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历史规律看，生产力的发展既有连续性也有跃迁性，并已经进入了新范式形成的关键阶段。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一种大尺度、高层次的复杂巨系统范式转移，而科技创新是其中的核心推动力量。但科技创新与生产力的演化具有复杂的动力机制，是一个非线性进化过程，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共同作用。和历史上发生在欧美的生产力变革一样，中国要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通过路径创造来形成自我范式，并累积这种自我范式的相对优势。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构建与此相适应的新型治理模式和培育新质领导力。
【关键词】范式转移；
新质生产力；
技术创新；
新型治理；
新质领导力
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和塑造自我的能力一直在不断发展，并在某个特定阶段会发生突变、发展和根本性跃迁，从而产生足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甚至历史进程的生产力革命。生产力革命的本质是生产力系统在稳定演化中出现了新的主导变量，并显著改变了原有发展轨迹，形成了更具竞争优势的新方向、新体系，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称为范式转移。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就是这样一种范式转移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可能是漫长的、非预期的和复杂的，也会在不同尺度的系统内发生。显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一种大尺度的复杂巨系统范式转移。
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范式演化规律的必然结果
（一）生产力的长周期演化具有连续性和跃迁性
如果仅从细节上看，历史上没有任何两个时期是相同的。但如果拉长视角并忽略这些细节，则历史画卷的周期规律性就非常明显。例如设备更替与资本投资驱动周期约为8—10 年，房地产和建筑业驱动周期约为15—25 年，而技术创新驱动周期则往往是长波式的，约为40—60 年。因此从长周期看，历史演化具有极强的周期规律性。自然，生产力发展也是如此。
在生产力运动过程中，各个子系统、子层次之间纵横交织，形成了复杂但有序的运动图式。生产力的规律性主要体现在其发展是一个历史积累过程，而这种积累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任何时期，新技术集成虽然看起来与传统技术有着显著差异，但事实上仍源于传统技术，并与原技术进行连接和耦合，体现出连续性特征，也形成了诞生新技术的元技术基础。例如二战时期发展的电子学、自动跟踪系统和计算机技术奠定了后来技术革命的元技术，这些技术也聚集创造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全新理论体系，包括信息学、控制论、系统科学、运筹学等。因此，当观察时间足够长时，生产力的演化就呈现了连续性特点。
但是，这种连续性并不意味着简单的线性稳定性趋势。相反，生产力发展更主要的是量变积累后所发生的质变，也就是在某个特定时期会发生跃迁。从生产力革命的几次历史浪潮看，存在两个这种性质的重要转折点：一是新的技术、系统、基础设施和产业完全形成后会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创新和市场潜力被完全激发，这个时刻标志着新范式的正式形成；
二是新范式稳定后，特定技术机会饱和，新的创新技术开始出现，并逐渐占据优势后逐渐进入下一次革命浪潮，从而标志着现有范式竞争力的渐进消失。我们对工业革命的总结就是这种发展规律的典型体现，至于是三次还是四次、五次甚至六次工业革命，只是观察的时间起点、尺度和视角不同而已。
历史上看，每一次生产力或工业革命都具有明显的技术跃迁性特征，对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既形成了新的组织形式、产业体系和新兴工业领域，也极大推动了生产效率甚至全球经济增长。当然，也出现了新问题，例如阶层分化、环境破坏、碳排放和网络安全等。因此可以说，每一次生产力或工业革命都是一种新范式的形成。对这种长周期演化规律的总结有助于我们认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并由此指导制定相应发展战略。
（二）当前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范式阶段
正如生产力发展规律所揭示的，生产力总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大周期规律，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由落后向先进发展。当生产力新构成要素的数量、质量和结合强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显示出强大优势，继而对既存生产力产生根本性影响、威胁直至全面替代，并最终完成一次质的飞跃。生成、发展、兴盛、衰退和消失，这是范式变革的基本规律，科学和技术都遵循这样的规律，例如我们熟知的库恩科学范式以及Gartner 技术成熟度曲线。当一定条件具备时，就会以不可阻挡的趋势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只是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会有差异而已。例如机械化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自动化和数字化革命则发生在欧洲和美国。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判断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到了一个新范式阶段：一是原有生产力是否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二是新的生产力是否已经被创造出来并具有显著相对优势，也就是原有生产力是否已经发生“紧张点”（tension point）危机。显然，自机械化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进入到科技驱动周期，而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始后，科技创新更是成为驱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先导因素和决定性变量，并且这种特征日趋强化。尤其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飞速发展，已经颠覆了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底层逻辑，并显示出强大优势和发展潜力。可以说，生产力新的范式已经涌现，并加速进入了新范式形成阶段，而新质生产力正是对这一重要趋势的准确判断。
（三）新质生产力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生产力新范式
我们说生产力是一个新范式并不是因为出现了诸多时髦热词，也不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或者多个突破性技术，而是这些新技术呈现出明显的聚集、组合和共同进化特征，并对经济与社会产生了结构性影响，把整个社会生产力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甚至带来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也就是，随着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科技同生产、商业和社会结合后起到了催化、杠杆甚至乘数作用，生产力中新要素和新关系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产生了巨大能量，涌现出一种新的形态，并推动社会经济系统从一个稳定状态跃迁到下一个更高级的时代。因此，这不是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微观甚至中观子范式，而是一种具有足以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尺度宏观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是对生产力新范式内涵的高度概括和准确凝练，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也标志着生产力新范式形成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关键阶段，我们需要抓住此次重大机遇。
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一种复杂巨系统的范式转移
很显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过去几次生产力革命一样，都具有突破性、历史性和社会性，都会引起经济、社会和生活的深刻变化。正如列宁所言，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一种涉及技术、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复杂巨系统范式转移。
（一）生产力范式转移具有递增复杂性特征
即使是之前的农业革命，也是数千年来劳动者经验积累和工器具发明所不断推动的，劳动者通过继承和发展，使得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经验和知识越来越丰富，工器具也越来越先进和复杂，这又进一步推动了自身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从而形成了增益循环。进入工业革命后，这一特征更加明显，科学技术不断突破、联结、组合和进化，使得生产力革命与范式转移呈现越来越强烈的复杂性递增特征。这一点从过去三次工业革命中可以明显看出。
通常而言，我们将瓦特发明蒸汽机视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但实际上蒸汽机是17世纪发明的，一直到18 世纪80 年代也没有引发工业革命。直到后来工具机的创造才使得蒸汽机成为新的劳动手段，从而带来了纺织工业革命。而此次工业革命的产生也得益于之前工场手工业分工协作的不断完善。因此，并不是某种机器的广泛应用就和工业大革命有关，生产手段革命与一系列机器创造和分工协作的发展息息相关，而正是不断发明的技术和工具组合才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
第二次工业革命则进一步体现了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使生产力的影响具有更加复杂的社会性特征。当手工场变成大工厂以后，出现了工业资本家和新工人；
而工业的产生又聚集了大量科学家，科学开始与工业和商业结合。科学家逐渐与工业资本家走到了一起，成立了很多协会或学会，相互推动发展。工业革命使得工业投资第一次出现了巨大飞跃。另外，此次工业革命还出现了能源和化工革命，使生产力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新能级，对生产、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也扩展到了全球范围，出现了福特等大批大型工业企业。
第三次工业革命呈现出更强和更大范围的复杂性特征，科技主导性也更加明显。同工业革命一样，科技革命也不只是一次技术变革，它包括并改变了社会的全部结构，特别是对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定位和作用以及劳动性质的变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82 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是一部计算机，就充分体现了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属性的根本性变化。而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和生活的影响更是全球性、全领域和高度复杂的。
因此，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看，新生产力的形成既继承了原有生产力的活跃因素，也开拓了新的技术和产业领域，是一种增量式迭代革命。这使得通过技术创新、内部替换和结构深化，范式转移涉及的系统要素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庞大，边界也越来越开放，因此也越来越复杂。例如，仅从技术层面看，现代飞机的发动机动力比1936 年的喷气式发动机性能至少提高了30—50 倍，但零件也从几百个增加到2.2 万个；
而大飞机产业链体系则更为复杂，波音有全球超过12000 家供应商。k经过几次生产力革命进程，新质生产力必定是更大尺度、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的变革，因而也是一种更复杂的社会整体性宏观范式转移。
（二）科技创新是新生产力范式转移的核心推动力量
18 世纪之前，技术的发展主要依赖工匠的技艺积累，而在机械化工业革命之后，则主要依赖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共同努力，因此知识构成了新技术呈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基础部分。科技是群体智力发展的集中体现，是生产力演化的核心推动力量，其在行业领域的关键突破是开创新兴产业领域的基础与先导，也是跃迁性发展的基础。
但是，科学发现或者技术发明并非立即就能引起新的结构性技术革命，因此也并不意味着工业革命一定会马上发生，只有大量基础性科技创新与发明才能诱发这种革命。科技推动生产力变革需要经过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工程化以及产业化的漫长路径，并最终形成科学、技术与生产甚至商业的融合，因此往往会跨越多个生产力或者工业革命周期。
这样一来，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革命的发生，时间和路径都比预期要长得多。一般而言，技术创新往往从小的生产部门或区域部门开始，然后扩散到国家以及全球领域，从而形成发展激增和大浪潮。例如，芯片技术从半导体、电子管、晶体管到集成电路，经过了40年，最初只在计算器、游戏、设备控制等特定供应商中使用，其研究更是可以追溯到1833年；
芯片光刻工艺，从1960 年发明外延工艺至今也已经有64 年。因此，单纯的某项技术突破无法让我们推测生产力革命时间表，体系性的科技突破和发明创造才有可能推动生产力的重大革命。
（三）新生产力范式转移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共演化过程
科技作为新生产力形成的核心推动力量，其创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不过是变革内容和影响尺度的大小不同而已。如前所述，大尺度的系统性科技创新从来就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其必然会超越特定行业范畴、科技领域而深入到社会经济层面，并服从于各种社会制度的经济规律，与工业、市场、经济、制度、政治等形成了一个复杂整体系统，并呈现共演化特征。每次生产力革命，不仅开创出新的产业领域，也使社会结构同步发生变化。
总体上看，新范式形成不是个别要素的转变，而是在本质上寻求各个主导因素的重新调整过程，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和活力，从而确保共同进化中的契合性和适应性。因此，新范式是一组技术和方法选择以及组织结构、商业模式和策略构成的最成功和最有效能的元范式（meta-paradigm），它的成功绝非只是技术系统的先进性，也不是某种主要的外生机制或者某种驱动因素的简单决定性，还包括相应生产方法、治理结构、组织形式和制度体系的同步系统性转移，而系统整体演化效率取决于各个部分相互依存的合理性和共演化的协调性。
新质生产力发展既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也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产业链布局、战略任务布局、经济发展、新型生产关系形成、体制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一系列任务，因此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技术、社会、经济和制度系统各个部分随时间推移变化的拟合度上，而不是只单单追求技术的“国际领先”性。
（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高层次的复杂巨系统范式转移
正是由于新生产力范式形成是一个复杂性递增和共演化过程，因此经过多次生产力革命，新质生产力发展必定是目前最高层次的大尺度复杂巨系统范式转移。这一点从以上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任务可以看出，其实质是一个系统之系统（SoS）的复杂进化，因此会引发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以及社会革命的同步发生，认识、工具、产业结构、生产关系等都会引起质变，因此范式变革的范围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这就意味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一种大规模、长周期的社会技术系统层面的深度变革，要转变单一社会技术系统思维，加强对更宽历史性转变的整个系统性变化的关注。例如绿色技术革命就包括：可再生能源作为一种主导能源范式；
去中心化发电；
绿电竞争性国际贸易；
减少能源强度，提高能源效率；
建立智能电网；
仿生组织和工业设计原则；
实现循环经济与生态导向的金融等。可见新质生产力中绿色科技创新所呈现的体系性和复杂性。
工业革命后，经济的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实质上变成了技术的一种表达，经济与技术在共同进化。新技术创造了一个新产业，为此就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而这又会引发新的技术和社会问题，并再一次创造了新的技术利基。例如18 世纪60 年代英国纺织机械的诞生推动了大规模纺织厂的诞生和大量工人岗位需求，工厂、工人和住房等聚集与组合推动了工业化城市生长，进而需要新的组织方式和管理制度，这就导致了维多利亚式工业经济模式的出现；
但事情并未结束，工人的条件恶劣引发了强烈的改革需求，因此推动了工会组织形成，而若干年后，工会变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如果科技进步是一个社会进程，而不是一种自动的超越性的决定力量，那么它就会与其他社会进程一样，充满了冲突与斗争。宏观生产力已经成为改变甚至创造历史的巨大力量，自然也会受到各种力量的强大干预，例如社会统治权力阶层、官僚体系、非理性幻想、具有合法性的进步观念、地缘政治以及技术体系本身与其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也是新质生产力形成这一复杂巨系统范式转移的关键挑战。
三、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自组织和他组织共同作用的过程
自组织是复杂系统的典型特征，其通过持续适应和演化，涌现出宏观系统行为。自组织具有较高的灵活性、敏捷性和适应性，是激发系统活力的基本机制。但是，自组织也可能是无序的，从而导致了系统整体行为异化。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大规模设计计划系统，具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因此既需要充分发挥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行为，也需要自上而下的他组织规制。
从生产力的发展过程看，其演化的动力因素相当复杂，包括各种经济、技术和政治目的。而技术本身也是一个集合名词，其是由不同等级的技术建构而成的体系结构，因此技术创新与演化实质上是一种组合“进化”，不同组件处于不同的创新周期，技术组合与进化在不断追求高秩序，自然这种进化不可能是一个线性过程。大规模的技术研发具有积累性效应，当这些效应最终聚集起来爆发的时候，它们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完全外在的、非人介入的力量，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组织效应。
现代科技往往始于一个特定目的，从而逐渐构建出一个特定领域集群，或者称为域（domain），并形成稳定“域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范式。但这个域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发生重新域定或域变迁，进而构成了科技的颠覆性变革或范式转移，例如早期水泥制造的巨大声反射镜到雷达技术的创造、晶体管代替了电子管以及计算机从军事领域进入到商业领域。这种范式并不只是一个科技问题，还包括方法、实践、设备、组织等要素，是一个连续进化的整体，也是一种自组织行为而非人为设计。
但是，技术选择并不一定遵循“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规律，技术并非中立的，技术和选择过程都涉及人、权力、制度以及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即使是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作用，也会轻而易举地被垄断与国家力量所压倒。因此，现存的技术很少是经过极其严格的“自然选择”而生存下来的优势技术。所有的技术路径并不是生下来就是平等的，因此很多检验根本不是经济与技术检验，而是政治与文化检验。因此，生产力发展和范式转移过程中也必然存在他组织机制。
例如，在20 世纪60 年代，美国飞机工业中90% 的研发经费来自政府拨款，其中最主要的赞助者是美国空军。由于军事工业联合体对性能与控制要求具有自身特定的工作惯例，制导、通信系统以及现代生产设备研发需求直接影响了当时相关电子和机床制造行业的技术发展路径。二战时，也正是军方的大量资金和科学家的智力资源，让各种耗资巨大的复杂发明得以用于实践，从而加速了技术创新，推动了生产力的加速革命。
芯片也是如此，早期的芯片和光刻机在珀金埃尔默、GCA 和尼康之间竞争，但1987 年里根政府开始介入，成立了Sematech 财团，由多个芯片领先制造商和美国国防部各出一半资金，下注GCA 的深紫外光刻设备，此后伊拉克战争使得芯片制导系统成为英雄，芯片逐渐成为先进国家的战略安全资源。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未来工业发展计划”以及日本的“科技创新综合战略”等科技发展战略也都是他组织行为的直接体现。
另外，原技术体系一般具有长期锁定效应，也就是原有体系经过持续优化后，已经日臻成熟，通常比新技术体系表现更好，新技术体系因为成本更高、性能不稳定，往往不被接受和认可。另一方面，新生产力由于颠覆了旧范式认知，因此自然也会遇到阻力，原技术体系下劳动者也有路径依赖和习惯锁定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原生产力存在或自适应延展的时间往往比预期要长，这就需要新生产力必须加速证明其优越性。但这种革命不会自然发生，只有当技术域与经济模式、新产业进行共变化、共演化和共创新时，才能真正形成颠覆式改变，也就是范式的彻底转移。科学家的兴趣、科学精神、商业模式、市场控制也要与政府的计划、资金与规制等自组织与他组织机制相互协调才能发挥总体作用。
但要注意，自组织是科技创新和生产力范式转移的根本动力，也是系统行为具有较高韧性和适应性以及提高系统运行效率的关键。因此，即使开展“有组织科研”，也不能忽略科技创新天然的分布式和自组织特征。过度强调自上而下的他组织机制，会使整个复杂系统体制僵化，从而失去活力。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平衡，是新质生产力发展机制设计的关键。
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创造并形成自我范式
（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实质上是一个创造过程
科技创新首先会沿着一定的路径进行增量创新，今天的技术体系和制度体系都是从历史中演化而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集体行为规律性，而并非简单的随机创新。这往往会给我们误导，认为通过严谨精细的规划或者计划预设并为之努力就可以实现生产力革命的预期目的。但历史明确给了我们否定答案。例如，即使是著名的贝尔实验室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其经过“反复研究和深思熟虑”，决定继续投资稳定的双极结型晶体管研究，但自认为引以为傲的良好发展规划，反而成为其日后失败的根源，连续错过了集成电路技术和MOS 场效晶体管技术。
科技创新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过程，尤其是重大科技创新，其是一个复杂的技术域、社会场域和上下游创新链协作过程，多个分布式创新行动族和域构成了复杂动态网络，因此是一种开放社会经济系统，往往事前无法精细预设。技术发展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过程，而这种社会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不确定性。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需要谨慎对待基于过去认知的生产力发展规律，那只不过是对长周期的历史事后总结，无法通过这些已知“自变量”“线性回归”预测到未来的“因变量”。
如果聚焦到范式转移的拐点上，会发现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创造过程，而不只是对过去技术的简单继承应用。不可否认的是，突破性技术创新和应用靠的往往不是理性计划，而是被科学家和决策者的激情、信念、对控制的崇拜或者对落后竞争对手的恐惧所决定。芯片领域的摩尔定律不是一种定律，而是一种信仰，正是这种信仰，推动摩尔定律不断得到验证。因此，摩尔定律展示的不是永恒不变的物理定律，而是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不同阶段所能达到的极限。
可见，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就不能站在过去的范式上思考问题。要意识到，在新范式下，我们理解世界和推理的方式可能会有质的变化。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正处于生产力连续进化与跃迁的关键阶段，我们一方面要继承既有生产力的优势基础，另一方面要转变观念、突破因循守旧思维，鼓励大胆突破创新，加快创造新质生产力中具有影响全局的新主导要素。可以相信，即使存在泡沫，创新泡沫也不等于传统泡沫，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就像马斯克的SpaceX 发射失败被称为“最成功的失败”。必须为此设计足够大的自由度、冗余度和宽容度，然后持续改进，通过长期努力来实现这一战略愿景。
（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形成自我范式并持续累积范式的相对优势
我们一般比较关注生产力演化进程和标志性事件，而忽略了不同范式的形成为什么发生在这个国家而不是别的国家。而实际上，每一次范式转移时，主要国家都看到了趋势并为此付出努力，但最终获得优势的往往只是一个或少数国家。在1760—1860 年的工业大革命中，英国得到了巨大发展，而当时的法国、德国和美国也试图通过政治革命、战争、改革或者殖民当局来消除生产条件的束缚，但为时已晚，英国的工业革命使得工业投资第一次出现了巨大飞跃。因此，在生产力革命过程中，每一次范式转移都是一种国家层面的范式竞争过程。
这是因为，从历史发展来看，新技术体系发展往往会高度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国家或地区。例如18 世纪蒸汽机集中在英国，19 世纪化学技术集中在德国，而目前计算机和生物技术则集中在美国，光刻技术集中在美国和荷兰等。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在客观上都存在某些能带动全局发展的部门或者技术，因此会将它们当做重点来建设和开发，从而形成能向更高水平过渡的带头产业或技术。而这种技术的产生与发展都始于对现象的深入理解，然后将其逐渐内嵌为一套存于人的、地方性自我建构的、深邃的共同认知中，并随时间而发展。这种共同认知进一步通过正向成功迭代和进化，衍生出配套齐全的产业体系，从而累积了无可比拟的优势，也为下一次甚至下几次生产力革命奠定基础。例如1910 年以来美国硅谷的形成和发展，迄今仍具有巨大优势。
因此，在当前国际局势背景下，中国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创造形成自我范式。钱学森曾认为，科学技术的应用研究和开发要靠国内环境。经过几十年快速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自身优势，包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市场规模优势、完备的产业体系、人才优势、发达的基础设施等，在新能源汽车、载人航天、高铁、卫星导航、人工智能等领域也体现出较强的竞争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了与国际的深度合作与联系。可以说，我国已经具备形成新质生产力自我范式的体系性基础。
但是，新质生产力自我范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立足自身禀赋、长期积累。例如，英国的产业革命，是经过一百多年科学技术储备与发展的结果，并相继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如牛顿、哈雷、胡克等，在产业革命中，又出现了像瓦特这样的发明家；
而美国一大批顶尖高校和超级企业的形成，是美国科技发展长期占据优势的重要基地与支撑。
我们还必须要清醒认识到，在美国的持续打压和地缘政治威胁下，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优势并非已经足够强大，有些环节甚至还比较薄弱，在全球化调整变化背景下形成自我范式的相对优势还不明显。因此，必须树立长期战略，久久为功，持续积累自身范式的相对优势，增强范式自信心，以在本轮生产力革命中掌握主动权，并为下一轮生产力革命奠定先发优势基础。
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创新治理模式和培育新质领导力
我们反复强调，不能将生产力革命视为一个独立的科技创新过程，人的连接而形成的生产、组织与社会关系才是生产力革命的基础，因此必然也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他们具有不同的属性、特征和行为偏好，是不同的利益代理，既相互竞争又充满合作，构成了复杂利益相关者生态体系。
这在任何时期都是相同的，而且技术越是先进，涉及利益相关者越庞大、越复杂，甚至超越国家层面扩展到全球范围。例如台积电大联盟，是由台积电主导，数十家设计芯片、销售知识产权、生产材料或制造机械公司组成的伙伴关系，这些公司相互合作、相互竞争。也正因为这种超级联盟，才使得联盟主体拥有强大的资金和资源保障，有条件用“无限资金去解决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在芯片发展历史中，更是可以看到一连串发达国家、大型企业和顶尖大学的名字，这些国家包括前苏联、美国、日本、韩国、丹麦等，企业包括IBM、英特尔、东芝、NEC、惠普、索尼、AMD、三菱、三星等，大学及机构包括卡耐基梅隆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以及硅谷、贝尔实验室等。尤其是美国军方，一直是先进技术的追逐者，其坚信美国军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优势技术来取胜，因此在先进技术投资上从不缺席，并且规模庞大。
这就决定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一个长周期复杂系统工程，涉及多元化利益相关者，因此充满复杂的竞争合作以及新旧范式的竞争甚至斗争过程。这就衍生出一个重要挑战，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治理问题。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历史规律和当前环境看，以下几个方面的治理问题需要思考：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二元治理。科学家具有自然探索的事业自由，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科技领域中仍然发挥作用，并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决定性地位，因为生产和金融资本能重新定位自己的代理，从而快速再分配科技投资。但另一方面，科技也有政治性质，个人也有民族精神。例如，时至今日，美国科技仍然受到政府和军方的广泛干预。一般而言，底层往往是创新最活跃的领域，是种子创新，更强调市场机制；
而宏观层面则涉及大范围协同，更需要行政治理，政府与市场二元协调治理仍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机制。
二是多层网络协同治理机制。新质生产力发生在不同尺度，既包括宏观上的全国甚至全球合作，也包括一个地区或者一个行业的创新发展，因此是多层次和网络化的。例如区块链技术，既涉及孵化创业和头部企业，也涉及人才社区、教育机构、投资环境、政府支持和监管环境，更可能还被用于政府监管、财政金融、民主、司法和公民参与中，因此呈现越来越庞大复杂的多层网络特征。这就需要复杂网络的协同治理机制创新，包括行动者及互动复杂性、外部环境、政策网络、合作创新治理以及风险治理等。
三是治理制度创新。治理和监管有很大不同，监管是关于将法律设计用于行为的控制，是自上而下的；
而治理是关于管理、协作及以共同利益的出发点行事的动机，是自下而上的。良好的治理制度有助于释放创新动能和增加市场活性。生产力革命的历史表明，很多重大创新最开始往往是异想天开、大胆和“无用”的。例如，卡尔·巴贝于1832 年前后研制的“计算机”虽未成功，却奠定了后来电子计算机的基础，ヒ蒸汽机的发明也同样如此。这就要求进行治理制度创新，形成能完全释放科技创新效能的社会制度和规制框架。
四是适应演化治理。在当前VUCA（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时代特征下，新质生产力发展不管是外部环境还是发展过程，都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至少目前来看，科技革命还在继续，或者说，更大规模和更大范围的科技革命可能还在酝酿。因此，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应该关注过程，而不是只聚焦在预设的终极结果上。这其中，核心问题是适应，包括通过自组织的自发适应和通过他组织的协调适应。因此，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治理机制必须具有敏捷性，应根据外部环境和发展过程的不断变化，形成一种动态适应性演化治理。
最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培育新质领导力。新质生产力的创造往往是突破性和颠覆性的，没有经验可以复制甚至借鉴，因此就需要新型领导力来推进这一进程。生产力发展过程表明，科技、商业和政府等重要人物影响甚至改变了生产力的发展路径。例如，正是一连串的杰出人物群英谱创造了芯片这一目前最顶尖、影响范围最大的科技成果。ヘ此外，要充分重视头部企业对生产力发展的牵引作用，这些企业往往形成了自主复杂供应链生态体系，是一个庞大技术域的控制者和引领者，拥有雄厚财力和技术储备，对于技术突破具有显著引领和决定性作用。例如，通用电器成立于1892年，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一直是生产力革命的关键推动者之一。另外，新质生产力发展也对政府决策和治理者带来全新挑战，需要抓紧培育一大批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决策者和领导者，如航天领域的“双总师”（总指挥师和总设计师）领军人物，加强高素质精英人才培养，塑造政治过硬、有远见、有魄力、有担当和心怀“国之大者”的新质领导力。
作者简介
李永奎，同济大学复杂工程管理研究院副院长、长聘特聘教授，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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