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凤荣
摘 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表明，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模式的活力已经耗尽。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要想赶上现代化的步伐，都必须对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便开始酝酿改革。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吹响了改革的号角。苏联则在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开始改革。在苏联开启改革时，中国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经验，但苏共并未吸取。中苏两国走的是不同的改革道路，两国在对待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态度、经济改革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与手段、改革中的政治制度安排、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等方面都存在很大不同，其结果自然也不一样。中国在理论与实践上都突破了苏联模式，开启了新型现代化道路。苏联的改革没有带来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苏共虽提出很多新理论新概念但得不到民众的认同，最后丧失了政权。
关键词：苏联模式；
现代化新路；
中苏改革；
中苏现代化比较；
邓小平；
戈尔巴乔夫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苏联都进行了改革，即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寻找新的发展之路，但结果却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实现了全面小康。苏联在改革苏联模式和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过程中解体了，国家一分为十五，共产党丧失了政权，民众遭受了国家解体带来的变故与困苦。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虽然克服了苏联解体带来的混乱，实现了社会稳定，但其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工业制造业萎缩，科技创新不足，主要支柱产业同苏联时期一样，仍是军工、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俄罗斯经济没有融入全球产业链，其现代化水平没有明显提高。这与苏联没有走上新的现代化道路不无关系。对中苏改革中的措施进行比较，有利于我们更好总结现代化成功的经验。
一、中苏都需要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
苏联模式曾是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唯一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社会制度模式。这一模式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形成的，又称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首先是国家的高度集中。国家不仅管理行政、外交、国防、治安、财政等事务，而且依靠垄断所掌握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全面管理生产和分配，还管理教育新闻、卫生体育、文学艺术等文化事业。国家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它将全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生活都置于自己的管理控制之下。其次，联共（布）是整个国家的领导核心，国家的一切大政方针都由它决定。最后，整个权力集中于斯大林一人，所有思想舆论完全统一于斯大林一人。斯大林模式所形成的集中，无论从横向看还是纵向看，都是空前的。[1]235在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下，国家虽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国家计划不可能解决人民千差万别的消费需求。它扼杀了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了苏联经济的畸形发展和日用消费品的短缺。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进行改革。但这一改革是在维护斯大林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政策调整，效果有限。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又重新开始斯大林模式化，不再进行改革。從70年代开始，苏联模式的活力耗尽，苏联社会进入停滞状态。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苏联开始进行政策调整，试图改变经济停滞状况，1987年后开始触动原来的体制机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照搬苏联模式，逐渐建立起与苏联差不多的体制机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问题也不少，像苏联一样，也没有解决生产力长期停滞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的问题。因此，中国也需要改革。这一进程从邓小平复出后便开始了。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时表示：“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2]44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约斯特时说：“建国初期接受了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经验也有好的，很多并不好，批判是对的。”[3]22811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洛克菲勒大学王浩教授时说：“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他们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形而上学，认为一切都是苏联的最好，其实很多并不是这样，结果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思想僵化。这妨碍了他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落后了。”[3]2351978年9月，邓小平在访问朝鲜回国后于13日至18日考察东北，其间发表了许多重要谈话，可以被看成是改革的先声。邓小平明确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那时候，苏联企业管理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后来我们学了那个东西，有了那个东西比没有好。”[3]376，378正是因为有了对苏联模式的这种科学认识，中国的改革一开始便是体制改革。
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需要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进行改革，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苏联都进行了改革，都对新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探索。严格说来，中国的改革先于苏联，标志是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苏联的改革则是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开始的。中苏两国改革的时间段差不多，但改革的效果截然不同。中国成功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国家由弱到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代了苏联模式，焕发了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苏联在改革中出现了混乱，苏共丧失政权，联盟国家解体，民众遭受国家解体带来的变故与困苦。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就在于两国在思想理论、经济、政治、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
二、中苏两党对待传统社会主义
理论的态度不同
1936年苏联通过新宪法，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斯大林模式被固定化、教条化。苏联模式把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确定为单一的公有制，不承认个人拥有生产资料的权利并实行计划经济，企业和集体农庄按国家计划组织生产；
不承认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将其看成是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因此，苏联要想取得改革成功，就必须解放思想，突破这些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教条。
中国改革的先声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思维，确定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明确了检验工作对错的标准不是既有的理论，而是实际工作成效和人民是否认同。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初稿由胡福明提供，多人参与修改）。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此文，新华社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文章鲜明提出：“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一大讨论推动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开始破除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迷信。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就鼓励干部要大胆改革。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考察时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从实际出发，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科学研究，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所谓考核，第一就是考核这个问题。”[3]377-378，381理论界也积极配合这场思想解放运动，重新审视过去的理论与认识。如：1978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宦乡明确提出斯大林模式是中国必须挣脱的枷锁。他认为这一模式造成的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畸形的经济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使计划与市场互相排斥对立以及把世界统一市场人为分割为两个平行市场是错误的，强调要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并提出中国应该积极融入世界统一市场。[4]210在苏共没有为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平反的情况下，中国就于1981年出版了《布哈林文选》三卷本，将布哈林与斯大林的争论、捍卫新经济政策的文章均收入其中。这对于科学认识苏联社会主义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让中国人看到了苏联还存在斯大林模式以外的另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之路。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可夫文选》。李可夫在列宁去世后接替列宁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是新经济政策的坚定捍卫者。中国最初的改革措施与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与中国学界重新审视苏联这一阶段的历史直接相关。
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最大突破是抛弃苏联模式，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31988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时说：“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5]261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关键是突破了传统所有制理论和计划经济观念。
中国从改革一开始便肯定了私人经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明确了“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把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形式作为一项战略决策。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11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1983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到全国，同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正式废除了人民公社。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乡镇企业迅速发展。1984年，全国乡镇企业达到606.52万个。[6]26乡镇企业的发展激发了经济活力，突破了所有制形式的桎梏，大大推动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农业改革取得成功后，中国又开始在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进行改革。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明确提出了把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发展和完善企业承包制，同时开始试行股份制。中国发展多种所有制，激发了民众的积极性，个体经济得到迅速发展。随着社会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中国经济很自然地向商品经济发展，政府不断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改革。这种良性互动促使中国改革不断向前推进。到1988年底，私营企业已经有90581户，从业人员有164万人，注册资本达84亿元；
个体工商户有1453万户，从业人员有2305万人，注册资本达312亿元。[7]65私营企业的发展体现了人们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对于解决就业和商品短缺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成果。
苏联改革则长期囿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特别是坚持固有的所有制观念，排斥市场经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任后，试图进行一些理论创新，在内外政策上提出了许多新理论，如“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但戈尔巴乔夫的这些新理念对苏联经济发展没有起到什么积极作用。随着苏联国内经济危机日益加深，这些新理论并未增强苏共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在中国已经突破传统所有制理论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苏共仍坚持传统理论，甚至在开始进行改革后，还在与所谓个人非劳动收入作斗争。苏联的企业改革是在只承认公有制的条件下进行的。1987年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正式批准了《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规定“企业的活动建立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家计划的基础之上”，国家订货代替了原来的指令性计划指标。但这种改革换汤不换药，企业仍无法成为独立商品生产者。1987年11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的讲话中，仍在肯定斯大林模式。1988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批评爱沙尼亚同志说：“私有制，很清楚，这是人剥削人的基础，而我们的革命完全是为了消除剥削，把它们完全转交给人民所有。试图恢复私有制意味着后退，这是极其错误的决定。”[8]286-287直到1989年3月，苏共中央全会才决定解散苏联国家农业综合体，放弃对土地过分集权化的管理，中止同个人副业的斗争，确定五种土地经营形式即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土地联合企业、合作社、农户（农场）经济是平等的，但为时已晚。
中苏改革的结果表明，破除对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迷信、探索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至关重要。只有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才能开辟出新的现代化之路。
三、中苏经济改革和实现现代化
的目标与方法不同
中国和苏联都面临着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探索新的现代化之路的任务。两国虽然面临的任务相近，但向现代化转型的道路选择却有很大差异。中苏都从经济领域着手进行改革，但经济改革的目标、重点、措施不同，决定了两国经济改革的结果也不同。
目标决定方向，不同的目标决定了不同的道路选择。中国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方向、以现代化为目标，从一开始就关注人民生活，强调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1978年3月10日，邓小平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是要表现它的优越性嘛。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二十八年只搞了二千三百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干社会主义，要有具体体现，生产要真正发展起来，相应的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这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3]277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时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强调要学会做生意。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学会做生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要通过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来体现，这是最起码的标准，空头政治不行。”[3]329-3301978年9月，邓小平在考察东北时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3]380，381从邓小平的这些话语来看，他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力，并把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要学会做生意，也就是发展商品经济，强调只要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切都可以大膽地试。
中国共产党把中国改革的目标形象地称为“实现小康”。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回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关于中国现代化蓝图的问题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3]582“小康”这一概念，既集中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让民众特别容易理解为什么要进行改革。1982年中共十二大决定实行全面改革开放政策，提出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标准，不仅指导我国制定现代化战略规划，也把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联系起来，特别接地气，极大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为改革切合人民的需要，很快就解决了就业、商品短缺等问题。1985年中国取消统购统销政策，放开市场，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中国坚持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民众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得到了实惠，自然更拥护改革。
苏联在开启改革时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其改革目标是克服经济停滞，保住超级大国地位，继续与美国争霸。与中国把改革目标首先定位为“富民”不同，苏联改革的目标仍是“强国”，继续发展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商品短缺的问题仍然被忽视。正是因为民众没有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获得实惠，苏共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目标不同决定了改革的方法与步骤不同。中国强调在改革中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苏联的改革则主要由中央推动。中国的改革是从基层开始的，经验成熟后由中央向全国推广，实现了上下互动。邓小平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5]258-259家庭联产承包、个体经济发展、企业承包等，都源于群众的首创。苏联的改革则缺少来自基层的动力，基本上是由上层推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是苏联经济的基石，苏联的农业工作者人数不多，1987年苏联的工人占整个劳动力的61.8%，职员占16.2%，集体农庄工作者只占12%。[9]12苏联的改革由上而下，一开始搞“反酿酒运动”，整顿劳动纪律，结果破坏了酒业生产和葡萄园经济。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后苏联搞“加速战略”，发展的重心仍是重工业，目的不是“富民”，而是保持大国地位。为此，苏联政府把本来用于进口食品的资金用于进口机器设备，结果不仅没有扩大生产，反而加剧了商品短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思路是“回到列宁”，搞合作社，照搬历史经验，而这种不从现实出发的改革自然不会有好结果。掌握着国家经济大权的企业领导人和部委领导没有改革动力，吃惯了“大锅饭”的工人也担心影响自己的利益，不愿改革。为了刺激经济并使其多元化，苏联必须大幅度压缩并改造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这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技术设备更新，也需要既得利益者的配合，但苏联不具备这些条件。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让民众感受到了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并对未来充满希望，那么苏联改革的结果则正好相反。经过几年的改革，苏联非但经济没有好转，还发生了更严重的危机，人民生活更加艰难，大部分日常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不得不重新实行票证制度。从1988年开始，苏联经济每况愈下，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1988年农业生产开始下降，1990年工业生产也开始下降，出现了和平时期经济的首次负增长。苏联国家统计局向苏联人民代表提供的资料说：1990年上半年“未能实现财政状况的改善和稳定。在过去的整个时期里，社会生产及其效率在下降，原因是所有层次上经济管理水平的恶化、经济联系被破坏、低下的劳动和生产纪律、被迫削减各种重要原材料和零配件的进口。与上年的前半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1%，国民收入减少了2%，劳动生产率降低了1.5%。半年内国家财政赤字达110亿卢布。7月初，国家内债超过了4200亿卢布”。[10]25在此期间担任总理的雷日科夫提供的数字是：“1986年1月1日，我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时，国家的黄金储备是587吨，至1990年1月1日前为784吨。”[11]2071990年苏联经济困难，向国外出售了250吨黄金。外债1986年为270亿卢布，1990年上升至350亿卢布。[11]210日用消费品短缺情况严重，在日常基本消费品中，超过95%的商品经常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实行凭票供应制。“1990年春天，经过六年的改革之后，实际上被迫推行票证制度。我国各族人民经历了七十多年艰辛劳作，无尽的磨难和千百万人牺牲，结局竟是如此令人失望！”[12]168经济状况不佳，造成失业和贫困人口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中苏改革的手段与方法不同，源于两国的不同国情和领导人的不同见识。苏联从1929年“大转变”开始搞斯大林模式，排斥市场经济，计划涵盖了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苏共党内的经济学家布哈林、李可夫、沃兹涅先斯基等人都被镇压，由于几代人都在搞计划经济，懂得市场和商品经济的人几乎不存在了。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苏联还是一个强国，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人民生活相对稳定，改革的紧迫性在民众那里并不是很强。上层的改革政策只是围绕如何完善计划工作进行，自然难见成效。中国十年动乱刚结束，推行改革没有多少阻力。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比苏联短得多，到开始进行改革时，懂得商品、市场为何物的人还有不少仍健在。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与工商界五位代表人物——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座谈时强调：“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要落实对他们的政策。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3]471“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13]157邓小平是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他提出要吸引外资，希望原工商业者利用落实政策的资金办私人企业。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中国从此打开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禁区，原来那些经营有方、熟悉市场经济的企业家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的改革没有这一有利条件。戈尔巴乔夫本人在经济上是外行，苏共提出的改革措施经常难以落实。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在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效的情况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试图打破改革的“阻塞机制”。
四、中苏在改革中的政治安排不同
从经济角度看，当时中苏都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如发达国家的经济落后国家，都需要有强有力的行政力量来领导推动经济发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辟现代化新路，同样也需要执政的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然。中国通过改革确立了中共的威信，坚持和改善了中共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在改革成效不大的情况下，却认为改革的障碍源于苏共党内。苏共成为改革的对象，党内在改革问题上分歧严重，始终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党的领导核心。最后改革失败，苏共也丧失了政权。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强调：“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13]333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邓小平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认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过去民主太少，现在要强调民主，特别要发扬经济民主。“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450-451中国改革成绩的取得与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分不开的，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原则下进行的，在意识形态上也重视防范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从而保证了改革在稳定的环境中自主有序地向前推进。
在坚持本党的领导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注意改善自身的领导。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权力过分集中，会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政治上，要注意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组织上，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13]321，322在改革实践中，中國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威信都有很大提高，一大批能干事、敢干事、有世界眼光和理论修养的干部迅速成长，保障了改革顺利向前推进。
与中国不同，苏联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戈尔巴乔夫不重视执政的苏共的领导作用，更重视民众的作用。他反复强调要尊重民众的政治权利，给人民以表达的自由，让民众舆论触动保守僵化的官僚。从1987年1月起，戈尔巴乔夫以改革的名义对干部进行“大换血”，有些不该撤职的干部也被撤职了，打击了干部的积极性。“戈尔巴乔夫强调，首先必须进行深刻的民主化改革，包括实行公开性，因为没有这样的民主化，经济改革就不会有足够的空间，也没有前途和希望。没有深刻的民主化，人民享受不到经济改革的成果，改革会成为经济犯罪和贪赃枉法的官僚的事。”[14]“民主化”和“公开性”动摇了苏共政权的基础，削弱了苏共将公众与社会凝聚起来的力量。结果，苏联陷入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内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联盟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各加盟共和国中的各民族之间的激烈争斗之中，陷入了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恶性循环之中。戈尔巴乔夫过分迷信民主化改革，他在1989年要实行列宁在1917年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搞直接民主制，试图把苏共的权力转移给苏维埃。对此，连总理雷日科夫都不理解，“为什么最高苏维埃的成员们包揽了那么多权力，居然能研究和决定所有问题——从法律的制定，到国民经济的管理，一会儿行使政府职能，一会儿又行使立法职能。我同样不明白，为什么最高苏维埃几乎完全模仿苏共中央的机构设置来设立内部的部门和机构，只不过不叫部和局，而是叫作委员会。这些机构所发挥的作用比党的机构更积极，更富有热情。他们使用的也是行政命令的手段，而且往往更强硬。遗憾的是，他们的工作远不是那么在行”。[11]246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脱离了苏联实际和民众的切身利益，引起了混乱，干扰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形成良性互动。苏共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失去了前进方向，长期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导致苏共丧失政权和国家解体。
对于中苏在改革中的政治安排，可以从下面这段话中看到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不同思路。1989年5月1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在场的《真理报》记者欧福钦听到戈尔巴乔夫对邓小平说：“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夠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邓小平回答说：“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土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道路转向另外一条呢？”[15]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保持社会稳定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带来社会动荡，国内游行、示威不断，最后改革进程也被打断了。
对于中国的改革举措，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有广泛共识，民众同样拥护。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却没有凝聚起对改革的共识和领导核心，雷日科夫、利加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等人相互拆台，难以形成合力。后来在八一九事件中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那些人，都是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的高官，但他们并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到1990年苏联面临总危机时，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在二月全会上宣布放弃苏共的领导，实行多党制。1990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会议上表示：“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声称，苏共将毫无保留、斩钉截铁、毫不妥协地摒弃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斯大林的思想和实践。党坚决支持苏维埃拥有全权，人民当家作主；
党不再赋有政权职能和经济职能，不再奢望垄断地位，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党将通过说服工作，通过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参与议会辩论，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去争取社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支持。”[16]642苏共在关键时刻放弃了领导国家的责任。“取消宪法第6条，实际上也就是将苏共排挤出政权，这就摧毁了国家的权威基础。在中央新建立的政权机构已失去了本身的合法性，而在很多共和国中共产党人在大选中已丧失权力，这些都加快了国家的解体，加深了经济危机以及社会关系和族际关系的危机。”[17]220中苏改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在改革中担负起历史的重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
五、中苏在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上不同
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要顺利完成改革任务，追赶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脚步，都需要科学认识自己和世界；
既要科学判断世界大势，也要找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处理好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界统一大市场逐渐形成，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需要利用全球资源。中苏改革与现代化的结局不同，与双方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处理不同有很大关系。
中国之所以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很关键的一条是能够正确判断世界大势，认识到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果断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这才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结束了十年动乱的中国看到了自己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敢于承认自己的落后，强调要向世界特别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并尽快赶上去。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华侨、华人、台港澳同胞时说：“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我们实行‘拿来主义。”[3]211邓小平强调：“中国人民深信，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结合起来，对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3]4801979年中国制定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表明了中国要与发达国家长期合作的态度。从引进最先进的设备，到引进外资、支持出国留学，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措施，中国都要推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大势的认识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战略判断。面对世界的发展与进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了原来那种从苏共那里学来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观，认为和平与发展才是时代主题。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5]96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5]105当时冷战还没有结束，美苏还在争霸，但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时代发展进步的潮流，认识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才是国家安全的关键。
中国不仅积极打开国门，向世界上生产力先进的国家学习，同时还积极融入世界，构建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国积极要求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1980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与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相关事宜。同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该组织的合法席位。同年9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通过决议，将中国特别提款权份额从5.5亿增加到12亿，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中为中国增加一个席位。1980年5月15日，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同时成为国际开发协会的成员国。中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在对外开放和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邓小平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呼吁发达国家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他指出：“我们希望所有的外国企业家、专家进一步认识到，帮助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利。现在中国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例很小。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翻两番，对外贸易额就会增加许多，中国同外国的经济关系就发展起来了，市场也发展了。”[5]79他认为，“从世界的政治经济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有利，对世界经济发展有利。希望国际工商业界人士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同中国的合作。发展这种合作，中国要创造条件，发达国家的经济界也要创造条件。这就是不要怕冒风险，不要担心中国的政策会变，步子放快一点，胆子放大一点。中国说了话是算数的。合同规定了我们一定会遵守。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这叫‘自力更生，但如果闭关自守，也不会成功，需要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中国发展”。“对外开放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根本政策，要变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18]289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切合中国与世界的实际，为中国与世界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指明了方向，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1989年6月，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跌入低谷。同年，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布什的特使斯考克罗夫特举行两次会谈，邀请尼克松、基辛格来华，传达希望中美关系改善的信息。邓小平强调：“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19]1304到1992年初，中国外交面临的形势已有很大好转。
戈尔巴乔夫在对内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在重新审视世界，并进行了外交观念的更新和对外政策的调整，在观念与理论方面出现了新变化。苏共二十七大“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思想转變成东西方在较低和较少危险的军备状况下共享安全的观念”，提出了“加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将苏联的战略目标变为谋求与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创造有利于国内进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20]679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共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提出和平共处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核时代“全人类生存的条件”。他放弃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理论，指出“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资本主义不仅由于上次战争的教训，而且由于害怕自己在已成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面前被削弱，不愿意使内部矛盾发展到极限。内部矛盾已经转化为相互间的技术竞赛，利用新殖民主义来‘缓和一下。世界发生了某种新的‘和平的重新划分——是根据列宁揭示的那种规划，即按‘资本来划分，谁更富有，谁在此时更强大，谁就拥有更多的份额。在一些国家，借口‘苏联的威胁，把资金转给军界工业界集团，以此来‘消除经济中的紧张状况。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基础和组织基础也有助于调解矛盾、平衡利益”。资本主义可以在不进行军事化的情况下发展，许多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时期是在军费最低的条件下发生的。[21]43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外交，结束了苏联与美国的对抗，结束了阿富汗战争，结束了冷战，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苏联的国际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但是，这些积极的成果并没有对苏联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起到多少促进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苏联仍然认为自己是最先进的国家，其与美国改善关系，主要是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进行协作，“需要进行这种协作来防止核浩劫，使文明社会能够生存下去。需要进行这种协作，以便共同地和为了每个人的利益来解决全人类的其他日益尖锐的问题”。[22]29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意图在于摆脱军备竞赛，而没有把苏联与美国、欧洲国家的经济合作提上日程。
苏共党内许多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并不认同，这也影响了新思维外交的推行和苏联与世界互信关系的建立。曾任苏联驻美大使的多勃雷宁认为，“戈尔巴乔夫和他忠实的副手谢瓦尔德纳泽向西方做出了慷慨的让步，本来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得到使苏联在欧洲安全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以及苏联在欧洲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有时他们做出的让步远远超出了必需，像在签署关于军备控制、东欧、德国统一、海湾危机等协议中就是如此，即使在苏联分裂之后他们还继续这样做。……自1989年起，苏联外交变得愈加乏力……结果是我们适应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的能力明显下降了，这在不少程度上是由戈尔巴乔夫本人造成的”。[20]710到苏联最后阶段，戈尔巴乔夫开展的是对西方的“乞讨外交”。1991年10月和11月，戈尔巴乔夫先后给作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协调人的梅杰写了两封信。他写道：“您作为七大国首脑会议的协调人，我向您提出关于财政援助的紧急请求。尽管已采取了一切措施，可是外汇情况仍有崩溃的危险。到11月中旬，我们缺乏清偿苏联外债的外汇资金约为3.2亿美元，到今年年底可达36亿美元。全部必要的计算数据10月27—28日已交给‘七国集团小组的专家们。为了避免事态恶化，约翰，我请求您以你们可以接受的任何方式向我们提供15亿美元的清偿资金，其中3.2亿美元希望在11月中旬以前提供。”“我想趁我国新大使（潘金）抵达伦敦之际……现在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是在粮食供应和财政方面再支持几个月，以待市场机制带来比较明显的效果。这就是贵国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在此时此刻的支持和帮助特别重要的原因。”①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到苏联面临的困境。但西方国家并不是救世主，它们不能也无意挽救苏联。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面对改革苏联模式、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的历史任务，中苏两国作出了相同的选择，即进行改革。中苏两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领导者的能力与水平不同，两国的执政党对待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态度和采取的内外政策也有很大不同。中国共产党从面对的实际问题出发，敢于突破既有的理论与教条，在内政外交上都有很多创新，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焕发了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建设，不仅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还推动中国与世界建立了良性互动关系，使中国与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贡献。苏联共产党则仍囿于传统理论，长期无法突破原来的教条，改革成效不尽如人意，不仅没有解决苏联经济长期停滞的问题，还产生了新的危机。最后，苏共失去了政权，联盟国家也解体了，给人民带来了严重损害。对比中苏两国的改革，对于当今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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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 华]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oderniz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Taking the Reforms of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80s as an Example
ZUO Fengron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y Studies，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demonstrates that the vitality of the model of the Soviet Union had been exhausted by the 1970s. In order to catch up with the pace of modernization， both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must reform their own original socialist models. In 1977， Deng Xiaoping began to contemplate reforms after his comeback. In 1978，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officially sounded the horn of reform. The Soviet Union began its reform after Gorbachev became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CPSU）. When the Soviet Union initiated the reform， China already had som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but the CPSU did not absorb them.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had taken different paths of reform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socialist theory， goals and means of economic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political system arrangemen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ich naturally resulted in different outcomes. China has broken through the model of the Soviet Union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opened up a new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reform of the Soviet Union did not improve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CPSU proposed many new theories and concepts but without public recognition， and ultimately， lost its political power.
Key Words：
model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path to modernization; reforms of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omparison of moderniz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Deng Xiaoping; Gorbach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