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亮 魏淑萍
资本本质认识的三次飞跃性发展——从马克思到当代中国
陈广亮魏淑萍
（北京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资本是一个在实践中被不断丰富认识的现代社会重要生产要素。资产阶级学者通常将其视为一种能行增殖的“物”，以使资本在本质上被物化把握。马克思基于内容与形式、存在与发展统筹把握和辩证看待的角度，既确认资本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必然性，也指明本质上归属一定社会关系的资本具有异化性和强制性，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下具有双重剥削性，由此实现资本从被物化认识到被科学把握的飞跃。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后，列宁基于对资本垄断式发展探究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试验，创造性地开展了无产阶级驾驭资本的实践，完成资本本质上可被无产阶级驾驭的规定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社会主义驾驭资本的渐进式摸索，不仅创造性地开辟了资本合宜社会主义驾驭的规定性探索，而且现实地丰富了资本服务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规定建构。
资本；
国家资本主义；
公有资本；
批判性发展
资本是一个本质在实践中被不断再认识的重要范畴。资本本质中是否必然蕴涵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如何驾驭资本，既是一个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实践问题。当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是在哲学上，从生产关系角度，继续将资本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资本运行的逻辑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表征。二是在经济学上，从生产力角度，侧重对资本内涵的物化认定，仿佛资本是任何社会都可拿来运用的一般生产要素。但若依照前者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公有资本实践，易被误解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实践；
若依照后者逻辑，资本又成了社会发展中一个绝对永恒的存在。系统剖析马克思、列宁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资本本质的批判性建构，有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更好更规范地运用。
早在马克思之前，资本就已出现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据布罗代尔考证，资本（capital）源于拉丁语Caput一词，用来表示贷款的本金。它的出现与意大利当时经院哲学关于利息的争论有关[1]236。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派——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庸俗政治经济学等，都对资本内涵有过不同的界定。资本在这些学派中的演绎，基本遵循了渐次被物化的历史逻辑。
首先，重商主义将资本直接等同于金银、货币、商品等可为人所感知的、物的经济表现形式。例如，英国晚期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就提出，像农民为了以后获得收成就必须先向地里抛撒谷物一样，商人也需要出口货币和购买外国商品，为的是随后出售更多的本国商品，并给国家带来收回更多数量货币的好处[2]48。这就表明重商主义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准确地关注到产品到商品再到货币转化的资本形成自然道路，但忽视了对流通领域的资本给以准确、规范的概念界定。原因在于重商主义者对资本的最初理论探讨只是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3]375，只是抓住了资本运动在流通中的假象，而他们何以仅仅从流通而非从生产或生产与流通统一的角度探究资本，“这部分地是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初的自由存在方式；
部分地是因为它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性的影响”[3]375—376。
其次，作为最早以资本主义的眼界对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代言人，重农学派在资本分析上促进了“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本身的领域”[4]16，提出供给地租的资本或农业资本是唯一能够取得剩余价值的资本。“无论是谁，只要他每年能从他的土地收入，或从他的劳动或辛劳所挣得的工资，收到一些多于他必须花费的价值，他就可以把这笔多余的价值作为一种储蓄而积累起来；
这种积累起来的价值就是所谓资本。”[5]51相较于重商学派，重农学派一方面从农业资本促成的生产性劳动角度真正找到了资本生成的关键环节——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榨取重在生产领域而非流通领域，“从资本主义的观点出发，完全正确地把这种农业劳动看做是唯一的生产劳动。他们完全正确地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做是决定的事情”[3]886。另一方面，他们指出自给自足式的生产根本不会有剩余产品，就更不必说剩余价值了。只有形成高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生产效率，才能够满足劳动者本人，并使社会中越来越增大的部分脱离直接生活资料的生产，在其他的部门任人剥削。这就是说，“剩余价值的全部生产，从而资本的全部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3]888。但重农学派错误地以为农业性生产就是资本剩余价值取得的普遍生产形式，但实际上农业资本还只是“资本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应当在它的自然特殊性中并且由于它的这种自然特殊性而起作用”[3]180。因此仍是对资本内涵的窄化理解。
再次，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资本认识上，一方面把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部门从狭隘的农业领域扩展到具有普遍意义的一切生产部门，譬如亚当·斯密提出，如果一个人全部的财富，“足以维持数月或数年的生活，他便会将大部分财富用来投资以取得收入，仅保留小部分满足其基本需求。因此，财富就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取得收入或利润，成为‘资本’；
另一部分用来满足基本需求，称为‘消费财富’”[6]114。两部分财富中，只要任一部分“因其是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而不是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6]145，它将“更有利于资本积累”[6]141。李嘉图总结到：“用在生产上的那一部分财富，称为资本。使劳动发生效力，必需食品衣服器具原料机械，等等。这种种，都包括在资本内。”[7]42另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还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外部生活表现角度对资本进行了概括，如斯密提出，“当资本在个人手中积聚起来时，自然有人将其用以鼓励勤劳者从事工作，以便通过这些人获取利润”[6]22。这实际上已在不自觉中接近了对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的抽象，而后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琼斯甚至已经开始把资本“作为特殊的生产关系来描述”[8]474。然而，第一，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仍将资本与构成资本的“物”混为一谈，并未进行科学辩证区分，譬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李嘉图在对资本是用于生产目的的财富论断中，指出财富本质上只是资本的材料，资本则是能够重新提供生产价值的总和。“它不单是产品的总和，也不是为了去生产产品的，而是为了去生产价值的。”[9]111第二，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错误地把资本理解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8]556，而不是社会生产一定的、暂时的形式，因此并未做到将资本投射在“物”上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机结合，没有提供资产阶级社会的生理结构，这在客观上为庸俗政治经济学将资本神秘化做了铺垫。
现代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理论建构与资本的现实性发展并驾齐驱，当资本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表征为外在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时，政治经济学俨然蜕变成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它终止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开辟的、把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关联起来的探究。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在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这个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基础上，尝试“科学地讲清楚他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和形态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10]183。但庸俗政治经济学，譬如萨伊怒气冲冲地把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关联的探究斥之为把政治经济学推到“真空里面去了”[10]184。凯里认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一种“具有挑动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仇恨的倾向”[10]184，他们由此停断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开辟的对资本形式规定和内容规定关联的探究，逐渐向具有辩护性质的资本“物”化研究上靠拢。另一方面，通过“学术上的混合主义和无原则的折中主义”，将资本内蕴的生产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推动资本在理论抽象中的物化理解。譬如斯图亚特·穆勒视资本对劳动力剥削实现的剩余价值为资本家“节欲的报酬”[11]456，“一般说来，各种物品趋向以能够使每一个生产者补偿生产费用并获得通常利润的价值相互交换；
换句话，以能够使一切生产者就其支出取得同等利润率的价值相互交换”[11]516—517。穆勒把生产的费用除包括劳动工资外，还增加了资本因节欲形成的利润，肆意掩盖资本通过一定生产关系对剩余价值榨取的内在根源。巴师夏提出资本不可改变的规律是“随着资本增长，资本家在产品总额中所得的绝对份额增加，而其相对额则减少。与此相反，劳动者所得的份额却在两方面都增加”[12]218，宣扬劳动和资本和谐，以此美化、神化资本。
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及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本质把握虽有涉及资本二重的生产性和生产关系性规定，但仍处萌芽状态，未有根本突破。其后庸俗政治经济学因囿于资产阶级利益视野，更把先前对资本的两方面探究回退到对资本的纯物化认识轨道。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并非全新建构，而是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两方面认识。特别是“自己已通过它的分析开辟了一条消除这种解释的道路”[8]556上，正确地将“资本的基本形式”解释为社会生产的历史形式，摒弃神化资本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的错误论调，实现了对资本从纯物化认识到科学把握的理论飞跃。
马克思科学把握资本的第一方面，是从内容规定和形式规定实现资本整体有机的内在架构。马克思立足资本的内容规定，即资本的客观性维度，指出资本有不断冲破一切既定界限的历史使命，但这种对限制的冲破只是观念上而非实质上的根本超越。现代资本的出现，促使工业生产从封建或行会的工业经营工场扬弃为工厂手工业，继而扬弃为现代大工业；
促使彼此孤立、隔绝的各个大洲、地区的封闭发展扬弃为围绕世界市场的频繁联系、密切交往；
促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如铁路）等在世界市场带动下狂飙突进；
促使对地球上和地球外的资源进行一切方面的探索，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
促使科学尤其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不断地发现、创造和满足从社会自身产生的新的需要；
促使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生产体系、与生产相适应的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需要体系尽可能地建构起来。简言之，资本按照自身的客观历史使命，既要扬弃对自然的神化与囿于现状圆圈式发展，也要在世界历史中扬弃民族的界限和民族的偏见，“摧毁一切克服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3]390。
资本有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动，但这种冲动又未超脱狭隘的价值增殖考量。资本总是用自己的“死劳动”吮吸从市场上招聘来的活劳动，通过雇佣强制占有、支配“活劳动”的剩余劳动，谋求自身增值。资本“价值增殖和剩余劳动的生产（剩余时间的对象化）完全是一回事”[13]384。但资本增殖或者说剩余劳动生产，仍包藏不可克服的局限。第一，在生产过程内部，“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
就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来说，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3]396；
第二，在流通过程中，资本生产的产品货币化、价值化，会遭遇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货币是生产的界限”[13]397，并且因为“现实的财富必须采取一定的、与自身不同的形式”，使用价值的生产又受到交换价值的限制。资本总是按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一定比例不断确立新的生产，它对新生产的不断扬弃也只是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比例上的一定扬弃，并不能根本突破比例，或者使必要劳动=0，或者使剩余劳动=0，因而“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13]391。资本总在不断地克服矛盾，又总是不断地产生新的这样的矛盾。要消除这种限制，就必须扬弃产生这种限制的根源——资本。
资本不仅有生产内容上的规定性，还有特定的“同劳动的社会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它成为资本）”[3]53或“特有的社会规定性”[3]429。马克思基于资本的形式规定，即资本的社会性维度，强调作为一定社会历史关系的资本既有进步性也有剥削性。现代资本出场前，人类因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13]107，社会的各成员间虽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也仅是以某一单面规定性的人发生相互关系，如封建主同臣仆、行会师傅同学徒。现代资本形成后，社会成员间仰赖“物”的纽带，形成全面广泛的社会联系。“资本一旦产生出来并发展下去，其结果就是使全部生产服从自己。”[14]165—166它消灭一切人对人的狭隘的和自发的依赖型生产关系，譬如消灭人凭借土地、工具、血缘、统属等形成的生产关系；
它促使一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与其客观的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相分离，促使他们和客观的劳动条件的关系，或者说“活的劳动能力对自己的客体性的关系——成了对他人的财产的关系；
一句话，对客观条件的关系，成了对资本的关系”[14]163。处于资本生产中的各个人能相对自由地交往，这使他们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13]111。因为它能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3]112。
但因现代私人资本的形成，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与有劳动能力的人相分离为前提，剥削与压迫仍充斥于现代资本主导的社会形式中。一方面，这种分离过程是“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3]873；
另一方面，资本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驱使下完成的”[3]873，血与火是资本原始积累的突出特点。这在现代资本出场后，不仅未有收敛，还变本加厉。在资本主义社会，私人资本间的竞争联合对劳动的剥削更呈现出双重特质。一方面，在人被异化的层面上，资本的总体性操控，使工人原本人的自由自觉实践沦为非对象化和被对象奴役状态。另一方面，广大劳动者除遭受私人资本直接经济剥削外，还遭受资产阶级维护自身阶级统治的所谓管理费盘剥。资产阶级为了支付其政治代理人的阶级管理费用，还总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租金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15]512。
马克思科学把握资本的第二方面，是注重开放性、发展性把握资本本质意蕴，而非封闭僵化性理解。在内容规定上，马克思没有封闭产业资本的实践领域和运行形式，也没否定服务再生产的生产要素的资本性。一则，就前者而言，马克思把社会分工和是否属生产性劳动看作判断是否是产业资本的重要条件。商人资本并非是产业资本的特殊种类，而只是产业资本再生产过程在流通阶段的一种转化形式，社会分工才是不同生产部门资本化运营的重要基础，“就像采矿业、农业、畜牧业、制造业、运输业等等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产业资本的分支部门”[3]360。同时因资本总是处在不断冲破一切界限过程中，哪些属于生产性领域绝非固定不变，而是不断扩展的。譬如在演艺界，“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用，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是生产劳动”[14]219。文学领域作家出版的著作能使书商发财，作家就是生产劳动者。在服务行业中，只要这些服务“能够（由直接购买劳动的人）用资本来购买，能够补偿自己的工资并提供利润”[14]228—229，这些服务同样属于生产性的劳动。二则，就后者而言，因作为“一种社会的、结合的力量”[13]526的资本正是借助要素的更加资本化间接实现对“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即普遍有用性的体系”[13]390—391创造。譬如科学、知识、技能并非是同劳动者相统一的方式发展，而是“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16]92—93。
在形式规定上，马克思对资本生产关系性的论断并不表明他就认为资本等于资本主义。一则，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经济学手稿中，注意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和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等术语，区分资本与运用的资本社会形式。譬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谈及世界市场趋势时，认为它本质上，“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13]388；
在谈及现实冲破束缚资本自由展开竞争的行会工业限制时，马克思提出，“足够强大的资本借助于与它相适应的交往方式，摧毁了束缚和妨碍与资本相适应的运动的那些历史限制……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16]42；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从其起始就已占有社会的整个领域（劳动力也已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资本的重要条件时，更直接地对资本和资本主义进行区分，“实际上，商品只有在资本、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才成为财富的一般的基本形式”[17]357。上述对资本与资本主义的使用清晰地表明马克思视野中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二则，马克思曾强调，工人阶级也可以合作工厂形式运用资本，尽管这种工厂仍存旧形式的一切缺点，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3]499。工人资本能存在源于，新社会生产资料的全部或主体部分已归工人所有，他们可通过“劳动者自己分裂为两重身份，结果就是他作为资本家来使用他自己这个工人”[14]415。就工人阶级何以仍需资本化运营而言，它根源于人类还处于“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13]112，要形成“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13]112，它需要资本客观上促成“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3]112。当资本内容规定和形式规定间矛盾达到必须铲除它才能实现社会发展时，资本也就必然会被彻底炸毁。
时代发展是资本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总体得以呈现的根本前提，也是人们认识资本多重规定性和关系性的现实基础。相较马克思对处于自由竞争时期资本由被物化认识到被科学把握的飞跃，生活于资本垄断式发展和社会主义已成现实阶段的列宁，在对资本垄断式发展的规定性认识和合宜无产阶级政权驾驭的现实探索中，实现了对资本本质认识的又一次飞跃。
具体来说，一方面，在认识资本的垄断性内容规定上：第一，列宁剖析了资本垄断式发展的历史定位——垄断开启了资本的最后阶段或极限阶段。当资本的自由竞争被垄断代替后，列宁提出，“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
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面……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22]175，“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22]175。垄断在资本运演中的极限性在于其使资本统治完成，且使自由竞争性“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第二，列宁深刻揭示了资本垄断式发展的现实表征——帝国主义性。垄断虽开启了资本运演的最后阶段，但不能说垄断阶段的资本已不再有继续存在、发展的空间和历史可能性。因为资本历史存在达到极限的内容非常丰富，在促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形成、促成“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促成“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13]286前，“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提高就它是资本的生产力来说，才是劳动的生产力”[13]305。处于垄断阶段的资本仍旧由按实力和必要时的战争瓜分世界资源式运演升级为按实力订立国际性规则、继以不平等的国际秩序瓜分世界式运演。第三，列宁科学分析了资本垄断式发展的二重作用。垄断阶段的资本开启了自身的极限发展，但这并不表明其只是一种破坏性存在。如果认为资本的垄断、极限性和腐朽性完全阻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18]210。垄断情况下资本仍能发展源于，它企图借助垄断寻求避难，因而资本的垄断没有、也“决不能完全地长久地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18]162。虽则如此，因垄断一定程度上对竞争的阻遏、束缚，“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
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18]185。资本的垄断又带有明显的腐朽性。第四，列宁创造性地阐明了迈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处于垄断阶段的资本，其根本特质是不均衡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18]151这使“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18]210。资本垄断式演绎因而会促使各资本主义国家按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这种对世界的重新瓜分不能不通过战争和暴力。”[19]473矛盾一旦激化至战争层面，势必会造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等实力的损耗和无产阶级反抗意志与革命热情的爆发。这时，“除了进行一系列帝国主义战争或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任何别的出路”[23]473。列宁由此提出著名的“一国胜利论”——根据资本垄断式发展造成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极不平衡的规律，一国的工人阶段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中打开一个缺口，“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20]8。
另一方面，在资本合宜无产阶级新政权驾驭的规定性界定上，第一，列宁剖释了资本合宜无产阶级新政权驾驭的成因。从无产阶级新政权社会的发展水平而言，苏俄社会整体发展尚未完全占有资本文明，社会中存在宗法式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五种经济成分，且小商品生产仍占据优势。基于这样的现实发展水平，它就“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20]225，即它必须经历资本文明学习占有的中介环节。从资本概念的形式规定性而言，因马克思已论证如果工人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他们能作为工人资本家进行资本化运营，因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占有权等就是对资本的形式规定性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列宁提出，苏俄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21]283。这种资本在其形式规定，即社会规定性上，明确断定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政权归属资产阶级国家的资本主义，而是在“国家=工人阶级”[25]398下的资本主义，是“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22]6。资本人格化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资本能够被无产阶级新政权驾驭。第二，列宁阐明了资本合宜无产阶级新政权驾驭的条件。依靠什么样的条件，资本才能确保为小生产过渡到未来共产主义的中介环节、而不是“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制度”[20]216呢？这些条件就是，政治上，工人阶级在新生苏维埃国家中是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23]148，他们掌握着国家的政权建设和法律制定，“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和贫民的权力得到保障的国家”[23]278。这使得国家政权也在根本上维护多数劳动者阶级的利益，而非少数剥削者的利益。因而，无产阶级掌握着苏维埃的国家政权，“就用不着害怕同资产阶级合作社达成协议，因为这种协议必须使它们服从我们”[23]147。经济上，工人阶级同样掌握着社会性的生产资料，譬如土地、运输业、一切大型工矿企业等关系国民生计的经济资料，这是工人阶级资本与资产阶级资本在经济上的迥异之处。列宁提出，“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不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21]283—284。因而，只要无产阶级掌握了这些生产资料，“牢牢掌握着运输业和大工业，无产阶级政权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20]233。在文化教育上，苏维埃政权掌握着社会的文教事业，苏维埃的文化教育不是服务于资本和资本的政治，而是服务于对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观念教育。通过“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20]171，使他们懂得“俄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工农群众而且只有我们工农群众，才能够以自己的活动和自己严格的劳动纪律来改造旧的经济生活条件，实现伟大的经济计划。此外别无他路”[24]140。第三，列宁初探了资本合宜无产阶级新政权驾驭的具体形式。合宜无产阶级新政权驾驭的资本的具体形式是什么呢？——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是我们的救星；
如果我们俄国有了国家资本主义，那末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会很容易，就会很有把握。”[27]236列宁尝试的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有哪些呢？其一是租让制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基本要义是，工人阶级掌权的苏维埃国家通过和有资质的外国资本家订立一定合同形式，把一些暂时不能经营的油田、矿山和林区等国有资源，交由其按规定条件和期限经营。承租的外国资本家依合同赚取利润，苏维埃国家赢得较快的时间内加强大生产、反对小生产的发展优势。“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20]223这是苏维埃体系内国家资本主义最简单、明显、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其二是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合作社不是指工人阶级的具有共同体性质的合作社，也不是指私人资本主义。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它特指“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20]222。因为苏维埃俄国“不能一下子干脆地立即与资本家断绝在经济上的联盟或‘共居’的实际关系”[20]223，合作社的功能在于它能够把苏维埃实际存在的小商品生产有效地组织起来，进行计算、监督、监察。这是比较复杂的由小生产形式向大生产形式的过渡，是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形式。其三是代购代销国家资本主义。苏维埃国家通过特定的合同吸引商业资本家作为苏维埃国家生产的产品的销售者和合作社生产的产品的收购者，规范商品流通的秩序，实现商品买卖的正常发展。这是苏维埃政权从流通领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调控。其四是租借制国家资本主义。租借制国家资本主义是苏维埃国家把一部分国有暂时无力经营或不便经营的中型和小型企业、林区、油田等租赁给本国资本家、合作社和个体劳动者经营。
列宁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同样进行过无产阶级新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实践了以和平赎买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并且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一方面根据资本的异化性、对立性，提出“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25]263。另一方面根据社会主义已在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确立和“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26]217的背景，提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10年、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20年、100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7]170。因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继续使用资本的论断，既向人们抛出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继续探究，也为继续根据实践丰富具有多重规定与关系的资本内涵，把自列宁开始就存在的“资本”与“资本主义”混同起来的认识区分开来，做了铺垫。
具有多重规定和关系的资本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伴随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上的独立、联合国向“正义”方向的倾斜，特别是新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从主要依托血腥剥削向凭借技术创新的转变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力量茁壮发展等因素，驯服资本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共赢发展、生态发展的助推器，成为资本在新阶段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公有资本逻辑的建构及实践，促进了资本合宜社会主义驾驭的规定发展。具体而言，由于马克思并未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存在“写下片言片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21]183，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本质上不是在苏维埃政权下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进行的。性质上属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能否使用资本，并未有现成的理论可供借鉴。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资本合宜社会主义驾驭规定的发展，正像列宁对无产阶级新政权能否驾驭资本的认识是通过实践——新经济政策——找到答案的一样，是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实现的。第一，中国公有资本实践诠释了资本合宜社会主义驾驭的原因。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说，虽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在中国确立，但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下，中国共产党果断冲破把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估计过高、急于向高级阶段过渡的“极左”认识，逐步明确并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发展水平上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8]252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尚未达到“社会个人”的普遍联系程度是这个阶段的突出特征。摆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不发达状态，需要也必须通过对在促成生产力高度发展与形成普遍的社会联系中才达到自身历史使命的资本文明的占有，才能根本地实现。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虽然资本的形式规定——生产关系性才是资本最具有决定性的标志所在，但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他所以是一个资本家，能完成对劳动的剥削过程，也只是因为他作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同只是作为劳动力的占有者的工人相对立”[3]49。资本家可以是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占有者，工人作为联合体同样可以成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和占有者。譬如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自己的合作工厂内，因占有生产资料，他们“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3]449。因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占有权关系的性质才是资本的形式规定中更具决定性的因素，资本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占有权关系的性质上并未特别或唯一属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同样可以拥有资本。经过我们党在资本经营上大胆、勇敢的实践，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归属虚拟资本的有价证券——债券、股票“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利用它们为自己服务，并在实践中限制其消极作用”[29]26。第二，中国公有资本实践讲明了资本合宜社会主义驾驭的目的。党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社会主义对资本的驾驭，是随着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展开的，是为中国生产力发展、人民共同富裕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的目标服务的。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重心侧重在对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提高上，相对地减弱了对生产力的发展。“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28]141但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二十年特别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不仅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28]116，而且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8]373。既然服务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质，“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30]18，那么，服务中国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驾驭资本的重要目的。社会主义不仅有在内容规定上服务生产力发展、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还有必须遵循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形式规定。具体到社会主义对资本的驾驭上，不是为了全盘西化，不是为了搞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发展是社会主义驾驭资本的另一个重要目的。第三，中国公有资本实践建构了资本合宜社会主义驾驭的基本形式。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根据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根本特质，创造性地建构和发展了公有资本的现实形态。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直接结合的经济制度，也不是马克思预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31]，而是由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等形成的多样化结构，因而社会主义公有资本在表现形式上总体地分为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两种基本样式。国有资本是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的生产资料通过公有制的国家投资和实现增殖的资本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以其全体社会成员的代理人身份，对公有的社会性生产资料进行资本化运营和管理。与代表资产阶级的总体利益和更好服务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国有资本不同的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国有资本是社会管理者和所有者二重身份的结合，其在运营和管理上的计划性，会使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更具有计划性，便于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在商业目标的追逐上，也会更大程度地服务社会目标——既利于对全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也利于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集体资本是归集体成员所有的生产资料通过集体合作社的投资和实现增殖的资本形态。集体资本是集体经济的资本化运营，集体经济是集体资本存在的前提。由于我国的集体经济主要分为城、乡两大块。“城镇集体经济主要是工商业、金融业……农村集体经济主要是‘村’级组织和农村专业合作、信用合作、供销合作。”[32]集体经济的资本化、对合作制与公司制的融合运用，是中国共产党驾驭市场经济、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其次，资本是决定现代社会生产形式的“普照的光”，但在资本以资本主义的社会规定性历史发展中，资本作为矛盾的对象化——它在内容规定与形式规定之间的对立统一，是以下述共同体的形式现实地表征出来的。在国内，资产阶级寄托于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性博弈；
在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形成的是“中心—边缘”结构的资本主义剥削链条关系。资本以资本主义的社会规定性的现实发展，不是在垂直的劳资之间敌对关系中或水平的剥削者之间竞争性斗争关系中运动，就是在本质上同样属于对立性关系的民族国家关系中运动。对立性中运动是资本这种社会规定性现实发展的根本特质，决定了资本依照这种社会规定性发展的“动态性和不稳定性”——在经济社会领域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必要时必然的霸权战争形式存在，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日益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成为这种行为背后的元凶”[33]26。如果说二战以前，资本还有依照这种社会规定性建构和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那么，二战之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国、各地区联系的密切性和复杂性，随着频发和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对共同治理的渴求，资本以其资本主义的社会规定性运行就日益接近极限。而与此同时，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公有资本，不仅因其以合宜社会主义驾驭的规定性建构——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本质上都是劳动者阶级把自身分类为二重身份，即他们既是自己的资本家又是自己的雇佣劳动者，而不是一边资产阶级，一边工人阶级——“克服了资本关系中两大阶级的对立，消灭了资本对劳动的阶级剥削”[31]，而且因合作共赢理念打造、亚投行建设、丝路实践等，极大地推动了资本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定发展。
具体来说，第一，中国公有资本的对外交往，区别于本质上固守霸权、强权逻辑的发达资本主义资本的全球扩张，更侧重在追求合作共赢中实现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公有资本在资本矛盾展开的二重化结构上，实现了由劳动者阶级自身二重化对资本主义阶级分化的二重化，即公有资本在资本对象化的二重化结构上形成的是合作共赢的发展架构，而不是对抗独占的发展架构。公有资本内在架构的这种特质，决定了它在对外输出时，存在和其他国家及其人民共同分享资本增殖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可能性；
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有机体制下的公有资本，社会主义是公有资本运行的社会存在形式，是公有资本的“点睛”点。社会主义对公有资本的牵引，决定了公有资本的对外输出，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国际原则、理念的布展。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国际逻辑是按实力瓜分世界，社会主义作为扬弃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的社会发展形式，在与民族国家交往上，主张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道路选择，一律平等相待、互相尊重、共同发展。那么，合作共赢就是社会主义牵引的公有资本对外实践的基本理念。因而，社会主义对公有资本的牵引，把公有资本对外输出存在的、与其他国家及其人民共享资本增殖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可能性转为了现实。要言之，这是公有资本从理念打造角度对资本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规定的牵引。
第二，亚投行的倡导、建构，本质上是中国公有资本从规则重建角度对资本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规定的牵引。亚投行建构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大事件，不少学者通过地缘政治或民族复兴等视角进行现象阐释，确实视角敏锐、境界深刻。不过，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是决定现代社会生产形式的“普照的光”中，我们注意到，一边是以亚洲为代表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亟需基础设施投资，打开通向现代化的任督二脉。另一边却是已有的国际经济组织，不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等，由于缺乏公平性、民主性，以维护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利益为追求，“在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的能力和意愿上都存在欠缺，而旨在解决相关问题的机构改革又因为主导国家的掣肘而难以满足实现”[34]。通过已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实现本来命运一体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赢发展几无可能。中国对亚投行的积极倡导、主导建构，既是自身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交往进入以资本输出而非产品输出为根本特征的结果，也是针对已有国际经济组织的不足，从人类命运一体、促进互利共赢目标出发更好对其完善的结果。中国有资本输出需求，以亚洲为代表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有引进外资改善基础设施需要，二者互有所求、互有所需。亚投行之所以能够坚持以互利共赢为建构规则的宗旨，根源就在于，中国公有资本的社会主义规定性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
第三，“一带一路”的倡议、建设，本质上是中国公有资本从现实实践角度对资本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规定的牵引。“一带一路”区别于以霸权、占领、压榨为标志的发达资本主义的对外资本交往，其对外资本实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商是探寻中国和他国发展的双向兼顾，力求双方战略发展的无缝对接，实现合作的最大公约化，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强加于人，搞一言堂。共建是突出沿线国家互补合作，力避一国唱独角戏。只要有意愿参与，都是平等、互利、共赢发展的伙伴。共享是各国在丝路实践上一起做事，一起受益，实现互利共赢。实现参与丝路实践国家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构想的基本思路。经济领域追求设施、贸易、资金等的联通，既是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背景下，为沿线发展中国家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助推其摆脱发展困局和障碍，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也是有效化解中国产能过剩、促进西部开放和实现东、中、西部之间协调发展的有力机遇。政治领域追求的政策沟通和文化社会追求的民心相通，本质上是为更好铺垫经济领域的联通交往。由此可见，“一带一路”的构想、实践，从现象上看，是中国和丝路沿线国家进行的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经济行为，但在本质上深深地反映了人对资本的驯服、社会主义及其形式规定的资本对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牵引。
[1]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2卷[M]. 顾良,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3.
[2] [俄]阿尼金. 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5] [法]杜尔阁. 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6] [英]亚当·斯密. 国富论[M]. 胡长明,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
[7] [英]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第3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11] [英]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12] [法]巴师夏. 经济和谐论[M]. 唐宗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18]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9] 列宁全集: 第2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20]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1] 列宁全集: 第4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22] 列宁全集: 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23] 列宁全集: 第3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24] 列宁全集: 第4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2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6] 毛泽东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7] 毛泽东文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8]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9] 十三大以来党的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30]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1] 荣兆梓. 资本一般与公有资本[J]. 教学与研究, 2004(10).
[32] 林炎志. 探讨集体资本和集体所有权[J]. 中国集体经济, 2006(12).
[33] [英]卡利尼科斯. 反资本主义宣言[M]. 罗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34] 孙伊然. 亚投行、“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J]. 外交评论, 2016(1).
F014.391
A
1008-4479（2024）02-0037-12
2023-09-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研究”（22&ZD006）
陈广亮（1982—），男，河南林州人，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资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魏淑萍（2000—），女，河南郑州人，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资本理论。
责任编辑 杜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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