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君 徐昊 崔蓉蓉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7237306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3&ZD11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创新项目（项目编号：SKCX2023003）。
[作者简介]王学君（1979-），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农产品市场与国际贸易；
徐昊（2001-），女，安徽安庆人，本科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崔蓉蓉（1999-），女，江苏盐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
②贸易成本是指除了商品的生产成本之外，为获得商品必须支付的所有成本，包括运输成本、政策成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语言成本、信息成本、汇率成本以及合同的履行成本等。
摘要：文章实证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沿线国家间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首先，应用NOVY引力模型的贸易成本测算结果表明，2002—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成本下降了42%，降幅远超过非沿线国家。其次，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文章验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在降低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成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研究发现，相较于沿线发展中国家和距离中国较近的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倡议的农产品贸易成本效应在发达国家和距离中国较远的国家和地区更为明显。最后，机制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扩大贸易开放、促进政策沟通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上述研究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研究增添了重要的实证证据，也为进一步提出降低农产品贸易成本的政策启示提供经验依据，有利于促进和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农产品贸易成本；
双重差分
一、引言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区域的贸易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热点。其中，农产品贸易作为古代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在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互利共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持续增强“一带一路”农业区域合作顶层制度设计，我国于2015年3月发布《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进一步明确了优化农产品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重点之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区域的农产品贸易往来不断深入。统计数据显示①，截至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额达到741亿美元，占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总额的32%，年增长超过200亿美元，增速超过23%，高出倡议提出前近10倍。
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快速发展的进程中，贸易成本②扮演着重要角色[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属于发展中国家，相比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普遍较高，海关清关效率和过境管理的透明度相对低下，南亚、东南亚和中亚等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落后，导致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长期居高不下。而“一带一路”倡议以国家间贸易开放、双边政策协调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等领域的合作为重点，为农产品贸易成本的下降提供了前提与动力。客观认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成本大小及变化趋势，重点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对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影响，对于深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发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优势和潜力，扩大农产品贸易范围和规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积极促成区域经贸合作、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其经济影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主要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和价值链嵌入等视角展开分析[2-6]。其中，贸易作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重要议题，是现有研究关注的重点。众多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效应进行评估，此类研究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中国与沿线区域贸易增长、拓展出口潜力以及提升产品质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4，7-11]。随着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深入推进，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双边或多边贸易发展的深层原因，贸易成本作为影响贸易收益的核心因素，重要性日益凸显。现有研究大多基于NOVY[12]的贸易成本测算方法，聚焦中国与“一带一路”区域双边贸易成本的测算与分析。如魏昀妍等[13]、孙瑾和杨英俊[14]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发现在倡议提出前的20年里，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成本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此外，王钰和冯宗宪[15]采用贸易成本联立测算法，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区域整体的进出口贸易成本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而中国与大部分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成本呈现先降后增再降的倒“N”形变化趋势。除了上述通过事后推算求解贸易成本的方法，部分研究也从成本构成的角度直接测算贸易成本。如徐强[16]系统分析了倡议提出后的相关经贸协定、基础设施、产业园建设等多方面内容，发现这些要素均为贸易成本下降带来了深层次影响。然而，以上研究均为对一国整体贸易成本的测算与分析，缺乏对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单独研究。农产品在所有贸易品中具有特殊性，它关乎国家安全问题且具有较高的保护水平，因此难以直接适用以往的综合测算结果。此外，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贸易成本的测算，缺乏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成本效应的因果分析，也较少有研究深入挖掘“一带一路”倡议降低贸易成本的内在机制。
基于以上认知，本文在NOVY[12]引力模型的基础上测算了2002—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并应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近20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成本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加快贸易开放、促进政策沟通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降低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基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位置条件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农产品贸易成本效应在沿线发达国家和距离中国较远的国家更为明显。
相对于既有研究，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全面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成本，系统分析了中国与不同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差异及变化趋势；
其次，重点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影响，进而深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在区域农业合作领域的核心内容与深层内涵；
最后，从贸易开放效应、政策沟通效应和基础设施建设效应三个视角探讨“一带一路”倡议降低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内在机制，深化对“一带一路”倡议贸易成本效应的理解与识别，为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提供经验总结。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建设（简称“五通”），鼓励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经济政策协调，进而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区域合作。其中，加快贸易畅通，促进双边政策沟通和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重点领域。基于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角度具体阐述“一带一路”倡议降低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成本的潜在路径（见图1）。
第一，贸易开放改善贸易环境。在“一带一路”倡议多年的实践深耕中，中国与沿线国家签署了100多个农业合作协议[17]，极大提高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农产品贸易领域的便利化水平。已有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改善，为贸易成本持续下降提供了更多的现实空间[18-19]。一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达成的农业合作协议极大降低了双边农产品市场准入门槛，减少了农产品企业在进入对方市场时需要付出的费用成本或执行成本。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效率通关、无纸化通关等建设，通过简化双边贸易流程，开辟绿色通道，降低了企业的时间和人力成本。2015年4月，“一带一路”沿线青岛、济南、郑州等10个海关关长于青岛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海关合作协议》，构建了区域通关一体化的管理格局。在通关一体化模式下，农产品交付的时间大大缩短，农产品损耗成本也大幅降低。
第二，政策沟通降低贸易风险。在《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中，“构建农业政策对话平台和加强双边民间交流”是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农产品贸易合作的重点内容。政府间有效的政策协商能够促进信息互通与规则协调，降低信息沟通壁垒。“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共同搭建政府、科研机构、企业“三位一体”的农业政策对话平台，充分利用中非合作论坛、博鳌亚洲论坛、“10+3”粮食安全圆桌会议等合作平台，及时传递各国政策动态和市场信息，能够显著减少农产品贸易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企业的不确定性风险以及附加时间与人力成本。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贸易效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快速增长，大量资金流向了交通运输、能源供应和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显著改善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状况[3]。基础设施建设对降低一国贸易成本的作用已经被大量证实[14，20-22]。农产品属于大宗商品，具有交易量大且易受损耗的特性。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消除地区之间的自然地理障碍，缩短地理空间距离，进而有效降低农产品运输、交易和损耗成本。此外，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也提高了信息通讯技术水平，通过应用数字化供应链管理系统、实时数据共享和智能合约等工具，能够有效减少贸易双方的农产品贸易信息传递和监督成本。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H1：“一带一路”倡议能够降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成本。
假说H2：“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推动贸易开放、促进政策沟通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而降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成本。
三、模型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农产品贸易成本测算
根据不同的贸易成本测算逻辑，贸易成本的测算方法可分为直接法和间接法两大类。直接法主要是从成本构成角度出发，将贸易中能够观测到的组成部分作为总体贸易成本来衡量[23-24]。然而，由于贸易成本包含多方面内容，所涉及的变量往往难以明确，且不能以统一的标准进行量化、加总和解释，因此直接法虽然可以准确核算贸易成本的组成部分，但难以得到贸易成本的整体数值。间接法主要是指通过贸易成本和贸易流量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后”推算出贸易成本。间接法囊括了贸易成本的各种组成部分，同时具有计算上的可行性，但难点在于寻求找贸易成本和贸易流量的稳定关系。NOVY[12]基于引力模型的成本测算方法为这一问题带来了突破，后续关于贸易成本测算的研究大多使用这种方法[13–15]。
本文参考NOVY[12]的方法，测算了2002—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成本。NOVY[12]的成本测算方法以ANDERSON和VAN WINCOOP[1]的引力模型为基础，其假设消费者具有不变替代弹性偏好，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Xij=YiYjYw（tijΠiPj）1-σ] （1）
其中，[Xij]代表国向贸易伙伴国出口商品的贸易总额，[Yi]、[Yj]分别表示[i]国和[j]国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实际GDP，[Yw]为世界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实际GDP，[Πi]、[Pj]分别为[i]国和[j]国面临的多边阻力，[tij]为[i]国和[j]国的双边贸易成本，[σ]为消费替代弹性（[σ>1]）。
通常而言，两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并不是对称的，即[tij≠tji]。因此，通过对（1）式等号两边同乘国对国出口的引力方程，可以得到（2）式。
[XijXji=（YiYjYw）2（tijtjiΠiPiΠjPj）1-σ] （2）
此外，两国之间贸易成本的变化可能同时影响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国内贸易可以用与（1）式相同的形式表示：
[Xii=YiYiYw（tiiΠiPi）1-σ] （3）
将（3）式代入（2），可得：
[tijtjitiitjj=（XiiXjjXijXji）1σ-1] （4）
[i]国和[j]国之间的双向贸易成本以及国和国各自的国内贸易成本均可能是不相等的（即[tij≠tji]，[tii≠tjj]）。因此，通过对（4）式的双向贸易成本取几何平均值减1，能够得到贸易成本：
[τij=（tijtjitiitjj）12-1=（XiiXjjXijXji）12（σ-1）-1] （5）
这里，[τij]为贸易成本当量（Trade Cost Mearsure）。当两国之间的贸易流量（[XijXji]）相对于两国区域内的贸易流量（[XiiXjj]）变大，说明国家内贸易流量转向国际间贸易流量，则贸易成本相对下降。
基于以上模型，本文参考许统生等[25]、佟光霁和杨伟[26]等的做法，将农产品替代弹性设定为[σ=8]，测算获得农产品贸易成本当量的国家和地区共103个，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37个。图2展现了2002—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沿线国家之间平均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竖线标记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即2013年）。通过观察可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和非沿线国家的平均农产品贸易成本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在2002—2021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平均农产品贸易成本从2.24下降至1.31，降幅达到42%。与此同时，中国与非沿线国家的平均农产品贸易成本从2.29下降至1.46，降幅为36%。值得注意的是，在倡议提出之前，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成本普遍高于非沿线国家。而自倡议提出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成本大幅下降，并逐渐低于非沿线国家。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成本效应模型
贸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很多，本文重点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在政策冲击效应的研究中，双重差分模型被广泛使用。以往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研究主要采用以下两种估计策略：一种是利用外生的跨国差异，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③作为处理组[17]，而不管这些国家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倡议[5，27-28]；
另一种是将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作为处理组，并考虑这些国家各自加入倡议具体年份的不同[6]。
为了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倾向于使用第一种估计策略。事实上，许多研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外生的，或者“一带一路”国家不是随机选择的[8，29]。一个潜在的担忧是，中国在选择“一带一路”伙伴时可能会考虑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等多个方面。此外，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水平较低，要素禀赋不足，对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意愿更为强烈。本文根据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不是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时间来确定处理组的方法，可以近似地看作是工具变量。显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理位置与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倡议高度相关，但沿线国家的地理位置与本文界定的贸易成本并不完全相关。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的模型设定如下：
[lnTCit=α+θ（treati×timet）+βXit+μi+λt+εit] （6）
其中，下标[i]表示农产品贸易伙伴，[t]表示时间；
被解释变量（[lnTCit]）为式（5）计算所得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对数形式。[timet]为时间虚拟变量，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是在2013年提出的，因此2013年及其后年份的[timet]设置为1，之前年份设置为0。[treati]为处理组虚拟变量，表明[i]国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果是则为1，否则为0；
[treati×timet]表示时间虚拟变量与处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Xit]是一组随时间变化的国家特定变量，包括国民收入（[lnY]）、国家人口数量（[lnPOP]）、贸易依存度（[tredepend]）以及国家腐败程度（[cpruption]）。此外，模型还考虑了国家固定效应（[μi]）和年份固定效应（[λt]），用以控制国家特定特征（如地理距离、文化等）以及宏观政策冲击等共同趋势的干扰，[εit]为随机误差项。
（三）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了2002—2021年10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集，包括37个“一带一路”国家和66个非“一带一路”国家。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UN Comtrade）和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Bank）。在测算农产品贸易成本时，本文借鉴佟光霁和杨伟[17]的研究，使用国际标准分类SITC Rev.3目录下第0类、第1类、第2类和第4类中共计66种农产品的贸易额数据进行加总，得到双边农产品贸易额（[Xij]和[Xji]）。国内农产品贸易额（[Xjj]）为[j]国当年的农业总收入与农业出口总额的差值，即[Xjj=Sj×GDPj-Xj]。这里，农业总收入为国当年的总产出（[GDPj]）与农业行业占比（[Sj]）的乘积。
控制变量中包含一些可能影响农产品贸易成本的结构性国家特征：一是贸易伙伴国的宏观情况，包括国民收入（[lnY]）和国家人口数量（[lnPOP]）。二是贸易伙伴国的对外贸易状况，参考王筱欣[24]的研究，本文选取贸易依存度（[tredepend]）指标，贸易依存度指一国当年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可以清晰体现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三是贸易伙伴国总体国家治理水平，本文选择国家腐败程度（[cpruption]）指标，该指标测试了人们对公共权力为私人利益而行使的程度的看法。表1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汇报了将农产品替代弹性设定为，同时控制了时间和国家固定效应时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表2列（1）为不加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至列（5）为依次加入国民收入（[lnY]）、国家人口数量（[lnPOP]）、贸易依存度（[tredepend]）以及国家腐败程度（[cpruption]）的回归结果。从核心解释变量（[treati×timet]）的估计系数来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数值大小差异不大。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冲击显著降低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成本。表2列（5）的估计系数表明，在考虑其他可能影响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因素后，相较于非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成本约下降了7.5%。此外，控制变量中，表示国家基本国情的国民收入和国家人口数量以及表示国家对外贸易状况的贸易依存度等均在回归结果中表现出较强的显著性，基本符合预期。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政策冲击的作用效果的有效性，取决于政策冲击前被解释变量（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在处理组和对照组是否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因此，本文以政策实施前第1期（即2012年）为基期，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图3展示了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各期系数的估计值均不显著，倡议提出的当期和后一期系数的估计值仍不显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冲击的效果逐渐明显，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且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成本的下降作用存在滞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果在推行一段时间后才开始显现。
2. 安慰剂检验。考虑到一些目前无法观察到的国家特征可能会影响估计结果，本文通过随机设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安慰剂检验。随机选取37个国家并将其设置为伪处理组，其余国家设置为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而构建安慰剂检验虚拟变量。由于伪处理组是随机产生的，因此安慰剂检验交互项应该不会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如果没有显著的遗漏变量偏差，随机样本的回归系数不会显著偏离零。为避免其他小概率事件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重复上述抽样步骤500次。图4给出了基于随机样本得到的估计系数的概率密度分布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随机样本的估计系数都集中分布在0值附近，且对应的[p]值大多大于0.1。相应地，基于随机样本得到前文基准回归估计系数的概率均较低。说明本文基准回归发现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农产品贸易成本效应并没有因为遗漏变量而产生严重偏误。
3. 改变估计参数。本文利用NOVY[12]的方法测算农产品贸易成本，测算结果的数值大小与所选择的农产品替代弹性有较强联系。因此，本文通过设定不同替代弹性数值（分别为[σ=5]、[σ=8]、[σ=10]）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不论替代弹性设置为多少，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皆显著，且系数值之间差异较小。该结果证明，不同替代弹性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农产品贸易成本效应影响不大，本文的核心结论依旧稳健。
（三）异质性分析
1. 地理距离。地理距离是影响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关键因素。为了解不同地理距离下“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效应的差异，本文参考吕越等[25]的研究，基于CEPII数据库的分类，按照是否与中国接壤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两组④。分组回归的结果如表4列（1）和列（2）所示⑤，从列（1）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农产品贸易成本效应在与中国接壤国家的作用并不显著。列（2）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显著降低中国与非接壤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成本。这一结果表明，地理距离较远的国家农产品贸易成本受“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冲击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刺激效果较好。
2. 经济发展水平。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大小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经济发展差异往往在产品进出口便利化程度、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因此，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将处理组区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⑥，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列（3）和列（4）所示。发达国家的组别下，“一带一路”倡议对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而发展中国家组别下，“一带一路”倡议对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的作用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发展中国家为维护本国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对农产品贸易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保护，因此农产品贸易成本下降趋势不明显。
（四）机制检验
前文的实证分析结论证实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显著降低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为进一步厘清“一带一路”倡议降低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内在机制，本部分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运用两步法对贸易开放、政策沟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这三条可能的作用渠道进行实证检验。
1. 贸易开放效应。政策环境是双边农产品贸易开展的重要前提。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农产品贸易的过程中，持续的贸易开放为农产品贸易成本下降提供了空间与机遇。本文借鉴刘宏曼和王梦醒[20]的研究，使用贸易自由度（[trfreedom]）指标和货物通关天数（[days]）指标来评价各国的农产品贸易环境开放程度。贸易自由度（[trfreedom]）指标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数值越高表明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度越高，政策限制越少，贸易环境越开放。货物通关天数（[days]）指标数据来源于《营商环境报告》，该指标记录海运出口和进口标准化货物的时间和成本，可以直观地表现出贸易便利化的发展程度。
表5是利用两步法对于贸易自由度与贸易便利化水平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表5中列（1）和列（3）为基于贸易自由度指标的回归结果，列（2）和列（4）为基于贸易便利化指标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显著提高沿线国家的贸易自由度。列（2）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极大程度上提升了农产品通关速率。列（3）和列（4）表明贸易自由度与贸易便利化水平在农产品贸易成本的下降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作用。这些结果证明，“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更高程度的开放水平和货物通关效率，极大改善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政策环境，从而促进了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下降。
2. 政策沟通效应。政府间有效的政策协商能够促进信息互通与规则协调，降低信息沟通壁垒，进而降低企业的不确定性风险。一国政府的政策可信赖程度和执行能力是政策沟通有效性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国政策沟通、协调的水平。参考赵义[30]的研究，本文利用政府效率（[gov_eff]）指标和政府诚信度（[gov_int]）指标作为政府协商效应的代理变量。政府效率（[gov_eff]）指标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数据库，概括了一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工作效率和质量，该指标取值在-2.5到2.5之间。政府诚信度（[gov_int]）指标则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标数据库，可以表现一国政府部门在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上对待公开信息的可信度以及履行政策沟通职能的可靠程度。
表6与表5的呈现形式类似，列（1）和列（3）为基于政府效率指标的回归结果，列（2）和列（4）为基于政府诚信度指标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政府效率的提高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列（2）结果表明，政府诚信度指标在1%显著性水平下获得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向激励。列（3）和列（4）表明政府效率与政府诚信度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农产品贸易成本。这也证实了政策沟通在农产品贸易成本的下降中显著的中介作用。
3. 基础设施建设效应。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完善是优化农业区域合作、降低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关键。本文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港口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和通讯基础设施建设三个方面，分别选取铁路基础设施质量（[railroad]）指标、港口集装箱运输量（[container]）和固定宽带（网络）订阅比率（[telephone]）作为代理变量进行机制分析。铁路基础设施质量（[railroad]）指标数据来自《全球竞争力报告》，衡量了一国物流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和承运能力，取值在1～7之间，分数越高表明该国铁路设施质量越高，运输能力越强，运输相对容易且成本较低。港口集装箱运输量（[container]）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该指标数据值越大，表明该国港口农产品货物运载能力越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固定宽带（网络）订阅比率（[telephone]）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该指标以百分数为单位衡量购买了固定宽带、网络的人数的百分比，数值越大说明宽带网络的普及率越高，通讯与互联网相关的基础设施水平越高。
表7汇报了基础设施效应的回归结果。由前三列的回归结果可知，“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铁路建设、港口农产品运载能力、宽带普及率都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倡议推动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获得了极大提升。列（4）至列（6）的回归结果表明，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能够有效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下降。以上结果同样证实了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降低农产品贸易成本的重要作用路径之一。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2002—2021年我国与沿线主要国家的农业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并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深入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农产品贸易成本在近20年中总体呈下降趋势。（2）“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成本的下降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和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农产品贸易成本效应在发达国家和距离中国较远的国家作用效果更为明显。（3）机制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扩大贸易开放、促进政策沟通、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而降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成本。
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首先，“一带一路”倡议虽被证实能够有效降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成本，但其贸易成本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和距离中国较近国家尚不够显著。考虑到中国与地理距离较近国家的初始贸易紧密度较高，且“一带一路”沿线主要为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通过扩大贸易开放、政策协商和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降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成本应成为我国与“一带一路”区域农产品贸易合作的优先议题。其次，在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大环境下，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加强农产品贸易的可控性提供了重要机遇。中国应着力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正向作用，不断加强农业贸易合作，丰富双边农产品贸易种类，进而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和经济发展。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仅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和非沿线国家间的农产品贸易成本，并未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以及沿线国家与非沿线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成本变化情况。“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和资金支持，不仅可以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间农产品贸易成本的下降，仍有可能产生广泛的外溢效应，降低沿线国家间以及沿线国家与非沿线国家间的农产品贸易成本。因此，未来的研究有必要深入考虑这些因素，以更全面地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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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黎
The Agricultural Trade Cost Effe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ng Xuejun Xu Hao Cui Rongr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s of the Belt and Road （B&R）initiative on the bilateral trade cos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Firstly， utilizing the trade cost calculations based on Novy（2012）gravity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a substantial 42% reduc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costs between China and B&R countries from 2002 to 2021， surpassing the decline observed with non-B&R countries. Secondly， employ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his study verifies the significant role played by the B&R initiative in lowering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costs between China and B&R countries. The research further reveal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B&R initiativ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costs is more pronounc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ountries located farther from China， compare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ose in closer proximity. Finally， mechanism testing suggests that the BRI primarily reduces bilateral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costs through expanding trade openness， promoting policy communication and facilitat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se empirical findings contribute valuable evidence to the study of the policy effects of the B&R initiative， offering an experiential basis for propos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further reduce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costs. This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and deepening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fostering mutually beneficial outcome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gricultural trade costs；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