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 陈晨
【内容摘要】作为中华民族最有代表性的乡土文化有其民族性和大众性，在当今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2020年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一大亮点就是对乡土文化的表达，既成功追溯、传播了我国乡土文化又产生了良好的文化影响和社会效果，具有一定里程碑意义，是乡土文化传播与电影艺术良性结合的成功尝试。《乡土中国》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和乡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和传播我国乡土文化的多种视角。本文拟以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为例，从《乡土中国》的视角出发，探讨我国电影如何良性传播乡土文化。
【关键词】《乡土中国》；
乡土文化；
文化传播；
影视文化
乡土文化一直是我国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家积极倡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中大量文化都与乡土文化有关，一些非物质文化本身就是根植于乡土文化。在乡土文化的保护中，政府与民间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作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部署。就电影推动乡村振兴及其传播乡土文化而言，如何有效推动优秀乡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提升乡土文化生命力，是当下电影尤其是乡土电影作品需要重视的。
2020年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在弘扬脱贫攻坚精神、书写乡村振兴新画卷、传播乡土文化方面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具有代表性，该片立足于中国乡土之上，展现了我国乡土社会、家国情怀、希望与传承、落后与发展等相关乡土文化要素，对我国社会文化的传播与引导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费孝通先生于1947年出版了著作《乡土中国》，该书是我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对我国乡村方方面面进行了全面的观察和思考，从学理层次上概括了中国农民生存和生活状态。近一个世纪以来，该书已成为观察中国各种现象和问题的一个出发点。基于此，本文将以《我和我的家乡》电影为例，从《乡土中国》的视角出发，在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探讨我国电影如何良性地传播乡土文化。
一、乡土电影在我国的萌芽及发展
谈到乡土电影，学界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中国乡土电影比较公认的分类方法，此类电影主要是指以农村和农民为表达主体的电影，不同的概念常代表不同的视域：“从文化视域来界定，一般可称之为‘乡土电影；
从社会视域来界定，一般可称之为‘乡村电影；
从政治视域来界定，一般可称之为‘农村电影。”①乡土电影是一种艺术抒情的传播载体，通常是关于人与乡村之间或人与土地之间的情感关系，蕴含着强烈的乡土文化。我们可以从乡土电影这个载体中开掘人文内涵、反思人文精神、重塑现代人文价值体系并传播优秀的文化形态，从而满足不同阶层广大群众的精神需求。在中国这样一个充满着浓浓乡土气息的农业大国，乡土电影在电影史上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有着难以消解的独特魅力，是本土文化优雅而淳厚的底色，是人文精神唯美的彰显。
乡土电影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解释。改革开放以前的乡土题材影片主要表现的是国家政策和方针，具有很强的政治性、革命性和意识形态性。在此时期比较典型的影片有《英雄儿女》《渔光曲》《艳阳天》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胡柄榴、吴天明为代表的第四代导演开始以现实主义的视角塑造农村，这期间的代表作有《乡情》《乡音》《乡民》《人生》《老井》等。“这些电影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强调生活的点滴，人物的性格充满生气和活力，具有含蓄纯朴的心灵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美德的缩影，具有强烈的感染力。”②
1988年，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让世界对中国电影产生了极大关注。以《红高粱》为代表，该电影不仅刻画出中国人的民族气节与生命张力，饱含多样的民俗元素，洋溢着浓浓乡土气息与民间文化，其中凸显出的民族性、平民化、人文情怀在当时更是引发了强烈反响。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谈道：“越是有民族风格的艺术品，才会越有国际性，只有把自己民族最本质的精神和最有乡土气息的生活表现出来，才能得到国际上别的民族的重视和承认。”③但也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商业电影逐渐占据电影市场，乡土电影的比重开始降低。这种大环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乡土电影的被边缘化与处境尴尬。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电影由“艺术时代（1978—1993）、市场时代（1993—2002）步入产业时代（2002 至今）”④，近年来涌现出一批诸如《一个勺子》《我们天上见》《一点就到家》《我和我的家乡》等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乡土电影。2020年与《我和我的家乡》同期上映的《一点就到家》，在排片量极少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了超两亿元的票房。谈到《一点就到家》的成功，与其紧贴时代气息、富有新意的设定以及导演对乡土社会的了解、刻画有着很大关系，电影充满了现实观照，呈现的真实创业过程以及对乡土社会风土人情、生活困境细致入微的刻画引发无数漂泊在外、背井离乡的观众的共鸣。与此同时，该片体现出的当代原汁原味的乡土风情，为当今乡土电影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人是与环境共生的，也是可以改变环境的，既然乡土落后，那就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它，让它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二、《乡土中国》视角下我国的乡土文化
（一）《乡土中国》中对乡土文化的解读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这样描述乡土文化：“乡土文化是人与土地关系的文化，是一种土地的特殊文化形态。梁漱溟也提到：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也为乡村而设。”⑤作为有长期农耕文化传统的中国，深厚的乡土文化、民俗风情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无论我国社会处在哪个发展阶段，都不能忽略“乡土文化”的力量。
乡里的人“迁地”，尊重传统和习俗，崇拜“地”的神。在中国本土的神话故事中，“土地”是一种非常接近人性的神，他们管理着乡间的耕种、畜牧乃至乡下人的一切琐事。以村落为单位，奉行礼仪习俗与人情关系。因为流动性很小，一个人在哪个村出生、长大、成婚、生子、生病、死亡整个过程都有乡村人的帮助和参与，大家都生活在一个乡村社会圈层里，基本都有一定的亲属关系，按照辈分进行称呼、生产和工作。乡土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中国人感谢这片土地，尊重这片土地，是它给了我们落脚生存之地。纵然是步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乡土仍然是我们的根。乡土的本色将永远存在，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中国仍然是一个有着强烈乡土痕迹的国度。
（二）《乡土中国》中乡土文化对当代的借鉴意义
作为我国第一本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讲述了“乡土本色、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等方面内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到今天，农村社会的文化建设、农民的思想精神文化建设均关系到农村社会的发展和未来。透过费孝通先生对中国农村的研究视角，积极深入关注和认识乡土文化的变迁，对我们了解乡土文化的变化、未来农村社会文化发展以及整体风格建设都具有积极和现实的意义。《乡土中国》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经过多年的风雨，在强烈的现实中再次唤起了人们的乡土情怀和民族情愫。
乡土文化与我们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乡土文化，而“乡土”能够传达一个时代的生活真实，乡土文化也是人类最初始情感与最深刻理性相结合的文化形态。乡土文化的主要精神是唤起人们对所处群种与所处环境的热爱和认知，引起我们对古老传统民俗、民间活动以及生活方式的关注，因此它不仅仅只需要传承，而更需要批判和创新。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传统和地方文化的生命线更可能是可持续的，更能充分体现其价值和含义。一些观点在今天似乎显得过时了，但其中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观点是本文重点参考的。
三、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对乡土文化的表达
乡土文化对我国国计民生以及文化传承发展有其特殊重要性。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姊妹篇，《我和我的家乡》是2020年较为成功、票房口碑双丰收、极具乡土情怀的电影，影片分五个单元讲述了发生在我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有代表性的乡土故事。该电影在叙事和抒情方面均大量借用了乡土文化符号。
电影中“最后一课”部分，灵动勾勒出一名为乡村教育事业全心付出的乡村教师形象；
“北京好人”部分，生动刻画了普通农民报销医药费中的坎坷无奈却又一直保有的坚韧善良；
“神笔马良”部分，立体呈现了一位舍小我、为大家最终帮助村民富起来的驻村书记的光辉形象；
“回乡之路”部分，记录了背负改造沙漠地、带领乡亲脱贫致富并承担重任供孩子读书的返乡青年形象；
“天上掉下个UFO”部分，体现了贵州乡民不断思索脱贫新出路的可贵探索精神。每一单元都有血有肉、娓娓道来、鲜活而有质感，不仅让观众笑中带泪，而且生动真切地传播了我国的乡土文化。电影做到了以家乡、小家为共鸣点，大国与小家有机结合；
既饱含家国情怀，也带有浓浓的乡土情愫；
细处着眼，以小见大。在看到每一篇章故事的同时，让观众在脑海中浮现出属于自己的独家回忆，而正是这样的记忆，唤起了大家的乡土情结，取得了商业和文化传播上的双丰收。
（一）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乡土文化的体现
1.远方游子的归家情——乡愁
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以后，工业迅猛发展，人与人的情感纽带逐渐被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所替代，现代人际关系冷漠甚至相互对立的现象屡见不鲜。人们需要精神家园和情感共同体，乡愁成为我国当代重要的文化和审美现象。乡愁不仅代表着“思乡”和“怀旧”，而且寄托了中国社会广大百姓“乌托邦化”美好想象的某种情愫。乡愁作为亟须保护与挖掘的传统文化形态，它与工业化、城镇化生产的抽象空间有着辩证依存关系。“空间是空旷无边、没有生命、充满物质关系的抽象概念，而地方则象征着家园并且是人际传播的乐土，是封闭的、连贯的、完整的、本真的。本质上说，城市与乡村、空间与地方是一种辩证依存的关系，地方是安慰，空间是自由：我们守着两者中的某一方，神往着另一方。”⑥
《我和我的家乡》没有使用宏大的叙事或刻意塑造的时代背景，它以农村为空间背景，在几个小人物的推动下，依次为我们展现了医保政策、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乡村支教、年轻村官、治沙护林等二十年来的大事，这是给我国所有乡土电影作出的良好示范。以本片为节点，新一代乡土电影一改传统叙事形式，利用商业化运作，以“导演拼盘”的方式几组导演和编剧同台竞技，构成一部电影的时长，在有限的时间内讲清楚一个故事并突出亮点，兼顾主旋律与娱乐性。比起以前的同类电影，该类电影更能吸引观众，影片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引起广大观众共鸣，也在无形之中输出情怀——我们发自内心地认同和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
2.沉淀乡村文明——助力乡村振兴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解决好“三农”问题被列为重中之重，其中乡村文化振兴是重要的支撑，也是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等在内的全面振兴。”⑦就农村文化振兴而言，影视剧尤其是农村题材影视剧对农村文化影响较大。回顾新中国发展的历史，影视剧反映时代变迁，为弘扬中华文化、培养民族情感和丰富人民生活作出了重大贡献。乡村题材的影视作品着力反映乡村社会现实，关注乡村精神文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地提供了精神滋养。
回望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现，我国乡村文化一直是城市文化的根基。乡村文化来自于乡村居民，是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极强的历史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遗产中具有非凡的价值。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本应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进修的马亮，为了乡村振兴，偷偷回到茴香村当书记。他用画笔在乡间村落的墙壁上画了很多反映乡村生活的场景，这些“画面”背后正是乡村精神文化的沉淀，也是浓浓的乡愁和爱国情，绵长而深沉。
3.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指的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聚居的民众共同创造、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共同形成的一系列包含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现象。民俗文化底蕴深厚，内容丰富，存在于村落之间，世代相传。”⑧我国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历经几千年发展与积淀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按照民俗事象归属的生活形态，可以分为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生活民俗以及精神生活民俗三个大类。”⑨中国的民俗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百姓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既是民俗文化的一扇窗口，又是民俗文化的一面镜子。我国丰富多样且极具民族历史内涵的民俗文化能为电影创作提供多种原型形象，而在电影中展现民俗文化又能为影视艺术增添贴近百姓生活与文化习俗的真实质感。
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民俗文化，《我和我的家乡》电影“最后一课”单元中就呈现了民俗场景的经典运用。片中最后的长镜头一镜到底，展现出江南水乡独有的烟雨楼台意境，过去与现在交替，绿水青山的小山村已不再是原来的破败面貌，曾经没有颜料、没有校园的乡村孩子成了画家，范伟所饰演的乡村教师几十年对乡村教育默默坚守似乎从另一个维度得到回馈。电影的“回乡之路”单元，在黄土地大风沙的自然环境以及贫穷落后的物质环境中，村民们自力更生、勤劳质朴、勇于开拓，最终过上了好日子，这些故事蕴藏着中华民族勇敢与执着、开拓与传承等优良的民族品格。我国乡土电影作品与民俗文化积极交融，民俗文化的加入升华了电影作品水准，提升了电影作品底蕴，也成为彰显中国现当代电影作品独特魅力的重要途径。
4.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
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利用本土电影进行传播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本土电影中随处可见。以霍建起执导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为代表，影片讲述了一个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湖南西南部邮路上的故事，茫茫大山中送了一辈子信的父亲即将退休，儿子接班第一天当乡邮员，一路跋山涉水，父子短暂而微妙的相处改变了原来的亲情关系，两人互相理解并消解了心中的隔阂。片中体现浓浓的父子情和家庭亲情，是中华传统家庭观念和孝义文化的一次成功诠释。该电影在国际上大受认可，尤其在日本备受推崇，获得日本电影界多项大奖。影片在日本的热映，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我和我的家乡》电影多个单元中也同样体现了中国人的孝义，展现了中国乡土社会中令人动容的传统文化。“传统艺术复兴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要走向更现代、更大众、更青春的发展方向。传统艺术的现代化意味着艺术内核对当代价值的弘扬、艺术表现与时代发展的融合、艺术发展同市场环境的合作。”⑩如何发掘传统文化资源促进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应成为我国未来电影发展探索的一大方向。
（二）我国电影对乡土文化的表达
1.优秀乡土电影的内核
乡土题材影视作品在高速发展的影视行业中商业属性较弱。行业内的电视剧作品长期被宫斗剧、职场剧、情感剧等类型所占据，乡土电视剧不是被安排在非黄金时段播出，就是在一些规模较小的电视台播放。而作为主要以票房论成败的电影领域，伴随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市场快餐化、娱乐化文化浪潮的冲击，更是少有人愿意在电影院花一两个小时看银幕上的乡村风景和乡土故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上的乡土电影层出不穷，许多电影现在来看，其实也有重要而独到的审美价值，如《喜盈门》《黄土地》《红高粱》等影片，在当时的电影市场上可以说是场场爆满、座无虚席，就是当下也有许多观众仍在分析其价值与内涵。彼时乡土电影如此受欢迎，不仅与精致的影片制作、演员的精湛演技相关，而且与当时电影市场大环境有关：20世纪末中国人休闲娱乐方式相对较少，电视还没有在普通百姓家中普及，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当时最流行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
今非昔比，在乡土电影排片量越来越少的大环境下，怎样良性传播优秀且具备传统文化内核的乡土电影成为一大挑战。首先，人物和环境是最能影响观众视觉的两大要素，当观众观看影片时，由于封闭的空间和黑暗的环境，视觉器官从影片中可接受到的信息量最大，所以好的乡土电影务必要在视觉上留住乡土本色和乡土特色，同时要兼具一定的审美价值；
其次，要保留本色与特色，除了人物与背景之外，还需努力放大影片故事的地域标签，营造特定的地域景观，如西北地区广袤的荒漠、西南地区险峻的地貌、南方静谧的小桥流水等，可以起到吸引观众视觉注意力的作用；
再次，在我国特定地域的空间环境中叙事，可以让故事显得更加真实，更具有代表性。我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的影片常带有浓烈的山西特色，他将山西特色融入到故事的来龙去脉中，让他的影片富有独特的地域内涵和乡土情结。比如他执导的电影《山河故人》，把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情感抒发投射到故乡的小县城，不仅饱含贾樟柯对“乡土”的眷念，也是对曾经给予他年少快乐时光的追忆和思考，最终引起观众巨大的共鸣与感动。
2.打破乡土电影的外衣
我国乡土电影近年来遭遇发展瓶颈，口碑不错的乡土影片的票房可以用惨淡来形容。与票房收入超过一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流行商业电影相比，乡村电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前些年甚至出现了《百鸟朝凤》的制片人公开下跪恳请院线增加排片量。可见，乡土电影在发行上映中开始步履艰难。因电影不能带来高收益，就少有投资人出资拍摄；
没有大牌演员愿意出演，就很难吸引大量观众观看。
乡土影片典型的特点是淳朴的人物及富有特色的故事环境，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将乡村角色放置在大城市背景下，或者将城市角色放置在乡村故事背景下，则可能失去乡土电影的立足点，使电影看起来令人困惑，甚至不伦不类。一些影视作品仅仅使用方言做乡土电影的外衣，其他方面背离乡土特点，作品最终成为观众吐槽的笑料。一旦没有把握好其中尺度就很容易显得虚伪做作。所以，如何记录和展现当代的乡村变迁，如何反映和表达人们在这种乡村变迁中的精神世界变化以及多元生活体验，不能仅执着于“乡土电影”的标签，更要像某些优秀乡土电影一样，在讲好中国乡土故事的同时还能和中国城镇化建设中出现的诸多社会现象、问题相结合。这些都是我国电影人不得不面对的挑战，更是对中国电影人历史深度、人性深度和审美深度的巨大呼唤与考验。
3.讲好乡土故事，传递“草根”文化
“草根”一词在中国的娱乐圈和网络平台上很常见，“草根”一说甚至被引入社会学领域。如今，“草根”被赋予基层普通民众的内涵。从“草根”一词的出现到“草根文化”的兴起，最具代表性的电影作品当属《疯狂的石头》，该电影将“草根文化”同反讽、幽默有机融合，且恰到好处。电影中所展现的俗称“接地气”，其实是一种乡土文化的代表。“草根文化”萌芽并生长于民间，是普通民众尤其农村民众日常生活中孕育的文化，具有真诚纯粹、朴实亲切的艺术风格，是我们内心呼唤的真情实感。而其中所展现的社会价值也尤为突出，是一种原生态的乡土文化。所以，呈现具有乡土气息的草根文化，传递出巨大的精神能量，并给观众带来实实在在的感动，是乡土电影应有的发展方向。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邓超所饰演的带领乡亲们种植果树、脱贫致富的乔树林就是一位“草根英雄”，这种贴近平民百姓、贴近生活实际、贴近时代特点的形象特质受到观众普遍认可，也为乡土电影未来走向提供了新思路。
四、我国电影对乡土文化传播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下，乡土电影开始面临碎片化、偶像化、IP元素的挑战及颠覆，陷入商业逻辑与生活逻辑的两难选择，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何积极创新思路，利用乡土电影传承并弘扬优秀的乡土文化，对我国乡土文化的传承发展以及电影产业本身的发展至关重要。
（一）我国电影在乡土文化传播方面存在的不足
1.城市化发展造成的乡土文化传播受阻
现代中国文学的生命线是“乡土文学”，乡土文学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书写题材。随着我国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及社会转型，农村日渐“空心”化，乡土文明被边缘化，同时也使得乡土文学日渐式微。乡土文学对我国乡土电影影响巨大，我国诸多经典的乡土电影均取材于乡土文学作品，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黄土地》改编自柯蓝的小说《深谷回声》，《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乡土文学的式微无疑对我国电影传播乡土文化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
当下，我们处于一个“大变局”时期，城市文化正慢慢渗透到乡村日常生活，“田园乡里式”的乡村社会正悄然改变。城市文化与价值体系正裹挟农耕文明的诸多观念，传统农业文明的思维方式正被城市思维方式所替代，我们不自觉地生活在技术化、信息化、工业化的文化环境中。与此相对，乡土文化和乡村图景承载着我国悠久而深远的农耕文化，一直是国人的精神家园和生存背景。在我国社会文化和价值体系转型的当下，乡土文化不仅不应因显得落后被抛弃，反而更值得我们重视和保护。
乡土文化需要自觉避免“审丑化”“庸俗化”倾向。近年来，许多本土小说家为了赢得关注、激发读者兴趣、广受追捧，在作品中大量描写乡土文化的丑恶面。乡土民间确实有贫困落后、封闭保守的一面，但有的乡土作家将民间文化视为丧失现代性、充斥着落后与愚昧的“杂货铺”，大量暴露其中阴暗面，这就走向了极端与片面。一方面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和领会我国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的珍贵价值；
另一方面也没有从历史、思辨以及发展的维度来看待我国文化的演变与发展。这种倾向不利于乡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需要引起警惕。
2.中国电影受众的巨大流变
电影是现代工业和现代文化的产物，它出现于西方社会，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商业性和娱乐性就是其基本属性。我国早期电影一直秉持着为主旋律服务的宗旨，影片的题材往往比较受限。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人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开始追求题材的多样性，《黄土地》《红高粱》等立足于民族、展现民俗的影片开启了中国电影的转型之路，中国电影的商业性和娱乐性逐渐被强调。以电影《英雄》为代表，探索了我国电影商业大制作的模式，学习西方商业化运作模式的电影渐渐成为中国影坛主流。
从电影文化、电影票房、电影的商业运作三个维度考察，受众无疑是电影成败的关键一环。放眼当代，与其说电影文化培育了喜爱这种电影文化的受众，不如说是这个时代的受众“影响”着当代的电影文化。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各行各业都正由卖方市场演变为买方市场，商业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正成为市场主体。因此，对受众特点及需求的了解，直接关系到电影自我的定位及传播的策略。我国大部分居民来自乡村或者正生活在乡村，乡土电影饱含各种乡村生活经历、乡村风土人情、乡村回忆，对即使不在乡村生活的城市人也有巨大的吸引力，乡土电影的潜在受众群体巨大，值得电影人关注与挖掘。
其实，从电影引入我国至今，中国的电影观众一直处在流变当中。新媒体迅猛发展、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城乡差距缩小加之西方消费娱乐文化在我国的兴起，年轻人潜移默化受到极大影响。这一方面使电影这门艺术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多元化；
另一方面受众欣赏习惯和审美品味也在发生较大变化——城乡文化的差异、个体文化审美需求多元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等，造成许多乡土电影不能满足当代受众的需求。以上诸多因素造成当代乡土电影常常叫好不叫座，缺乏吸引年轻人的娱乐性、商业性等时尚元素，兼顾商业性、艺术性的乡土电影佳作缺乏。
3.题材单一，预算有限，宣传不力
从2016年《百鸟朝凤》下跪事件到2022年优秀乡土电影《隐入尘烟》上映后翻红，我们发现，当今“资本”和“流量”对电影作品传播有着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电影《隐入尘烟》故事背景设定在2011年的甘肃农村，讲述了一对农村夫妇艰辛却又温馨的一段生命旅程故事。该片以现实主义题材、诗意独到的光影色彩、真实朴素的表演表达而饱受赞誉，电影前期票房惨淡，起初并未引起多大关注，但上映第6天，在多个网络平台收获口碑佳绩，该片也是当年唯一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
《隐入尘烟》上映后，虽口碑爆棚，但票房和排片方面与商业电影仍有较大差距。乡土题材电影票房不尽如人意的原因，除了乡土题材电影本身的商业性、娱乐性不如其他类型电影外，也有以下几点限制其发展：首先，由于资金预算有限，乡土题材电影大多小成本制作，故事的讲述不够充分，往往以不痛不痒的轻喜剧为主，而不是深刻而戏剧化地挖掘农民和农村的生活；
其次，农村有秀美的自然风光，对渴望回归大自然的都市群体有强烈的吸引力，但部分青年创作者没有深入观察和了解农村生活，找不到寄托“乡愁”的美丽风景，加之碍于各种原因未能真实反映农村的客观现实生活，故事架构和视听语言显得空洞无物甚至滑稽虚假；
再次，乡土电影的题材相对单一，缺乏应有的深度，人物的性格不够鲜明、形象不够立体，往往出现那种扁平化、刻板化、样板戏式的人物形象，没有将时代变迁带给乡民的复杂情感体验及相关生活困惑有机呈现，不能引发观众共鸣或共情；
最后，乡土题材电影因其资金原因和观念原因，往往未进行相应的营销和宣传，片中主要人物往往“星味”不浓，电影的传播力和传播效果受阻。
（二）对我国电影良性传播乡土文化的思考
1.注重本土文化的表达——构建乡土电影的文化价值体系
电影的传播不仅是一种艺术传播，也是文化传播。各国电影均肩负传播本土文化的责任。我国电影包括乡土电影虽已传播到世界各地，一定程度上传播了中国本土文化，但这还远远不够。党和国家将乡村振兴作为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对乡土电影发展是良好机遇也是挑战。如何使地方性的乡土文化与电影相结合，两者获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值得研究。
首先，我们要用历史视角思考乡土文化的价值。“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理解乡土文化的价值应抱有历史视角，乡土文化本身就是人们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是有血有肉、有故事也有质感的。创作者必须深入扎根于乡土民俗中，了解当地的历史人文，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创作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乡土电影作品。
其次，我们要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发现乡土文化当下的价值。乡土文化是否真的过时？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文化的生与死》中专门讲道：“文化中的生死不同于生物的生死。在文化界或人文界里，一件文物或一种制度的功能可以变化，从满足这种需要转而去满足另一种需要，而且一时失去功能的文物、制度也可以在另一时又起作用，重又复活。人文世界里自有其逻辑，不同于自然世界。”我们不能仅仅用有用与无用、先进或落后来对乡土文化等类型的文化形式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
再次，我们要用未来的视野在电影中展示和传播乡土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包括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变。我们有必要更有责任去呈现社会巨变中农业、农村、农民的困惑与感受——无论进行讴歌还是进行批判、无论是对未来展望还是对过去进行追忆，都需要基于当下、放眼未来，需要用积极长远的眼光来结构我们的电影作品。而乡土电影作为有影响力的文化传播产品，还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既要客观反映乡村真实生活，又要探索乡土文化与电影的共赢模式，推进乡村振兴和电影产业的共同发展。
2.乡土电影回归“乡土本色”——塑造真实可感的乡土生活
在创作观念上，我国电影人应深刻理解到，电影的本性是呈现生活深层的真实，只有真实再现农村生活，表达农民的真情实感，塑造有血有肉有的农民群体，才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乡土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在宣传上紧扣“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命题，片中很少用到颂扬式语句，多数时候是依靠情节、动作和场景本身等一些视听语言来侧面弘扬成绩。乡村丰富秀美的自然风光和我国千百年来形成的民俗文化，本就是我国影视作品取材的宝藏。尽管影片中的某些故事是虚构的，但因其具有乡村生活的真实质感，便能精准传达出中国人对故乡的深沉情感。全片从多个角度出发深层次反映了当下农村人的生活，唤起了大家的乡土情怀，引发广泛共鸣。
在乡土电影作品创作中，要力求真实刻画农民的真实生活和所思所想，大力输出乡土文化价值，而不能成为浮于表面的山美、水美、人更美风光介绍片类模式。“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必须来自广大农民。只有对乡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未来价值有足够的认知与共识，才可能让年轻人在乡土文化的智慧积累中看到未来明亮的生长点，才可能激发他们传承和发展乡土文化，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历史潮流中来。”2021年开年大型扶贫剧《山海情》的播出，引起不少年轻观众讨论，与前些年选题范围狭窄、探讨问题广度缺失、叙事节奏慢等同质化电视剧不同，《山海情》没有脸谱化塑造与刻意书写贫穷，而是使用群像式的人物展示方式，几乎每个角色都被注入人物本该有的灵魂，简单地勾勒之下，各人物形象立体生动，作者没有直接控诉和痛斥贫穷，也没有刻意安排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大家都在用属于自己的方式改变命运，给观众可信可感的共鸣与思考，这就是乡土文化价值生动输出的典型代表，值得学习借鉴。
3.用电影带动乡村文旅产业——电影产业与乡土文化互利共赢
在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文明脉络里，乡土性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主要特点，这种乡土性经历千年传承，不断接受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洗礼，并积极与新的文化形式共融。乡村保留着大量传统文化和特有生活方式，是我们百姓的精神家园。乡土文化中很多元素，包括乡土风光以及乡土生活经验，是我国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常被城市人作为忙碌都市生活后的避难所，也是人们历经艰辛奋斗后的精神家园。近年来，我国百姓休闲度假的首选旅行地常常是有着绿水青山的传统村落，大家一方面享受着乡村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另一方面也饱含着对传统农业社会生活的一种追忆和回味。大自然对人的身心有着强大的修复与滋养作用，这在心理学与医学领域已给予了实证。
近年来，电影及电视剧拍摄取景地越来越多地走入乡间小镇和村寨。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电影与乡村旅游及当地风土人情巧妙结合，能使乡土文化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推动乡村振兴；
而电影也因传播乡土文化，真实呈现地域特色、独到风景、地方美食、民俗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而更能赢得观众关注与好感。两者能做到互惠互利。当代电影着力打造影视产业与文旅产业有机融合的成功案例不断涌现，常常出现“一部剧带动一座城”的现象级效应。因此，用电影带动乡村文旅产业，使电影产业与乡土文化互利共赢，也应成为我国电影人未来创作的重要途径和一大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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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赵鑫、孔迪：《乡村振兴故事的综艺叙事策略研究》，《教育传媒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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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吕璐：《中华传统艺术复兴的三个基本问题》，《教育传媒研究》2023年第1期。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1页。
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索晓霞：《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土文化价值再认识》，《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作者黄平系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陈晨系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学生）
【责任编辑：李林】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治理视角下县级媒体传播对乡村社会生态影响”（项目编号：
20BXW08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