在自传中许钦文也提到,自己写《父亲的花园》时是流着泪写的,泪水甚至打湿了稿纸,后面不得不重抄一遍。可以说许钦文家庭环境是比较和谐的,但为什么又写出了《鼻涕阿二》《疯妇》等批判旧家庭的作品呢?
在《钦文自传》中许钦文提到,“《鼻涕阿二》里写着一个女性的模型,是个地位卑下的女性,我在这里攻击的是养成阿二的环境,并非她的本身。对于她的本身,这样可怜,又可笑。我是只有慨叹的。”[3]60可见许钦文想批判的,是造成人麻木、可怜的环境,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环境?《鼻涕阿二》中是一个只想使唤、奴役人而不劳动的环境,松村人有“毋多事,多事多败的格言”,鼻涕阿二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性,在松村,她拥有的只是贱名、辱骂。《疯妇》中是一个十几年如一日的环境,开篇即是“从前,十三四年以前还是这样”[3]40。泰定村的妇女十几年来只做布、褙锡箔,做布中经、绩十几年来只传给儿媳妇,不传女儿。正是这些传统既定的东西束缚着一代又一代的松村人乃至鲁镇人,血缘和地缘决定了人的一生,代际更替并没有改变人命运。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正是不流动、稳定,这种稳定提供了人的安全感,但同时人在这种环境中会保守而不愿意改变。
在具有自叙传色彩的《回乡时记》中,许钦文将对故乡环境的又爱又恨展现了出来。故乡有作家小时候的回忆,父母亲与作家的点点滴滴都藏在故乡的角落里,但作家看见故乡却又是恨的,十几年如一日,妇女同样地早起劳动,不是因为勤劳,而是因为家境所逼,不得不去做。时间的凝固以及乡土社会自身特性的不流动,导致这儿的人们在生死场上忙着生,忙着死。生命的意识被埋没在代际传递的缝隙中,在这不变的世界与环境中,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生命的形态被牢牢禁锢在这片土地上,所以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先生才借狂人之口喊出“从来如此,便对吗”的醒世名言。“我早就认定这是极大的危机,以为这事业全靠迷信维持;时代既已进步,有了知识的固然不再烧纸锭,没有知识依然迷信也将被淘汰,所以曾经很为这事忧虑。”[3]82在又爱又恨中作家对故乡产生了空虚,他深切地感受到故乡需要改变,但这是一种精神痼疾。“乡土文学的兴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胜利的直接成果——这是乡土文学兴起的社会思潮和文化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思想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潮。”[4]许钦文对阿二、双喜妻乃至父亲花园的书写无一不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同时许钦文在疾病之外还写动物,动物可以充当人的帮手,人转身也可以杀死动物。《猴子阿三和胡大爷》中胡大爷起初十分喜爱猴子阿三,认为它能像人一样帮助胡大爷,而当猴子阿三弄死池塘里所有金鱼时,胡大爷立刻一笼子打死了阿三,但阿三不过是学着王妈杀鱼、洗鱼。
许钦文的乡土小说中带有人道主义的关怀色彩,正如鲁迅先生在《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中对许钦文的评价那样:“无可奈何的悲愤,是令人不得不舍弃的,然而作者仍不能舍弃,没有法,就再寻得冷静和诙谐来做悲愤的衣裳。”[5]猴子做家务、阿二的贱名称呼由来等正是许钦文为丑陋的封建制度披上的幻影的纱,而在这层逗人一笑的幻影下是作家内心对家乡的伤痛和悲愤。
(一)作家独特的疾病经历
疾病使作家进入一种不同于寻常的生命状态,身边人和作家自身亲历的疾病体验使作家获得不同的时间、空间体验。在许钦文的小说《传染病》中就写兄弟患传染病,尽管小说意在表现医生告知病人时的模糊性话语,从而反省医学,但在《钦文自传》中许钦文也写到当时四弟生病,但自己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捉襟见肘,无法为三弟治疗而感到无奈与窘迫。
“在北京患过白喉和红热症,我于万分的危险中救护他,自己也弄得非常吃苦。这种情形在收入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故乡》中的《传染病》写过一回”。[3]1可以说作家身边的人和作家自身亲历的疾病体验影响了作家的创作,许钦文因“无妻之累”案件被关押在监狱,又正逢其父亲生病,他很是担心,过度的担忧与思虑导致许钦文的眼睛长了疔疮,还患有失眠症。而当他出狱时,在家养病的三弟来接他,许钦文看见三弟“不禁一阵心酸,他的腿部竟瘦小得这个样子,好像原是两条吊长了的丝瓜,还是晒得干黑了的”。可以说作家家人或自身的生病经历都影响了作家的创作。
同时作家生活中遇见的病人也会影响其创作。许钦文小说《神经病》的创作正是他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个青年,突然闯进房间拉着许钦文,而后发现这位青年患有精神疾病,许钦文将这个经历加以剪贴、浓缩创作了《神经病》。
《石宕》则是作家从台州回家乡后,站在家乡的土地上,思考着自己的生活和未来的人生路,看到了桥下的石头想起以往挖石头惨死的人们。“开山取石的人们是很辛苦的,即使不给岩石压坏,也是容易吐血成‘损病’而早死的……我拖着沉重的腿踱回家里,接到鲁迅先生叫我给《莽原》写稿的信。我当晚考虑,就把刚才所感受的用作题材,写成《石宕》,寄给鲁迅先生。”[6]此处的“损病”正是由于长期的疲劳和工作造成的一种疾病,在文本中则具体化,变成了开采石料工人患上的“咯血症”。不管是哪种疾病,造成疾病的原因是工人为着微薄的报酬拼命劳作,再进一步说,则是乡村生活的贫穷导致他们不得不卖命采石。而石料开采是地主资本家为了显示自家的阔气,要将大块的石头铺在自家院子里。这构成极大的讽刺:一面是人被压在石头下,救不出来,活活饿死,另一面是地主院子里光滑无瑕的石头。正如杜甫的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咯血症在此不仅作为一种疾病,而且还隐喻着许钦文对社会的思考。作为五四时期的乡土作家,许钦文乃至其他作家乃是“把乡间的生死,移到纸上”。正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用明亮的眼睛看到了乡土中国的生生死死,看到社会的种种不公与不义,他们在纸上呐喊。
(二)身体病状与民族痼疾的同构
由于五四启蒙文学的传统和人道主义思潮,众多现代作家书写病态人生和社会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社会历史本质的观察和反思。同时自清代以降,民族国家想象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兴旺发达前所未有地和个人联系在一起,个人身体的强弱隐喻着民族国家的形象。许钦文对疾病的书写实际上和20世纪20年代其他乡土写实派作家对疾病的书写有类似之处,疾病的书写不仅仅是客观展现乡土社会中人生活环境的落后与恶劣,更重要的是展现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人们的思想状态。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品中疾病不仅反映了身体上的病态, 而且成为国家衰弱、灵魂孱弱、欲望觉醒、个体生存焦虑的表征——身体的痛苦总是与精神的病弱相连, 个人的身体总是与国家和民族相关。”[7]身体成为最明显的表征,由人的身体反映出家庭乃至社会的现状和弊端。《石宕》中依靠石头谋生的金生一家,从金生的父亲到金生再到兄弟有水无一不丧命于石头,在他们身上出现的疾病是长期辛苦劳作造成的身体损伤和悄无声息的呼吸感染。他们代表了另一种农民群体,没有特殊技能和土地,完全依靠自身体力养活家庭。《疯妇》中的双喜妻的疯癫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与束缚造成的,双喜妻尽管活着,但她生活在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规则和制约中,她的疯病不仅仅是她个人的病,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女性都经历的牢笼。
个人身体状态的展现实际上带有文化、民族国家的含义,疾病表征着个体和民族的非常态存在。作家对疾病的书写不仅仅关注到黑暗、灰暗的现实,更是对生命的沉思。
(三)文学疗救的观念
在《创作三步法》中,许钦文将文学看作苦闷的象征,提到文艺是救济神经病的,这可以分作两方面来说明:
“文艺是苦闷的象征;别人的作品,就是别人的苦闷的象征,看了别人的作品,可见苦闷着的并非只有自己一个,固然苦闷的人很多,而且有着比自己苦闷得更大更深的。一经比较,就可以心平气和起来。神经病无非精神上受了创伤,苦闷到了极点,创作一番,把苦闷发泄出去,好像痛哭一场,也就可以舒适许多了。有些人研究了文艺,仍然要犯神经病,那是因为苦闷得太大太深了。接近文艺的人,大概是先有了强大的苦闷的,因此研究文艺的人很多是犯着神经病的;但文艺终究是救济神经病的。”[8]
尽管在此许钦文将文艺救治神经病说得很具体,但“神经病”不实指真正的疾病,而是一种隐喻,因为“神经病”的语境是文艺是苦闷的象征。许钦文还从作家和读者两方面来分析文艺是救治神经病,于作家而言,文艺是发泄心中疾病,以挽救作家自身的痛苦和恐惧,于读者而言,在阅读作品过程中也同样获得精神的洗涤和发泄。
但同时许钦文的文艺观不限于文学仅仅有发泄作用。他更提到,文学的创作不能局限于写出疾病,而是从书写的疾病中发现社会病痛的根源。即书写疾病不是最重要的,它更像一个引子,更重要的是借疾病考察出社会疾病的根源,正如同上面的分析,《老泪》中人物的重复患病实际上是想表达“后续有人”这一传统生育观念的欺骗性。许钦文的文艺观不限于他自己的思考,是与当时整个时代、文化思潮背景接轨的。鲁迅在创作时说“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许钦文受鲁迅影响,其文艺观同样是为人生、为社会。
许钦文乡土小说中的疾病书写更多指向精神疾病,而精神疾病又来自外界压力,这种压力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延续几十年乃至千年的传统。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乡土社会的稳定不在于法制的完善,而因其是礼治社会,礼不仅仅是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是社会都公认的行为规范。人服从传统是主动的,所以在许钦文乡土小说乃至20年代乡土写实派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的无意识,他们主动服从传统,这就更造成了其生命的悲剧性。许钦文善用疾病的重复出现形成隐喻,对传统进行解构,这也符合五四思潮,五四正是一个解构的时代,对仪式、传统观念进行解构是五四时期的作家极力要做的事。疾病的书写不仅是表层的身体腐败与残缺,更是深层的对文化、传统的质问。
许钦文乡土小说中对疾病的书写实际上是对病态社会和病态文化的转喻和表征,疾病在其作品中出现不仅仅是人物身体上的疼痛,同时还是作家对生命的沉思,疾病不仅指向社会制度,还指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在许钦文的文艺观中,文学是作为疾病医治的药方出现的,文学作为药方既是作家发泄心中的苦闷,又是读者获得精神洗涤的方式之一。
“当某一文学作品成功地发挥其作用时,快感和有用性这两个‘基调’不应该简单地共存,而应该交汇在一起。”[9]以许钦文为代表的乡土写实派小说作家以自身所见所闻书写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世界,他们不是简单地展现乡土世界的弊端,更重要的是乡土写实派作家们以自身看待世界的视角提出疑问。“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10]疾病的出现是“人的文学”的另一种展现方式,疾病作为身体中的一部分,被人们发现并关注,在某种程度上疾病还作为民族国家的象征,疾病实际上成为旧社会的一种象征。
自晚清以降,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在强大的“他者”影响下,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文化、经济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病态”的状态,因而如何揭示出中国当时的病态以及引起疗救就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情结,此时的疾病出现在文学中并非偶然,而是现代中国作家对中国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思考。
猜你喜欢 神经病乡土书写 Unwritten 尚未书写阅读（快乐英语高年级）(2022年9期)2022-10-08用什么书写呢?小学科学(学生版)(2021年4期)2021-07-23乡土人才选好更要用好今日农业(2020年14期)2020-12-14乡土中国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0年1期)2020-02-07离婚起诉书写好之后中国生殖健康(2019年3期)2019-02-01糖尿病人应重视神经病变基层中医药(2018年11期)2019-01-31越测越开心科普童话·神秘大侦探(2017年4期)2017-04-06书写春天的“草”学苑创造·A版(2016年4期)2016-04-16芬芳乡土行创新作文(小学版)(2016年33期)2016-02-28慎玩，当心成神经病！汽车生活(2015年6期)2015-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