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良兴 刘彩珠 王佩玥
摘 要：在创业研究中，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的预测作用虽已得到国内外学者验证，但主观规范对不同创业意愿类型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以家庭规模和政治联结为调节变量，探索主观规范对不同创业意愿类型的具体影响机制，从2 350位随机受访者中筛选出240个有效样本并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主观规范积极影响创业实施意愿和创业目标意愿；
家庭规模负向调节主观规范与创业目标意愿之间的关系；
有政治联结时主观规范更容易促进个体的创业实施意愿，而无政治联结时主观规范更容易促进个体的创业目标意愿。研究结论丰富了主观规范与创业意愿的理论研究，并进一步拓展了计划行为的理论内容和边界条件。
关键词关键词：主观规范；
家庭规模；
政治联结；
创业实施意愿；
创业目标意愿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F279
文献标识码：A
DOIdoi：10.3969/j.issn.1672-2272.202403157
英文标题Subjective Norms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 Explanation of Family Size and Political Ties
He Liangxing1，2， Liu Caizhu1， Wang Peiyue1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 China;
2.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英文摘要Abstract：Although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subjective norms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has been verifi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the mechanism of subjective norms on different types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remains unclear. This study uses family size and political ties as moderating variables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subjective norms on differen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d select 240 effective samples from 2350 random respondents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ubjective norms positively affected entrepreneurial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goal intentions. Family size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norms and entrepreneurial goal intention. When there is political ties， subjective norms are more likely to promote individuals entrepreneurial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while when there is no political ties， subjective norms are more likely to promote individuals entrepreneurial goal intent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have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First， the measurement content of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is enriched through different types of willingness; Secondly， focus on the subjective norms to verify the pre-factors of different types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n order to deepen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the mechanism of related factors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Finally， based on family size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 the article further expands the content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英文关键词Key Words：Subjective Norm; Family Size; Political Ties; Entrepreneurial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Entrepreneurial Goal Intention
0 引言
虽然社会支持有助于促使个人产生创业想法，但是有些个体在良好的社会感知中形成了创业意愿，有些人即使有亲密环境的支持也没有形成创业意愿。为什么社会支持对个人创业想法的影响存在差异？究竟哪些社会支持能激发个体的创业激情，提升创业意愿？
外在社会支持与创业意愿的关系集中表现为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主观规范是指创业者与他人保持一致的规范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社会、所在组织、同事或同行[1]。现有关于主观规范与创业意愿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探讨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的作用机制。Krueger & Carsrud[2]的研究表明，个体在职业规划时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并证实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具有重要影响；
苗莉和何良兴[3]指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正向影响创业意愿。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大都致力于证实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的解释效用。然而，这些研究一方面将主观规范和其他前置因素综合考虑，导致在预测创业意愿时存在共变性，难以准确反映主观规范的解释力度；
另一方面未考虑前置因素对不同类型创业意愿的影响，导致对创业意愿的解释较片面。
创业意愿作为预测创业行为的关键因素，有多种不同类型[4]。Van等[5]和Delano-Gueguen等[6]指出，目标意愿和实施意愿是个人能否成为新生创业者的关键因素。创业目标意愿和创业实施意愿反映出个人“实现什么目标”和“怎样实现目标”的愿望[7]，主观规范具有外部压力特征，其对二者的影响不同。个人在创业活动中面临的外部压力除社会支持外，还有社会资本基础[8]。社会资本是一种显在和潜在的资源，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越丰富，越能促进其创业[9]。与此同时，个体的认知偏好和行为选择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10]，其既决定个体对创业的态度和选择[11]，也为个体提供无形和有形的资源[12]。其中，家庭规模是影响资源提供和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13]，而个体的政治背景也能为其提供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14]。
基于此，本研究从2 350位随机受访者中筛选出240个有效样本，结合家庭规模和政治联结，探索主观规范对不同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主观规范有助于促进个体产生创业实施意愿和创业目标意愿，且二者关系受家庭规模、政治联结的调节。其中，家庭规模负向调节主观规范和创业目标意愿之间的关系；
有政治联结时，受主观规范影响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创业实施意愿；
无政治联结时，个体更容易表现出创业目标意愿。研究发现丰富了现有创业意愿的理论研究，揭示了创业意愿的相关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主观规范与创业意愿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认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可以准确预测意愿[15]。其中，态度指个人对于实行某行为的持久评价；
主观规范反映创业者与他人保持一致的规范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社会、所在组织、同事或同行；
感知行为控制是个人对其所从事的行为进行控制的感知程度[1]。在现有的关于创业意愿的研究中，计划行为理论得到广泛认同。莫寰[16]基于中国文化背景指出影响创业意愿的因素和方式存在文化差异；
朱亚丽和郭长伟[17]指出，员工创业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的特点，并指出促进员工创业的3条路径；
Al-mamary & Alraja[18]将计划行为理论应用于创业意愿领域，以支持年轻人的创业意愿。
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有较好的预测作用。首先，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主要关注内部支持对创业意愿的预测作用，是一种“推力”；
主观规范主要关注外部因素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是一种“拉力”[19-20]；
如果将3个变量放在一起预测创业意愿，它们会产生共变关系，导致很难计算外部因素对创业意愿影响的大小。其次，已有研究指出，在计划行为理论中，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容易与其他变量（如感知期望）交叉[21-22]，二者对创业意愿的预测效度不如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的预测效度。因此，探索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对拓展计划行为理论边界具有重要作用。
1.2 主观规范与创业实施意愿
主观规范反映个体与他人保持一致的规范压力，这种压力会促使个体参加或放弃一项特定的活动[23]，具有外部压力和社会支持的特点[24]。创业实施意愿表示个人为实现创业目标所构思的一系列步骤，涉及时间和具体方式等[5，25]。当个体面临的外部压力较小并获得家庭、朋友等社会支持时，他们有自己的创业构思，对于创业开始的时间、方式等有明确的规划。Ndofirepi[26]研究发现，大学支持对创业实施意愿有直接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主观规范对创业实施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1.3 主观规范与创业目标意愿
创业目标意愿反映个体参与某些行为的动机，以及他们愿意致力于追求目标的程度[27]。个体对创业行为的可能性结果及价值的判断是在社会规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个体的创业意愿会受到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16]。当个体观察到他们的同伴在从事某种特定行为时，他们有可能被激励去进行同样的行为，反之亦然。Ndofirepi[26]研究结果表明，大学支持对创业目标意愿有直接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主观规范对创业目标意愿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1.4 家庭规模的调节作用
家庭规模反映家庭人口数量的多少，是影响资源存量和塑造个体认知的关键因素[13]。当家庭规模较大时，个体面临的资源存量和社会资本越多，获得相关资源的途径越广泛，选择创业的行为越容易得到家人的支持，个体为实现创业目标的构思越明确，创业实施意愿越强；
反之，当家庭规模较小时，个体面临的资源存量和社会资本越少，获得相关资源的途径越少，选择创业的行为越容易遭到家人的反对，个体为实现创业目标的构思越模糊，创业实施意愿越弱。现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能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缓解创业者的融资约束[28-29]，对创业活动的决策和质量都有积极影响[30]。奚国茜和贺小刚[31]研究发现家庭规模有助于强化子女创业的决策；
张茜和蔺楠[32]发现创业者的原生家庭规模越大越容易采取创业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家庭规模在主观规范对创业实施意愿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同样地，当家庭规模较大时，个体获得创业资源的途径越广泛，越愿意致力于追求创业，创业目标意愿越强，反之，当家庭规模较小时，个体获得创业资源的途径越少，越不愿意追求创业，创业目标意愿越弱。Pedersen等[33]研究认为，主观规范参照的信念指标包括组织、父母、家庭、老师和朋友的期望。Ismail等[34]指出创业目标意愿与周围人的外向性、开放性和支持度正相关。Engle等[35]研究发现，家庭、朋友和身边榜样对个体创业意愿发挥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家庭规模在主观规范对创业目标意愿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1.5 政治联结的调节作用
政治联结是指个体与各级监管机构，如中央和地方政府，工商、税务和证监会等有关管理单位的联结[36]。个体可以通过具有政治联结的亲属获取其他个体所不具有的优势[14]。政治关系可为个人提供多种资源，如社会和情感的支持[37]、获取资源的途径[38]、产业政策信息[39]、贷款、补贴、退税优惠和创业资金。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也被认为是社会创业意愿形成的重要因素。当存在政治联结时，个体相较其他个体更容易获取上述资源，面临的社会压力更小且更容易获得亲密关系的支持，个体的创业目标越明确；
当没有政治联结时，个体不具有上述资源优势，面临的社会压力变大，个体可能会选择放弃创业。因此，本文认为政治联结会促进主观规范转化为创业实施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政治联结正向调节主观规范对创业实施意愿的影响。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政治联结使个体能够获取知识和资源。Tiwari等[40]考察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融资渠道等前因变量与创业目标意愿的关系。当政治联结较强时，个体获得了其他个体所不具有的优势，面临的社会压力更小且更容易获得亲密关系的支持，个体的创业动机越强；
反之，当政治联结较弱时，个体无法获得相应优势，社会压力更大，家人、朋友等社会群体的支持越弱，个体的创业动机也会相应减弱。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政治联结正向调节主观规范对创业目标意愿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本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对象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样本为18岁以上有创业意愿但尚未创业的个体，具体通过“你曾经有过创业/创立公司的打算吗？”“你目前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企业吗？”等问题来筛选受访者。在正式收集数据前，本研究进行了预测试。一方面，了解获取有效样本的比例；
另一方面，请创业研究学者和企业孵化器工作人员检阅问卷逻辑结构、内容表述，并根据反馈优化问卷内容。
在正式调查中，本研究通过库润信息有限公司在线调查平台随机选取受访对象。该公司成立于2006年，用户已覆盖中国70%的主要城市。为保障数据收集质量，本研究在调查中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在问卷中设置细节问题以降低回溯偏差，包括产生创业意愿的具体时间、对创业意愿时间的确定程度、创业意愿稳定性、创业活动具体化。其次，采取Podsakoff等[41]提出的建议降低同源方法偏差，包括利用不同评价尺度和方法，将抽象条目更加具体化，保持题项内容简洁和符合中文语言习惯等。最终共2 350人参与了调查，其中240位受访者（10.2%）表达了创业意向且尚未开始创业。有效样本的基本信息统计见表1。
2.2 变量测量
2.2.1 因变量
创业实施意愿采用3个成熟条目进行测量[5]：“我已经精确地计划好了创业的第一步要做什么”“我已经0.00精确地计划好了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第一步”，以及“我已经精确地计划好了在哪里开始创业的第一步”。每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5点量表进行评价（“1”=“非常不同意”；
“5”=“非常同意”）。
创业目标意愿由5个成熟条目衡量[25]。对于以下创业活动，你的意向强度有多大：“计划存钱投资”“计划制定商业计划”“计划获得客户”“计划注册/获得许可证”和“计划进行第一笔销售”。每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5点量表进行评价（“1”=“极弱”；
“5”=“极强”）进行测量。
2.2.2 自变量
主观规范采用3个成熟条目进行测量[42]：“如果你决定创建一家公司，你的家人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你的决定？”“如果你决定创建一家公司，你的朋友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个决定？”以及“如果你决定创建一家公司，你的同事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个决定？”。每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7点量表进行评价（“1”=“完全不赞成”；
“7”=“完全赞成”）。
2.2.3 调节变量
家庭规模主要采用家庭人口数量测量[31]；
政治联结则通过受访者的家人或亲戚是否为政府工作进行测量（“1”=“是”；
“0”＝“否”）。
2.2.4 控制变量
首先，性别和年龄，研究表明性别和年龄是创业的重要影响因素[43]（“男”=“1”；
“女”=“0”）。其次，教育水平，研究表明教育水平在资源获取、风险偏好和创新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4]。第三，收入水平，相关研究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对个人创业偏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45]。第四，家庭成员创业与否，研究表明参与创业的家庭成员作为榜样可以提高个人的创业偏好[46]。
3 数据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根据Podsakoff 等[41]的建议，通过EFA单因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研究结果表明，在EFA中，未旋转主成分分析的因子解释变异量分别为35.486%和10.562%，检验结果不存在提取唯一因子的情况，也不存在多个因子中其中一个解释力度过大的情况，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根据结果可以看出：性别与创业实施意愿之间显著负相关（r=-0.144，p＜0.05）。收入水平与主观规范显著正相关（r=0.200，p＜0.01）。家庭成员创业与否与家庭规模、政治联结之间显著正相关（r=0.169，p＜0.01；
r=0.277，p<0.01）。主观规范与创业目标意愿、创业实施意愿之间显著正相关（r=0.426，p＜0.01；
r=0.498，p＜0.01）。创业目标意愿与创业实施意愿之间显著正相关（r=0.591，p＜0.01）。家庭规模与政治联结显著正相关（r=0.161，p＜0.05）。由此，初步判定，因变量与自变量、调节变量存在一定相关性，为后续深入分析奠定了基础。
3.3 信度效度分析
本研究对主要变量的信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创业实施意愿信度系数（0.721）大于0.7；
主观规范（0.683）和创业实施意愿（0.634）信度系数虽小于0.7，但满足测量条目少于6个时信度系数大于0.6的标准；
总体信度系数（0.773）大于0.7。结果表明主要研究变量的信度系数较为理想。
在效度分析中，首先将主观规范、创业目标意愿和创业实施意愿作为三因子模型进行验证。其次，创业目标意愿和创业实施意愿均属于创业意愿，二者合并为一个因子，并与主观规范构成二因子模型；
将主观规范和创业目标意愿、创业实施意愿分别合并，构成其他的二因子模型。最后，将主观规范、创业目标意愿和创业实施意愿合并构成单因子模型。本文比较三因子模型和与之嵌套的其他模型，结果如表3 所示，三因子模型能很好地拟合数据，并且其他模型与三因子模型相比，拟合指标均变差。这表明三因子模型优于其他模型，意味着本研究中的3个变量在内涵和测度方面区分效度良好。
3.4 假设检验
本研究通过层级回归方法逐步将控制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加入回归模型。为保证模型有效性、一致性，本研究首先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和共线性检验。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最大方差膨胀因子（VIF）为1.148（小于5），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4报告了主观规范、家庭规模对创业意愿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模型1a检验了控制变量对创业实施意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增加自变量主观规范，得到模型2a。模型2a结果表明，主观规范对创业实施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90，p<0.01），即当个体面临的主观规范增强时，其创业实施意愿增强，H1得到验证。在模型2a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和交互项（主观规范×家庭规模），结果显示交互项对结果变量的作用不显著，H3未得到验证。
其次，主观规范对创业目标意愿的作用机制中，主观规范对创业目标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56，p<0.01），即当个体面临的主观规范增强时，个体的创业目标意愿会增强，H2得到验证；
在此基础上分别加入调节变量和交互项（主观规范×家庭规模），结果表明家庭规模在主观规范对创业目标意愿的影响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β=-0.056，p<0.1），即家庭规模越大，主观规范对创业目标意愿的促进作用越弱，H4未得到验证。
表5报告了政治联结对主观规范和创业意愿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政治联结在本研究中为分类变量（“1”=“有政治联结”；
“0”=“无政治联结”），因此调节效应检验采取分组回归并比较回归系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在有（无）政治联结时，主观规范对创业实施意愿的促进作用均显著（β1=0.425，β2=0.362，p < 0.000），且有政治联结时的作用力度显著高于无政治联结时的作用力度（t = 23.973，p<0.05），H5得到验证；
在有（无）政治联结时，主观规范对创业目标意愿的促进作用均显著（β1=0.246，β2=0.25，p < 0.000），且无政治联结时的作用力度显著高于有政治联结时的作用力度（t = 124.000，p<0.01），即无政治联结时主观规范对创业目标意愿的积极作用更强，H6未得到验证。
4 结论、启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探索了主观规范对不同创业意愿类型产生作用的路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主观规范积极影响创业实施意愿和创业目标意愿；
家庭规模在主观规范与创业目标意愿之间具有负向调节效应；
有政治联结时主观规范更容易促进个体的创业实施意愿，而无政治联结时主观规范更容易促进个体的创业目标意愿。此外，有无政治联结是解释主观规范作用于不同创业意愿类型的重要因素，而家庭规模对个人创业目标意愿的作用更加显著。
首先，家庭规模负向调节主观规范和创业目标意愿的关系。原因在于，尽管丰富的家庭资源为个体提供了经济以及情感方面的支持，但是基于“资源稀释模型”，若家庭资源总额不变，随着家庭成员数量的增加，家庭资源被“稀释”，分配给个体的资源也相应减少。同样地，随着家庭成员数量的增加，个体将面临更大的照顾家庭的压力，从而降低其创业目标意愿。
其次，无政治联结时主观规范更有助于个体产生创业目标意愿，有政治联结时主观规范更容易促进个体产生创业实施意愿。这表明个人创业意愿与个人能否通过政治联结获取相关资源优势无关，而在构思实现创业目标所需的具体方案时，有政治联结的个体可能获得资源支持，以增强个人实施创业的信心。
4.2 理论贡献
首先，通过将创业意愿划分为创业实施意愿和创业目标意愿，拓展了创业意愿理论研究。已有研究在探索创业意愿相关影响因素时，主要关注创业意愿的总体内容[2]。本研究将创业意愿细分为创业实施意愿和创业目标意愿，一方面，有助于廓清笼统研究创业意愿前置因素的内容；
另一方面，为丰富和测度不同创业意愿类型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其次，聚焦主观规范，验证不同创业意愿类型的前置因素，以深化创业意愿有关前置因素的理论研究。在以往研究中，相关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证实了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是决定行为意愿的主要变量[3]，3个变量一起预测了创业意愿，但它们会产生共变关系，进而很难计算外部因素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仅考虑外部环境支持对个体创业意愿的影响，排除了其他内部支持变量的共同作用，更有利于验证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拓展了人们对创业意愿前因变量的认识。
最后，结合家庭规模和政治联结，丰富创业意愿与其前因之间的机制，拓展计划行为理论的边界条件。现有研究讨论了家庭规模和政治联结与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但并未从调节变量的角度搭建家庭、政府与创业意愿间的桥梁。本研究通过构建家庭规模和政治联结与主观规范、创业意愿的研究模型，梳理了家庭规模、政治联结对个体创业意愿的作用机制。
4.3 实践启示
本研究对创业管理具有一定实践启示。首先，强烈的创业动机需要亲密关系的支持。对于潜在创业者而言，要善于利用家庭、朋友、同事等社会关系增强自己的创业意愿，削弱自己创业路上的阻碍；
对家庭、社会群体而言，不仅要关注创业者强烈的成功愿望，更要关注具体可行的创业行动计划，给予创业者经济、情感方面的支持。其次，创业者要削弱家庭规模在主观规范与创业目标意愿之间的消极作用。创业活动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无疑对成员较多的家庭造成了一定的经济负担。对潜在创业者而言，可以将经济负担变成“放手一搏”的动力，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不断尝试，小步快走，增强信心。对于政府而言，可营造宽容的创业文化氛围，针对经济负担较重的个体，推出相应的扶持政策，减少他们的担忧与顾虑，以激励个体积极创业。最后，创业者要充分发挥政治联结在主观规范与创业实施意愿之间的积极作用。对于政府而言，面对有强烈创业动机的个体，提供更多的政府支持和政策优惠，有针对性地进行创业辅导和培训，使创业者对自己的创业方式有更明确的规划，勇敢尝试探索，迈出创业第一步。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第一，在变量测量上，主观规范的相关测度内容仅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已有成熟量表，但现实中个体受到的社会支持往往是多方面的，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考虑中国特色情景以丰富和完善主观规范测度内容。第二，本研究对政治联结的测量重点仅关注有和无，未来研究也可以进一步丰富其测度内容，以揭示不同政治联结类型的作用机制。第三，在研究样本上，本研究虽然在调查过程中通过多种设置以保障数据质量，但在线随机调查仍可能存在受访者作答不严谨问题，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丰富数据获取渠道，以提高研究结论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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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张双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