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盼飞,刘晨笑,李海燕△
(1.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700;2.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 100029)
近代“中医科学化”是中医界应对中西医论争、中医存废的重要口号。长久以来,学者研究“中医科学化”常集中在理论层面,而忽略了科学化思想在伤寒论学中运用与实践。谭次仲《伤寒评注》是“中医科学化”重要代表作之一,尽管学界已有关注,但目前仅集中在主要内容的概括,如《近代中西医论争史》[1]与《近代〈伤寒论〉研究的发展》[2]等,其中涉及的“中医科学化”思想及其实践目前尚无专门研究。本文将以谭次仲《伤寒评注》为例,深入探析谭次仲科学化思想在《伤寒论》中的运用与实践,以期为当今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提供启迪与参考。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特别是西医大规模传入中国后,中西医论争此起彼伏。特别在1929年余岩“废止中医案”[3]的刺激下,一些接受新思想的医学家自觉引入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医学术进行整理与革新,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1930年左右“中医科学化”思潮蓬勃兴起[4],“一洗阴阳五行之说,欲以科学解释中医”[5],“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6]等成为当时“中医科学化”重要主张。
在近代,整个中医学术革新中出现了“黜虚崇实”[7]的学术倾向,因《伤寒论》一书注重临床实践,不涉空谈,疗效卓著,在众多的中医典籍中脱颖而出,医家开始重点关注与崇信《伤寒论》,使其成为重振中医学术和应对西医挑战的有力武器。在“中医科学化”浪潮中,《伤寒论》始终担当着中坚地位,医学家欲以科学方法阐释和研究《伤寒论》作为中医科学化的突破口。如陆渊雷1930年在《伤寒论今释》叙例中强调,“夫科学岂能反乎事实哉?大论用药之法,从之则愈,违之则危,事实也,其必有科学之理存焉。余虽短浅,持科学以寻大论之旨……用古人之法,释以今日之理”[8];叶橘泉在《古本康平伤寒论》序中主张“中国医籍之最有价值而为近世科学医界所推崇者,厥惟张仲景之《伤寒论》”[9],“改进中医必须致力于仲景经方及主证治疗的研究”[10]。
在“中医科学化”的号召下,研究《伤寒论》成为“中医科学化”思想的重要实践,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彰显科学化思想的《伤寒论》名著。如1931年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1935年谭次仲的《伤寒评注》,1936年阎德润的《伤寒论评释》,1937年承淡安的《伤寒论新注》,1938年余无言的《伤寒论新义》等等。这些著作蕴含了当时医家对“中医科学化”的深入思考与实践,谭次仲的《伤寒评注》是其中杰出代表之一。
2.1 谭次仲生平
谭次仲,广东南海人(今广东佛山市南海区),近代岭南伤寒派名家之一。早年毕业于两广方言学堂,1919年留校执教,教书之余刻苦自学传统中医理论。1933年考取中医执照,开始悬壶济世,曾在广州、香港、佛山、梧州等地开设医馆。历任梧州中医学会会长、广东仁爱医院中医部主任、香港保元中医学校校长、梧州第一届中医考试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于1951年考取了西医行医执照,于佛山市开业[11]。1952年被聘为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委员会会员,1953年当选为南海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2]。1955年,一代名医谭次仲先生逝世[13]1。谭氏是近代主张“中医科学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2.2 《伤寒评注》简介
大陆学界目前认为1947年北平国医砥柱月刊社铅印本《伤寒评志》为现存唯一版本,且仅见上集全一册[13]点校说明。2014年李君、农汉才以此为底本点校,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收录在“民国伤寒新论丛书”中,更名为《谭次仲伤寒评志》。但经笔者搜寻,台湾1970年由文光图书公司印行的《伤寒评注》为现存另一版本,且为全本,这弥补了学界长期认为《伤寒评注》仅存残本遗憾。本文将以《伤寒评注》全本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谭次仲在伤寒论学中的科学化思想。
3.1 以《伤寒论》为例阐明科学化思想
“盖科学不外生数理化,生即生物学,理即物理学,化即化学,数即数学是也”[14]44,可以看出谭氏所谓的科学即实实在在研究客观世界的学科,如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科学是事实的,必有事实资证明,不容以无根之言,作武断之解,一也。科学是真理的,真理只有一个,不容言人人殊,同是一人,尤不容前后矛盾,处处冲突,二也。科学是中庸的,是形质的,人人能晓,个个可明,不容以四诊所不能求之情,五官所不可及之事,妄拟虚构,使人终身迷惑,三也”[14]读法。可见谭氏认为的科学就是客观实在。而客观世界必定有内在的规律,这个规律便是“真理”,客观世界则需要通过“生数理化”来认识和把握。科学是实事求是的,不能有主观的、无根据的主观解释,故“不容以无根之言,作武断之解”“真理只有一个,不容言人人殊,同是一人,尤不容前后矛盾,处处冲突”。
何谓科学化?“于实用有关,又符合科学者,则保存而加解释,证明古说可以今用,取以现代科学实验所发现之生理病理相融贯汇通,此即所谓科学化也”[14]32。用当时的科学知识,特别是西医学知识,阐释中医实践,融贯汇通,就是中医科学化。谭氏认为中医西医原理相通,但必须借助科学知识阐明,谭氏谓“诚以医者理也,理者一也,岂有中西之异乎”[14]21,“故非实行科学化,用实验解剖等法以明疾病之真相,则医学永无由进于光明之域”[14]35,“故中医非科学化,则医理之是非曲直,永无解决可能”[14]38。谭氏也是从这一思想出发,对《伤寒论》进行了全新阐述。
谭次仲认为古人不知科学,对客观实在认识不清,存在很多主观臆测与想象,这些是中医根深蒂固的弊端,摒弃这些不合实际的理论需要靠科学化来实现,曾谓“考此种论调,殆由于古人治医不知根据科学与实验,多以想象出之,故意见各走极端,入主出奴,是丹非素,以好恶为抑扬之论,类此者实多”“此皆医药不知根据科学实验,唯出以臆测之词,主奴之见,有以误之也”。可见,谭氏对中医某些出于臆测想象的玄理很不赞同,摒弃玄谈是谭氏科学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谭氏认为传统中医仅靠五官望闻问切诊断有其缺陷,应该借助科学器械补其不足,“往昔诊察疾病,不出人类自然之本能,所谓视听触尝臭,上既言之,但今则可利用科学种种器械,以补助五官所不逮,就中医所能者言之,则听觉可补助于闻症筒,触温可补助于探温器,数脉可补助于时表,皆是也”[14]200。故借助科学器械补充传统四诊不足也是谭氏科学化的重要内容。
3.2 对伤寒含义及六经实质的创新性发明
3.2.1 认为伤寒为急性传染病 谭次仲接受了当时的细菌、急性传染病等知识,认为“急性传染病之原因为细菌,而诱导该病发作者类由于感冒,然则春温夏暑秋凉冬寒等气候之变化,每为感冒之原因,即不啻为急性传染病之副因耳;古人未有显微镜,仅能察知诱因,未能判觉其正因,亦固其所。张仲景对于卒发热等急性传染病所以有伤寒之命名欤”[14]读法。谭氏认识到急性传染病之原因为细菌,属正因,然细菌致病多由于“春温夏暑秋凉冬寒等气候之变化”,因此气候因素为急性传染病的副因。古人未有显微镜,仅能察知副因,未能发现传染病之正因——细菌,只能以“伤寒”命名,因此“伤寒皆今之急性传染病”,谭氏这一认识基本是正确的,而且很有辩证法意味,这在当时是一大创见,现今对于伤寒病因认识仍无出其右。尽管谭氏并非最早提出细菌为伤寒致病因素,但系统论述伤寒病因,且见解正确,谭氏确实作出了重要贡献。
3.2.2 《伤寒论》所论为广义伤寒 谭氏认为“且不唯伤寒而已,凡所称温热暑暍等症,何莫非为急性传染病之代名也。总之古人于急性传染病诸症未能为个性分析,则就气候而命其名曰冬寒、曰春温、曰夏暑,如此而已”[14]2。古人囿于条件限制无法观察到细菌,因此以气候因素作为急性传染病的代称,因此“伤寒温病,皆急性传染病之笼统名称”[14]13。在谭氏看来,不仅伤寒、温病为急性传染病,“温热”“暑暍”“春温”“夏暑”皆为急性传染病,名异而实同。谭氏从细菌与急性传染病这一认识出发,在病因层面统一了伤寒与温病,消除了伤寒与温病的长期对立与争议,认为二者区别仅在于用药寒热不同,“故曰划开急性传染病之适于寒剂治疗者谓之温病,盖以此也”[14]14。
既然《伤寒论》论述为广义伤寒,包括一切传染病的论治方法,因此《伤寒评注》又名《急性传染病通论》。谭氏解释道,“夫急性传染病通论者,乃取急性传染病之通共症状(如热型、热度及随热度而起之恶寒、恶热、头痛、脉浮、口渴、谵语烦躁、呕逆、咳嗽、下利、体痛、胸满、腰痛、目眩、项强等)及变化大略(如热度增高或降下,或心脏亢奋与衰弱),与疗治方法(如解热壮心、理肺镇脑、泻下利尿等对症疗法,及寒热疗法之属),加以大概的论列,是谓通论也”[14]75。可以看出,谭氏阐释《伤寒论》试图为所有急性传染病立论立法,《伤寒论》不唯治疗某一种急性传染病,既论述了肠窒扶斯,也论述了肺炎[14]87、麻痘、猩红热、痉病[14]23等,即“仲景言伤寒即流行性热病之意,亦即急性传染病之代名,非专指肠窒扶斯之伤寒病也”[14]183。
“读者能深究急性传染病各论,自知该类病各自有其个别之性者存。换言之,即甲病自有甲病的原因,乙病自有乙病的原因,甲病的原因不同乙病的原因,即甲病的病理症状诊断预后疗法亦不同于乙病焉,此即所谓个性也”[14]75。可见谭氏认为《伤寒论》为通论性质,属研究共性问题,但每个急性传染病各有不同的病因、病理、症状、诊断、预后疗法等,此属个性问题,谭氏强调既要掌握急性传染病的共性,又要研究各个急性传染病的个性特征,这体现了谭氏在研究医学问题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3.2.3 对六经实质的新认识 谭氏以科学化的立场,一扫前人经络等陈旧之说,站在新知识的角度重新审视伤寒六经,“尝考古称伤寒皆今之急性传染病,六经乃急性传染病中诸症候群之代名”[14]2,仲景“立六经等名词,取为一群症状之代名,乃当时为讨论研究之便利,特设立此种术语,藉省却文字上之累赘而已”[14]75-76,“况从解剖学言之,既无所谓太阳与阳明之一经,从病理学言之,尤无所谓太阳与阳明病之一症,故余谓太阳阳明等不过一名词,此一名词乃用以代表一症状群之名词而已”[14]75。谭氏从解剖、病理上否认了六经,认为六经仅仅为一名称,是症候群的代称,是当时的学术术语。传统解读《伤寒论》一般认为六经来源于《黄帝内经》的经络说,谭氏以症候群代替六经经络说,坚定认为《伤寒论》与《黄帝内经》六经毫无关系,批评传统“解释六经类以无根之言”“硬取《内经》渺不相涉之词,非仲景原文所尔尔”。
谭氏在书中反复重申,“曷以言六经为症候群之代名?盖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等名称,实当时医学上之术语,仲景以‘太阳’二字代表发热、恶寒、脉浮、头痛、体痛……。以‘少阳’二字代表往来寒热、胸胁苦满、目眩、口苦、咽干……。以‘阳明’二字代表潮热、恶热、谵语、便秘……。三阴所代,可以类推。抑以一个术语代表一群症候,此不独中医有之,西医亦多有之……且此等症候群,在急性传染病中为最普通与习见之症候群,则六经又不啻为急性传染病之笼统分节论述而已”[14]2-3。谭氏认为仲景以“太阳”代表发热、恶寒、脉浮、头痛、体痛等证候,以“少阳”代表往来寒热、胸胁苦满、目眩、口苦、咽干等证候,以“阳明”代表潮热、恶热、谵语等证候。《伤寒论》通论一切急性传染病,仲景立六经症候群代表急性传染病的“最普通与习见之症候群”,是论述共性问题,仲景立六经篇章也是根据六经症候群来“笼统分节论述”。
谭氏在伤寒六经中重视太阳病,对太阳病论述甚多,认为太阳含义有三。太阳病第一种含义为全身病[14]3;第二种含义为前驱期,“太阳病犹言热性病之初期……殆热性病所谓前驱期者”[14]3;第三种含义为稽留热,“太阳病之发热为时发热……乃时时发热,不随时间之变迁而有增减或断续之谓,殆所谓稽留热是也”[14]3。又认为太阳传里含义有三：因全身病诱发局部病则谓之传里,其义一也[14]4;热病由前驱期而达于进行期,亦谓之传里,其义二也[14]5;第三种所谓传里,则由稽留性热型,变而为弛张性热型,或间歇性热型者皆是[14]7。太阳病篇在《伤寒论》中所占篇幅最多,谭氏对太阳含义与太阳传里详尽的论述对于理解整个《伤寒论》有着重要意义。
谭氏不仅认为六经为症候群,而且结合当时的急性传染病理论,对六经发热规律与证候特点进行了中西医汇通研究,认为太阳证候热型为稽留热,太阳传里则由稽留热变为弛张热或间歇热,阳明证候热型为弛张热,少阳证候热型为间歇热,厥阴证候热型为回归热[14]9-10。
总之,谭氏认为伤寒为急性传染病,《伤寒论》所论为广义伤寒,通论一切急性传染病,以及对伤寒六经实质进行了中西医汇通研究,这些内容使得谭氏的学术思想在近代《伤寒论》研究中独树一帜,至今仍有较高学术价值。
3.3 对《伤寒论》术语、病证、方药的西医学阐释
3.3.1 对《伤寒论》术语、病证的西医学阐释 谭氏在书中经常用生理、病理知识阐释伤寒病证,如解释心悸,“兹从心病的概要言之,因心脏本体病而成心悸之症状者,名曰心脏之器质性病;若因神经系之异常而发生心悸之症状者,名曰神经性心悸亢进,如精神感动则心悸,此即脑能影响于心脏搏动最显著之证例也”[14]89。解释发黄,“凡发黄乃胆管障碍,胆液郁滞,不能如常输入十二指肠,结果终致吸收入血,回流全身,着染于皮肤及眼球巩膜而发生黄色,大便因缺胆汁故呈白色,小便因富胆汁故呈红色,故小便不利乃发黄之结果以为原因者误也”[15]7。
谭氏对一些重点术语着重阐述。谭氏重视心脏,认为少阴证就是心脏病证,《伤寒论》中脉微、脉绝、脉促、肢厥、厥逆、喘息、汗出等危急证候常与心脏有关,因此在涉及此类证候时常用心脏生理病理来说明。如“脉微细沉皆属少阴,即心脏弱衰之谓”[14]5;“盖‘少阴证’三字,为代表心脑二经衰弱,与脉微、汗出、肢厥等虚脱之症状也”[14]66;“若心力衰弱为原因,而现脉促、喘息、汗出诸症时,则危在顷刻矣”[14]60;“下利至汗出而厥,则心脏有急陷衰弱之危险,故非通脉四逆汤不可”[15]107。谭氏认为《伤寒论》中几种重要脉象如促脉、结脉、代脉等也与心脏相关,如“脉促者,脉搏数中时一止也,脉数为心力之亢奋”[14]59,“脉搏缓中时一止者曰结、曰代,数中时一止者曰促,脉结代固可视为心力弱衰之证,若脉促则可视为心脏亢奋,因其数急也,但亦可视为心脏衰弱,因其时一止也”[14]39。
谭氏在《伤寒评注》几乎对所有《伤寒论》涉及的术语、病证做了细致、生动地西医学阐释,与传统伤寒论述对比起来,让人耳目一新。
3.3.2 对《伤寒论》方药的药理学阐释 谭氏对仲景的方剂和主要药物根据其药理作用进行了分类,如解热剂、镇静剂、重坠剂、降解剂、强壮剂、消化剂、气味剂、吸着剂、理胃剂、排痰剂、平脑剂等,与传统的方剂药物学体系相比,便于归纳、理解和应用。此外,对某些方药的药理作用作了详细论述。如“盖近世医药,对急性传染病之治法,大概不过应用解热剂,使物质之代谢减少,与体温之散放增加耳”[14]80;“但凡发汗解热剂,皆能治骨节痛、头痛、齿痛、肌肉痛”[14]57等。
谭氏谓“仲景定法虽不可易,而仲景之药,则容有推广必要,使人得变通审择之余地”[13]3,“当根据近世生物学、化学、理学种种原则,以推知药物性用与分类及其副作用之大略”[14]116,因此对某些重点药物参合了当时的药理学知识进行详细论述,扩展了对伤寒药物的认识,体现出了谭氏的科学化思想。书中对附子、石膏等药物的药理作用论述甚为详细,确实做到了谭氏所谓的“证明古说可以今用”。如“附子强心壮脑,征之四逆、白通诸方用以出脉回厥,即附子强心之明证,真武汤用以止眩晕,即附子壮脑之明证……除此二者,附子尚有平脑之作用……但心脑已见虚弱证候而恶寒者,则附子最合用”[14]36-37;“缘石膏具有压心之副作用,而用量又多,且石膏伍知母其性尤烈,用之得当,则确有神速降热救急之伟效,因高热而起之各种危状,得以消散也;唯心脏衰弱者,每有虚脱之危险”[14]43-44;“茵陈为中医治黄专药,想有促进胆液分泌之作用”[15]31等。
3.4 总结《伤寒论》的证治规律为“五定法”
谭氏根据自己研究《伤寒论》心得与临床实践,开创性地将《伤寒论》证治规律总结为“五定法”。在谭氏看来,“五定法”即为《伤寒论》的证治规矩,“万事不离规矩,五定法者,规矩也……无论如何变化,不能舍规矩而成方圆,医学虽有中西新旧,蔑不胥同耳”[14]55。“五定法者何?则对症疗法,一也。寒热疗法,二也。三脏四变诊察法,三也。无范围应用解热,四也。戒吐汗下剂之滥用,五也”[14]51。“对症疗法”即对症治疗;“寒热疗法者(亦曰体质疗法)”类似现今辨证论治与同病异治方法,如同样下利,有用干姜温里或用黄芩清热的不同治法;“三脏四变诊察法”是指在危重症时通过观察呼吸、脉搏、体温、中枢神经反应的状况判断肺脏、心脏、大脑的衰竭程度,推测临床预后情况;“无范围应用解热剂”意为不受传统“逐日传经”或“六经传变”的限制,根据发热的病理状态灵活选用解热方剂;“戒吐汗下剂之滥用”即临床应谨慎使用吐法、汗法、下法,以免损伤正气。谭氏坚信,“五种定法为全《伤寒论》骨干,下文不过反复申述,总不能出五定法之范围。且不唯《伤寒论》,即《金匮要略》或《温病条辨》……亦当不能出此范围也”“保存国粹在是,发扬国光进新文化亦在是,五定法是也,读者能取五定法而与现代医学相印证,一扫从前虚伪架空之臆说,则于医学前途,庶有进焉”[14]32,“愿读者耐心寻按,五定法证明之后,则全书皆是五定法的条分项列,读之简明显浅。自信未有拙著五定法,则《伤寒论》之难,难于上天,既有拙著五定法,则伤寒论之易读,易如反掌矣”[14]读法。
在谭氏看来,“五定法”不仅是《伤寒论》的证治规律,也是《金匮要略》或《温病条辨》的证治要领,更是保存国粹、发扬新文化、科学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医学进步的象征,可见谭氏对“五定法”的自信与重视。
3.5 确立“三脏四变”的急救原则
谭氏深究《伤寒论》中的急救证治方法,结合当时的西医学知识总结为“三脏四变”,这也是《伤寒评注》最具实践性的内容。“所谓三脏四变诊察法者,如病在心、肺、脑,或因他经受病而续涉于心、肺、脑,乃发生呼吸、脉搏、体温、脑状四者之变化,因其变化之程度,因以推知其病之生死轻重者是也”[14]51-52。辨别“生死轻重”即现在所谓急救处理,谭氏在书中结合生理、病理知识对“三脏四变”进行了详细阐释,“仲景对疾病生死轻重之诊察,就一定之脏器而诊察之,所谓一定之脏器者何也?即心、肺、脑三经是也。盖三者在生理学言之,为人身最重要之脏器,在病理言之,三者均有‘死门’之称,然三脏器不可得见,医者所藉以资诊察者,则在呼吸、脉搏、体温、脑状四者之变态而已。脉搏以候心,呼吸以候肺,脑状以候脑,体温则心、肺、脑三者均有关系。盖体温之发生基于全身细胞之代谢作用,而主宰于大脑之调温中枢,及肺之呼吸,与血液之循环。故此三脏四变之诊察,乃决定万病生死轻重之唯一要着也。中西医所莫能外焉”[14]20。
谭氏总结的“三脏四变”既继承了仲景的宝贵实践,又符合西医学原理,是对仲景临床急救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是谭氏“中医科学化”实践的重要体现。
3.6 彰显黜虚崇实、实事求是之医学思想
谭氏对于传统中医某些玄理与说辞深恶痛绝,文中多次批评传统中医玄虚化的弊端。尝谓“言医不从科学,不讲实际,唯以理想出之,终无是处,此等风寒荣卫说,与阴阳五行同等支离,不可不废除之”[14]66,“按日传经之说,注家多辟其非,至支干甲子之论,更为空想,离科学太远,可勿具论”[15]58,“旧说谓热有在表、在里、在肌、在肤、在腠理、在胃、在骨髓者,乃全属想象之词”[14]24,“古人就观察与经验所得,只有证候病理学尚多合理精当处,至原因病理在古时科学实验未萌芽,当然不能发见,故所贡献于后世者百不一中”[15]12等。谭氏认为如能“一扫从前虚伪架空之臆说,则于医学前途,庶有进焉”[14]32。这些言论都充分彰显了谭氏黜虚崇实的医学思想。
谭氏对于自己尚不能解释清楚的内容,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留待空缺,不为强解,如“至其中尚有所以然的病理,例如何以发热,何以恶寒,何以头痛、脉浮、体痛、汗出之类,在科学上未明之点尚多,概以‘病理戟刺’四字解释之可也。若苦求其所以然,则哲学之色彩转浓,反失科学实用之意,此为研究家之所有事,非临床家之必要”[14]12。
谭次仲《伤寒评注》在近代《伤寒论》研究中独树一帜,具有重要学术贡献和历史贡献。谭氏提出伤寒为急性传染病,《伤寒论》所论为广义伤寒,通论一切急性传染病,对伤寒六经实质以及《伤寒论》理法方药的中西医汇通等研究,不仅是近代伤寒论学研究的新成果,而且见解到位,对于现今伤寒论学研究有着重要借鉴之处;谭氏总结出的《伤寒论》证治规律为“五定法”以及“三脏四变”的急救原则,至今仍有较高学术价值,在《伤寒论》学习、研究、临床实践仍具有较强指导意义。
客观来看,新中国成立后谭次仲《伤寒评注》传播并不广泛,学术影响不及陆渊雷、祝味菊等人,但对《伤寒论》的研究仍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当代伤寒大家刘绍武先生在创立“三部六病学说”时对谭次仲《伤寒论》科学化思想以及成果仍有不少借鉴,因此谭氏的伤寒论学研究成果至今仍在发挥积极作用。
谭次仲《伤寒评注》诞生于激烈的中西医论争背景中,为维护中医学术地位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更为可贵的是,谭氏在《伤寒评注》中始终贯穿了科学精神与现代研究方法,欲以革新传统《伤寒论》研究范式,开创新的研究道路,这在中医学史、《伤寒论》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医学研究范式在近代的逐渐转变与丰富。谭次仲《伤寒评注》蕴含的科学精神、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对于当今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仍有着重要借鉴意义。这些是谭次仲《伤寒评注》的历史贡献。
谭次仲《伤寒评注》的科学化思想与当今“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并无二致,这是值得肯定与发扬之处,但谭氏也受到历史的局限,一些理论与观点也应批判看待。谭氏以症候群代替传统六经,将症候群与西医传染病的发热类型进行汇通研究时出现了机械套用情况,如认为少阳证候热型为间歇热,厥阴证候热型为回归热等,这些观点与临床实际情况未必相符,这种机械套用西医理论仍是当今中医研究引以为戒之处。谭氏为了提倡科学,将某些传统中医理论归为主观臆测的玄理,过于武断,如“不可囿于古人色味……四性、三品、七方等囫囵之见”[14]116,这种断然否定的做法应当看到它的弊端,随着当今研究的深入,谭氏否定的药性、四气、五味等,于今看来反而蕴含了丰富的科学内涵。受当时药理学实验发达程度的限制,谭氏对某些药物或者方剂的功用认识未必尽然正确,如“(解热剂)可用于头晕,想解热剂以安静调温中枢之故,是以能收平脑而止头痛头眩之效”“凡类于麻黄、桂枝者,如羌活、独活、防风、荆芥、川芎、白芷、香薷、紫苏之属,皆能安定调温中枢……皆可随意用之也”[14]27等,这些论述与实际药理结果不一定相符,在临床应用时防止被误导。
鉴于时代的局限性,尽管谭氏《伤寒论》科学化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与牵强,但瑕不掩瑜,《伤寒评注》的价值在于开创,不在于以现在的目光衡量其得失。谭氏表现出的正反经验都值得借鉴,在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肯定,这应当是正确的继承态度。
在近代“中医科学化”浪潮中,医学家欲以科学方法研究和阐释《伤寒论》作为“中医科学化”的突破口,科学化思想在《伤寒论》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和应用,反之,当时的《伤寒论》著作又是科学化思想实践的载体。本文对谭次仲《伤寒评注》中蕴含的科学化思想以及在科学化指导下的《伤寒论》实践做了初步研究,这对于理解谭氏的学术思想以及中医科学化有着重要的作用。推而广之,今后也应注意到同时期科学化代表人物的《伤寒论》著作,以期为当今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提供丰富的思想与实践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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