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格非的《望春风》采用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展开关于乡村的书写。从叙述者干预的角度来说，这一个“我”不仅通过题记、元叙述、元小说的形式对文本本身进行话语干预，而且还对故事中的人物、事件进行解释、判断、概括性的评论。在小说中，“我”还大量运用括号加注的形式，对故事内容进行补充说明。“我”的叙述，是中西叙事传统相融合的产物，隐含着叙述者乃至真实作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关键词：望春风；
叙述者干预；
叙述功能
2004年，经过近十年的沉寂期后，格非以长篇小说《人面桃花》重返文坛，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随后，他又相继写下文本内容前后勾连的《山河入梦》（2007）《春尽江南》（2011）等作品，共同组成气势磅礴的“江南三部曲”。在这三部小说中，格非一直用第三人称来叙事，不动声色地向读者讲述了从晚清到新世纪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陆秀米、谭功达、谭端午三代人各自追寻心中的乌托邦理想最终又幻灭的故事。但到了2012年中篇小说《隐身衣》里，格非却转向第一人称叙事，以“我”的口吻来描写世态人心，呈现出一个音乐发烧友的存在之思。他曾说：“当‘我在表达自己的内心所想时，通常要比第三人称更为自然、自由，语调也更令人亲切。”[1]由此可见，从第三人称叙事转换到第一人称叙事，表明格非的创作慢慢摆脱了早期的先锋姿态，从情感上更加接近普通读者。但“我”这样一个叙述者，在格非的笔下，仍有几分炫技的意味，这在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望春风》（2016）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事，在故事情节层面，也是小说的主要角色赵伯渝，还是正在写作《望春风》的作家。这一个“我”同时承担着三种角色，在小说中不时流露出作者的真实声音。因此，笔者从叙述者干预的角度，来探讨小说《望春风》中所隐含的真实作者的意识形态。谭君强认为，“叙述者干预一般通过叙述者对人物、事件甚至文本本身进行评论的方式进行……在许多情况下，叙述者的干预又往往与作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有更多的关联。”[2]207-208美国著名叙事学家查特曼认为叙述者干预主要有两大类，即对话语的干预与对故事的干预，这两种干预方式常常与所讲述的内容本身没有太大的关联。
一、叙述者“我”对话语的干预
在小说《望春风》的文本中，叙述者“我”总是有意无意地谈到正在进行讲述的写作行为，从小说外在的文本形式层面即叙述者的叙述行为角度对小说进行干预，这就是叙事理论学家热奈特所说的叙述者的“管理职能”，叙述者可以“指明作品如何划分篇章，如何衔接，以及相互间的关系，总之指明其内在的结构”[3]。一般来说，此种类型的干预主要表现为小说的题记（或卷首引语、题辞）和元叙述、元小说的运用。
（一）题记
题记，也称卷首引语或者题辞，通常放在作品开头的位置，其内容往往与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小说主旨的揭示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也可以从中窥见叙述者的意识观念。在小说《望春风》中，作品开头引述了两句题辞，即：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经·小雅·节南山》
我将继续怀着这秘密/默默走在人群中，他们都不回头。——蒙塔莱《也许有一天清晨》[4]
这两句经典与小说的主体内容相对应，前后构成互文的关系。在小说第四章中，成年后的“我”重新回到儒里赵村，面对早已拆迁变成一片遍地蒿草的荒墟的故乡，内心感到惊异恐惧、无家可归，只有远离家乡再度漂泊。五年后，宿命使“我”又辗转回归到这片废墟，与春琴在便通庵临时住下。面对拆迁后的荒野，“我”四处张望、倍感无奈，充满了故乡已死的痛楚感伤。作者正是凭借“我”这个叙述者，对乡村的陷落与颓败表达无限的伤怀。
此外，小说中也有一些关于乡村“秘密”的书写，如作为主人公“我”对春琴的暗生情愫，“我”父亲身为算命先生对一些人物命运、事情发展的“谶语”，父亲的死，母亲章珠的日记，第三章《余闻》中各位乡亲生命的隐秘等，都是流传乡间的“秘密”，它们增加了“时间的河流”的宽度，也昭示着世界和人性的丰富性都是不可确知的。这与题记所引用的诗歌相一致，显示出叙述者“我”对其中的价值意义的认同，以此展开对人的存在和命运的思考，在写作中“重返时间的河流”，思考历史的真相。
（二）元叙述和元小说
赵毅衡认为“关于X的X，称为‘元X”[5]，由此可知元叙述就是关于叙述的叙述，元小说就是关于小说的小说，这两者在《望春风》中都通过“我”这个叙述者有所体现。
小说中的“我”作为整个故事的讲述者，在讲述故事时经常跳出故事的框架，对自己的讲述发表评论，与隐含的读者进行交流，这也是赵毅衡所说的“指点干预”。如第一章中：“若不嫌我饶舌啰嗦，我在这里倒可以给各位讲个小故事。”[4]24紧接着叙述者就插叙了赵锡光给唐文宽写买房契约两人结下恩怨的故事，为下文埋下伏笔。再如“亲爱的读者朋友，我相信诸位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随着情节的逐步展开，心里也许会出现这样一个疑团：你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的故事，各类人物也都纷纷登场，可是为什么我们一次也没有见你正面提到过自己的母亲？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4]73-74这就类似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说书人”角色，叙述者在此与隐含读者进行交流，吸引读者继续阅读，透露出对将要提到母亲的一种既小心翼翼又渴望接近的情感倾向。
此外，叙述者“我”常常通过“这里略过不提”“有一件事，这里也许应当顺便提一下”“就像我们此前所提到的”“诸位也许还记得”“且让我慢慢道来”“我现在长话短说”等提示性的短句，或提前叙事设置悬念、营造神秘的叙事氛围，或调整叙事节奏、安排叙述长短，使得小说前后文互相照应，也隐含着对所叙之事的价值判断。
“我”（赵伯渝）在小说中还是一个正在写作《望春风》的作家，这一设置类似于拉什迪的《午夜之子》[6]，由此，我们看到的小说文本就呈现出类似于套娃的叙述层次，也就是具有“元小说”的特点。这样一来，“我”作为一个叙述者兼作家，在小说中写作小说、谈论小说，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创作意图，而这也与文本叙述内容的可靠性无形中构成了张力。如第一章中：“我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他能拥有的最好的品质就是诚实……我意识到，不管事实究竟如何，我在这里都应该尽量忠实地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记录下来，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4]74表明“我”追求真实的创作精神，力求最大限度地坚持现实主义，用文字来缅怀故乡，记录发生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和事，这与实际作者格非的创作初衷相一致，即“写作好像是为了与故乡告别”[7]，“想要把正在消失的这些人记录下来”[8]。
然而，“我”写出来的故事却受到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春琴的怀疑甚至是指责。在春琴的干涉下，“我”不得不删改小说中的一些情节片段，使得小说呈现出真假参半的叙事面貌。“我”与春琴的争辩乃至妥协不仅显示出叙述者与隐含读者的一种交流，还反映了叙述者对此前所追求的真实性的一种自我解构。在春琴“讲真实，更要讲良心”的反驳下，小说也染上了个人情感伦理色彩，文本的艺术虚构性不言自明。
二、叙述者“我”对故事的干预
美国叙事学家查特曼认为，文本叙述者对故事的干预主要体现在解释、判断、概括三个方面，其中“解释”是就故事成分的要旨、关联，或意义成分的公开阐述；
“判断”表示对道德或其他价值因素的看法；
“概括”则从小说的虚构世界深入到真实世界进行评论，无论它所涉及的是“普遍的真实”还是实存的历史事实[2]73。这三个方面在小说《望春风》中都有所体现，传达出叙述者“我”所持有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
（一）“我”的解释性评论
小说《望春风》通过“我”的叙述，不仅描写了儒里赵村山川、风物等自然风光以及半塘寺、便通庵等文化景观，交待故事发生的地域背景，而且对人物身份、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有详细介绍。如第一章对父亲是算命先生这一身份，叙述者“我”联系当时的乡村环境做了细致的说明，介绍了四类算命先生，“我”父亲属于既看相又摸骨的第二类。但紧接着叙述者通过成年后的“我”的视点又发出命运难以预料的感叹，此番前后矛盾之处流露出“我”多年后回首往事时不胜唏嘘之慨，也预示着世界、人性的丰富性都是不可确知的，流露出叙述者对不可知论和命运的偶然性的认同感。
除此之外，叙述者“我”还对高定国、春生、赵锡光、周蓉曾、唐文宽、高定邦、沈祖英等人物身份都做了介绍，采用直言判断的方式表达爱憎亲疏的不同感情。“我”也会直接对故事情节的来龙去脉、人物与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细致交待。第三章《余闻》中雪兰对朱虎平朦胧的初恋正是通过“我”这个全知的叙述者以第三人称焦点叙事展开，填补了前文留下的叙事空白。读者也由此知道了事情的前后因果联系以及人物内心涌动的暗流。
（二）“我”的判断性评论
判断性评论主要是叙述者对故事中的人物与事件所作的价值、规范、信念等方面的评价与判断，更多地属于精神、心理道德上评价的说明与解释[9]214。一般采用形容词直接对小说中的人物进行点评，如小说中少年的“我”对父亲作出的评价：“虽说生性温和、怯懦，但面对公然的羞辱，却也并非总是一味忍让。”在《预卜未来》这一小节中，父亲和“我”对村里各种人物进行评价，既是叙述者“提前叙事”的一种修辞技巧，也表现了父亲在诀别之际对“我”日后命运感到担忧，有意教导“我”为人处世、察言观色的方法。
小说中，“我”多年后重返儒里赵村，面对拆迁后的一片废墟，不禁感叹“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突然明白在现代化进程下，广大的乡村慢慢被侵蚀直至消失，而那些和故土之地相关联的所有记忆也都无处可寻。这种悲凉之感其实也是作者格非的声音，他曾不止一次地谈起小说的创作动机，就是因为亲眼目睹江苏丹徒曾经生活过的乡村被夷为废墟，内心深受震撼，发现不仅在现实层面无法回到故乡，在精神想象层面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不得不说是十分无奈而又伤痛的。
这种心境在小说结尾部分依然被提到，“我”虽然在便通庵和春琴仿佛与世隔绝般地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幸福，在现实世界里是没有办法长久存在的。但春琴却还幻想着百十年后这里重新出现一个大村子，“我”明知道这种想法是虚妄的，可是并没有发表内心真实的观点，只是最后猛吸了一口气，附和了春琴的幻想，以一个类似始祖神话的美好憧憬结束了小说。叙述者的这种价值取向也是作者格非的意念为之，作为一个学院派的知识型作家，他深受鲁迅思想的影响，不止一次地在访谈中坦言在观察社会的时候，不至于表达出过分的绝望，正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从中我们不难感知到作者以文学的方式努力与虚无对抗、实现内在超越的生命追索。
小说中，“我”对妓女王曼卿的花园做了细致的描绘，这是一种环境即人的写法，花园愈是五彩缤纷，也意味着花园的主人从外表上看来愈加妖艳风流，两者之间构成互相对照、互相诠释的关系。对人和景物美的精心书写，反映了叙述者内心的隐秘欲望。“我”对于沈祖英避免谈起自己的身世的理解，则是对孤独的另一种认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试图去了解他人是没有必要也难以做到的。这种“无法接近的深切的悲伤”反而是“我”所喜欢的，可见叙述者孤洁疏阔的人生态度，这也是作者精神气质、自我感受在文本和人物中的投射。
（三）“我”的概括性评论
叙述者的概括性评论是一种超越小说世界而进入真实世界的哲学观察，它将故事中的事件与存在于非小说世界中的真实的一面加以比较，所说的属于人所共知、普遍认同的“一般真理”[9]216。这一干预方式是装饰性的，虽然由故事所引发，但是可以脱离故事单独存在。
在小说《望春风》中，叙述者“我”有时会以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已形成人们习惯看法的话语，来解释或者概括小说中其他人物的行为以及事情发生的过程。如当“我”失怙后要跟着叔叔学习给母猪配种时，内心感到十分耻辱，多次想一死了之。但不久堂哥礼平学习木匠活儿出了事取代了“我”的位置，使“我”得以脱身。“我”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引用了“天无绝人之路”这句俗语，显示出命运的戏剧性以及“我”如释重负的心情。当堂哥礼平凭着给猪配种的手艺当上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俨然成了一个“成功者”的时候，“我”感慨着“俗话说，风水轮流转”，接着就叙述起村中与堂哥相竞争的赵同彬在县城工厂上班发迹的事情，两相对照，显示出“乡巴佬”与“城里人”的区别，也显示出叙述者对同彬更为喜爱欣赏的态度。
小说中，叙述者“我”还大量使用了括号加注的干预方式，它们或介绍人物身份、交待事情缘由，或描述事物、补充说明，或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等等，具有解释的意味。但有的括号加注则与所述之事形成对话的效果，如同彬在赵德正主张推平磨笄山的报告会上发言，小说这样叙述道：
同彬说，如果磨笄山被推平了，村庄与大港镇的直线距离“立即”被缩短了“十分之七八”（新珍插话：吹牛吧你！若说缩短了三分之一，还差不多！），从后村就可直插江边码头（新珍插话：你去轮船码头充军看电影，倒是方便了），如果走得快一些，他去码头看电影（新珍插话说，可不？），半个小时就可以打个来回（新珍插话说：你飞呀？），那可好咧！（新珍插话：好什么好？）[4]141
人物话语与括号里的内容一唱一和，生动再现了当时发言的情景，展示了人物性格，增加了小说的幽默感。这种括号加注的形式也保证了小说行文的流畅性，使得故事的讲述更加简洁明了。
而有的括号里的内容则带有反讽的调子，如雪兰和“我”离婚两个月后来到我住处时，小说通过“我”的视点这样描述道：“她穿着一件薄薄的藏青色毛料短大衣（这使她的皮肤显得更为白皙），耳朵上吊着一对翠绿色的耳环（这使她看上去既放荡又羞怯，笑容变得稍稍有些陌生），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有点像山野里随风飘来的晚桂的芬芳（这使她身上乡下姑娘的气质消退殆尽）。”[4]235-236括号里的内容是“我”内心发出的声音，透露出一种讽刺的意味，表现了“我”对雪兰出轨并嫁给上海人这件事的愤恨鄙视与无法言说的伤痛。
三、结语
可以说，正是第一人称“我”的运用，《望春风》这部小说才能如此打动人心。格非凭借“我”这个代言者来书写江南旧景，展现乡村社会里的温暖人情，面对故乡之死唱出一曲乡村的哀歌，以此守护记忆、反抗遗忘。“我”在小说中的干预叙述，是中西叙事传统相融合的产物，不仅保留着作者格非先锋时期学习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痕迹，如多重叠合式的“透视”、叙事的跳跃与空缺、小说氛围的神秘与梦幻，更是对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回归。“我”如同宋元时期的说书人，对小说文本、故事中的人物事件进行评论，与隐含读者交流，抒发所思所想。这种向内转向的亲切讲述，是作者介入社会现实、回归日常生活的一种叙事策略。对格非而言，写作不再是早期作品中形而上的虚构以及空间碎片化的呈现，而是为了重返时间的河流、提供道德训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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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格非.望春风[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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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舒晋瑜.格非：《望春风》的写作，是对乡村作一次告别[N].中华读书报，2016-06-29（11）.
[9]谭君强.叙事作品中的叙述者干预与意识形态[J].江西社会科学，2005（3）：209-217.
作者简介：张庆，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