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慧童 王晓丹
［摘 要］科马克·麦卡锡的西部小说系列“边境三部曲”展示了在20世纪中期高扬的现代性影响下，面临危机的美国西部地域共同体的整体样貌。在现代性超出地域范围的外来因素作用下，共同体在血缘、地缘和精神三个维度上逐渐解体，牛仔少年失去归属感，因此踏上重构共同体的旅途。现代性追求同一性的思想和难以敞开心扉的“独体”处境，阻碍了他们建构共同体的尝试，而价值理性和互助观念，让在陌生人之间建构崭新共同体成为可能。用人性重构共同体的希望，体现了麦卡锡消解现代性带来的精神危机，改善现代人孤独处境的方案。
［关键词］科马克·麦卡锡；
“边境三部曲”；
共同体；
现代性；
孤独
［中图分类号］I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4）02-0132-06
［收稿日期］2023-11-14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SJGY20220337）
［作者简介］常慧童，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王晓丹，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当代美国小说研究。
科马克·麦卡锡是当代重要美国小说家，被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称为 “梅尔维尔与福克纳公认的继承者”、“美国当代四大超一流小说家之一”［1］（P1）。他描绘美国西南部边疆的一系列小说不但斩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等众多奖项，且在读者中大受欢迎。成书于20世纪90年代的“边境三部曲”系列，即《天下骏马》《穿越》和《平原上的城市》正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它们在继承美国西部小说传统的同时，又有作者本人对西部小说、乃至背后的“西部神话”和“牛仔神话”等官方西部话语的反思。三部曲塑造的牛仔少年主人公约翰和比利，人物形象也具有矛盾性：一方面，他们道德高尚，技艺精湛，热爱放牧生活，对萍水相逢之人也义薄云天，体现了可贵的人性光芒；
另一方面，他们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墨西哥边境处处碰壁，难逃孤独命运。约翰先后失去恋人阿莱詹德拉与玛格达莱娜，最后失去生命；
而比利失去弟弟博伊德与挚友约翰，离开牧场独自流浪。
对于牛仔少年的追寻所为何物，又是因何失败，学界的看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分歧。一派认为，牛仔少年的追寻是“在精神上对边疆的依恋”［2］（P136），而约翰对墨西哥少女的追求，甚至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成分，将她们视为“‘凝视的对象和欲望的投射”［3］（P87），代表业已过时的帝国主义征服。而牛仔少年的渴望，要么是反对现代化趋势这一不可逆转的潮流，要么建立在“美国的种族和政治霸权之上”［4］（P439）。与此同时，另一派则认为，牛仔少年主人公的失败无疑是技术文化与现代性的恶果，并非本人的过失导致。他们坚守道德、尊严与人性，“完整再现了人类的善良行为……展现了麦卡锡对人类美好的想法”［5］（P128）。可见，对牛仔少年主人公形象与他们的追求，学界依旧见仁见智：要么将其视为可叹的反英雄角色，追寻也不合时宜甚至完全错误；
要么将其视为可敬的正面角色，难以容纳道德的时代令他们失败。
然而，重归文本可以发现，牛仔少年主人公的追寻之路，关键词通常都有“家园”：《天下骏马》中，为了追寻心目中的家园，失去牧场的约翰离开家乡，穿越边境。《穿越》中，因为对生命的敬畏，比利毅然护狼返回家园；
在父母遇害之后，他又曾两次穿越边境，一次是为了寻找父母被盗的马匹，一次是为了寻找弟弟，可见他对家庭和亲情的渴望。《平原上的城市》之中，两位牛仔穿越边境是出自约翰对命运悲惨的玛格达莱娜的爱情，拯救她、与她建立家庭的渴望。少年反复踏上旅途，其原因有共通之处：旧日曾荫庇他们的家园逐渐破碎，而支撑他们的是对人與人之间建立关系、从而消解孤独、重获家园的渴望。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他们失去家园的经历和追寻家园的旅程，与现代社会共同体面临的危机和重构共同体的尝试，可谓异曲同工。“共同体”（Community）一词源于拉丁语“共同的”，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与社会不同，意味着“真正的，持久的共同生活”［6］（P19）。思想家口中的共同体，其概念蕴含温暖、有机、美好的人类交往，与“边境三部曲”中的牛仔少年一次次出于真挚的情感跨越边境，所欲追寻之物不谋而合。而他们之所以试图通过穿越边境之旅重构共同体，是因为共同体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墨西哥边境面临危机。高扬的现代性用战争、工业化和崭新生活方式等外来因素，打破了美国西部的地域性，动摇了以血缘作为基础、以传统生产方式和精神世界相似的邻人作为特征的前现代共同体，牛仔少年因而踏上重新建构共同体的旅途。然而，无孔不入的现代性因素阻碍着崭新共同体的建立。现代性对同一性的追求，让牛仔少年深受主体性思维影响，不在意他者的现实情况；
对他者的理解还受到孤独隔绝的心灵的阻碍，边境居民因此沦为“独体”。然而，在价值理性和人际互助的作用下，建构新型共同体成为了可能。在价值理性的作用下，边境居民反抗现代性话语，试图建立温暖的家园；
同时，国境两侧陌生人间的善意，也超越了“独体”困境，蕴含着在“陌生人社会”中抵御现代性的孤独危机、将人类重新联系在一起的希望。
一、现代性带来传统共同体危机
在“边境三部曲”中，约翰和比利都敏锐地感觉到，他们出身的家乡已经不再能让他们产生归属感。《天下骏马》中，约翰从墨西哥归来后，面对母亲离去、牧场变卖、居民投入石油工业的故乡，他表示“它不再是我的家了”［7］（P290）。《穿越》中的比利则被印第安老者警告“应当停止漫游”［8］（P84），因为他看起来如同一个“孤儿”，与人群格格不入，不了解他人，也不为人所知。牛仔少年主人公缺失的归属感，正是因为他们出身的美国西部边境地域共同体，在20世纪中期面临危机。约翰家庭破碎、牧场被卖给石油公司，在家乡无处可去；
比利的父母在熟悉的村庄，忽然被陌生的匪帮杀害，故乡一夜变成异乡。对于少年经历的离散，现代性的冲击难辞其咎。滕尼斯认为，地域共同体的危机，来源于现代化进程：“早期的家族经济、农耕习惯被工业经济、商业资本的形式取代。”［9］（P83）而工业经济和商业资本都是远离家族和地域控制的产物，体现了吉登斯口中现代性的特点，即“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10］（P16），亦即“脱域性”。在“边境三部曲”中，以脱域性为特征的现代性，逐渐瓦解了美国西南部的传统牧业共同体。在战争、石油工业和城镇生活方式等来自外界、不被居民了解也不受居民控制的因素影响下，血缘共同体成员之间产生隔阂，地缘共同体被外来因素打破；
曾经建立在志同道合和邻人互信基础上的精神共同体，也随之无影无踪，正如马歇尔·伯曼的哀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1］（P15）。
（一）血缘共同体的解体
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滕尼斯给血缘共同体以区别于地域、精神共同体的基础地位，这是因为在教育、引导居民的过程中，“家庭精神尤为关键”［6］（P32）。在前现代与地域紧密相关的传统共同体中，血缘共同体占据重要地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家人互相帮助、互相温暖，给人以安全感。而在“边境三部曲”中，作者展示的是受到战争和城市化等“缺场”因素影响，在少年眼前崩塌的血缘共同体。
三部曲的开端便是约翰外祖父的葬礼，约翰看着外祖父的遗容，心想“你一生从来没有像那样梳理过头发”［7］（P1）。这一细节暗示着父母对外祖父的陌生，作为家庭的共同体早已名存实亡。在葬礼后，约翰见到的父亲是一个软弱、忧郁的退伍士兵，沉迷于赌博，与家人缺乏交流：“我们上一次谈话是1942年的事……我倒希望自己并没有改变，但是我变了。”［7］（P10）吉登斯认为，地域性是前现代的重要属性，而现代社会的特征是“脱域性”，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10］（P18），受到遥远因素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边境居民无法控制的巨大“缺场”因素，不但改变了约翰的父亲，还让血缘共同体产生了隔阂，父子缺乏交流，父母婚姻破裂，约翰的血缘共同体分崩离析。而约翰的母亲搬入城市，体现出城市化进程中流动性的增强带来的，人际关系的时空分离：约翰在旅店碰见与陌生男人约会的母亲，询问前台时得知母亲并未用“科尔太太”的名字登记。这种时空重构“打破了传统的生活格局……彼此的熟悉感逐渐转变为陌生感”［12］（P112），血缘共同体相形之下尤为脆弱。而血缘共同体的瓦解，带给约翰的无根感，正是一种现代性体验。
（二）地缘共同体的崩溃
在《天下骏马》中，约翰生活在家族世代相传的牧场上：“……第一群牛被赶着通过现在仍然叫贝尔县的地方，越过牧场的北端到达萨姆纳要塞和丹佛城。五年以后，他的外曾祖父赶着六百头公牛犊走过了同样的路。”［7］（P4）约翰的祖先们世世代代牧牛为生，沿着同样的道路行进，只有生产规模之分，生产方式和地域则毫无变化。以约翰的祖辈为代表的牧牛人生活，具有地域共同体的特征。而在 “边境三部曲”中，作者着意刻画在“缺场”因素冲击之下摇摇欲坠的地缘共同体，展现出曾经封闭的地域受到外来因素的冲击，以居民所不了解的方式骤然开放的过程。
《天下骏马》的开篇，约翰的母亲不愿再过乡村生活，加之牧场无利可图，便将家传的牧场卖给石油公司。母亲口中牧场“二十年来的一點收入刚够开销的”［7］（P13）对比父亲口中“地底下有的是钱……去年打出的IC克拉克一号油井就是个大钱眼”［7］（P9），可想而知大量小镇居民进入城市，建立在传统牧牛业基础上的地缘共同体被石油工业这一“缺场”因素打破，地缘共同体在城市化冲击下分崩离析。油田巡逻车取代了曾经停在街头的牛群，让约翰感到犹如身处战区；
只了解传统牛仔生活的他，面对旧日生活方式随着地缘共同体猝然逝去，更是无所适从。父亲赠他崭新的马鞍作为圣诞礼物，他珍而重之地将马鞍抱在胸前。然而，当卡车司机称他的马鞍为“废壳子”［7］（P12），他也无力反驳。可见，以相似的生产方式为特征的地缘共同体已经崩溃，整个联系紧密的地缘共同体，已经逐渐分化为抛弃传统生活方式的人和稍有不慎便被科技甩在身后的“过时者”，而这无疑让属于后者的约翰感到无所适从。
（三）精神共同体的危机
精神共同体在滕尼斯看来，是最高级别的有机共同体［6］（P53-55），以血脉相连的亲属或是秉持相同生活方式的邻人之间的友谊为基础。然而，精神共同体中的友谊是地域性的，“这种纽带必须通过容易的和经常的联系来联结和维持”［9］（P79）。而在流动性增强，“脱域性”成为特征的现代性中，美国西部居民间曾经紧密的精神链接，被分道扬镳的邻人和摧毁信任的陌生人轻易取代。
《天下骏马》中，为现代性影响的边境小镇便充斥着共同信念瓦解带来的孤独和隔绝。在约翰的家乡，有拥抱现代性者，如不愿囿于家庭和牧场的约翰母亲，放弃约翰与有汽车的富裕男子约会的约翰女友；
有抵触现代性者，如安于牧场生活、热爱马匹的约翰；
也有在现代和传统之间摇摆不定者，比如曾试图跟随妻子去加州，又无法适应城市而归家，转而希望妻子成为传统牧场主妇的约翰父亲，和试图与约翰一起过牛仔生活、却最终放弃的罗林斯。现代性冲击之下居民分道扬镳，精神共同体不复存在。同时，在现代社会，给予陌生人精神共同体成员一般的信任，不但难以做到，甚至蕴含风险。在《穿越》中，比利父母的不幸，便来源于比利和博伊德两名幼童给予陌生印第安人的善意。他们送给陌生人礼物，然而那人是匪帮成员，随后杀害了比利的父母，只有博伊德死里逃生：“他们喊着找我来着。他们喊：‘博伊德！博伊德！……‘就好像我和他们是朋友似的。”［8］（P108）博伊德回忆。在比利携狼前往墨西哥时，邻人认出他是帕勒姆家的儿子，将他迎进家中招待，甚至请医生为狼治伤。而在比利从墨西哥归来后，他发现看似需要帮助的人带来了灾难。曾经亲密的邻人与外来的威胁对比，更加凸显美国边境的精神共同体在陌生的外来因素的冲击下陷入危机，已经摇摇欲坠。
二、现代性因素危及共同体建构
在现代性大潮冲击下，传统共同体的危机为人带来碎片化、不确定性和无所归依的感受。因此，对于他们经历的共同体危机，牛仔少年选择远行而抵抗，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约翰与好友罗林斯前往墨西哥，与萍水相逢的男孩布莱文斯同行，与普利希马农场的主人埃克托尔成为忘年交，与牧场主的女儿阿莱詹德拉恋爱，尝试建构新的共同体来获得温暖。比利护送怀孕的母狼返回墨西哥，逐渐获得母狼的信任，一人一狼组成了沟通人与自然的生态共同体；
后来为了夺回父母被盗的马匹，他又与弟弟博伊德同去墨西哥，二人历尽艰险，组成了相依为命的共同体。然而，他们建构共同体的尝试最终均告失败：约翰与阿莱詹德拉的爱情被拆散，面对布莱文斯的死亡后，罗林斯也离开了他；
比利先是经历母狼被夺走投入斗兽场，又面对弟弟的不告而别，重返墨西哥时却得知弟弟已死，陷入深沉的孤独之中。牛仔少年的尝试，甚至为关爱的对方带来了厄运：约翰让爱人阿莱詹德拉的名声被毁，比利护送的母狼死在墨西哥的城镇，弟弟也永远离开了他。这并不意味着主人公试图建立共同体的想法是错误的，然而同一性下对他者的漠视和“独体”处境中沟通的困难，这两大现代性的特征，始终威胁着他们试图建立的共同体。
（一）同一性让共同体变质
《天下骏马》中，约翰和阿莱詹德拉的爱情源于纯真的情感：约翰在舞会上和阿莱詹德拉互诉衷肠，又因对马匹的爱结缘。《穿越》中，比利对怀孕的母狼心生怜悯，试图护狼归山的心情也是纯真热烈的。然而，这两次建立共同体的尝试都成为了悲剧：阿莱詹德拉的父亲将约翰和罗林斯送入监狱，对阿莱詹德拉大为失望，痛苦的少女放弃了爱情；
比利则对狼被墨西哥人夺走用作斗兽取乐始料未及。这两次悲剧背后共同的原因，是他们对墨西哥的现实情况一无所知：墨西哥少女面临严苛的道德要求，早已被城市化和商品化侵染的墨西哥也不再有让狼自由奔跑的荒野。他们用自己在美国的经验，盲目揣测墨西哥是更为落后的国家，在墨西哥随意行事。支撑着牛仔少年的主体性的，是现代性的价值判断：现代性在启蒙思想的作用下，推崇单一的“进步”评判标准，这标准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地位。
在《天下骏马》中，值得注意的是，阿方莎在发现约翰与侄女的恋情后，与约翰长谈，劝他考虑少女的声名，不要与她单独约会：“这是另外一个国家，在这里，一个女人的名声就是她的一切。”［7］（P134）然而，约翰将之简单地评价为“不公平”，没有听从老人的劝告，盲目对阿莱詹德拉行使主体性，继续与她私会；
甚至在出狱之后，还提出让阿莱詹德拉与自己私奔。盲目地推崇以美国为标准的、同一性的“进步”，他不理解墨西哥人对家族荣誉的爱，不顾及阿莱詹德拉的荣誉，也不理解失去了父爱的阿莱詹德拉多么悲伤。他试图对阿莱詹德拉推行美国观念的行为，让他无法理解少女的处境，最终带给自己和爱人痛苦，建立共同体的企图也宣告失败。无独有偶，在《骏马》中，比利认定“狼都是从墨西哥跑过来的”［8］（P15），因此试图将母狼送回墨西哥的群山。将墨西哥认定为落后的一方，让他并不了解墨西哥的实际情况；
他刚刚到达城镇，狼就被警察和小庄园主夺走，放进斗狗场里供人下注取乐。比利贸然进入墨西哥，没有询问任何长者的意见，也没有在口岸登记，甚至“事先并不知道进这个国家还要交费”［8］（P75），可见比利已经内化了视美国为进步、墨西哥为荒野的“西部神话”。然而这神话是荒谬的，小庄园主并非毫无根据地指控他“非法侵入”，嘲讽他“和狼没什么两样” ［8］（P75）。比利护狼返乡的行为，本是人与自然建立生态共同体的美好尝试，却因为现代性的“进步”话语而沦为“西部神话”的再现；
共同体在变质之后被以警察和庄园主为代表的、墨西哥的现代性因素打破，护狼返乡的童话也最终以被迫亲手杀狼的噩梦告终。
（二）“独体”处境让共同体衰微
在牛仔少年主人公视自身为进步，视墨西哥人为落后，在同一性的思维模式下与墨西哥人难以互相理解的同时，牛仔少年试图与身边的友人建立的共同体，也受到“独体”影响，因个体无法敞开的心扉陷入困境。南希认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区别甚大，完全理解彼此实不可能，而秘密与隔阂将消解传统共同体“内在的纽带”［13］（P73）。在“边境三部曲”中，作者也描述了少年们的精神独体处境，谈及他们保守的秘密为彼此带来的隔阂。
《天下骏马》中，约翰、友人罗林斯和萍水相逢的少年布莱文斯之间，便建立了貌合神离的共同体。布莱文斯的名字不知真假，骑着与流浪牛仔身份不匹配的骏马，枪法百发百中。对约翰与罗林斯来说，他是神秘而危险的存在，以至于罗林斯一直怀疑他的身份，多次对约翰提出要将他丢在半路。同时，罗林斯仅有的几次劝告也都以约翰的漠然以对告终。他们在荒野上同食同宿，但心灵却彼此疏远，共同体如同三个“独体”，这为最终的离散埋下了伏笔：布莱文斯率先离开，被投入监狱；
在布莱文斯死于私刑之后，罗林斯决心离开约翰，返回故乡，貌合神离的共同体终究没有抵过“独体”的疏远。《穿越》中，在父母双亡后相依为命的比利与弟弟博伊德，血缘共同体的力量和彼此的友谊也未能消解他们隔绝的精神带来的孤独。在父母双亡后，比利从寄养家庭中悄悄带走博伊德，拿走了主人的枪、毛毯和一些钱。在博伊德因不舍和良心而哀叹时，比利粗暴地打断了他：“这样的话我们到底要听多少？”［8］（P107）比利担忧他，却依然摆出兄长的权威，他们之间缺少敞开心扉的对话。最终，博伊德爱上了他们在旅途中搭救的墨西哥女孩，选择与她同行，最终客死异乡，只有比利孤独地回到美国。怀着各自的秘密与伤痛，比利与博伊德虽然互相关切，但最终也没能互相敞开心扉，甚至没有好好告别。因为缺乏应有的深入交流和敞开心扉，牛仔少年的友谊共同体并不成功；
甚至连彼此深爱的兄弟，也没有胜过“独体”的孤独命运。
三、抵抗现代性危机的新共同体
以血缘和地域为基础的，建立在共同生活基础上的传统共同体已经亡于现代性的冲击，建立崭新共同体的尝试也因主人公内化的现代性难以互相理解，在共同体破碎的同时，也为共同体成员带来痛苦；
或是因缺乏深入沟通，陷入“独体”处境之中，虽然互相陪伴却依旧孤独，最终共同体逐渐消散。然而，对于重建共同体的前景，麦卡锡并不悲观，“边境三部曲”中也有很多情节表明了抵抗孤独危机、建立共同体的希望。《平原上的城市》中，虽然贫穷的牧场注定被军队夺走，成员们依然团结一心，不到最后一刻不愿离开彼此。他们面对工具理性上无望的前途，选择坚守互相温暖的价值理性，留恋互相温暖的共同体。而同样对价值理性的坚守让约翰对陷入妓院的玛格达莱娜慷慨相助，虽然最终不幸失败，却仍旧难掩人性光辉也让约翰在与玛格达莱娜相爱之中建构共同体。而在更广阔的陌生人之间，友善和互助让萍水相逢的人们虽然不甚了解彼此，也感受到彼此带来的温暖，展现出作者在现代性带来的“陌生人社会”中建构崭新共同体的希望。在反抗现代性和对陌生人释放善意的努力之中，抵御“独体”的孤立困境也成为了可能。
（一）坚守价值理性，保衛共同体
《平原上的城市》中，虽然马克·麦戈文牧场经历了马克的妻子、约翰逊老爹的女儿玛格丽特的早逝这一悲剧，又受到高歌猛进的现代性的威胁，即将被军队征用做原子弹试验基地，破败贫穷的牧场的成员依旧团结一致，给予彼此善意和温暖。玛格丽特与《天下骏马》中约翰的母亲形成了互文：她们都是牧场主的独生女，与父亲和丈夫一同生活，但与拥抱现代性，追求舒适生活和城市享受，疏于照顾家人的约翰母亲不同，玛格丽特秉持责任感，如同一个更加温柔贤惠的母亲一般照顾着牧场和家人。即使她去世了，她的善良也能将人们的心粘合起来，形成互相温暖的共同体。比利自述他本来要离开牧场，但在玛格丽特死后，“我该是更没什么可牵挂的了，可我倒待了下来。”［14］（P8）在《穿越》中孤独地流浪在国界两侧的他，在牧场找到了归属感。约翰也将这里看作自己的家园：虽然牧场贫穷而衰落，约翰依旧忠于马克，不愿受雇于其他人；
马克也多次帮助约翰，甚至听说约翰想要结婚之后，将自己与玛格丽特的结婚戒指送给了他。受到现代性的冲击而坚守内心的价值理性，牧场成员之间，已经建立了足以抵御“脱域”因素带来的孤独的共同体。而约翰对玛格达莱娜的爱情，更是抵抗现代性的体现：玛格达莱娜出身贫困，多受转卖，沦为妓女，从逐利的工具理性角度来看，她是能够带来利润的商品，拯救她却并不划算。然而，约翰依旧试图拯救心爱的玛格达莱娜，正如盲乐师所说，“一个人追求自己挚爱的人，是永远没有错的。”［14］（P169）作者借盲乐师之口，表达了对价值理性的赞美。他们在爱情中建立的共同体让约翰获得了归属感，试图修葺房屋，抱养小狗，与玛格达莱娜建立家庭；
也让玛格达莱娜拥有了反抗妓院管事的勇气，试图与爱人出逃，获得正常生活的权利。尽管他们的努力最终失败，但他们对横行于世、物化人类、摧残人性的工具理性的反抗依然令人感动。
（二）“和而不同”中互助，建构共同体
在“边境三部曲”中，无法互相理解、从而陷入孤独的情节固然很多，主人公失落的友情和远去的爱情，无不诠释着“独体”敞开心扉的不易，建立彼此亲密的共同体的艰难。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麦卡锡在记录传统共同体面临的危机的同时，也提出了在现代性业已建立统治地位的“陌生人社会”之中，建构崭新共同体的希望。与前现代社会熟悉而亲密的地域性共同体不同，这些共同体成员之间天差地别，也不总是互相认同，但借由善意和互助，他们组成的松散共同体也能抚慰人心。
在牛仔少年穿越国境的旅途中，他们经常被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援助，无论是在美國一方还是在墨西哥一方：《天下骏马》中，牛仔少年在墨西哥经常借宿于本地人家中，与他们同桌用餐；
约翰从墨西哥带回布莱文斯的骏马之后，正直的法官热心倾听他在墨西哥的遭遇，不吝自己的尊重和安慰。《穿越》中，中弹的博伊德被一车墨西哥工人援救，而在《平原上的城市》中，比利想到此事，坚信自己有义务帮助卡车抛锚的墨西哥人修车。比利回报善意的对象，并非给予他善意的对象；
而在他传递善意之时，互助互爱在国境两侧流转，于人群中生生不息。同时，在形形色色的陌生人之间，善意和互助让个体可以在打破现代性的“同一性”神话的同时超越南希的“秘密说”［13］（P76），建构“和而不同”的共同体。《穿越》中，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基哈达多次无私帮助比利和博伊德，凭着一腔正义将他们被盗的马匹归还；
虽然他认为博伊德为墨西哥的产业工人战死是死得其所的归宿，而比利并不认同这一观念，他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助依然可贵。因此，在“边境三部曲”的结尾处，牛仔少年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约翰对玛格达莱娜的义举，让他在临死之前发出热烈的爱情宣言：“她不能去的地方，我就不去！她要进不了天堂，我也就不进！”［14］（P220），他的归宿便是玛格达莱娜的身边。流浪的比利最终也重获家园：一家好心人收留了他，“他住在紧靠厨房的一间小房里，就跟他小时候住过的一模一样。”［14］（P246）他们因现代性失去的共同体，凭借着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感情和无私的互助被重新构建。孤独的黑暗消解于人性的点点微光，这样的结局表达着麦卡锡对重建共同体的希望。
四、结语
殷企平认为，“大凡优秀的文学家和批评家，都有一种‘共同体冲动，即憧憬未来的美好社会，一种超越亲缘和地域的、有机生成的、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形式。”［13］（P78）而麦卡锡无疑是其中之一。在“边境三部曲”中，麦卡锡在描述现代性如何冲击传统共同体的同时，痛心于共同体的丧失带来的孤独无依的感受。随着地域性的共同生活被工业化打破，现代性追求进步、一味逐利的思维渗入美国西南部，血缘共同体成员离心离德，地域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也分崩离析，人与人之间陷入隔阂之中。因此，作者让他的主人公踏上穿越边境之旅，为了寻求共同体的重建而不断追寻。然而，建立共同体并非轻而易举：他们建构共同体的失败，体现了现代性的同一性和“进步”话语对共同体的伤害，无法深入了解彼此心灵也让人们难以建构共同体。因此，反抗现代性话语变得十分必要。在反思乃至反抗现代性一味逐利的工具理性之中，主人公珍重友人，锄强扶弱，价值理性的光辉让他们成功建立了志同道合的共同体；
同时，在更广阔的陌生人群体之间，“和而不同”的新型共同体也凭借互相传递的善意得到了构建。在作品荡气回肠的情节中，麦卡锡展现了他对现代性摧毁传统共同体的反思，对重新建构新型共同体、抵抗现代性危机的呼唤，而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现代人孤独问题的关切，也体现在字里行间。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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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in Cormac McCarthys “the Border Trilogy”
CHANG Hui-tong， WANG Xiao-dan
（School of Western Languages，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Cormac McCarthys Western novel series， “the Border Trilogy” described the community of the American West facing cris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odernity that flourished in the mid-20th century. As a result of extraneous factors of modernity beyond the locality， the community gradually disintegrated on the levels of kinship， locality， and spirituality. The cowboy youths thereby lost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embarked on a journey to reconstruct the community. The pursuit of identity in modernity and the situation of “solitary” impeded their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ies， but value rationality and mutual help made it possible to build a new community among strangers. The hope of reconstructing community with humanity conveyed McCarthys solutions of the spiritual crisis brought by modernity， which is modern peoples loneliness.
Key words：Cormac McCarthy; “the Border Trilogy”; community; modernity; loneliness
［責任编辑 张 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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