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林,屈 影
(1.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2.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北京 1022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传统的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生产要素耗费、环境污染、经济效益降低等问题日趋严重,这不仅使我国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而且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形成了巨大压力,探求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已刻不容缓。实施低碳绿色转型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由之路。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站在历史和全局的战略高度,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制定了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作为其中之一被广泛运用到各个领域。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正是绿色转型。2021年全国两会,“碳达峰”和“碳中和”概念首次被载入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开启“双碳”元年。“双碳”目标的提出可以更加健全我国现代化气候治理体系,并为绿色低碳发展的顶层设计奠定制度基石。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金融对资源配置起着关键作用,绿色金融发展是对传统金融的结构性补充和功能效率的提升[1],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绿色转型的有力工具。绿色金融是金融服务与环境产业发展的纽带[2],是引导资金绿色投资、发展绿色项目的重要渠道,有助于推动个人、企业、社会向着绿色持续的方向转变。绿色金融发展既可以引导资金导向、推动产业融合、促进绿色消费,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工程,能够为经济绿色转型目标提供持续动能。同时,经济绿色转型为绿色金融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应用场景和需求,企业绿色转型调整与资金需求更加多样,又倒逼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种类升级。因此,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促进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协调推进能够推动高质量发展更上一层楼。为此,2017年以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先后指导江西、广东、贵州、新疆、甘肃六省(区)九地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2022年8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印发《重庆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重庆市正式成为全国首个全省域范围覆盖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近年来,关于绿色金融发展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话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归纳起来,现有相关文献主要从四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直接研究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经济的关系。国外已有较多文献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生产率的关系。(1)参见R.W.Goldsmith.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Levine R.“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and mechanisms.”NBER Working Paper,2004(10)。宁伟和佘金花研究认为绿色金融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3]王遥等研究认为绿色金融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主要的作用机制在于:在宏观上优化经济的宏观发展,在微观上提高经济的微观效率并与传统经济政策互补。[4]一方面,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经济增长和提高资源效率的有效工具。[5]李苏和刘浩南研究得出绿色金融对低碳经济发展具有直接效应,且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6]赵亚雄等研究得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对提高绿色经济效率很有帮助,能够为经济绿色转型提供动能。[7]李成刚研究得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还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8]另一方面,根据增长极理论,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郭希宇研究得出绿色金融发展和低碳经济之间存在着双向促进关系,且邻近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可以促进本地低碳经济发展,邻近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也可以促进本地的绿色金融发展。[9]二是研究绿色金融与循环经济的关系。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和投资特征决定其发展离不开绿色金融支持,绿色金融对循环经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循环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两个方面。周淑芬等认为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金融支持作用,制定与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的金融支持战略,有利于实现农业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0]绿色金融与循环经济相互影响,存在耦合关系,循环经济需要绿色金融支持,同时循环经济促进绿色金融的创新升级和可持续发展。(2)参见朱建华、王虹吉、郑鹏《贵州省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研究》,《经济地理》,2019年第12期;李敏、王雷《京津冀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工业技术经济》,2022第5期。三是研究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有学者认为绿色金融发展可以有效提高绿色创新绩效,但对绿色创新质量改善作用并不明显。[11]王玉林和周亚虹研究得出绿色金融发展虽然可以明显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但对绿色发明专利发展没有显著影响。[12]陈国进等研究得出绿色金融政策有助于减少绿色债券的信用利差,增加棕色债券的信用利差,进而促使棕色企业借助绿色创新进行绿色转型。[13]谭卫华和舒银燕通过研究新金融发展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提出引导新金融与绿色金融融合发展,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14]舒利敏和廖菁华研究得出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投资具有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在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为显著。[15]金环等研究得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的绿色技术创新。[16]四是研究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亦能体现绿色金融对经济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文书洋等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论证了绿色金融能够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帮助碳减排。[17]五是构建综合评价模型进行研究。李楠博等基于企业、政府和市场构建了包括绿色技术创新、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的复合系统来研究30个省级单位的耦合协调机制,发现三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整体处于中上水平,但区域差异较大。[18]刘钒和马成龙采集2010年至2019年省域面板数据,测算绿色金融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耦合协调模型评价两者的耦合协调程度,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绿色金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程度较低,但两者间的良性互动逐渐增强。[19]
以上研究无疑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借鉴和逻辑起点,但目前学者们大多是研究绿色金融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单向促进作用,关于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比较少见,尚未系统地研究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协调关系与动态演进趋势。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从理论上分析了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耦合协调机理,丰富了关于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研究范畴;二是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赋权法和系统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了2011年至2020年中国各省市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有助于掌握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协同发展的总体态势,丰富了关于绿色金融发展和经济绿色转型的实证研究;三是采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了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采用Kernel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方法探究了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趋势,以期为协同推进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寻找经验证据。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并联合的现象,后来被众多学者引入到经济问题研究中。协调是指在各子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下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研究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耦合互动机理,实质是研究二者实现耦合互动并紧密联系的相互作用方式以及作用路径。
(一)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理论内涵
1.绿色金融发展的理论内涵
201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标志着发展绿色金融已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银发〔2016〕228号)中明确指出,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20]由此可见,绿色金融发展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发展绿色金融的首要目的是支持具有良好环境影响的融资项目;二是绿色金融不仅包含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投资等传统类别,还包含绿色保险等风险管理活动,以及具有多种功能的碳金融。绿色金融发展一方面依赖于政策法规体系的逐步完善和绿色信息标准的统一,另一方面更需要进一步拓宽绿色金融社会融资主体,实现资金在金融机构和公司之间的良性循环,从而提高其服务于经济绿色转型的效能和质量。绿色金融政策不同于其他的环保措施,它具有不可替代性,利用绿色金融政策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具有成本效益优势[21],还能够有效地克服经济发展高级阶段中绿色财政的“拥挤”难题,有效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17]。
2.经济绿色转型的理论内涵
经济绿色转型的实质是改变原有的生产和发展模式。中国的绿色转型与发达经济体存在明显差异,与发达经济体以总量为目标的激进型转型道路不同,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在绿色转型的过程中,能源转型和产业转型并重,更倾向于根据自我实践进行全新探索渐进式道路。[22]经济绿色转型是一个兼顾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理解。首先,经济绿色转型是全方位、多领域的现象。在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包括六大维度,即以环境保护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动能转换为引领,以低碳循环为关键,以生态碳汇为重点,以节能减排为根本。[23]其次,经济绿色转型是一个长远的、发展的过程。经济绿色转型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但是这种深刻的转型并不能一蹴而就。在经济绿色转型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马太效应、就业岗位减少、居民生活水平降低、政府监管等问题,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更好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经济绿色转型是一种良性的、共同的发展选择。在各级政府政策的引领下,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逐步提高,对绿色产品的消费意愿增加,一方面通过供求关系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另一方面通过收入效应以及价格效应对生产部门产生影响,逐步形成绿色供应链和绿色价值链,进而形成多维度、多层次的良性循环绿色经济系统。
(二)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耦合协调机理
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绿色金融发展和经济绿色转型是一体两面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二者均以绿色发展理念为中心,都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都需要打通各社会主体之间的良性循环,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存在双向促进作用和耦合互动关系。[24]
一方面,绿色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多条路径助力经济绿色转型。一是绿色金融发展通过引导市场资源配置来解决绿色产业的融资需求,优化产业结构。目前,我国绿色产业发展面临着投资回报率低、周期较长等问题,传统的融资模式为了规避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无法解决绿色产业发展的融资需求。我国绿色产业政策仍然是以政府强制性管制与传统产业相结合的政策为主,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25],绿色金融体系的形成,有助于发挥市场化金融手段的作用,从而推动市场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协同,将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绿色金融对绿色产业的精细化服务措施,如对重点领域加大信贷投放,降低绿色产业的融资成本,有利于保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态势。二是绿色金融发展可以引导企业绿色转型。对于企业来说,无论是生产、加工还是销售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绿色债券能够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绿色信贷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主要途径为融资约束、融资成本与绿色代理成本。(3)参见张丽宏、刘敬哲、王浩《绿色溢价是否存在?——来自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证据》,《经济学报》,2021年第2期;谢乔昕、张宇《绿色信贷政策、扶持之手与企业创新转型》,《科研管理》,2021年第1期;吴婷婷、王通达《绿色信贷能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通过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可引导企业积极自发地进行产品和设施的绿色创新,从而为绿色市场赋能,真正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三是绿色金融可分散绿色技术的发展风险,促进绿色技术进步。金融发展能够加大技术研发投入,进而通过技术手段达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减少碳排放。绿色低碳方向的企业通常以高科技发展为主,这些企业需要多元化投资来分散发展风险,绿色金融发展正是为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提供多元化投资的重要方式。四是绿色信息披露透明与绿色监管趋严要求企业绿色低碳运营。金融机构发放绿色债券,提供绿色金融服务时需要充分考虑企业项目的绿色属性,再加上政府绿色管制广度和深度的进一步拓宽,要求企业明确自身的环境效益和污染排放情况,增强环境效益透明度,披露完善健全的绿色信息为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服务提供数据基础,逐步推进企业的绿色运营进程,为经济绿色转型奠定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经济绿色转型也能够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一是经济绿色转型可以促进绿色金融发展体系的完善。在经济绿色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主体对绿色金融产生新的需求,对绿色金融提出新的要求,从需求端提供金融结构优化和金融服务创新的动力,倒逼绿色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打造切实有效的金融产品,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也能够为绿色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增加经济社会对绿色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促进绿色金融进行适应性调整,有利于绿色金融的稳定健康发展,避免金融发展掉入脱离实际的困境。二是经济绿色转型为绿色金融发展创造了新的应用场景。在经济绿色转型的引领下,一系列绿色金融新产品、新业态层出不穷,能有效提高绿色金融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加深人们对于绿色金融的认识,有助于绿色金融的推广,提高绿色金融的可得性和覆盖面,从而打开更广阔的绿色金融应用市场。企业、个人、政府的绿色转型创新驱动发展为绿色金融提供广阔的应用空间,也给绿色金融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两者应协调推进,才能实现金融创新和经济绿色转型共同进步的和谐局面。三是经济绿色转型对绿色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标准。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绿色发展模式不同,我国绿色金融创新本质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政府推动下“自上而下”发展,以促进经济绿色转型。[26]同时,各级政府积极推动绿色监管与国际标准接轨,多项标准相继推出,涉及多个领域,对绿色金融提出了更高的建设要求,为绿色金融的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政策基础。
图1 耦合协调机理图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科学合理的综合指标体系是准确测度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基础和关键。目前,关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大致可分两大类。一是从资金供给端进行测度。比如:李晓西和夏光从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投资、碳金融五个维度来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指标体系。[27]方建国和林凡力从资金供给端基于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和碳金融四个层面构建绿色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专家评分法和熵权法相结合的方法来计算权重。[28]张婷、邵学峰等采用熵值法将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投资和碳金融五大金融指标进行拟合得到绿色金融发展水平。(4)参见张婷、李泽辉、崔婕《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邵学峰、方天舒《区域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工业技术经济》,2021年第1期。邓翔等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出发,将商业银行经营状况和绿色发展作为考察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的一级指标,从收益性、成长性、流动性和风险性四个方面构建二级指标考察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将绿色业务、绿色运营以及绿色战略设定为绿色发展的二级指标。[29]二是从资金需求端进行测度。张莉莉等从资金需求端的角度出发,采用绿色环保相关概念板块中的521家上市公司和519家新三板挂牌企业的微观数据,运用熵值法和DEA-Malmquist指数分别测算了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效率。[30]王玉林、文书洋等均采用A股上市公司环保类企业获得的借款占所有行业借款之和的比值来衡量绿色金融发展水平。(5)参见王玉林、周亚虹《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财经研究》,2023年第1期;文书洋、张琳、刘锡良《我们为什么需要绿色金融?——从全球经验事实到基于经济增长框架的理论解释》,《金融研究》,2021年第12期。
在经济绿色转型评价体系方面,学者们的做法也各有不同。王珊娜等用省级能源效率指数来衡量经济绿色转型,选取每单位终端能源消费量所产生的部门增加值作为部门的能效指数,再利用标准化的各部门增加值占比将五个部门的能效指数聚合为地区能效指数。[31]刘新智和孔芳霞从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维度建立城市绿色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赋权。[32]蒋金荷等主要从经济包容发展、环境资源质量、绿色转型潜力三个维度进行探讨,构建了12个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33]陈同峰等主要从绿色转型速度、绿色转型的深度、绿色转型效率、绿色转型的难易程度和区域经济增长模式变化五个维度构建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评价体系。[34]
综上可见,关于绿色金融发展和经济绿色转型的测度问题,学者们基于不同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各不相同,尚未形成公认的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基于绿色金融发展的理论内涵,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等问题,借鉴现有文献做法(6)参见李晓西、夏光《中国绿色金融报告》,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年;邵学峰、方天舒《区域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工业技术经济》,2021年第1期;张婷、李泽辉、崔婕《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本文从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投资、碳金融五个维度来构建绿色金融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鉴于经济绿色转型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既要符合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又要保证经济稳定增长,本文以准确衡量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环境保护的协调程度为出发点,兼顾经济发展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的层次性,以及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从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绿色环保、环境治理、经济效益五个维度构建经济绿色转型的评价体系。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指标体系概览
表1中多数指标都可以直接获取或者通过简单计算得到,少数指标的处理说明如下:1.在现有研究中,绿色信贷的测度一般有正向和逆向两类,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代表性,本文借鉴周琛影等的逆向指标法,用六大高耗能企业利息支出占工业企业利息总支出比重衡量[35];2.由于2013年末才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险,覆盖范围较小,企业参保率低,数据披露不足,所以本文借鉴高锦杰、张婷、刘钒等文献的做法,以农业保险代替绿色保险(7)参见高锦杰、张伟伟《绿色金融对我国产业结构生态化的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模型的实证检验》,《经济纵横》,2021年第2期;张婷、李泽辉、崔婕《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刘钒、马成龙《绿色金融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3.个别缺失数据用插值法予以补齐。
由于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较多数据缺失,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除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外的其他30个省份,研究区间为2011年至2020年。其中,绿色金融发展各指标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EPS数据库、Wind资讯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等。经济绿色转型各指标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等。
(二)综合指数测度方法
1.标准化处理
由于表1中不同单位的各指标之间具有不可公度性,因此在计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协调度之前,需要对原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差异。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进行处理,同时为避免原始数据在归一化过程中变为零值,从而影响熵值赋权法的计算,本文采用加0.001进行平移处理,计算公式为:
(1)
其中,Sij为标准化值,Xij为第i年份中第j项指标的原始数据,minXij和maxXij分别为第i年份中第j项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2.指标权重确定和综合指数测算
本文采用熵值法来确定权重,赋权过程如下:
首先,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
k=1/lnm,i=1,2,…,m;j=1,2,…,n。
其次,计算信息熵的冗余度:Ij=1-Ej。
最后,计算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综合指数:Wi=∑λjSij。
其中,W1和W2分别为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两个系统的综合指数,W1和W2的值越大,说明绿色金融发展和经济绿色转型水平越高。
(三)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主要反映两个系统之间的关联度,协调度主要反映两个系统在相互作用中的良性互动水平。首先构建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两个系统的耦合度模型,如下:
(2)
其中,W1和W2分别代表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综合指数,C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度,C的取值范围为(0,1],取值越大表明耦合度越高,意味着绿色金融发展和经济绿色转型两个系统之间能够实现良性共振耦合;取值越小表明耦合度越低,意味着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两个系统直接处于无序状态。为更好地描述实证结果,本文参照王琦和汤放华的分类方式,将耦合度C划分为4个层次,见表2。[36]
表2 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度阶段性特征
耦合度C虽然对衡量绿色金融发展和经济绿色转型的耦合作用程度和时序区间具有重要意义,但很难体现这两个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整体有效性和协调效应,因为在发展水平较低的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度也可能很高。因此,仅仅根据耦合度很难准确衡量绿色金融发展和经济绿色转型之间的协调关系,有必要进一步引入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
(3)
其中,D表示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为(0,1],其值越大表明两个系统耦合发展的协调度越优质。T表示绿色金融发展和经济绿色转型的综合协调指数,反映了两个系统整体协调效应。α和β是根据绿色金融发展和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程度决定的待定参数,本文认为两者一样重要,取α=β=0.5。
为了更好地反映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协调水平,本文参考黄成和吴传清的耦合协调度分类方法,将耦合协调度D分为三类,见表3。[37]
表3 绿色金融与经济绿色转型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
(一)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水平测度结果与分析
根据前面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本文测算了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绿色转型水平,代表性年份的测度结果见表4。
表4 中国30个省份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水平(代表性年份)
从历年各省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来看,大多数省份平均值处于0.5以下,说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整体水平偏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来说,历年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平均指数超过0.5的只有广东、江苏和北京3个省份;内蒙古、甘肃、山西、辽宁、青海、新疆和宁夏7个省份的历年平均值均在0.3以下;其他省份历年平均值均处于0.3～0.5。总体而言,我国各省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具体说来: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最高的是广东,样本期内一直位于0.5以上,是唯一平均值突破0.6的省份,并且在2019年首次突破0.9达到0.9316,不过2020年又下降到了0.7276。广东作为国务院部署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之一,侧重发展绿色金融市场。广东省积极创新绿色供应链金融服务,致力于从监管角度为绿色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近年来,在各项政策的不断推动下,广州绿色贷款余额、绿色债券发行量增长迅速,给绿色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为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有效推进了粤港澳绿色金融共同市场的进程。同样是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所在地的浙江、贵州、新疆、江西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也在上升,但存在显著差异。近年来,浙江一直致力于探索绿色金融产业化的发展模式和实现机制,平均值已超过0.4。宁夏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最低。宁夏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受到生态环境脆弱、“倚重倚能”特征明显、经济发展落后等一系列制约,在样本期内没有突破0.2,平均值仅为0.1464,约为广东平均值的四分之一。
从历年各省份经济绿色转型水平来看,我国经济绿色转型水平也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且整体水平偏低。总体来说,历年经济绿色转型水平平均值超过0.5的只有广东和北京,历年平均值处于0.4～0.5的有浙江、江苏、上海、福建和天津,只有贵州、新疆和甘肃处于0.3以下,其他20个省均处于0.3～0.4。从整体上来看,所有省份经济绿色转型水平都在提升,2015年较2014年出现了明显增长,多数省份在2015年出现最高增长速度。具体说来,平均值处于前五的省份都是我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且都位于东部,在要素禀赋、政策实施、发展机遇等方面占优势。近年来,广东十分重视污染治理攻坚战,严格执行“三线一单”管理,经济绿色转型和生态环境质量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广东的探索展现了经济与绿色发展可以同时存在并且协调统一。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充分发挥首都优势,高新技术人才众多,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为北京“高精尖”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新经济国际化数字化成效突出。经济绿色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位于“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区”长三角的浙江、江苏、上海的经济绿色转型水平均位于前五,说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绿色转型优势正在逐渐显现。贵州、新疆和甘肃均位于我国西部地区,正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受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影响,再加上对资源的高度依赖,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滞后,所以这三个省份历年平均值低于0.3。如何做好生态保护和经济转型的和谐统一是现阶段需重视的问题。
(二)系统耦合协调度结果与分析
基于设定的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见表5。从全国整体的情况来看,2011—2020年各省份绿色金融发展和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度绝大多数均在0.9以上,只有极个别省份的少数年份未达到0.9,处于划分的耦合度极高阶段,说明绿色金融发展和经济绿色转型逐渐向有序方向发展。但耦合度并不能反映两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应着重关注耦合协调度,两系统之间发展水平差距扩大将不利于耦合协调度上升。整体来看,所有省份在样本期内的耦合协调度均大于0.4,且随着时间发展耦合协调度变高,说明我国的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耦合协调进程正处于过渡时期向协调发展进步。
表5 中国30个省份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协调度(2011—2020年)
从空间维度来看,发达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普遍高于欠发达地区,沿海地区高于内地,东部地区大多数省份明显领先于全国水平,西部大多数省份落后于全国水平。具体说来,耦合协调度均值最高仍然是广东,均值达到0.7479,并且在2019年达到最高值0.8576。这与广东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人才优势和政策优势是密不可分的,引领着广东高端高质高新现代产业体系聚集。再加上广东监督管理工作成效突出、绿色发展氛围良好,近年来广东不断涌现出绿色金融产品,取得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绿色发展成果。北京在2017年达到0.7963,但2017年以后逐渐下降,需警惕绿色金融与绿色发展新要求不协调不匹配的风险出现。江苏的耦合协调度均值虽未突破0.7,但十分接近,达到0.6994。和广东类似,江苏也拥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承接东西,呼应南北,作为先富地区经济实力突出,且城市体系完整,工业发达。各类数据显示,江苏的绿色金融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积极引导着企业生产线绿色转型,着力于提升服务质效,经过多年的探索,江苏绿色低碳转型已经取得了优异成绩。在样本期内各年均处于协调发展类的省份是广东、北京、江苏和浙江。值得一提的是,山东、黑龙江、吉林、辽宁在样本期内均存在从协调发展类滑落至过渡调和类的情况,协调发展趋势不够稳定。2015年可以称为绿色金融元年。在2015年,我国产生了多个史无前例的重大金融实践,不断颁布多项政策推动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绿色金融的作用愈发突出,成为我国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对应经济绿色转型水平在2015年出现最快增长速度,上海、福建、河北、天津、重庆、河南、四川、湖北、陕西、黑龙江、云南11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也都在2015年进入了协调发展类。宁夏的耦合协调度均值最低,青海、甘肃、新疆、宁夏在样本期内未进入协调发展类,一直处于过渡调和类。
(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
我国各地区间金融发展程度差异大,经济绿色转型进程也不同,为了根据各区域的条件和特点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建议,本文紧接着研究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首先,测定历年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见图2)。总的来说,全国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在2015年从过渡调和进入了协调发展。从空间维度来看,东部、中部、西部的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区域的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耦合协调程度明显领先于其他区域,出现明显断层,2013年就已经进入协调发展类,对全国的拉动作用突出。西部的耦合协调度在样本期内都低于全国水平,并且一直未进入协调发展阶段。中部略低于全国水平,于2016年进入协调发展阶段。
图2 区域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耦合协调度
进一步运用Dagum提出的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的方法测评全国的耦合协调度D的空间分布差异[38],探索差异来源,结果见表8。从表8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省际的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协调度差异在样本期内呈现波动扩大趋势,2019年达到最高0.0608,即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协调度区域间差异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从区域内差异来看,中部地区内差异最小,且较为稳定。西部地区内差异最大,西部基尼系数在2011—2014年都高于全国,2015—2020年低于全国。西南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明显超过西北地区,说明完全一致的政策措施可能已经无法满足西部大开发的新要求,应该针对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政策措施。东部地区内差异一直小于全国,但在2016—2018年大于西部。东部地区内广东、江苏、浙江、北京与上海等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协调发展的势头强劲。从地区间基尼系数来看,东西地区间差异最大,且整体呈现增加的趋势。从贡献率来看,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是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协调发展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两者之和超过了80%。超变密度差异对总基尼系数的贡献率最低,长期15%以下。地区间差异贡献率远远超过地区内差异,长期在50%以上,在2017年达到最高为67.08%,近几年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60%,如何缩小各区域间的差距是未来工作的重点。
表8 总体基尼系数及分解结果
(一)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方法
1.核密度估计法
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可以定量分析不同区域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相对差异大小及来源,但它无法反映省级地区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地区绝对差异和动态演变趋势。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可以利用连续密度曲线描述随机变量的分布形式,进而求解其概率密度,这是一种常用的研究区域经济不均衡分布的非参数估计方法。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基于数据本身研究数据的分布特征,克服了参数估计中函数形式设定的主观性,具有弱模型依赖性和强稳健性。[39]因此,本文将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来考察样本期间内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分布动态的演进过程,一方面直观地刻画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系统耦合协调度分布的总体形态,另一方面揭示不同分区省际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系统耦合协调度分布的演进特征。核密度估计的基本函数形式为:
(4)
(5)
2.马尔科夫链分析法
(6)
(二)核密度估计结果分析
为了全面客观地分析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耦合协调度的极化程度、分布形态和变化趋势,主要年份的核密度估计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全国及东、中、西部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图
综合来看,我国各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函数中心呈明显的稳定向右移动态势,说明2011—2020年间各地区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都呈上升趋势,我国探索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低碳转型相互促进的新路径成效显著,但各地区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曲线波峰变动各有不同。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核密度曲线缓慢向右移动,均出现右拖尾。2020年、2017年的波峰较2011年明显变宽且峰值降低,呈现主峰峰值下降、宽度增大的演化态势。说明样本期内全国耦合协调度水平不断提高,但总体离散程度呈增加趋势,发展趋于分散。东部地区核密度图波峰峰值先上升后下降,且宽度明显增大,说明东部地区差异程度正在增大,与前文的测度结果基本相符,需警惕地区基尼系数上升。中部地区的核密度曲线从多峰向单峰过渡,曲线稳步右移。说明样本期内中部耦合协调度增长的省份数量在增加,并且两极分化在减弱。西部地区分布区间逐渐增加,且一直保持着双峰形态,但波峰缩小,两极分化趋势明显。说明西部地区内经济发展程度、政策敏感程度等存在明显差异,区域内极化现象加重,西南地区发展明显超过了西北地区。
(三)马尔科夫链分析
首先,为了更细致地研究各省份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趋势,参照学术界应用马尔科夫链的普遍做法,本文将2011—2020年各省的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四类: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高水平。其中,低水平是指耦合协调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0%,中低水平是指耦合协调度在全国水平的90%至100%之间,中高水平是指耦合协调度在全国水平的100%至110%之间,高水平是指耦合协调度高于全国水平的110%。当时间跨度k=1,2,3时的马尔科夫状态转移矩阵如表9所示。
表9 耦合协调度的马尔科夫状态转移概率矩阵
结果显示,在设定的三个时间跨度中,低、中低、中高、高四种类型对角线上的概率值明显高于非对角线上的概率值,表明各省份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耦合协调度较为稳定,维持初始状态的概率较高,4个状态之间的内部流动性较低。t时刻处于高水平,t+1、t+2、t+3时刻仍处于高水平状态的概率分别为91.67%、90.32%、92.59%。这说明在绿色金融发展和经济绿色转型耦合协调的过程中,高水平状态更稳定,向下滑落的风险较低。当t时刻处于低水平时,t+1、t+2、t+3时刻仍处于低水平状态的概率分别为88.37%、79.49%、69.44%,t+1、t+2、t+3时刻处于中低水平状态的概率分别为11.63%、20.51%、30.56%。即低水平维持原状的概率随时间跨度的增加有所降低,且低水平跃迁至中低水平的概率随着时间跨度的增加而增加,说明我国低水平地区向上跃迁的概率正在增加,“低质量陷阱”的桎梏程度有所降低。
只有当k=1时出现了跨级转移,k=2、k=3时均为相邻状态跃迁。当t时刻为高水平状态时,t+1为中低水平状态的概率为2.78%;当t时刻为中低水平状态时,t+1时刻为高水平状态的概率为1.22%。这说明绿色金融发展和经济绿色转型耦合协调发展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虽然存在一定的“断崖式下跌”和“跨越式上升”的风险,但可能性很小,对前期发展水平路径依赖程度较高,需稳步推进,处理好前期和后期的衔接和协调,经过多方联动,有机会达到“小步快跑”的状态。当t时刻为中高水平,t+1、t+2、t+3时刻为高水平的概率分别为2.75%、5.10%、5.68%,由我国高水平省份的示范效应和辐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状态都存在向下转移的可能性,这预示着不仅需要警惕中低水平、低水平固化造成的“贫困陷阱”现象,还要处理好向下转移概率升高可能存在的耦合协调发展动力不足风险。推进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耦合协调需要更大的扶持力度,才能够着力于突破低水平、中低水平发展的恶性循环,促进共同发展。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理论内涵和耦合互动机理,进而构建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级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各省份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指数及二者系统耦合协调度,在此基础上引入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核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分析法研究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协调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二者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趋势也愈发明显,但绿色金融发展和经济绿色转型的整体水平依然偏低,高水平省份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低水平省份大多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协调度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的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是系统耦合协调度中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东西部差异最大。东部和西部的地区内差异程度逐渐扩大,东部发展趋于分散,西部极化趋势明显。各省份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耦合协调度虽然存在状态转移的可能性,但保持原状态概率较大,均存在相邻状态迁移的可能性,在时间跨度为1时还存在跨级转移的可能性。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快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创新以推动经济绿色转型进程。一是调动各经济主体发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性。目前,各个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发展动力存在差异,应当动员各类资本尤其是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环保项目建设。对于环境污染较严重的地区,发展绿色金融的实际需求比较迫切;而对于环境状况相对良好的地区,环境污染治理的紧迫性就没有那么强烈,而且对于自身绿色资源的利用上已形成既定模式,发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性相对不足。发达地区金融需求更丰富,绿色金融与经济绿色转型相互协调促进的程度明显高于欠发达地区,应该进行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地方实践,根据地方实际情况推出行之有效的绿色金融政策与产品,持续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从而激发绿色金融发展的内在动力。二是扩大绿色金融的资金来源。资金问题是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瓶颈,单纯通过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企业绿色债券等传统融资方式已无法解决现实的融资需求,也就不能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中的作用。各省份应积极引导企业生产线绿色转型,着力于提升服务质效,创造多样化绿色金融需求。应当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创新一揽子绿色金融产品,增加对碳金融产品创新研究的相关专业人员以及资金的投入,不断丰富各种碳交易产品,发展碳期货、碳期权等碳衍生品交易,提供更多可选择的绿色金融产品种类。与传统金融相比,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互联网金融可增加信息来源渠道,释放碎片化数据的聚合效应,能够以多种方式分析相关信息,从而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节省时间成本,达到扩大绿色金融业务规模和范围的目的。三是建立健全的绿色金融信息披露制度。绿色金融信息的公开披露程度相对较低,且和环保信息之间的传导途径不畅,使得金融机构无法有效地了解企业的环保信息,也就无法保证绿色产业资产的质量,难以把握融资人的需求。应当充分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从环保部门、网络媒体等途径收集客户的环保信息,建立底层数据库,健全绿色评级体系,协助银行建立风险预警,精准识别潜在客户,挖掘绿色项目机会。
第二,积极探索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合作交流机制,注重实现省区间的协同提升。一是健全常态化合作交流机制。目前各省份的绿色金融与经济绿色转型协调发展程度差异较大,经济绿色转型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生态环境并不是以省级为单位划分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必须树立与新发展理念相适应的区域发展观,改变单纯按地理位置划分的传统思维,突破省级划分的局限性,例如黄河流域各省联合污染治理。各省份应当立足自身优势、资源禀赋等,加强生态、金融等领域的沟通协调,各展所长、各尽所能、优势互补,充分借鉴其他省份的成功经验,建立良好的多边关系,统筹构建更加灵活务实的合作协调机制,强化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各环节的联合处置。同时强化产业发展的协调互动,积极推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共同谋划建设经济绿色转型示范区。二是加快区域协同战略。各地区面临的问题和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各省份要更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促使地区间绿色金融体系规划建设与推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部署有效对接,尽可能充分全面地释放自身内部发展潜力,进一步明确合作需求,共同提出对策,探索促进区域合作互动的新模式,由此通过内外协调联动、空间整合互动形成强大的支撑合力,力求从根本上加快缩小区域间差距。三是准确把握绿色金融与经济绿色转型耦合协调的空间差异性。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耦合协调度低的失调衰退型地区应注重将其区域发展特征与发达地区创造的有效经验有机结合,中西部地区应当基于自身特点,学习借鉴东部地区的发展经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推进制定密切贴合实际的绿色金融政策,为推进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协同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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