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铜，马英林
（中共大庆市委党校，黑龙江 大庆 163313）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课题和中心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同时也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从毛主席提出“实现工业化”的构想到邓小平同志明确“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从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到第三份历史决议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始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探索并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形成了符合油田实际、具有自身特点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石油工业发展之路，为探索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和宝贵经验。”1964年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树起了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至今已整整60年，学习运动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作用影响之深，在中外工业发展史上都极为罕见。在《工业学大庆纪事》序言中开宗明义写道：“‘工业学大庆’展示了中华民族自立自强、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体现了中国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正确方向；
工业学大庆在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曾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加速我国经济建设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
‘工业学大庆’实践中总结出的许多宝贵经验和好的做法，对于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以“工业学大庆”为开端，从大庆经验、大庆标准，到大庆样本、大庆道路，大庆作为坚持走中国工业发展道路的典范，史无前例地影响着共和国经济社会发展，前所未有地推动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具有“参考书”意义的“大庆版本”，发挥了至关重要且无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而中国式现代化恰恰是共产党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由国情所决定，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工业化。正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真正的基础，那就是大工业。”工业化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基础地位和普遍意义，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早在1945年4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就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强调如果没有工业，就无巩固的国防，就无雄厚的经济基础，就无人民的幸福，就无国家的富强。1949年3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明确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毛主席形象地比喻中国革命和建设，“铲地基”花了30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一穷二白”近乎于零的情况下起步的。经历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经受了“抗美援朝”血与火的考验，我们在仅能造桌椅板凳、茶碗茶壶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安下心来搞建设”，设想用15年时间基本实现工业化，制定和实行了1953年至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史上空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954年9月，毛主席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国家的任务。1956年4月，毛主席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典文献《论十大关系》，重点论述了发展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辩证关系。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正式和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任务。
马上打天下，马下如何治天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没有成型经验可资借鉴，通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做法，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在许多工业企业中推行苏联的“马钢宪法”和“一长制”。苏联模式弊端暴露后，毛主席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再次明确“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重大命题。
“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鞍钢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独特模式，突破“马钢宪法”的束缚。1960年3月，鞍山市委向中央上报《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主席对这份8000多字的报告赞赏有加，他在批示中说：“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他认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要求在工业战线加以推广。大庆扎扎实实走出了一条全面贯彻“鞍钢宪法”的道路，从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到毛主席树立大庆红旗再到“工业学大庆”，从学习大庆经验到明确大庆式企业标准再到推广普及大庆式企业，这是我国走自己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历史逻辑线索。可见，“工业学大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一场以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推进共和国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学习运动，也是一场遵循生产规律和经济规律、进而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群众运动。
“工业学大庆”的兴起主要有5个支撑点，这既是“工业学大庆”的前提条件，更是形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大庆模式”的重要基础。
第一个支撑点是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毛主席在1963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豪迈地盛赞：“苏联有个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现在石油部又有个大会战！”从1960年4月29日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到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宣告我国石油基本自给，4万多创业者在没有任何城市依托的情况下，仅用3年多时间就探明了面积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600万吨的生产能力，累计生产原油1166.2万吨，开创了共和国石油工业的新纪元，足以振奋国人、当惊世界！
第二个支撑点是毛主席亲手树立大庆红旗。1964年1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听取余秋里汇报后眼前一亮，如获至宝般强调：“我看这个工业，就要这个搞法，向你们学习嘛！要学大庆嘛！”[2]从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号召大家学习的，主要是自主开发大油田、探索工业化道路的经验做法。从毛主席在1963年10月《关于加强十项政治工作的批示》中提出“要工业学大庆，学解放军”，到1963年12月13日动员各部委都要去大庆“考察研究请教一番”。这些批示和讲话都是强调“工业学大庆”。据铁人王进喜纪念馆统计，毛主席一生中关于石油工业、大庆经验做法等相关指示、批示、讲话和谈话多达上百次，重视程度堪称史无前例。
第三个支撑点是周恩来总理的充分肯定。周总理高度关注大庆油田发展建设，从“两论”起家到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再到3次视察大庆，同数万名工人、干部和家属直接见面，一次又一次强调“向大庆工人学习”！1964年12月，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中大篇幅地肯定了大庆石油会战的经验做法：“这个油田自始至终坚持了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相结合的原则。”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是打了一场漂亮的政治仗、志气仗、经济仗和科学技术仗。
第四个支撑点是余秋里和康世恩对大庆石油会战的全面总结。1963年12月，余秋里、康世恩分别在中央机关17级以上干部大会和北京市领导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全面总结大庆石油会战基本经验。彭真在主持中央机关报告会时强调：“今天召集了17级以上干部5.6万人在这里开个会。为什么要开这个会呢？我们想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领导一个企业，如何来管理一个企业。解放已经十好几年了，中央一直在找，想找到一个典型，现在找到了石油部的大庆油田。”1964年2月5日，中央以〔1964〕78号文件将《报告》印发全国，总结了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
注重基础工作和基层建设；
领导干部带头等大庆会战9条经验。以中央文件形式总结企业经验，史上罕见。
第五个支撑点是铁人王进喜的广泛社会影响。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木、范荣康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其中用5个自然段对铁人王进喜的光辉事迹进行了报道，感动了年轻的共和国。1966年1月3日，《工人日报》发表了李冀、张杰、杜铁采写的长篇通讯《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王铁人》，全面细致介绍铁人王进喜事迹。党的九大会议上，毛主席亲切接见王进喜，周总理一生30次接见铁人王进喜，足见党和国家领袖对大庆、对普通劳动者的高度重视。铁人王进喜逐步成为家喻户晓的工人阶级典范和大庆红旗的标志性人物。这一光辉形象的树立和传播对“工业学大庆”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工业学大庆”进而形成“大庆模式”，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探索乃至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实践意义。毛主席在1964年2月5日对《中央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通知》的批示中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虽然有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义”“它的一些主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可做参考。”国际友人在访问大庆后甚至表示，“所有建设社会主义的人都应该学习大庆！”如果我们对大庆经验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思考，可以总结概括出这一模式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贡献。
第一个贡献，建构了新型企业党的领导模式：党领导下的国家行为和群众行动，使党的领导优势实现了最大化。1960年3月27日，康世恩在大会战筹备会议上指出：“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
千条万条，党的领导第一条”“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是党的决策；
石油部党组直接领导，党组书记、党组成员和党员干部深入一线现场办公，是党的部署；
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宁肯少打几口井，也要把基层党支部建设好，是党的组织。大庆油田会战无论是前期的策划、筹备，推进的组织、实施，还是后期的巩固、发展，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了党的领导。
第二个贡献，建构了理论指导实践的大庆模式：大庆作为毛泽东思想应用于工业战线“两论”起家的典型，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巧妙贯通，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在群众路线的坚持中展开、党的群众路线在思想路线的坚持中展开。强调“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1960年5月25日，会战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就提出：“这次大会战首先是抓人，抓政治思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抓生产从思想入手，抓思想从生产出发”，做“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
倡导“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优良作风，发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技术民主，强化职工管理企业的主人翁责任感，推动思想的革命化。
第三个贡献，建构了企业管理制度模式：从创立“岗位责任制”到创建大庆式企业，这是“鞍钢宪法”的创新和发展。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鞍钢宪法，自己没有实行，实际上有了大庆才真正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经验。”1966年3月，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交公路工作会议，推荐了70个大庆式先进单位，成为“工业学大庆”的重要成果。1966年元旦刚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工业化的正确道路》指出，大庆油田的建设“为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1966年上半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短评、文章、编者按，先后10余次介绍大庆经验和有关学大庆的论述，“工业学大庆”由此掀起高潮。1971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总理亲自审定的社论稿《工业学大庆》指出，大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工业学大庆”是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1977年4月20日至5月13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先后在大庆和北京召开。大会作了《全党、全国工人阶级动员起来，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的报告。会议总结了大庆式企业6条标准，提出要在“五五”期间，把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像大庆那样做出伟大成绩”，再次把大庆经验推向全国。到1977年底累计建成大庆式企业3700个，1979年底全国县属以上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1万多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大庆就是全国的标杆和旗帜”。
第四个贡献，建构了哲学大众化模式：从“两论”起家到“两分法”前进，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解决油田开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习近平在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大庆的实践启示我们，国有企业的发展和进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国际友人访问大庆时赞叹，“大庆人具有的一套哲学，不是那种学究式的哲学，而是人民的哲学。”大庆在实践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我们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供了实践参考。
第五个贡献，建构了独特的群众动员模式：“评比选树”是职工群众自主教育、自主动员、自主进步的动员模式。重点通过“五好运动”这种比学赶帮劳动竞赛的基本形式，从思想、生产、学习、纪律、风格等方面，培养选树五好党员、五好团员、五好工人等，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余秋里说：“大庆石油会战本身就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学“两论”到学铁人立新功，从“五好运动”到“评比选树”，党所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是别开生面的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彻底化的群众运动，是夺取石油大会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第六个贡献，建构了精神财富的大庆模式：“工业学大庆”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3]。中央发布第一批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位列其中。井冈山斗争产生了井冈山精神，这是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的开篇之作，创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大庆石油会战产生了大庆精神，这是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开篇之作，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典型代表，形成的“大庆版本”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大庆的成长和辉煌，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和辉煌；
大庆的探索和成功，体现了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的探索和成功；
大庆的成绩和贡献，已经镌刻在伟大祖国的历史丰碑上，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见证”和“一个体现”，把大庆的地位、贡献与经验上升到了道路的维度和丰碑的高度。大庆既有“我为祖国献石油”的物质性贡献，又有大庆优良传统作风的精神性贡献，更有通过“工业学大庆”将大庆经验推广为“大庆模式”的制度性贡献，真正为工业化乃至现代化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
实现强国复兴的伟大梦想，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发挥“中国优势”。从毛主席指出大庆经验是让人“鼓起劲来”的经验，到周总理肯定大庆经验是体现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优势”的经验。我们必须学会“让历史告诉未来”“继续走在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前列”，把大庆经验总结推广好，把蕴藏其中的“中国优势”转化为新时代新征程新愿景，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大庆表达。
第一，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政治优势。这一优势集中体现在党的领导的群众路线化，就是使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与党的群众路线高度契合。大庆石油会战之初就明确提出党员领导干部不脱离群众的“约法三章”，不搞特殊化的“铁律三条”，要“亲临生产第一线指挥生产”，出台了党政干部的“十不准”和领导干部“四个公开”“五同”的工作要求，强调“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工人身上有多少泥，领导身上就有多少泥”。后来又逐步确立了机关工作“三个面向”的指导思想和“五到现场”的工作原则，旨在“把方便送下去，把麻烦揽上来”。坚持做到“四勤四看”，把思想政治工作润物无声地做到吃饭、走路、睡觉等生产生活各个方面。铁人王进喜曾告诫党员干部：“咱们当干部的，脑子里要想着群众，心里要装着群众，不然，就不是共产党的干部。”朴素的话语蕴含深刻的道理：只有党员干部都把自己作为普通群众的一员，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党和人民才会水乳交融，才是真正走群众路线，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这恰恰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优势。
第二，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相贯通的理论优势。毛主席早就强调，“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一致性。大庆油田勘探开发有“三点定乾坤”，在党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贯通上也有“三点定乾坤”。第一点“定乾坤”是号召广大职工学习“两论”。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会战大军在围着篝火学“两论”中深刻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
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矛盾”，能够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油田开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第二点“定乾坤”是开好我国石油勘探开发史上的“遵义会议”，即1960年4月会战之初的油田第一次技术座谈会。余秋里提出不做盲目的乐观主义者，要做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制定了取全取准20项资料72个数据为基本内容的“石油法典”。后来又提出了不仅读懂印在纸上的书，还要读懂印在石头上的书，举办“队队办地宫”“人人游地宫”活动，目的就是让理论掌握群众、让石油有了灵魂。第三点“定乾坤”是提出要一切经过实验，“力求不犯错误，要犯错误也要犯可以改正的错误，决不能犯不可改正的错误”。大庆实践证明：“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同样要靠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指导。
第三，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尽快改变我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采取了动员一切力量“打歼灭战”的会战模式，打响了一军突进、八方支援的“举国之战”。全党动员，全国、全军、全民闻讯而动，国务院筹集物资，总理亲自安排，副总理主持落实，相关部委一起上阵。叶剑英元帅视察大庆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大地沉沉睡万年，人民科学变油田。一场会战十三路，预祝高歌唱凯旋。”诗中讲的“一场会战十三路”，指的就是国家十三个相关部委对大庆石油会战的支援。黑龙江省等地方单位更是提供了既“护好身”更“暖好心”的鼎力支持，被余秋里感动地称为“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天高地厚之情”！中央军委调兵遣将，动员沈阳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3.3万退转官兵参加石油会战。石油系统全面动员，通过“拔萝卜”抽调标杆钻井队、“割韭菜”成建制调拨队伍、“切西瓜”把原来的队伍一分为二调来一半，组织发动37个厂矿院校1万多名精兵强将，由党员领导干部带队，自带设备前来参加石油会战。这种千方百计动员千军万马来解决国家战略能源问题，充分说明了“大庆是党中央的大庆，是全国人民的大庆”。当年全国支援大庆，后来大庆支援全国，大港油田、胜利油田、辽河油田、江汉油田等都是在大庆的无私援助下建立起来的。这充分显示出全国一盘棋，发挥举国之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第四，传承红色基因与注重典型引路的人的革命化优势。大庆石油会战过程中人的革命化首先是党的红色基因的时代化，这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夺取大庆石油会战胜利的一大法宝。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提出：“到了大庆，好像又回到了延安”。延安作风、延安传统、延安气派都在大庆石油会战的实践中找到了新的生长点。延安作风的灵魂是“实事求是”，而大庆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恰恰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时代化展示。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我看大庆讲‘三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
毛主席在延安时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大庆精神依然保持着这样的“政治本色”，用周总理赞叹的话语说，那真称得起“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从延安石油厂的“埋头苦干”，到大庆石油会战的“干，才是马列主义；
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从中深刻地感受到红色基因的赓续并转化为砥砺奋进的磅礴伟力。大庆石油会战过程中的人的革命化也是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主体化。铁人精神是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高度凝结，铁人是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主体化的典范。陕西作家李若冰评价王进喜：“他对待工作就像对待自己的生命，钻井就是他生命中的一切。为了多打井，他能付出自己的生命。”从铁人王进喜到“新时期铁人”王启民，再到“大庆新铁人”李新民，以几代铁人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先进群体，确实起到了“一旗高举万旗红”的典型示范作用。党员干部“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的示范带动，与会战队伍“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不分职务高低、不分分内分外、不分前线后方，一心为会战胜利”的奉献担当，大庆石油人清晰回答了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人的革命化问题。这与今天党的自我革命在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现代化，国家强起来靠的是人的素质强起来，实现人的革命化恰恰为实现人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这恰恰是强国复兴的决定性力量。
第五， 优良传统作风支撑的精神力量优势。大庆石油会战中形成的七个优良传统和作风，这里包括：靠“两论”起家、“两分法”前进的基本功；
“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过硬作风；
“五条要求”的行为规范；
“三个面向、五到现场”的机关工作要求；
以岗位责任心为灵魂的岗位责任制；
加强基层建设的基本经验“三基”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两抓”的基本方法。[4]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既是符合生产建设实际、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基本规范，更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硬核支撑和重要内容。从大庆优良传统作风到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从红色基因到红色血脉，正是激发我们向着新时代新征程勇毅前行的力量之源。
——高大庆作品欣赏陶瓷科学与艺术(2018年12期)2018-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