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震烁
摘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是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中华饮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文化安全意味。国家文化安全具有能力、情感和符号、互动三个维度的意义，中华饮食文化以其升华价值、情感体验、文化体现和域外互动四种体现与此三个维度完成同频共振，于是，保护并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就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但是，如今的中华饮食文化的四种体现，面临着饮食权力话语、快餐文化、食育缺乏和西方话语解构的威胁与挑战。而通过塑造认同、发展产业、加强食育和错位传播的方式去应对威胁与挑战，将是保护中华饮食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中华饮食；
中华饮食文化；
国家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4）03 — ０１08 — ０７
一、引言
国际大势的内向化驱动国家间竞争向深层发展，文化问题再次获得国际关系研究的关注，国家文化安全也随之作为一个议题提出。一般说来，国家文化安全有四种定义：其一，防御说，即一个国家文化没有危险和不受外部威胁破坏；
其二，主权说，即国家文化领域的主权完整，拥有维护国家合法性的能力；
其三，符号说，即国家的文化能持续作为一种符号，发挥符号价值，凝聚国人精神、奋发群众力量；
其四，互动发展说，即国家文化在与世界文化的互动中，保障、维护和塑造其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总之，我们倾向于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在本质上就是其四种定义的交集所在，即“民族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1］15。现代政治的主角是民族国家，国族合一，民族文化是国家文化的等义替换，维护中国国家的文化安全实质上就是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
饮食不仅是人们的生存之必需，还是“一种与哲学、文学、美学、价值观、科技等都紧密相连的文化，是一种既有时代共性又有地区、民族特性的文化，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化”［2］243。以饮食为中心形成的饮食文化是最普遍、基本的文化现象，它“不仅包含人类在饮食方面的创造，更包括与饮食生产和消费相关的习俗及艺术表现”［3］247。饮食文化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餐桌到庙堂、从家庭到国族，饮食文化既以它们为空间载体，也在其中不断发展自身。中华饮食文化是世界饮食文化的翘楚，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曾言“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华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延续性最好、传播力最强的部分，保留着相当的民族文化特质，“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民众生产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更是祖先饮食智慧的结晶”［4］326。总之，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具有突出的国家文化安全意蕴，因此必须在对饮食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发扬中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二、中华饮食文化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共振
在学界已有的对于中华饮食文化与国家文化安全关系的研究中，李延文（2004）认为作为中华物质生产文化之一的中华饮食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下，受到西方经济技术的强势消解，“慢”文化被“快”文化所侵蚀，对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产生冲击［5］58-60。郗春嫒（2014）则将视角由整体转向部分，认为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也因为全球化的发展而威胁其安全，表现为逐渐丧失其特质，但她同时也认为不应该单方面要求少数民族保持传统饮食文化，而应该采取“多样与融合”策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6］137-141。两位学者探讨了中华饮食文化与防御说、主权说所定义的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同时也有学者从符号说和互动发展说方向展开探讨。刘春呈（2021）认为中华饮食文化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在身份认同塑造过程中，饮食文化具备符号性功能，使个体饮食文化认同经在地化调适、交互、构筑，实现了在地化构建［7］43-52。综上所述，学界对中华饮食文化与国家文化安全之间关系的探讨基本都是从饮食文化出发，提炼出其某个方面的意义与国家文化安全的连接点，是由饮食文化推论到文化安全。
本文认为防御上的、主权上的、符号上的、互动发展上的文化安全概念，实际上可以归类为文化安全的三种考察维度，即能力维度：国家拥有在内外维护文化安全的能力；
情感/符号维度：让文化本身能够发挥情感和符号价值；
互动维度：文化安全维护主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性存在。将三种维度运用到中华饮食文化的理解中，便生成了我们对其的四种理解：升华价值：从民族饮食到中国饮食；
情感体验：情和礼的体验；
文化体现：精和美的涵养；
域外互动：中华与世界饮食文化的相互影响。通过此过程，由国家文化安全的概念而推导出中华饮食文化的内涵，中华饮食文化便也在这些意义上与国家文化安全实现同频共振，产生丰富的文化安全意味。
（一）升华价值：从民族饮食到中华饮食
国家文化安全概念的防御论和主权论揭示了文化安全维护主体，即国家，需要拥有内外维护安全的能力，既能防范外部冲击，又能保持内部发展，这就是国家文化安全的能力维度。中华饮食文化能够促进国家对文化安全维护的能力，关键在于“中华”二字的意义与价值。饮食文化是以“中华”、以国族的形式存在的，“中华”前缀赋予饮食文化以最深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无论是对外部还是内部，国家文化安全维护都是以民族共同体为主体和依归的，而中华饮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饮食文化，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不会有中华饮食文化这一包孕概念。从民族到国族、从民族饮食到中华饮食，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饮食文化恒久的底色。
中国传统文化观是空间概念，强调共时态的文化差别，由差别引发价值排序，突出“中心”与“外围”的地位差异，“中国与四夷”、“中华与万国”是此差异的两个阶段性表现：前者内向化，体现民族差异；
后者外向化，体现国族差异。从内向到外向，从民族到国族，文化观的变化导致包孕其中的饮食文化也随之变化。中华饮食文化是饮食文化从“民族”到“中华”这一发展过程的结果，其“标志”有二：其一，多民族的饮食向着一体化趋势迈进，多民族复合体的饮食样态呈现为多元一体，民族饮食传统基本完成了漫长的融合过程；
其二，饮食文化进入‘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由统一的中央集权所支配和运作”［8］57。因此，饮食文化国族化过程与饮食一体化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后者是前者的物质基础，前者是后者的实体价值所在。自清以降，中原饮食与少数民族饮食逐渐实现深度融合，即使作为统治阶层的满洲贵族也以满汉席、满汉全席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真正的饕餮盛宴也一定是多民族、多菜系的。此种民族饮食一体化进程作为物质现象，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不断上演，“胡食”“汉食”逐渐演变为“中华饮食”，“两者相互吸收借鉴与融合创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各民族的饮食文化，共同创造了傲然于世、闻名遐迩的中华饮食文化”［9］133。中华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分子之一，与其它分子聚集在一起，让“中华”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包括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政府也不再强调“胡汉之分”，而是宣扬“五族共和”，唤醒国人“中华民族”意识。
中华饮食文化生成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由民族饮食文化走来，在空间上逐渐升华为中华饮食文化，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做出贡献；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新时代也逐渐成为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概念。中华饮食文化从民族到中华的升华，成为与国家文化安全实现共振的基础。
（二）情感体验：“情”和“礼”的体验
国家文化安全概念的符号论启示我们，在文化安全维护主体的行动以外，作为客体的文化本身也可以发挥文化安全作用，从情感层面和符号层面去凝结人们的认同。情感认同作为凝结认同的方式之一，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中华饮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突出的情感价值，“不仅能够满足人民生理上对于美好食物的追求，还会通过饮食行为维护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爱情、亲情、友情”［2］244，而这种情感连接又通过餐桌上的礼仪活动得到强化。在“情”与“礼”的双重加持下，中华饮食文化为中国人提供了丰富的情感体验机会。
中华饮食文化的“情”与“礼”生动体现在食俗、食仪中，准确来说，食俗与礼仪是分不开的，民族的食俗是与其共同习俗相吻合的，而共同习俗本身就是情感的凝结。“食俗的礼仪包括：每日用餐的次数和时间、每次进餐时家庭成员座位的安排和程序、一年四季主副食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待客人的饮食礼仪、家居中特殊的用餐习俗，比如坐月子、对老人和病人的优待等等”［10］268-269。举例来说，合餐制作为中国长期的餐桌礼仪，根本区别于西方的独餐制。后者强调餐桌上个人的空间，采用长条桌、独立餐盘，就餐过程中要尽可能保持环境的安静、优雅；
而合餐制注重通过餐桌实现人际情感交流，在餐桌礼仪的框架下，在热闹的气氛中，觥筹交错之间，个人的情感体验就被建立起来。“聚餐制的存在是中国人重视情感、维系家族亲情和友情的重要方式之一”［11］335。因此，作为中华饮食文化重要部分的食俗食仪“不仅是待客之道，更是社交的基础与场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教化晚辈都有着重要的意义”［2］244。
这种注重人际情感体验的中国餐俗被家家户户广泛接受，成为家教、家风的一部分，塑造着每个中国人的情感。广博的地域并没有隔断中华饮食文化与情感体验之间的链条，饮食文化中的“情”与“礼”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情感体验，塑造出中华民族共有的情感认同，这种情感认同便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情感维度。于是，“情”与“礼”的情感体验是中华饮食文化与国家文化安全共振的内在机理之一。
（三）文化体现：“精”与“美”的涵养
除了凝结情感认同，国家文化安全概念的符号论也要求我们从符号认同角度去看待文化自身的安全维护作用。促进人们的符号认同是符号的应有之义，其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具有深层次、长时段的意义。中华饮食文化具有显著的符号价值：中华饮食“精美”的外表下展现出“精美”的价值，“精”与“美”之间深刻涵养，不仅是外在形象的集中概括，更是美好寓意的生动展现。
中华饮食历来以其制作工序精良、菜品呈现精致而享誉海内外，它完全超越了“果腹”的基本要求，而追求一种“精”与“美”的艺术感。从茹毛饮血到越发精致的加工制造，从自在文化到自觉文化，中华饮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人类物质性生产活动，成为一种符号性的文化体现。于是“中华传统饮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稳定的一部分，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息息相关”［12］246。比如，中国人在新春佳节吃饺子，是取谐音“交子”，即交子之时，这是一天的最后半个时辰，吃饺子便合这“辞旧迎新”之意，也暗藏着十二地支的历法内涵。再如，中国人最主要的餐具是筷子，作为本土的创造，筷子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筷子两端一头圆一头方，暗含“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具体体现；
同时，使用筷子时只能两只配合“夹”用，餐桌礼仪绝不允许单独一只“戳”用，这其实可以体现中国人相帮相扶的民族智慧。总之，中华饮食文化将饮食本身作为能指，饮食文化作为所指，能指与所指、饮食与饮食文化之间进行结合，便让中华饮食文化成为符号，该符号的意义便是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凝结了人们符号性文化认同的中华饮食文化，是从饮食中延伸出文化意义，并以其符号价值将人们团结起来。人们在对饮食的物质性消耗的同时，也会理解、认可饮食背后的文化基因，最终是对中华文化产生了认同。在此意义上，饮食也就以其文化体现具有了国家文化安全的符号维度意义，成为两者共振的又一内在机理。
（四）域外互动：中华与世界饮食文化的相互影响
国家文化安全概念的互动发展论向我们揭示了文化安全的外在存在形式。所谓文化安全状态，是互动的安全、发展的安全，没有与他者的文化互动就难有发展的势能。文化发展是由人类本质活动的创造性赋予新兴文化模式以取代旧有文化模式的能力，这一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一般是从内部生发的。但如果旧有文化模式过分强大，它就会压制文化发展的进程，此时来自外部的推动反而能发挥关键作用。中华饮食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千年的文化积淀出具有极强稳定性的文化模式，纵然内部仍然能够发展延续，但历史的教训时刻提醒我们“敞开大门”，以防文化陷入不安全境遇。事实上，中华饮食文化历来拥有与域外互动的文化安全基因，这也是其能作为中华文化中延续性最强、传播度最好之部分的重要原因。
首先，域外饮食文化影响并发展了中华饮食文化，使中华饮食文化具有更多“实利”特点。西方饮食文化是从海洋文化发展而来，适用于生产生活的直接需要，主张饱腹，“不提倡对食物进行‘过度加工，而是以健康和科学为主，在选择食物时更加看重食物的营养价值，追求碳水、蛋白质、维生素的平衡搭配”［11］335。这与中华饮食文化完全不同，但这种健康、简洁的理念的确具有价值，因此中国人的餐桌上出现了“主食辅食”“荤素搭配”。域外饮食文化带给中华饮食文化“实利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最终也汇集在中华精神谱系中。其次，中华饮食文化传播域外，将自己的文化特质带给域外国家，形成文化圈。前文论及的筷子，不仅是中国人的文化符号，也形成一个跨域文化圈——“筷子文化圈”。中华饮食的域外传播以及在当地的蔓延生根，让筷子成为当地人的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筷子文化也融入他们生活。而筷子文化本身就是儒家文化的体现，使用筷子在客观上助推了域外人群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于是“筷子文化圈”实际上就是儒家文化圈。“筷子作为文化表征本土传统、习俗、信仰融为一体”［13］240。
中华饮食文化与域外饮食文化的互动交往，让自身一直处于更新状态，拥有发展势能。在此意义上，中华饮食文化实现了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同频共振，这种共振是外向的、也是根本的，是文化创造性与自在性的矛盾作用，是文化的发展与转型，也是文化安全的理想状态。
三、中华饮食文化面临的安全挑战与威胁
从升华价值、情感体验、文化体现和域外互动四个方面，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华饮食文化与国家文化安全是如何实现同频共振；
这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思维框架，通过它去审视如今中华饮食文化面临的威胁与挑战，即如今中华饮食文化处于怎样一种文化不安全状态。饮食文化的不安全是国家文化不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在升华价值、情感体验、文化体现、域外互动四个方面。
（一）饮食的权力话语对民族性的腐蚀
中华饮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具有历史凝结成的深刻民族意味，晕染着浓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并聚合为国族的文化见证。所以，中华饮食文化的安全，首先是其“中华”价值的安全。然而，一股莫名、隐秘却又强烈的对饮食文化的“中华”价值及民族性的腐蚀思潮正在悄悄蔓延，严重影响了中华饮食文化的价值根基。
出于各种复杂原因，近年来的“地域黑”言论越来越多，而“饮食黑”就是其表现之一。中华饮食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民间素有“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的说法，还有更为细致的划分，便是将中华饮食分为菜系，有八大菜系说、十二菜系说。各种地方菜系的口味和做法各不相同，都是各自特色，但却由此生发了“饮食黑”的声音，从单纯的对某地菜品不合胃口的抱怨，逐渐演变为对当地饮食文化乃至地域文化的攻击。这种攻击背后的逻辑是饮食的权力话语。权力的饮食概念由法国学者阿尔贝提出，认为吃饭是“划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餐桌是“东道主变现权势的一种手段”，“是确立权力、反映社会平衡的一种形式”，因而饮食行为具有“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意义”［14］1-7。“‘菜不仅仅是菜，还被赋予了意识形态，从而成为一种政治符号”［15］88。如果将阿尔贝的理念延伸开来，我们会很容易做出推论：中华饮食的所谓菜系，背后都是权力逻辑，因为某地域掌握了优势权力，所以它的菜系才会在全国知名。如果再将此种推论延伸开来，一种更具危险性的理念便产生了，即所谓八大菜系、十二菜系都是汉族菜系，只有汉族菜系才是中华菜系，少数民族菜系不是中华菜系，因为汉族占据人口大多数，拥有饮食权力。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很容易成为挑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杠杆。无论使用这种话语的人是无心还是有意，都必须坚决反对和打击这种饮食的权力话语对民族性的腐蚀，捍卫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
（二）快餐文化下人们情感体验的缩水
中华饮食文化是注重情感体验的，交际行为是情感体验的空间存在方式。中国传统之所以采用合餐制，主要因为它能够让家族内部有一个交往、交流的机会，在繁杂的生产活动中连接家人的感情，维护作为生产单位的小家庭的稳定和作为社会秩序根基的家族的世代延续。但是，现代生活的新特点无疑给合餐制下重视情感交流的中华饮食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造成了人们情感体验的缩水。快餐产业近三十年在中国的兴盛以及随之带来的快餐文化是这种现象的集中展现。
快餐行业产生于美国，麦当劳公司是其中的代表者。“麦当劳是美国文化的缩影，它突显了美国特色，体现了美国文化的灵与肉；
以麦当劳为代表的快餐文化是美国典型的文化现象”，“麦当劳现象可以揭示美国人的核心观念和思维方式，反映美国文化价值观的灵魂”，这种价值观即是：个人努力与合作竞争、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收益、追求完美与强势文化扩张。［16］81-83快餐文化表面丰富的内涵和看似昂扬的话语无法掩盖其价值本质：突出个人和利益导向。个人价值的凸显、重视利益的获取，单独来说，它们都是现代化的产物，是文化发展而形成的新的文化模式的体现，原本不具有很强的负面色彩；
然而，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看，其负面的价值导向便显露无疑——通过利益的获取来实现个人价值，这与中华传统饮食文化重精神、重人际的价值导向背道而驰。但偏偏这种快餐文化吸引了年轻一代的目光。“独生子女政策造就了消费独特的新生一代，麦当劳在中国市场紧紧抓住这些青年，甚至婴幼儿，以强有力的促销手段、魅力广告、趣味活动、可爱卡通等吸引着这一特定的目标市场小顾客，培养他们对麦当劳品牌的喜爱和忠诚”［17］30。快餐文化俘获了青年的“芳心”，他们以快餐作为生活方式，逐渐对合餐制的氛围产生不适甚至厌恶，视餐桌上适宜的情感交流与礼仪为“封建残留”，其中的激进者还借此否定整个中华饮食文化的价值，使快餐文化下中华饮食文化所包含的情感体验因素逐渐缩水。
（三）食育缺乏导致文化传承乏力
中华饮食文化的文化内涵，往往是通过一些文化符号体现出来并供人传习，“传”与“习”就是教育过程，因此食育在中华饮食文化内涵的传承中起着关键作用。“食育即饮食行为教育，以科学的营养知识，适合本国国情的先进文化，通过各种形式，让国民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和谐的教育以及传统食文化的弘扬是食育的基本内容。［18］10-12“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食育发展的价值取向”［19］183。然而，如今的食育氛围仍然是缺乏的，部分导致中华饮食文化在国人中产生了明显的代际差，年轻一代特别是少年儿童群体，对于中华饮食文化背后的文化内涵并不了解，文化符号的传习进展也并不顺利。
食育不仅仅是教人怎么吃得健康，更为重要的是让人知晓因何而吃，这背后就是一整套文化意义的展现。在日本，食育“不仅仅针对孩子，还将其作为一项国民运动，以家庭、学校、保育所等为单位，在日本全国进行普及推广，通过对食物营养、食品安全的认识以及食文化的传承，达到‘健康身心和丰富人性的目的”［20］11。日本将食育作为一项国家文化战略，将其提升到塑造国民认同的高度，但是在饮食文化更加丰富的中国，食育举措反而相对缺乏。其中最为突出和迫切的是，通过对中华文化通识性书籍的调查，我们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书籍将“饮食”或“饮食文化”作为专门的章节予以呈现，其余的书籍或者在论及民俗时对“饮食”“饮食文化”有些许带过，或者根本就缺乏此方面的内容①。通识性书籍作为食育的重要物质载体，是向社会大众普及中华饮食文化的极为重要的措施之一，但结果却并没有承载起食育的功能。食育的缺乏使年轻一代很难接触乃至领会“精美”的中华饮食文化，文化传承遭遇困境。
（四）中华饮食文化遭遇掌握话语权的西方解构
中华饮食文化具有外向性特点，在与西方的互动交流中成就自身独特的气魄，同时饮食文化也是中国与西方在文化上的对立面相对最小、意识形态因素最弱的部分。也正因此，中西饮食文化始终能在时代的潮涨潮落中通过交流实现共同发展。与域外的互动，其作为中华饮食文化最重要的文化安全基因，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安全风险。这便是西方通过其掌握的饮食文化话语权极尽对中华饮食文化的负面解构，以突出展示中西饮食文化具有根本差异性。
“在西方饮食文化掌握主流话语权的语境下，东方饮食文化一直是饱受歧视和排斥”［21］115。特别是“在一些华裔作家的笔下，饮食文化却染上了政治色彩，他们的作品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西方的饮食文化‘高雅、‘文明、‘方便、‘快捷，而东方的则‘野蛮、‘残忍、‘耗时、‘费力。一句话，西方优越，东方落后、原始”，“他们通过突出华人食物的与众不同，制作过程的原始、落后来表现华人与美国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他者形象”。［22］44例如，突出强调中国人喜欢吃一些在《圣经》中充满神性的动物，例如蛇，蛇在西方文化中是恶魔撒旦的化身；
同时，也花大量笔墨描写中国人在饮食中杀活物的场景，文字极富“感染力”，试图以此向西方人展示中国人“虐杀成性”的特质。中国人确实吃蛇，吃肉食自然也要杀活物，但这绝对不是中华饮食文化的核心，而且对其的描写也有夸大渲染之嫌。部分别有用心者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将失真的饮食描述作为中华饮食文化的主要部分，给西方呈现出一个极端负面的中国文化形象。由于西方掌握着文化话语权，这种错误的离间思维具有极强的传播性和防御能力，我们很难通过文化对冲而抵消其影响。于是，西方对中华饮食文化的误解越来越大，使得中华饮食文化的外向发展难以顺畅进行，陷入深度的不安全状态。
四、保护中华饮食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当前中华饮食文化面临饮食权力话语、快餐文化、食育缺乏和西方话语解构的威胁与挑战，这使得国家文化处于不安全状态，于是，我们需要通过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保护、发扬和传承，通过应对威胁与挑战，来更好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一）塑造中华民族的共同饮食文化认同
饮食的权力话语之所以能够挑起饮食的地域对立，原因在于人们对于“中华饮食”这个概念的认同仍旧不深刻，思维深处仍被地域饮食、地方饮食所占领，持“非我食类，其味必异”思想的人大有人在，因此需要塑造全民族的中华饮食文化认同。“认同”是一种主观感受，当客体的某些因素符合主体的文化体系时，主体对客体的认同便会产生。为了塑造认同，我们可以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加以考虑。
文化记忆涉及的就是一个社会的过去，这些过往就形成了社会的集体记忆，而之后的人们不断通过多种形式回溯这些记忆，形成社会认同，这时个体记忆便实现了与集体记忆的统一。因此，促使集体记忆的形成与个体对集体记忆的有效提取是塑造认同的两个环节，而这两个环节有一个共同的环扣——符号。符号是意义的储藏与提取机制，我们获得食物的意义是因为符号的差异，整个意义系统“就是由符号间的差异和相互关系构成的”［23］139。
塑造中华民族的共同饮食文化认同就需要有意识地生产饮食文化符号。日本政府在二战后曾有一度想让国民不再食用大米，因为大米在当时日本国内被认为是落后文化的象征，而西方的主食才是一个进步的日本应该去食用的东西。但是，当后来凝聚日本国民性的需求日益强烈，日本政府对大米的态度来了个大反转，宣称食用大米是日本民族的象征，倡导国民多食用大米。“大米”作为饮食文化符号，从代表“落后的日本”到代表“日本人的日本”，作为能指的“大米”本身并没有变化，但其所指却因时利导，发生了显著改变，这就是文化符号的差异性变化所导致的意义改变。“大米立国”作为日本塑造其民族共同饮食文化认同的生动案例，为如何塑造中华民族的共同饮食文化提供了启示。
（二）发展传统与现代和谐的饮食产业
西方快餐文化得到了青少年和儿童群体的认可，他们愿意为其消费，促进了快餐行业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而现代快节奏生活恐怕是这种认可产生的根本原因。“快餐”与“快节奏生活”是不可分割的，而中国饮食的“慢”文化看起来也是“落伍”了。我们无法改变现代生活的“快”，也不能抛弃中华饮食文化的“慢”，但我们可以用“慢”的精神去适应“快”的形式。于是，这就要求我们的饮食产业要锐意创新，做到传统与现代、慢与快的和谐。
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关联颇多，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必须先确立战略方向。当代中国的饮食产业，在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发展上极具战略开创意义的是“乡村基”。作为在重庆产生的中国式快餐品牌，“肯德基、麦当劳开到哪里，我们就能开到哪里”是乡村基的宏伟战略。作为在重庆占有率最高的快餐品牌，乡村基已经开始按部就班地实现其宏图大略。乡村基虽为快餐品牌，但其仍旧保持着中华饮食文化的“慢”特质，包括注重荤素搭配、注重摆盘的美观、以静心熬制的原汁浓汤取代饮料等等，这些工序看似花费时间和精力，但也正是乡村基在快餐行业的根本竞争力所在。当前中国本土其他的饮食产业，很少能够做到像乡村基一样，以“快”现代的形式体现“慢”传统的内涵，而乡村基的创造性实践就是标杆。
（三）加强针对全民的通识性食育
食育是针对全民的饮食教育，因而需要具有通识性，总的来说，就是从细微之处着手，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去进行饮食教育。这种大范围的食育仅仅依靠学校是不行的，需要构建的是以学校教育为重点、多社会主体参与的综合食育模式，是通过“各主体之间明确分工、相互协作、共同参与、制定并实施推行食育行动的创新思路与模式”［24］174。
日本拥有完善的食育体系，其2021年度的《食育白皮书》便体现了综合食育理念。白皮书公布的食育政策包括：推进家庭食育；
推进学校、保育场所的食育；
推进社区食育；
推进饮食文化活动；
推进食品安全与营养的调查研究及国际交流等。［25］71正如食话创始人吴敏所说，“食育的‘育字并不唯一指向‘课程或‘学校，它其实是一个社会构造，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26］170。针对全民的通识性食育不仅需要完善的食育体系，也需要具体措施。食育课程和书籍自然重要，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些措施更多是一种间接知识，对于文化程度不高或年龄较小的人群，更需要注重体验性，获取直接食育知识。“‘食育应寓教于乐，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条件，开展‘体验式教育‘任务式教育等活动，在借鉴国外‘食育方法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国民素质和学习特点的方法，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国情、具备推广价值的‘食育教学方法体系”。［27］41同时，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发展浪潮，“以数字化、知识化、个性化的用户需求为出发点，提供交互性、即时性服务，以利用人们休闲娱 乐的碎片化时间进行教育”［27］41。
（四）瞄准西方话语灰色地带进行饮食文化错位传播
当前中华饮食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并非传播能力不足，而是没有有效的传播点位，根源在于由西方占领的饮食文化话语权对传统传播点严防死守，中华饮食文化无法在其中找到立足之地。西方对饮食文化话语权的占领是一个长期过程，与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形成密不可分，打破西方话语权从本质上说就是改变当今的国际体系，显然，直接抢占西方话语权的边际价值并不高。但是如果就此放弃国际传播，中华饮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必将处于一个更加不安全的状态。因此，中华饮食文化应该找到西方话语权控制的灰色地带以实现错位传播。
有学者针对新媒介带来的小众传播转型，提出传播有其灰色地带，这个地带有三个层面：既包括电视和网络抵达性差的相对弱势群体居住区；
也包括虽然看电视和网络知晓国际、国内大事，但对自我生存周边3公里范围内，甚至是本居住社区的事情所知甚少的人群；
同时还包括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进程的“飞地”，或者是文化生成、人文养成的“盲区”。［28］122总之，“不知道”和“不关注”是传播灰色地带的两大特点。中华饮食文化在国际传播中，应该瞄准灰色地带，避开西方话语权的优势地带，将原原本本的文化错位传播给原先“不知道”和“不关注”的人群，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覆盖面，试图轻易改变已经被西方饮食文化话语所占领的思想阵地。因此，如何对目标人群进行精确区分，如何判断西方饮食文化话语权的边界，如何保证传播过程不受到西方饮食文化话语权的干扰等等，需要未来的进一步研究去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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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