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 黄滋淳
摘要：受指标逻辑和实证主义思潮影响，数字为本的全景场域成为规训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的重要方式。数字因其具有“量度”与“支配”的双重特性，较好地契合了大学学术评价追求可比较且便捷的实然诉求。随着数字话语的提升，大学学术评价呈现出数字全景敞视、数字过滤气泡、数字瘾欲机制等现实样态。数字规训下的大学学术评价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包括：技术理性遮蔽了人文理性；
功绩主义催逼了一元迷思；
行政逻辑束缚了学术逻辑。为此，应挣脱数统计算的囹圄，落实立德树人的内涵式学术评价；
警惕绩效标准的趋同仿真，避免学术生态的低效内卷；
弱化行政对学术的干涉，构建多元立体的长效评价体系。
关键词：数字规训；
学术评价；
数字尺度；
高等教育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学术评价是依据特定原则、标准及方法对高校学术活动与科研成果开展的价值判定活动，是引领大学学术发展的“指挥棒”。为破除大学评价中的浮躁之风，克服“五唯”顽疾，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诸多政策文本。可见，推进大学学术评价改革已经成为新时代教育评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且日益受到决策者及学术界的关注。诚如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所言：“凡是存在的事物都有数量，凡是有数量的事物都可还原为数字。”[1]事实上，数字凭借高效便捷、直观精确等特征迅速成为大学学术评价的主流性工具。如今，教育评估对数字的追崇已完成对大学学术评价的渗透及驯化，“一切皆可数字”的符码思维重塑着大学学术评价的体系标准，遮蔽了评价功能的丰富性和多态性。
当前，大学学术评价“五唯”问题引发学术界的高度热议，且产生丰富的研究成果。从宏观维度来看，已有研究主要围绕“五唯”问题的本质属性进行阐释。有研究者认为，大学学术评价中“五唯”痼疾的实质是管理、文化、社会发展阶段及方法论等多层面的综合反映。[2]有学者认为，“五唯”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理念、技术和发展阶段的一种历史汇流，直接原因是行政逻辑、功利主义与简化主义导致的异化评价。[3]从中观维度来看，在专门针对大学学术评价的研究成果中，有研究从评价主体、标准、方法等方面剖析了学术评价陷入困囿的主要成因和解困之道。[4]也有研究认为，大学学术评价制度尚未有效地推动学术评价创新，且在学术评价实践过程中表现出制度供给不足和改革“徘徊”的双重风险。[5]从微观维度来看，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五唯”痼疾的基本特征。有学者认为，“计算主义”倾向是量化统治在大学评估中的典型表现，通过“计数”对学术评价进行判定，继而追寻一种可预测性、可标准化的效果逻辑。[6]
概言之，尽管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大学学术评价开展了整合性探讨，具有较高的学理价值与实践意义，但不足之处仍明显存在。首先，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大学学术评价“是什么”，即学术评价的内涵解读及表征分析，忽视了对大学学术评价“为什么”以及学术评价异化背后所蕴含的隐藏逻辑——数字标尺具有的规训特质。其次，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大学学术评价的宏观叙事，缺乏对其自身的微观构建。数字革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不断深化，不仅使教育场域的全景数字成为规训学术评价的新型权力，而且给评价活动带来更具隐蔽性与诱惑性的控制。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建立健全教育评价制度与机制”，并对新时代大学评价改革提出政策性引导。基于此，本研究选择“数字规训”场景为切入点，对大学学术评价中“数字规训”场景的现实表征进行探究，审视及反思大学学术评价中“数字规训”所存在的生发逻辑，进而探寻相应的纾解路向。
二、 数字规训：一个诠释大学学术评价的新视角近年来，作为量化标识的数字已不单是一种评价性工具，而是凭借“精准”测算、“客观”度量、“理性”评估等科学范式逐渐成为衡量大学学术品质的主流选择，大学学术评价也趋向于“数据化”与“计数化”，进而衍生出诸如“数字崇拜”“数字专制”等评价的“附产品”，基于数统计量的评估模型已深刻形塑了高等教育评价的认知与实践。
（一）何为数字规训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1785年设计了一种环形监狱，并将之描述为“一种新型式的规训策略——全景敞视建筑”。在其设计中，“全景监狱是一种在空间中根据相互关系分布人员、按照等级体系组织人员、安排权力的中心点、并确定权力规训的方式”[7]。在空间凝视状态下，人永远处于一个“看”与“被看”的权力结构中，规训之眼隐蔽在暗处，致使每个人都背负着被监控的压力，进而自觉地转变成自己的监视者。为此，米歇尔·福柯（Michelle Foucault）吸收了“圆形监狱”思想，重新构建一个“全景敞视主义”理论，从微观视角及观念层面来阐释权力对人实施精巧的训诫。在福柯看来，“规训权力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权力技术对人的监控、评估和矫正，热衷于通过精心计算、持久运作以及细微遍布等方式嵌入到社会中的每个细胞”[8]。因此，数字全景敞视可理解为借助景观、符码及话语等无处不在的数字权力对个体实施反复而无声的驯化输入。
马克·波斯特（Mark Persian）基于数据信息社会，结合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理论，进一步提出超级全景敞视理论。他认为：“当今的数字话语以及算法技术所产生的数据库，构成一套没有围墙、窗户和狱卒的超级全景监控系统。”[9]围绕数据库发展起来的权力技术模式强化社会对个体的统治，重塑个体的身份，实现对个体的全方位、超时空、不可见的新型规训与控制。在数字算法无处不在的社会中，主体认知被毫不设防地全面敞开，且自由意志不得不面向技术的规训与形塑。正如维希留（Vichelyan）用“义肢”概念来解释数字规训的本质：“数字技术重塑人的身体和精神，继而在习以为常的技术操作中时刻遭受技术义肢的灵魂规训。”[10]数字以具有绝对优势的方式占据身体，且遮蔽身体的原初信念，让身体心甘情愿地接受数字意识规训，最终成为数字规训世界中的一个孤岛。当人与数字技术实现社会化共存后，意味着规训权力通过“数字态视点”，突破了来自时间、资本及制度等规训形式对人的意识形态的嵌入，超越了福柯眼中“少数人看多数人”的“全景规训”结构，转向托马斯·马蒂森（Thomas Mathiesen）笔下“多数人看少数人”的“对视规训”以及杰弗里·罗森（Jeffery Rosen）眼中“多数人看多数人”的“全视规训”模式。[11]换言之，高校作为一个“人—数字”交互的场域，在某种程度上理应进行“反规训”。
（二）数字规训之于大学学术评价的解释力
量化评价的数据指征遮蔽高校场域中人的主体性，并以数值指标将个体行动抽象为同质化的数字集合，转求序列位次、期刊等级、论文档次等物的再生产。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Christoph Kucklick）认为：“数字技术潜入人类的意识形态，遵循一切皆可物化、物化皆为数字的算法逻辑，沉湎于更加精细、精确、透彻的全景数字监控。”[12]在量化评估体系中，数字规训机制的发挥依赖于意义建构式的互动符号或度量标准。这种非制度性的规训力量通过数统编码、空间区隔、话语赋值等形式制造出“服从的、训练有素的个体”，继而被纳入全天候的“全景敞视主义”之中。此时，高校学术评价中的隐性要素沦为简单化计数标识，“数字至上”“数量取胜”等规训样态跃升为学术考核评估的核心生存法则，数字化指标驱动着评价主客体不断追求自我规训，以满足“他者”的凝视和自我的“欲望”。究其质，数字规训背后所隐藏的“量度”与“支配”的双重特性较好地契合高校学术评价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诉求，从而在提升大学学术评价有效性的同时确保权威体制的稳定运转。
一方面，在高校学术评价中，“量度”被认为是价值不确定性、承认式规约与计算式理性共同作用的产物，依据数字指标能够提升政策的合理性及合法性。数字量度以它标榜的简约化、高效率及易操作将学术考核评价的数字程式推向理性的巅峰，并将复杂化的高校学术评估实践简约为数字化的等级制符码指标，以便对其进行监测、比较及排名。另一方面，数字支配是以数字为核心，以层级传导符号任务为重点，以精确的量化评估为范式，以奖惩性标示为手段，其实质在于以数字为尺度的评价结果与其承载的资源配给之间构成了高校学术评价的参照系[13]，以可计量的数字化指标作为测度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要依据，并形成相对稳定的资源配置模式。
整体来看，“量度”与“支配”间具有高度关联性，“支配”的实现有赖于对大学学术评价的“量度”运用，同时“支配”所带来的制约、控制又引发对“量度”的极度需求。总之，数字表达方式不仅“量度”精准且不易失真，还可高效地把握学术评价场域整体性，将隐性的学术评价特质抽象为同质化的数字标尺。正是数字指标独特的客观性、准确性、严谨性等鲜明尺度，较好地契合高校学术评价对高效性及有效性的双重诉求，进而使数字逐步演绎成一种具有优先选择的规训力量。然而，数字本位的规训力量已成为宰制及监控大学学术评价的新型权力，体现出对评估理念、评估质量、评估结构等的全景化操控的数字图式。数字权力以全天候的数据景观模糊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界限，将阶段性的数字尺度异化为超越学术评价本真的“数据殖民”，最终导致大学学术评价被数字技术所裹挟而成为被规训的对象。为此，透过大学学术评价的数字规训表征即数字全景敞视、数字过滤气泡、数字瘾欲机制，依次从操纵监控、圈层茧房、迷恋沉溺揭示其评价数字规训的复杂逻辑（如图1）：技术理性遮蔽了人文理性、功绩主义催逼了一元迷思、行政逻辑束缚了学术逻辑，三者共同作用于大学学术评价的数字规训。三、 表征探寻：大学学术评价中数字规训的现实考察数字规训作为大学学术评价的核心符号，映射出数字化霸权的存在形态，数字指标正在解构学术生态，并建构一种蕴藏着颠覆性意义的生存图景，正如尼尔·波兹曼 （Neil Pozmann）所言“数字不再是数据测量的衍生品，而是决定我们生存的必需品”[14]。在数字尺度的实时监控及精确测量下，大学学术评价中各个维度的价值关系及互动被数字尺度所支配，诱发数字规训，并在大学学术评价过程中呈现出数字全景敞视、数字过滤气泡、数字瘾欲机制等鲜明的现实样态。
（一）数字全景敞视：受困于计量操控的“定制性”评价
数字规训围困大学评价的内涵式发展，致使大学评价热衷于精心计算、整齐划一和客观量度等思维范式，甚至被异化为量化统计的数字客体及计量指标的算法符码，这种将科研成果简化为数字标签，折合成数字计件产品，进而演变为达成既定任务下的理性计量工具。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基于“圆形监狱”理论构建“全景敞视主义”，认为“全景敞视是现代监控型社会的自我镜像，所有人都被规约于全方位、微权力及最细致的训诫之下，而执行这一权力的监视机构成为无处不在的规训机器”[15]。数字测度以温和又强大的控制不断地规训学术评价的各个方面，致使复杂而深刻的学术活动窄化为“物的再生产”，大学赖以立身的信仰、精神及理念等隐性品质被精细化的数字符号所侵蚀。大学内在自主性以及个体理性判断力被打上统计数据的烙印，大学学术质量转以论文数量、期刊级别、引用次数等直观数字来标识，继而使学术评价卷入“跟随式研究”的泥淖，置于“快餐式发表”的规训之下。
计量逻辑下的学术评价被异化为奴役学术共同体的桎梏，学者们受制于单向度的量化进路，顺从于测量指数偏好下的“私人定制”轨迹，最终可能导致学术研究抽象为喧嚣空洞的数字游戏。诚如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言：“社会的解放有赖于对奴役状态的觉悟，而觉悟的出现往往取决于技术理性的需求。”[16]在数字权力与资源分配高度绑定时，评价对象亦在“计量铁笼”所重构的监控下不断被比较、被定制及被排名，且自觉服从于蕴藏在数字规训之中的权力规则，继而呈现出被奴役于各种数字指标的高敏感状态。大卫·莱昂（David Lyon）指出：“现代数字技术的监控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表象，每个被数字监视包裹的个体都成透明的数据人，而整个社会也在这种数据化的定制中形成数字场域下的全景敞视。”[17]数字规训下的大学评价，一切评价痕迹都将成为数字抓取及分析的对象，评价对象则被有针对性地过滤及排列组合，并以“计量可以测度到的而不是测评该去算的”方式勾勒出用户信息的“数字轮廓”。数字身份的透明化和数据化，数字监视的实时性、可回溯性及极限化，让被评价者处于无时无刻不被监控的情境，而主体意识却处于毫无察觉的松懈状态，并在资源依赖与指标牵制中，继续以制造计数符号的形式参与构建数字全景敞视。
（二）数字过滤气泡：游离于符号孤岛的“同质化”评价
凯斯·桑斯坦（Kesssantan）在《信息乌托邦》中提出“信息茧房”概念，帕里泽（Parizer）将其称为“过滤气泡”，并认为“人们会基于选择性偏好接触同质类倾向的价值共识，以保持集中的注意力和舒适的体验感，久而久之将自我囚禁于窄化信息所构建的‘过滤气泡中，而狭隘的认知则会固化主体的思维模式”[18]。数量统计营造出一个科研生产与时间竞速、与同辈竞争、与自我内卷的异化学术秩序，且以全新的规训语境重构着高校教师的数字化生存状态。高校教师成为被数字计算之人，并持续地被统一考核指标充斥，在不知不觉中被困顿于价值性缺失、创新性终结、感知力减退等窄化的“知识茧房”。更为吊诡的是，数字程式根据不同个体的知识结构、关注喜好及学术背景等因素勾勒出该个体的数字画像，在数量化考核评估设计下，以数字符号为表征的“生产性”个体陷入了撰写论文、申报课题、参加会议等指标化流程，无数工作量经由数字的筛选和过滤，对其进行个性化任务清单的推送，使个体沉迷在同质类评价模型中无法自拔。
恰如吉隆·奥哈拉（Geelong O"Hara）所言：“过滤气泡依托强大的计算能力对信息的生产、传播及反馈等流程实施全方位的规约，个体则沉浸在由数字推荐构建的一种圈层化的信息情境中。”[19]数字推荐所遵循的计量公式及系数加权是将个体的学术生产行为视为“标准化”，并使之拘泥于一套看似客观的数据计量工具中，最终以“同一化”的技术内核实现对个体无差别化的规训与操纵。数字过滤气泡根据以往的数字痕迹制定出针对性的筛选机制，过滤掉与考核评价无关的内容，对大学学术评价主客体进行精准画像，通过构建一种稳定的奖励机制来诱发个体形成数字顺从和路径依赖。换言之，以计量思维将学术评价本质进行数字性简约和符号性表达，以利益和晋升为“营销捆绑”对学者进行更为细致化和封闭化的管理，高校教师沦为“学术流水线”上的计件工，其论文生产更倾向于将无思想性的“文字工作”包裹在同质化的认知中，从而将复杂的学术评估桎梏在一个被计量的“符号孤岛”中。数字操纵下的“私人定制”却以“个性化”名义疏离了对精神意志、文化品质及高深知识等多样性价值的追求，进而使高校教师在“数字回音室”里作茧自缚、思维固化、惟量化是从。
（三）数字瘾欲机制：深陷于算法旋涡的“依附式”评价
数字主义以高效便捷、精准测量的外衣控制着人类知识的话语霸权，如今人们与数字之间有着一种近乎迷恋、吸引、依赖的关系。恰如吉奥乔·阿甘本（Giojo Forrest Gump）指出“数字时代的环境及氛围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令人上瘾”[20]，这种“致瘾”逻辑像魔鬼一般蚕食着人们的价值选择，个体的自主意识正在被吞噬。换言之，数字算法通过引诱，致使人们上瘾，继而到达规训目的。雪莉·特克尔（Sherritkel）认为：“数字瘾欲机制区别于传统的化学药剂成瘾机制，它并非将某种化学成分摄入体内，但产生的效果却很类似——因为它们依附性强，且设计恰当。”[21]在数字致瘾机制的运作模式下，隐藏着一套“瘾欲流程”。我们的生活正在被数字及其背后的资本所牵制，数统程序将每个人编成可计算的“单子”符号指令，并为每个“单子”赋值标准化的考核指标，每个“单子”基于不同评价场景将数字尺码设计为相应的工作量，从而契合量化身份规训的现实需求。
此时，大学学术评价变成了一个可预测、可测量的确定性过程，操控以规制受众的工具理性和市场特性为目标的学术形态，高校教师抽象为物质世界的学术劳工，学生被视为可数之物的奴隶。在量化评估中，数字算法可以根据教师的学术偏好，为教师“量身定制”同一尺码下的不同指标作为衡量学术发展的参照系，并据此将之调节到符合其预期需求的最佳状态，这种统一化调适机制始终让高校教师处于心理舒适区，对数字计量的依赖性前所未有地增强。这也证实了波恩鲍姆（Bonnbaum）所说的，“在数字几何场所中，个体不再反思自我，而是沉浸在持续增加的符号凝视中，沉迷于数字资本主义的秩序中”[22]。毫不夸张地说，学术评价正在依托其数字逻辑改变着学者的生产方式与学术产量，使学者不间断地接受着期刊级别、影响因子及H指数等可计算性的数据刺激，手忙脚乱地处理数字指标所诱发的竞争性恐慌和焦虑性压力，从而成为游移在依附式数值标价里的“数字代码”。
四、 机理审视：大学学术评价中数字规训的潜在隐忧基于量化范式的数字规训正在引起我们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及工作形式的大变革，数字主义以它标榜的计算理性、标准逻辑与精确测度将评价的程序法则推向了科学的巅峰，可视化的数字评估成为大学学术评价理性的代言人，数字尺度的异化风险也随之而来。究其根源，数字规训是技术理性遮蔽了人文理性、功绩主义催逼了一元迷思、行政逻辑束缚了学术逻辑等多要素汇流交织的结果。
（一）“洞穴中的囚徒”：技术理性遮蔽了人文理性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提及“洞穴隐喻”的假设，他将尚需教化的人比作“洞穴中的囚徒”，将洞穴之内的世界比作可见世界，洞穴之外的世界视为可知世界。然而，围困在洞穴内的人长期处于封闭、压迫的环境中，生活的颓废、行为的堕落及精神的萎靡已遮蔽“洞穴人”的灵魂。相反，走出洞穴之外的人进入了美之情景、善之熏陶、德之观念的可知世界。如今，困囿在学术评价中的高校教师是否也如“洞穴之喻”被可见的世界束缚了手脚、遮蔽了双眼？随着数字化时代的进程，学术发展也被纳入以数字指标、技术精进以及工具崇拜为中心的思维模式，相应的评估制度也变成标准安排下竞争性产出的符号标签，其内在逻辑对高校教师的学术活动与科研生产具有强大的规训性及指向性，高校教师被物化为既定的权重指数，被制造持续性学术量产的职业焦虑。正如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tigner）所说：“数字技术实施的是一种温顺的规训式说服，区别于对身体的暴力限制，却能通过隐蔽的数字场域实现心灵的驯化和认知的捕获，进而改变人对自身的感悟。”[23]这意味着数字量化的技术思维逐渐将“具体”人视为由数据构成的“抽象”人，旨在将人的现实感性意识置于数字信度、效度及标准化的控制下，形成一种难以察觉的数字化全景遮蔽。
当数据量化或技术规训作为学术评价的终极追求时，评价主客体则会逐渐失去主体性及自身的感知力，个体在数字化洞穴中被丈量、被驯化、被编码，量化个体的数据指征遮蔽自然人的主体性，并以数据形式将事实与价值进行分割，强化个体的可塑性、公式化的数字符号表征，并规训着主体走向数字化的塑造与修正。弗洛朗丝·卡特里斯（Florence Carteris）指出：“现代社会的‘量化技术达到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为每位个体量身定制一座数字化的‘圆形监狱，这种规训形式以深度权力作用于个体思维，并让人主动按照规则要求而塑造自身行动。”[24]一方面，评价对象所具有的自我表达和个性化特色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同质化、标准化的数值度量体系。另一方面，经由数字化修辞、规训式衡量后的学术评价进一步强化数字范式的绝对尺度。在技术理性逻辑的裹挟下，学术评价异化为圈囿人的洞穴，本应丰富多彩的生命个体沦为被计量和排序等所奴役的囚徒，知识生产创新被视为技术性工具和创造效益的砝码，导致学术评价陷入“重量轻人，只见数字不见人”的困局。
（二）评价的“达玛斯忒斯之床”：功绩主义催逼了一元迷思
古希腊神话中忒修斯在前往雅典寻父的路上遇到号称“铁床匪”的达玛斯忒斯，达玛斯忒斯特制了两张床，一长一短，并强行拉长腿短者与长床齐长，截其体长者下肢与短床同长，以此来满足“人造的标准”。如今，大学学术评价是否也成了“达玛斯忒斯之床”，成了遮蔽评价对象多元自由发展的标准化指标体系？而功绩主义支配下的学术评价在强调指标统一下，又要求推动学术生产创新发展，这本身是一个悖论。对标准化计量考核的过度追求使得高校教师成为生产“资本”的经济人，科研成果以“数”计算，一篇高影响因子论文或一项横向重点课题可以转化为多少工分，并且以创新度不足、贡献度少的低阶累积通约为等价的绩效。数字标准化将复杂的评价流程整齐划一为简单的数字指标，并通过数字赋值将组织或个体抽象为统一的数字符码。功绩主义遵循“绩多多得”原则，以各项精细化指标设置和标准化绩效测量来激励被评估者参与绩效竞争，以直观的数字分类计量其绩效的市场价值，以此作为评估对象获取学术资源及回报的分配标准。正如托马斯·达文波特（Thomas Davenport）所言：“在数字指标的魅力下，似乎类似于科学管理模式中的质量审计与量化工具等外部技术能够提升高校教师的绩效产出。”[25]当符号标识的评价结果与资源配置高度关联时，数字化尺度的合法性就优越于评估质量内容，从而助长了形式绩效的虚假繁荣。
实质上，以数字计量为基础的绩效问责和审计文化成为大学公共治理的重要部分，大学学术评价高度关注学术活动的标准化生产，甚至为绩效测量而设计评价指标和项目，继而陷入数字主义的一元迷思。伊夫斯·金格拉斯（Yves Kingras）指出：“绩效指标之所以被建立是因为数字便于获取，而非数字反映某些重要信息，数字计量重构着评测主体的表达形式，并在精准化的数据控制中获得价值再造。”[26]大学学术评价逐渐被预设的数字指标所主导，高校教师的价值属性被抽象为论文、课题及著作的数字结合，并以可对比的同质化指数来降低学术评价实践的多元化。然而，无论是高校组织还是个体师生往往具备难以量化的主观维度，如：学生学习效果、教师教学技巧、高校科研氛围等等，这些定性内容往往被简化的次要指标（分数高低、位次排名、科研数量等）所替代。功绩主义带来的统一性、单一化的数字标准，致使一些科研人员热衷于追逐实时热点、紧跟政策导向、迎合期刊风格、套用写作模板等，只关注自身发表数量而非研究质量，这种现象可能会造成平庸学识的“标准化制造”，原本与众不同的独特个体被动适应同质化评价的“铁床”，个性化发展理所当然地成为空中楼阁。
（三）“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单向度：行政逻辑束缚了学术逻辑
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源自古希腊神话中迪塞尼修斯国王向他的朋友达摩克利斯发出赴宴邀请，但命其坐在用一根马鬃悬挂的一把寒光刺眼的利剑下，且剑刃正对头部，意指压迫性危机如“悬顶之剑”，心中时刻要敲响警钟。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认为：“现代大学学术组织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行政型部门，另一种是学术型部门，其运行逻辑深受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均衡博弈的影响。”[27]在高等教育集中型管理体制下，学术权力相对于行政权力处于从属地位，其学术评价制度供给呈现出“单向度”的特征，这种竞争性制度安排就如悬在学者们头顶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倘若未能满足刚性考评指标，就时刻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大学作为资源依赖型组织，对行政逻辑的天然依附性强化了学术权力的体制化色彩。政府作为学术资源供给者，对数字权力的迷恋使得数字符号成为经费投入、声誉保障以及绩效提升等的决定性标签。米尔斯（Mills）指出：“在财政预算日益紧张状态下，教育行政部门更倾向于以一种近乎权威的方式对学术绩效进行问责和审核。”[28]当前，以数字统计为表征的评估结果构成学术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并形成以科层制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模式与以项目制为主导的财政拨款构架的“双轨嵌套”运行逻辑。高校为在发展中更具竞争优势，倾向于复制更高层次院校发展的路径，在对高校教师的学术评价中追求仿真性数字符号，使得高校教师被裹挟在数字竞标赛中，继而沦为追逐与数字指标挂钩的标价物。
在“单中心”的既定行政框架下，大学学术评价呈现出管理本位的行政泛化，主要借助可计算的数字和可计量的指标进行计划、协调及控制，构建出一套项目层级、奖项等级、论文级别等多寡的数字符号评价体系，强调科研成果的可丈量性。这种以数统模型为工具、以数字权重为指标数值的干预方式满足政府的权威性及绩效管理需要。杰瑞·穆勒（Jerry muller）认为：“行政主导下的学术评价容易扭曲科学精神与科学追求，对科学事业有所损益，诱导学者认为科学研究只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非实现知识生产创新的动力。”[29]概言之，大学学术评价行政化的本质是以数字计算为导向的外部表现性评价标准向高校教师输入单向度的价值观，被数字规训的高校教师极力地生产量化数据的学术资本，以表征自我的实力符号。归根结底，大学学术评价设计的制度惯性深受政策工具的吸附与行政主导的驱动，运用可操作化、标准化及智能化等统计指标对评价对象进行数据化估算，将复杂的学术判断简化为行政考核的度量标准与科层期待的趋同尺度，行政导向的学术评价逐渐代替了学术增进。
五、 何以解忧：纾解大学学术评价数字规训的行动出路“数字主义”盛行使得大学学术评价各个方面都演变成为一系列计算理性的数据表征，使得高等教育场域中各利益主体成为被数字规训的“物化符码”，数字评估已超脱评价的技术形式，通过操纵、改造、干预、监视等规训形式嵌入人们的意识。为此，大学理应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反规训”，寻求一种数字温和式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发展的评估范式，这种转型需要高校挣脱数统计算的囹圄，警惕绩效标准的趋同仿真，弱化行政对学术的干涉等。
（一）挣脱数统计算的囹圄，落实立德树人的内涵式学术评价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大学学术评价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关键结点，大学学术评价要旨在于以推动学术创新及学术繁荣为目标，而非简单地提升基于技术理性的管理效率。基于数据为本的量化考核通过数字赋值规训着学术场域中个体的认知视界及意识形态，同时也消解了学术评价的本真功能。首先，立德树人是人才培养的核心，是教师的首要任务，是高校的立身之本，大学各项评估活动的开展必须打破数字规训的藩篱，回归育人为本的价值原点。[30]构建以立德树人成效为导向的大学学术评价体系，在考核奖励、职称评聘、学科评估等工作中紧紧围绕立德树人，增加体现人才创新活力、社会属性及服务意识的数字指标体系，持续提升数字知识生产的创新价值、理论贡献及学术影响，把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大学学术评价要坚持求真向善的价值理念，持续提升科研者的学术情怀和职业操守，实施学术不端“零容忍”机制，通过使用评价性数字引导科研主体以学术为志业、为学术而学术的追崇，发挥学术评价的“诊断分析”功能，弱化“数量排名”，既要展示数字指标中标准性综合比重，又要彰显数字符号中个性化特色权重，真正实现对人类数字化生存价值的终极关怀。
其次，应当超越对数字测度的过度依附，克服数字主义的表演性评价，转向对多元主体德性涵养的关注，依据不同评价对象的维度特质构建相应的分类评价机制，通过充分关照高校的办学宗旨、教师的职业素养、学生的价值观念等缄默内涵，以确证数字工具运用的合理性。将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等成效内化为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扭转过于强调通过精致数字指标解释高校教育质量、教师学术成果而忽视了评估内涵效用取向，推动大学学术评价从技术理性向人文理性回归。[31]学术评价要把落实立德树人核心使命贯穿在学术研究、论文发表及成果转化等全过程，突出数字育人功能，强调数字评价对学术人的人性化考量。充分赋予数字符号对学术评价的综合解释力，以深度比较与权重赋值来阐释评价标准的逻辑关系及现实样态，提升评价性数字的学术含金量。此外，大学学术评价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强化高校教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责任意识及荣誉精神，以多元质量观分级分类增加涵盖师德师风、业绩贡献及能力修养等人文尺度的评价指标数量，发挥评价中数字的时代性指向、激励性调节和民主性要求等功能，确保科研者全身心投入具有创新性和创造性的科研活动中。
（二）警惕绩效标准的趋同仿真，避免学术生态的低效内卷
当数字标尺成为统一标准时，高校教师的思维及行为在各类评估指标下逐渐趋于同质化，进而消极地服从数字尺度框架。同时，高校基于功利激励的理性选择，使得不少高校对标、模仿高水平大学的绩效考评制度，追棒国际趋同的学术评价标准，优先考量数字性评价指标，并以绩效标准宰制评价对象的学术行为，由此导致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师生评价制度的仿真性。因此，大学学术评价亟须营造多元化发展氛围，打破学术生态低效内卷。
一方面，改革绩效分配机制，破除将数字测度、数字符号等可计量“绩效”与高校教师工资级差过度挂钩，提高薪酬结构中保障性基本绩效的数量标准，弱化绩效工资的差异化比重。同时，大学应制定绩效限额政策，针对高校教师个体在重大质量贡献、社会服务意识及科研成果转化等多维度的绩效封顶能够削弱“数量至上”的评判尺度，抑制低阶绩效的数字积累。确立大学在学术评价标准制定及评价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大力推行同行评议制度和代表作评价机制，结合学术委员会评价制度、第三方评定机构等作为绩效考评的补充工具，从多层次为评测主体的科研成果进行“量质并重”的深度判断，可消除过于依赖标准化绩效指标的不足之处。改革“一刀切”的单一量化指标的评价模式，设置最低数值的公益性社会责任绩效指标，注重不同学科评价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应实施开放式的学术评价机制，变单向度评价为双向互动式，关注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评价各个环节，应与评价对象进行深度沟通，以信息互通及相互监督来提升评价过程的伦理向度。此外，大学学术评价需优化“反馈—协商—共识”的可持续性评价环路，切实提升绩效评估中的数字实际价值，充分尊重测评对象的主观需求，真正服务于被评价者的发展需要。
另一方面，大学应形塑理性绩效文化，通过专业培训、共同体建设及宣传教育等方式激发评价对象对学术志业的热爱，强化评价对象的学术生命意识以及职业伦理精神的内化和坚守，从而实现对绩效考评指向的理性审视。教育行政部门需降低学术评价的密度，根据评价对象的实际情况适当延长学术生产周期，重点鼓励其围绕国家社会发展需求，积极开展基础性、创新性、应用型的科学研究，引入以“贡献为本、数据为辅”的多参关联性评价，即在评判学术成果贡献度与关注度基础上用绩效评价数据引证内隐性指标特质，给质性内涵指标“乘上”一个量化评价的“系数”。为此，针对不同的评价主体，大学应避免一元维度的计量考核，要切实改变数字指标统摄天下的格局，区分不同办学层次的高校、不同学科属性的教师，构建一种质性与量化、主观与客观、本体与异体立体互参的分类分层评价机制，将评价指标中的静态数值与动态变化相结合，在存量数据基础上增加年度增量指数，从而保障学术评价的客观性及全面性。
（三）弱化行政对学术的干涉，构建多元立体的长效评价体系
学术评价的行政化规制是以数字尺度和量化评估来提升其机制运行效率，注重科层化管理模式，以精细化考核评估机制要求学术人在既定时间内达到科研考评的预期数量，高等教育系统被数字划分为一个呈现等级排名的场域，不对称的行政权力分布致使利益相关者成为被管理、问责及控制的对象。换言之，倘若学术评价单一地由行政力量主导，将引发行政力量与学术逻辑的失衡及冲突，继而削弱学术评价的本体属性。然而，科学的权力结构既是促进高质量评估范式的重要举措，也是教育评价现代化变革的支撑性保障。
第一，政府需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政策的落实，将一定数量的管理权限下放给高校、学术组织、师生等，重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自我治理，消弭学术评价过程中的数字权力牵制以及数字路径依赖等问题。扩大学术共同体在评价政策制定与运行中的主体性空间，提升多元评测主体参与学术评估数字治理的分析判断能力，重塑学术评价体系中的权力结构，转变学术评价中盲目追求数统计量的浅层行为，更多关注评价主体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合理调整数字运用的深度。完善评价分权制的相关立法，明确行政逻辑介入大学学术评价的权力边界，改变数字指标驱动下的政府主导大学学术评价范式，优化教育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减少政府权力对大学具体学术评价制度的过度干预。减弱政府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的数字化审查与标准化检视，切实提高大学学术自治和自主管理。
第二，高校应考量学术评价中“价值判断、性质评定”等非量化因素影响，通过专家评议、同行评议和社会评议等方面的通力配合，引导大学在监督沟通、共享共识中确保权力与学术的分割，打破以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和下载量等数字指标为标准的评价模式。具体来讲，根据行政部门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提出的基础性评价标准，高校应依据自身办学水平和发展目标，依托学术委员会、第三方评价机构等学术共同体拟定分类分层的拓展性评价指数，重点针对不同学科特征、不同人才层次与不同类型研究等现实，突破以数字描述、统计测量、算法评判等传统评价方式，转向关注评价中不同个体的动态变化、能力提升及综合发展等的学术评价。构建符合学术发展逻辑的“多元主体、多维标准、多方认可”的新时代大学学术评价体系，实现大学学术评价权力结构分配的科学性与多元化。
第三，大学学术评价的指标设计应涉及纵向比较（高校办学定位、发展水平等）、横向对比（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及现实对照（社会需求、研究现状等）三维交互立体式标准，摆脱权力符号对学术资源的桎梏，以达到多方共享学术话语权。同时，高校应建立长效学术评价机制，减少各种论文、项目、帽子等短期化数字诱惑，降低急功近利的量化产出、抑制追名逐利的学术投机、延长考核评定周期，将重大科研成果、突破性发现、原始创新能力等漫长研究作为研判学术价值的标准，以此保持学术评价的可持续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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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志萍）
收稿日期：2023-06-24
作者简介：张卓，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黄滋淳（通讯作者），南京中医药大学“双一流”建设处副处长，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2022年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江苏高教》专项课题（项目编号：JSGJKT026），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23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重点课题“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地方高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3GG0302）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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