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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中的“民族话”述谈

时间:2024-11-02 10:45:02 来源:网友投稿

李好

【导读】《登记》中通俗的口语、朴实的叙述和地道的民俗呈现都体现了赵树理的农民写作视角。“民族化”的语言表达与赵树理本人的农村经历和创作思想密不可分。在探寻中华民族“根”与“魂”的今天,重新梳理赵树理小说中的“民族化”话语,不仅对乡土文学的写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也对探究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涵有所裨益。

引言

赵树理因作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典范而声名鹊起。发表于1950年的《登记》是他为《婚姻法》宣传而创作的作品,也是其建国后发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为了顺利完成宣传《婚姻法》的任务,赵树理在《登记》中整合了以往小说中表现“民族化”特征的各种手法,以朴实、直白且极具地域性的话语塑造出一批活灵活现的农村人物形象。正是其在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上追求地道的“民族话”体验,才有效提高了人民群众对作品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为新中国《婚姻法》的普及贡献了一份力量。

过去,学界对赵树理小说《登记》的“民族化”特征研究多针对其“评书体”的形式进行分析,停留于语言学和叙事学的内部研究。因此,本文将着重分析《登记》中“民族化”特征的话语表达,勾连赵树理的生平际遇和思想发展,探究其“民族话”体系的基本构建与生成缘由,以求丰富乡土文学的写作经验,并进一步挖掘赵树理小说中另类的现代性内涵。

一、现实书写:“民族话”的构建

小说《登记》讲述了一对年轻人自由婚恋却受到多重阻碍,最终在政府与法律的帮助下得以圆满的故事。小说以事件串联人物,将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加害者与旁观者共置于同一语境,利用不同的描写手法展现农村的人物群像。为了使小说中的人物更贴近农村现实,赵树理在《登记》中做到了对话语言日常化、叙述语言朴实化和民俗表现地域化。

赵树理作为我国知名的农民作家,他饱受赞誉的语言描写不是辞藻华丽的搬用,也不是精雕细琢的堆砌,而是平实、简洁又生动的表达。“凡是群众口头不常用的词句,他在写作时就尽量避免用,必须选用时,一定加以注释。总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运用‘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登记》中极多的对话描写采用了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如:

“这二年给咱艾艾提亲的那么多,你总是挑来挑去都觉着不合适。东院五婶说的那一家有成呀没成?快把她出脱了吧!外面的闲话可大哩!人家都说:一个马家院的燕燕,一个咱家的艾艾,是村里两个招风的东西;
如今燕燕有了主了,就光剩下咱艾艾了!”

该选段是张木匠与小飞蛾夫妇私下讨论艾艾婚事的场景。农村夫妻间的私密对话,不论身份地位的差距和教养素质的高低,都以使用口语为宜。所以张木匠嘴里迸发了许多口语词,而不是书面话。如:“觉着”(书面用法是“觉得”);
“出脱”(普通话里的“出嫁”);
“哩”(民间对话常用语气词)。这种口语词的使用会拉近文本与农村读者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赵树理小说的传播度和接受度。

小说中的人物应当使用口语,以忠实他们的现实身份,但在叙述描写上,“要创造工农兵文艺,这片世界有打扫一番的必要。人物与环境必须相称”。如果叙述语言脱离了现实背景,就会造成文本语言的割裂,让读者在实际的生活体验与美化的语言包装间反复横跳。如:

嗓子比燕燕的嗓子还尖。燕燕一看,比自己低一头,黑光光的小头发,红红的小脸蛋,两只小眼睛睁得像小猫,伸直了他的小胖手,手背上还有五个小窝窝。燕燕想:“这孩子倒也很俏皮,不过我看他还该吃奶,为什么他就要结婚?”

该选段叙述了燕燕第一次见到相亲对象时的心理活动。赵树理给原本已经到婚嫁年龄的燕燕安排了类似于“弟弟”身份的相亲对象,使故事更具戏剧性。但如何用通俗的话语点出男孩子“年龄小”的特点是对作者语言功底的考验。赵树理直接使用了五个“小”字,写出了男孩子的骨骼发育程度低。又用“尖”“黑光光”“红红”“胖”等词形容出男孩子的外貌。值得注意的是,《登记》故事的社会背景落在农村环境里,而男性作为农村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只要达到一定年龄是肯定会参与农活的劳作。但燕燕的相亲对象却毫无劳动的痕迹,这从侧面映射出男孩子的年龄偏小,且生活经验不足,于是燕燕发出了“他还该吃奶”的结论。这里的燕燕没有直接说相亲对象年龄小,而是用“吃奶”代替该意指,也是赵树理以农民口吻进行叙述的表现。

《登记》中的“民族话”具有民族的特征,故事中民俗表现也呈现出地域化的特征。“风俗习惯就是民族的爱好和兴趣,它往往是被民族性格所决定着。看赵树理的作品,很容易使我们嗅到山西山区的乡土气。”《登记》中有关于民风民俗的书写。如:《登记》开篇赵树理便借“说书人”之口介绍了罗汉钱的来历和珍稀程度,为下文因“罗汉钱”勾连出的两代人的情爱故事做了铺垫。赵树理使用此物象将民间的传说引入文本,扩大了民间习俗的影响力,也直接影响了《登记》从文本到戏剧、影视的改编。赵树理在《登记》中不仅借用了民间传说的风力,也巧用了地方戏剧的火力。小说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小飞蛾,其命名直接受到了山西地方戏剧的影响。“小飞蛾”本是地方一个梆子戏班里有名的武旦,她跑起来的时候像一只蚕蛾,因此得名。张木匠的新媳妇因长相与该武旦相似,便也被冠上了此名号。小飞蛾的性格与命运也似戏剧里演绎的那般纵情恣意,像极了戏剧人物的现实重生。这一切的苦心孤诣都是赵树理对民族特征的极致追求和通俗表达。他以民间传说和民间风俗为引,使故事极具山西风情,乡土气息也由此扑面而来。

赵树理在《登记》中构建出特别的“民族话”体系,使故事描写更加贴近农村现实,也更加贴近农村人民的正常生活。但赵树理是如何形成该风格的?生长经历中的哪些因素影响了他的创作?这些问题依然值得追问。

二、真情体验:“民族话”的生发

赵树理是我国著名的“农民作家”,他用农民看得懂的文字、听得懂的话向群众揭露出农村革命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登记》是赵树理为宣传《婚姻法》所作,也是其对封建思想下包办婚姻的强烈控诉与严重批判。一方面,赵树理深知包办婚姻泯灭人性的弊病,想要以自由婚恋的方式取而代之;
另一方面,赵树理也充分理解农村群众面对革命后新生活的无所适从,意图以适宜的方式方法缓冲农村群众的接受力度。所以赵树理在《登记》中既表现出对老一辈人包办婚姻的厌恶和对新一代人追求自我恋爱的褒扬,也表现出对老一辈人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惋惜和对新一代人迅速适应新法律的赞叹。

赵树理之所以如此关注农民群众面对新问题时的心理状态和社会反应,是因为他采用设身处地的“农民视角”去关注环境。赵树理出身农村,来自贫农家庭。正是这个穷苦的家庭生活带给了赵树理切身的农民体验和乡村经历,让他亲身体会了动荡时期各阶层的生活状态。他考入师范学校后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接触了新文学。他将新文学的作品读给父亲听,却没有引起父亲的丝毫共鸣。他逐渐地认识到新文学的圈子是闭环的,很难有新群体能够加入其中,更无法深入群众之中。于是他尝试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书写农民生活中的问题与苦难,站在农民的立场讲农民的问题。正如他所言:“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正是赵树理坚定了农民本位的思考视角,使得他关注到了农村社会中的种种弊病。

赵树理在《登记》中熟练地将民间传说与戏剧表演的元素融入小说的叙述中,这不仅是因为他以农民身份观照社会,更是因为他对农村生活的深入了解。他在农村的成长经历十分丰富,除了最基本的耕作外,他还因为独特的家庭背景了解到了许多地方特色文化。他的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除了耕作之外,还以编簸箕,治外科、诌扯奇门遁甲等为副业。“《小二黑结婚》上的‘二孔明,在迷信与强调弄钱这两点上,就是取的他父亲的影子。但不管怎样说,这位聪明的父亲,确是精通农村‘知识的:从有用的缠木杈、安镰把,到迷信的掐八字,择出行,无不知晓,无不告诉给他。”此外,赵树理还跟着农村家里祈过雨、参与婚嫁大事、走亲戚拜年等,加之母亲独特的宗教信仰习惯,所以他真正地熟悉农村的基本生活和地方习俗。此外,他参加过“八音会”,对于上党戏和秧歌戏,他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因此才有了他后期参与旧戏改造的过程。这些在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农村的无意浸染中埋下的种子,都在赵树理日后的创作中开出了绚丽的花朵。他深受传统文艺的影响,熟知地方文艺的表演形式,加之农民本位的思考模式,共同炼成了小说中的民族特色。

民族特色如何完美地契合小说的写作过程和文本的主题表达是对作家的另一大考验。显然,赵树理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他时刻坚守创作主体的自觉性,以政治自觉和创作自觉的标准要求自己。所谓的“政治自觉”要回到赵树理所处的年代去讨论。赵树理以《小二黑结婚》一文打出名气,受到了从上到下的满堂赞誉。当时的国家正需要“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而赵树理的创作恰好迎上了时代的风口。他的作品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讲述着农民生活中的矛盾,详细展现了其中复杂而尖锐的斗争。“我们认为这就是因为他有鲜明的阶级立场,他和他作品中的人物一同生活,一同斗争,思想情绪与人民与他所表现的农民的思想情绪完全融合的结果。”赵树理站在人民的立场,爱憎分明地表达出阶级情感,切实做到了在思想上与人民打成一片。在思想上的高标准要求也延续到了赵树理对自己写作高标准的要求上。他认为:“为了很好地传达思想感情,在语言方面应该做到以下的两点:一是叫人听得懂,一是叫人愿意听。想叫人听得懂,就须说得通;
想叫人愿意听,就须说得好。”正是这种时刻为读者着想的创作自觉,使得赵树理笔下的故事显得如此平易近人。他在写文章时十分留神,“‘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
‘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儿,他们就不愿意看。字眼儿如此,句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句子长了人家听起来捏不到一块儿,何妨简短些多说几句。”赵树理考虑了读者接受时方方面面的问题,并有意识地在自己的前期写作中避免。虽然有评论家认为这种写法会降低文章的艺术性,但赵树理不以为然。相比于作品的精致程度,他更在意作品的受众范围。

通过坚定的农民本位立场、特殊的传统文艺背景和少有的创作主体自觉,赵树理生成了写作中独有的“民族特色”。这也使他的作品能成功利用“民族话”的形式去阐释群众关心的问题、去解决人民需要的问题。

三、民族形式:现代的“民族话”

作为极具“民族化”特征的作家,赵树理以积极态度对待传统文艺,并对传统文艺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与利用的实践,这些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蛛丝马迹。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它是由一群山西农村土生土长且具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的作家组成的作家群。如今回看赵树理的作品,乃至整个“山药蛋派”的作品,都充满地域文化的特色。“他也采用方言、土语、谚语,也采用古老的和新生的成语、词汇,但他采用它们只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文学语言的通俗化和艺术化,促进口头语和书面语的统一,有助于而不是妨碍了他的故事的广泛流传,这是他的作品在全国各地受到普遍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这许多特色元素的融合,才成就了赵树理独特的山西风味。面对重寻民族的“根”和“魂”,以精神命脉筑牢文化自信的时代要求,民族特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成功的乡土作家,赵树理在表现乡土生活、表达民族情感上的热情与技巧都值得当下的乡土文学投入足够的关注。乡土文学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上已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在不同年代和不同阶段催生出一批又一批的乡土写作者。赵树理笔下的乡土是现实的写照,有各色鲜明的人物,有多种多样的民俗,还有乱七八糟的问题。可以说,乡土是他书写的领域,但不是限制他写作的视域。赵树理将写作落脚于熟悉的农村,却将写作的立意直指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如何像他一样将农村、问题、写作、实际、传统等关键词艺术性地串联起来,就是当下乡土作家需要攻克的难题。因此,重探赵树理作品有利于乡土作家在创作中进一步把控乡土语言的书写程度,在精细的程度上完成艺术与情怀的交融。

其次,重新探究赵树理“民族化”语言的构建思路,须将“现代性”一词纳入考量视野。“尽管赵树理几乎没有直接参与论争,但他以其创作实践,完成了‘民族形式这一范畴在30—40年代之交提出时试图完成的乡村/都市、知识分子/农民、地方色彩/民族形式之间的统合,尤其是传统/现代的更新整合。也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赵树理文学‘现代性的特殊内涵。”自五四以来,在启蒙与革命的大势之下,许多附带着传统观念或沉积着历史痕迹的价值取向被视为封建遗留而被避之不及。深受“五四文学”影响的精英作家们更一度狂热地迷恋西方小说的体式结构和书写方式。赵树理也曾对西方文学表达过强烈的爱意,并创作过一些带有西方文学色彩的作品,其中不乏“欧化句法”与“学生腔”的表达方式。但在他向父亲极力推荐新文学作品时,父亲抗拒的态度让他对新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程度产生了怀疑。中国的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在赵树理变换写作方式、将创作的着眼点落在中国农村现实中时,他的作品已经在时代环境上得到了认可。

赵树理的作品中充盈着传统文艺的气息,他对民间形式的借用更是炉火纯青。同时代的许多作品也借用了经典的章回体形式和故事题材,但在使用方法的创新上却远不及赵树理。他的短篇小说可以被指认出使用了某种民间文艺形式的因素,但小说呈现出的整体样式却是独特的。如《登记》一文很明显受到了“评书体”的影响,但却不是简单的、传统的评书模式。在利用“罗汉钱”引出儿女婚恋的故事后,说书人只在必要时利用过渡性语句连结上下文,本身的存在感并不强,故事的呈现仍然被交还给主要人物。正因为“说书人”的存在,让《登记》也被视为具有现代实验小说“自我暴露”的因素,完成了民族形式与现代小说叙述形式的完美融合。“在讨论40~50年代(也包括60—7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必须考虑的特定历史情境是,这个时期固然是以追求现代化作为必需的历史目标,但同时其现代性内涵具有双重性,也可称为‘反现代的现代性。”这是中华民族融入世界格局时的自我坚持,更是文明互鉴中的文化自信。赵树理的《登记》创作于新中国初期,故事力图以包办婚姻的罪恶行径唤醒婚恋自由的思想觉醒,但在写作形式却依然沿用了传统的文艺形式。这表现出新中国在思想上对人民的引领,也展现出新中国对民族形式的坚守。

四、结语

赵树理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作家,《登记》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故事,他们连接着中国现代与当代的变化与发展。在文明发展迅猛如潮的当下,重审赵树理作品中的另类现代性内涵,具有别样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黄修己. 赵树理研究资料[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

[2] 赵树理. 赵树理选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 贺桂梅. 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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