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丹丹
(贵州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61113)
党的十九大取得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和重大历史贡献,就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将其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近几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各领域的发展、转型成功不仅使国内公民生活便捷化、高效化,还在海外引起热议。中国共产党如今拥有9500万名党员,作为一个在百年里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世界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认识自我、批评自我、革新自我,实现了党的创新发展,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积极打造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话语易引起共鸣,外交上更自信、更主动,这一系列的调整、改革措施都使国际形象优化。全球的媒体、学者等纷纷聚焦中国,探索中国共产党治国的方案,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除西方模式以外还有中国模式,他们肯定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与世界带来的新变化,实证派学者们高度关注中国现代化治理模式,聚焦具体问题,让世界客观认识中国,研究中国有望为全球的未来打开新视角,对各国的政治治理提供新借鉴。
正面评价的乐观派。乐观派认同中共治理模式,特别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各种改革成功地应对了党内挑战,并对中共提出的规划蓝图充满期待。他们普遍认为中共在国内改善公共环境,更好地响应社会需求,完善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落实;全面、严厉打击各级腐败,大力提高干部素质和作风;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积极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赋予公民更多监督权,“最终目的是把人民团结到党中来解决社会矛盾”。[1]在海外,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日益增大,“中国今天将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世界贡献更多公共产品”,[2]“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变为‘创新型工厂’,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水平,将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贡献”。[3]同时,中国对国际关系提出了新看法,“主张各国相互学习,尊重文明、宗教和价值观的多样性,特别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主权”,[4]为了更好传递中国价值观“从20世纪后期开始,中国共产党试图改进宣传方法,运用普通人的故事使其官方观点更易被外界接受,鼓励西方人民更好地理解和认同中国共产党地位,提高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削弱西方反华势力”。[5]可以说,乐观派对中国共产党近年来的转型有深入了解,持有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共的治理模式与自我革新。
态度不明确的中立者。一类学者的研究集中于对当代中国共产党在治理上存在的挑战分析,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持观望态度。美国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研究者Li,Cheng认为,“中国面临无数挑战,包括自然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大规模城市化的副作用、老龄化社会前景、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不足、食品安全以及民族冲突。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将取决于其在各个领域的实力,包括政治韧性、开放精神以及领导人的远见和勇气”。[6]另一类学者由于难以获得需要的“政治材料”,而对中共研究望而却步。著名美国汉学研究者David Shambaugh认为,“在中国进行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仍然很困难,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要研究中共需要依靠官方赞助或个人关系,目前显著改善的是获得党的出版物”;[7]丹麦亚洲问题研究者Brodsgaard等认为,“对西方学者来说,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困难重重。首先,对干部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这使得划定研究领域极为困难。其次,统计数据和实证数据不易获取,因为干部管理信息通常被归类为‘内部’或‘秘密’。第三,关于干部管理的文件中有许多概念几乎不可能翻译成西方话语”。[8]两类学者更多是提出问题,并未真正表明立场与态度。
负面评价的悲观主义派。悲观主义派认为,当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重的治理危机,人们入党只是为了个人进步和政治保护,中国共产党从上到下充满腐败,党的威信正在削弱并影响了国家治理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共产党遭受严重的认同危机,没有鼓舞人心的意识形态,导致群众对执政党普遍怀疑和觉醒。由于中国没有规范或制度化的机制来让社会表达不满,社会紧张只会越来越严重。负面评价者显然未用发展的眼光看新时代中国,中国共产党自十八大以来积极开展“反腐败斗争”,获得群众一致好评,党员干部也定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肃政治态度与生活作风。党中央更会定时派出中央巡视组,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如今公民反馈社会问题的渠道更是多元化,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为自己发声,消息传递更快,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使政府的高效化办公对反馈问题都能做到及时处理。
虽然乐观派、中立者、悲观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不一,但他们都认为,中国共产党需要进行强力的改革,以改善党的治理,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从而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
(一)干部任用的关键:有所作为、有所建树
首先,海外学者有一种潜意识认为党员在中国具备特有优势,而这一优势是普通群众无法比拟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学者Nikolov Plamen认为,“党员的月收入平均比非党员多20%,并增加获得在政府工作的机会,也更易获得高级别职位以及社会地位的整体提高”。[9]这里需要反驳的是党员与非党员月收入的差距并不是由党员地位决定,而是按照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简单说来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许多优秀的技术工人未必是党员,但凭借过硬的技术依旧可以获取高额收入,不仅如此,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相关政策的完善,许多收入分配也与市场效益挂钩。所以,不能简单说党员收入高于非党员。党员的确比非党员更易获得在政府工作机会,这是由党性决定,但并不意味进入政府工作就可以一劳永逸,高级别的职位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与义务,党员也时刻接受着党组织监督。美国乔治城大学学者Munasib Abdul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年)数据,研究了城市中党员的社交网络情况,“发现党员身份对个人社交网络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0]在我国入党是一个严肃、谨慎、庄重的过程,党员没有“特权”,党员要更讲责任、讲奉献、讲道德,一个合格的党员也表示他经受了党组织的考验,那么社会对党员身份会更加信任,意味着对其社交关系产生正向影响。
其次,在党员入党动机上有两种鲜明的观点。一种是肯定党宣传的理想信念具有道德吸引力,能够吸引人员加入从而实现党组织的宏伟目标,“党宣传了未来美好生活的概念,一些人希望通过入党实现党的意识形态目标”。[11]另一种则是认为成为党员会带来实质益处即所谓的“政治资本”,这类观点多少带有负面考量,更多认为政治资本会带来较好的政治前途,对于既是党员又有大学文凭的人来说,成为年轻干部的优势最大,“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党员的身份能提供物质利益,成为机会主义的工具,可能阻止有理想人士加入,也就是说入党可以被视为基于对私人利益有优势的成本效益。正如教育被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一样,党员资格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资本投资”。[12]实质上,成为党员并不一定就会被提拔任用,当下党组织更看重人员的基层工作经验,对基层的实质贡献,为基层带来的改变,就算是党员如果不能在岗位上有所建树也不会有美好的前景。深处高位的领导者都有长远眼光,更大的政治格局,如果积攒“政治资本”只是为自己谋取利益是不可能走长远,中华传统文化讲究“德才配位,方得始终”,如果“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最后,在党员的选拔、任用、个人①综合素养上认为党员比普通群众优秀。那是因为“在精英的招募、培训和晋升上有严格的体系,专业化、技术化和精英化是精英招聘制度的新常态”,[13]研究者还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干部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干部晋升更高;推动经济增长或提高生活水平的地方领导人,更易获得高职位;财政收入增长越快的地方管理者,其地位越高;有更多行政经验的官员能够获得更高的级别;作为女性或少数民族成员,在竞争高级职位时更具优势”。[14]可以看出,海外学者眼中的党员是从普通群众中优选的人才,任用提拔更讲实际作为。
(二)“反腐败斗争”:盘活社会活力赢得群众信赖
学者们普遍认为,历届中国领导人其实从未停止过打击腐败,但直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主席上任,一场大规模、系统的反腐败斗争才开始展开,“虽然有些人士认为过于冒险,但在障碍面前,习的第一反应不是犹豫或妥协,而是加倍下注,习近平的自信和积极展示了改革的决心”,[15]这的确引起海外学者的惊叹,他们开始探讨中国反腐败斗争的目的以及反腐取得的实际效果。对于反腐斗争的目的,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中共旨在将党重塑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也有学者从习近平上任初期的中国政治环境分析,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事国际事务与中国研究的学者Bulman David J认为,“当地区领导人在他们的职位上根深蒂固时,最有可能形成地区派系,勾结当地经济精英和犯罪分子吸走国家资源,破坏中央人事控制和纪律机制,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会侵蚀政党合法性”[16];以色列海法大学亚洲研究系学者Baranovitch Nimrod认为,“中国最严重的挑战包括决策陷入僵局、规模腐败、经济放缓、环境污染、社会不平等加剧、人口老龄化严重、民族问题以及香港的抗议活动等。中国的政治精英们认为,一个铁腕领导人是克服他们国家目前面临许多挑战的最佳机制。从中国的政治文化角度来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可以通过他的权威来团结政治精英②,还可以在一个焦虑的社会中创造一种安全感”。[17]学者们对反腐目的正面评价居多,可以看出习近平自信、大胆、强力、爱好和平的政治魅力引发他们聚焦中共治理模式。虽然中共在发展中的确存在困境,但踊跃改革、调整发展思路保持了稳定前进,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也显示领导人的政治魅力是稳定政权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反腐成效的评价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肯定反腐为中国带来的实质意义,特别是增加企业在社会的创新活力,有利于企业研发、融资、投资“反腐力度越强,企业创新能力越强”。[18]另一种则反向考察“反腐败”的影响,如部分干部为了避免追责选择不作为,哈佛大学学者Saich Tony认为,“腐败官员和腐败行为的经常曝光削弱了人们对地方政府表现的满意度,导致人们对地方官员产生了更批判的看法,部分人仍然对政府能否有效处理腐败问题缺乏信心”。[19]这种看法存在主观臆断、本末倒置。腐败问题不仅导致官员缺乏责任心、不作为,还影响政府公信力,特别是造成大量公共资源浪费、流失,党中央打击腐败就是为了规范党的组织生活,整顿纪律,使党员干部不忘初心坚持为人民服务,自党中央大力打击腐败以来,人民对政府的认可度非常高,清理腐败现象也是在促进社会公平公正,自然获得人民青睐,部分官员的贪腐问题并不会影响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三)中国共产党拥有坚定的群众基础是社会的稳定器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年的经济改革中,证明了其不是一个被动参与者,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发起者、策划者、组织者、实施者,中国共产党的坚韧性表明,只要党根据社会经济的变化进行变革和调整,它的治理结构就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的稳定作用,不仅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20]共产党在中国的公共管理和政策制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可以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出国旅游等多种渠道获得信息,中国人民有一定的自主判断权,在中国的治理结构中,只要政党履行它的道德责任,它就会得到公民的认可,“比如制定长期规划的能力;调动资源、新政策试行的能力;对大众情绪及时作出反应的能力;在政策中保持稳定以及在快速变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展现灵活性。而西方以民主自由为中心的主流治理模式并没有充分涵盖这些领域”。[21]西方国家并非完美无缺却从不反思自己,特别是西方媒体擅长以“西方人权”攻击中国人权问题,自行给中国人民贴上“水深火热”“被压迫”“没有群众支持”的标签,这都是对中国的蓄意揣测。人权是受文化束缚的概念,西方国家重视个人权利,而中国像许多亚洲国家一样,注重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的结合,优先考虑个人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中国正通过创造、传播和战略叙述来重塑国际体系本身,以动员其他国家支持这种替代性的人权框架,中国的人权文化受历史文化传统影响,所以才会涌现一批批的无私奉献者推动国家前进。
当下,中国政权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安全的政权,中国共产党拥有巨大的民众支持,“中国公民更感兴趣是一个能够改善公共服务和创造有利于个人成功环境的政府。所以,局外人必须小心,不要把自己的希望和梦想强加给中国和中国人民,相反,我们必须重视中国人民的言行和愿望。毕竟,中国人是居住在中国的人”。[22]
(四)大胆改革、创新治理模式赢得海外好评
政治改革通常分为两种模式:合理化和突破性。合理化是政治学家所谓的量变,其特征是相对稳定和增量变化。突破性变化涉及质变,其典型特征是在短期内政治和行政结构的转变。政治治理的改革必须从党和国家关系的转变开始,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渐进型,改革不是突然向公众开放政治进程,而是被视为一个管理体制的调整进程,渐进型可以是主动也可以是被动。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稳定社会秩序,并为执政的稳定性提供新基础,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Zheng YN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可效仿的模式,领导层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来界定政治改革,并确立政治改革的目标”。[23]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学者Guo Baogang认为,“当前,中国正在进行新一轮行政治理改革。这次改革的目标包括精简政府机构,减少腐败和官僚主义。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方式向新模式转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24]
改革的表现则具体体现在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上,毕竟任何改革都要作用于现实社会并取得良好效果,这方面学者们探讨了中国主要领域的改革变化与治理模式,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Zheng Siqi等人关注到中国在发展过程利用技术抵消所排放的污染及其影响,他们认为,“未来几十年,有机会利用尖端技术建设节能房地产、交通系统和发电基础设施。综合来看,中国每个领域的污染可能会大幅下降”。[25]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者Backer Larry Cata关注到中国的经济活力和社会发展可以通过建立持续的监督评级体系来实现即社会信用体系。在中国社会信用首次采用“数据管理行为”的新方法来发挥社会治理作用,它作为监管治理的新机制,被理解为一种自身具有组织原则的管理方式。他认为,“社会信用和它所代表的问责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治理结构转型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社会信用作为一种新管理行为手段,是一种试验,它很可能成为中国治理的重要元素,成为中国“新时代”意识形态的标志性创新”。[26]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学者也关注到了中国城镇化问题,中国的未来也是城市的未来,这将意味着城镇户口的扩大、基础设施的发展和投资,以及农村土地改革。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学者Taylor Jon认为,“城镇化是中国梦的重要部分,要将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城市经验的范围和性质,从户籍制度改革到大规模将农村人口迁移到二、三、四线城市。中国的城市化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27]学者们对中国的改革给与积极肯定,普遍认为正是因为改革而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使得社会便利化程度增加,公平公正的社会竞争氛围加大竞争者信心,中国向着它的规划愿景前进。
总之,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一往无前、永不懈怠地姿态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科技化”生活模式上“实现自我价值”,在“富起来”的基础上“强起来”,人民幸福感、自信感空前提升,稳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虽然国际社会存在着中国崛起的质疑声与威胁声,有些学者担心中国的崛起将对现有体系造成冲击或者修正,为了避免这种偏见成为主流,中国持续参与国际社会治理如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强调国际合作,倡议和平发展理念,履行大国责任,树立了良好国际形象,无论如何,中国前进的趋势势不可挡,世界不但离不开中国还不能不关注这个冉冉升起的东方国家。中共的百年发展历程,如同一场壮阔的长征历程,途中存在困难挑战,但始终奋勇向前寻找机遇。中国共产党用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又在实践中不断推动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指导着共产党人不断前进,中国的快速发展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领导力与凝聚力。
注释：
(1)由于翻译习惯,国外常用“精英(Elitist)”表述“人才”。
(2)政治精英或称精英政治,是西方政治学术语。指由政治共同体全体成员中最优秀的少数人组成的上层集团。他们占据着重要的政治地位,并与经济精英集团或社会精英集团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优秀的政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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