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玉峰 李树雪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科学史哲学研究”（19FZXB010）
作者信息：诸玉峰（1988— ），男，江苏无锡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家思想研究、科学家群体研究；
通讯作者李树雪（1968— ），男，内蒙古集宁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家思想研究、科学编史学。
【摘要】智能技术在传播领域的运用，从信息生成、传播途径、传播效率、传播对象等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模式，解构了传统的人物关系范式，建构了新型的人机关系，这一过程使得人与机器的主、客二元关系发生变化，人类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那么，在智能传播视域下，从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的角度充分认识人机关系嬗变产生的主体间性，必须通过技术治理与社会干预等措施确保人的主体性地位。因此，智能传播领域中的新型人机关系，必将丰富和发展媒介技术哲学，且从人的行为到机器行为的路径变化中，传播学的内涵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关键词】智能传播 人机关系 主体性 技术哲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4）6-084-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4.6.011
智能技术在传播领域中的运用，不仅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丰富了传播的内容，锚定了传播对象，扩展了传播途径，更为重要的是解构了传统的人物关系，建构了新型的人机关系。在智能技术更迭助推传播领域发生变革的进程中，人机关系从最初机器作为人的工具所表征的人与物的主客体关系，逐步发展到当下人与机器共为主体的融合创新格局，本是人为主体、机器为客体的二元结构，因机器具有了主体性而演变为新型的人机共生关系，形成人机共为主体的结构，产生了主体间性。在智能传播视域下，机器通过自主学习或人与机器通过对话、互动等，使机器替代人类部分工作，体现出人与机器共为主体的融合性特征。人机关系中现实人的主体地位降低，人们日常的思维、观念、精神世界等发生深刻的变革，未来智能传播技术能否无限制地自由发展，人的主体性地位是否会丧失，机器是否会替代人类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当下亟须分析与解决的问题。[1]这就需要理解智能传播的实质，需穿透人机关系的历史嬗变，立足未来人机发展态势，通过技术治理与社会干预等手段，确保智能传播时代人的主体地位，更好地将智能技术运用于传播领域，使其更好地造福人类。
一、智能传播：人机共为主体
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讲，智能传播就是人工智能传播，其实质是建立在算力、算法与大数据分析基础上对人的思维活动与过程的数字化模拟，外在地表现为传播内容、载体、途径与方式的智能化，蕴含着人机关系的迭代，是信息传播由人类作为主体走向人与机器共为主体的新格局。[2]诚然，智能传播的实质可以从人工智能认知的符号主义、连接主义与行为主义三大流派的思想进行分析，但要真正揭示其内涵应从人机关系中把握。人类通过智能技术使自身能力得以延伸，为生产与生活提供了便捷，但智能技术异化也容易导致人的异化，随着人的主体地位下降，机器的地位上升，本是工具客体的技术成为主体，人类面临被工具化的挑战与威胁。这使得传统的主客二元论的分析模式在智能传播的场景中“失灵”。智能传播也在重构着技术哲学，技术哲学在解读智能传播技术中也被解构与建构。此外，智能传播技术的自主性发展使得其平衡期充满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体现了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技术化特征。这一点只有通过智能传播中人机关系的变化去解读，才能探究现实人与机器间的范式转换，预测人机关系走向，保证人、技术与社会三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这样一来，对智能传播实质的认知可以通过人机关系的嬗变去理解，对此的哲学分析则回归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与技术产生的主体间性，杜绝脱离与人的关系去分析智能技术的实质。因此，智能传播可视为人类功能增强技术的表现形式，揭示了突破人体生理和认知极限、提升人类特定功能的本质内涵。对于智能传播来说，基于技术哲学的这一逻辑认知，在传播内容生成、传播途径建构、传播对象锁定等方面会依托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平台建设等方式，不断建构新的人机关系，打破传统理念，突破人体极限。所以，智能传播的更新可以通过人机关系的迭代表达。[3]
关注人机关系的变革可以探析智能传播的本质特征，从而倒逼人类以新的范式思考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从人与技术的二元对立到技术与人的共融发展，能够为重新审视人的价值、人的主体地位与社会发展需要三者的关系提供分析路径，这也为技术的社会治理与政府决策等提供理性依据。因此，将人的本质与技术的本质结合在一起去理解、阐释智能传播，把智能传播看作技术主导下人机关系的程度表征，这是合乎技术逻辑与认识论的。
需要指出的是，因人工智能涉及技术的保密性，只能通过智能传播的效果来探讨其本质，这种方法更能看清智能传播所引发的对传播学和人类生产、生活的革命性影响。那么，在技术哲学视域下对智能传播的功能论、场域论、价值论等进行阐释，比传统的本体论更有说服力，因为智能传播本身就是一个变量，其技术水平一直处于更新与改进之中。这种更新与改进是在智能传播的场域中实现的，通过信息传播的实现途径、方式的智能化、数据化与社会化等导致的人机关系迭代，更能反映智能传播的实质性内涵。那么，以一种“量”的指标来评判人与机器主体地位的升降幅度，反馈智能传播的实质性变化，可以从中分析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大小，以及智能传播实质性的变化。
现代传播学建立在人类作为传播者与受众体的本体论基础上，因场景变换出现的人既是传播主体也是受众体，将信息载体视为媒介，相关的传播学理论得以在人与物、人与机之间确立。那么，当人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使智能传播的机器成为新主体时，人本该作为传播主体却成为受众体、信息的接受者，传统的传播理论出现危机，传统范式被打破，人机关系的解构与建构则成为认识论分析的核心内容。
二、人机关系嬗变：传播智能化的实现
人工智能为信息传播开辟了全新的途径与方式，逐步提高了传播学的数字化与智能化程度，使信息传播的人机关系从人的主体性与技术的客体性二元对立走向人机共生与融合。从技术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智能传播领域的人机关系嬗变体现了信息传播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同时也折射出传播智能化对媒介技术哲学的重构。
1. 智能传播的阶段表征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纸质信息传播方式，改变了印刷媒体主导的控制模式与信息获取模式，使人类获取信息的效率快速提升，也成为智能传播产生的必要条件。从表1可以看出，自1956年人工智能概念出现以后，人类不断开发各种软件，人工智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在网络宽带和计算机技术的助推下，各种应用软件层出不穷，近20年来借助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更新迭代，媒介方式逐渐多样化，极大地改变了传播学的业态，呈现出信息内容多样化、传播途径多元化、传播主体异化等特征。对智能传播近年来的发展，有学者分析并归纳了智能传播的三个阶段，即孕育期、探索期与发展期。[4]这三个阶段是根据议题变迁与转向进行分析的，体现了不同发展阶段智能传播技术的标志性结果，一方面说明智能传播完全是在互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与统计分析等技术的托举下实现的，信息传播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人的部分功能逐步被机器所代替，传统的人机主客二元分析维度受到质疑；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学习使其与传媒业融合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全体现了智能传播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样一来，智能传播与经济的关联度比以往更大，人机关系的更迭速度也就更快。
历史地讲，进入21世纪的智能传播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2009年美国西北大学开发出“统计猴”软件，该软件是世界上第一个写体育简讯的智能机器，可以自我统计，不需人工干预即可进行写作，这成为后期开发机器人写作的先驱，预示着机器可以代替人类进行新闻写作。这一技术的实现使1956年计算机科学家约翰·麦卡锡提出的人工智能为“制造智能机器的科学与工程”的想法，[5]在传播学领域成为现实。此后，相继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机器写作应用软件，信息加工、生成由机器人完成，解放了人类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人类增强技术实现促进了自身能力的延伸。从此，智能传播开始改变传统的发展格局。
此外，还有一个显著的标志性事情——2016年谷歌人工智能AlphaGo战胜围棋世界冠军，这一事件不仅仅在围棋界引发了极大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标志着机器深度学习的能力已进入更高阶段。于是，开发新的应用软件以满足不同领域的运用成为软件工程师的一个主攻方向。2017年以后，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编辑和生成等环节快速发展，并使个性化、针对性生成信息内容成为可能，如美联社成为最早把部分工作交付给机器人的新闻机构之一。另外，大数据技术推动了智能传播的对象锁定与路径突破。信息的机器生成智能化、信息传播的可视化程度、信息获取方式的多样化等特点体现了智能传播与以往不同的新特征，从而改变了以往传播的主体、途径与方式，表明了智能传播取得地突飞猛进的发展，体现了传统的网络传播、社交传播与智能传播共存的新格局，大有智能传播取代传统传播的趋势。这种趋势说明信息的智能化传播范式或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导性传播方式，取代传统范式只是时间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2. 智能传播下的人机移位
智能传播使人与机器的主体地位发生变化，作为客体的机器会因智能技术的自主性而具有主体性，人的主体地位将有可能移位于机器（包括应用软件、模型等）。那么，如果机器取代人类出现了主客体互换，人类该如何控制机器？历史地看，人类之所以要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工智能，是为了减少人的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动，提高效率，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使之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革命性力量，并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经济价值，改善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显然，智能传播技术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完全是在创新驱动下实现的。在神经网络科学、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机器通过自主学习与深度学习，依靠大数据分析，以人类不可预测的速度发展，出现了“机器人记者”“机器播报”“人机对话”“生成式模型”等形态，导致机器由原来人的得力助手演变为人的竞争对手。机器替代了人类的部分或全部工作，因而具有了主体人的部分功能，出现了人机关系迭代，导致人的主体地位发生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分配方式、文化价值体系、政治经济范式都发生着深刻的变革。[6]
因此，智能技术在传播领域中的运用，使得机器从作为人类的工具转变为替代人类的某些工作，从而出现人与机器的异位现象。第一，传播媒介多样化，传统媒体如印刷品、广播、电视等走向多样化，出现了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多种自媒体，以短、平、快的方式冲击着传统媒体；
第二，传播内容大众化，传统的传播内容是由固定的人员审核后才能对外发布或是通过一定的渠道进行传播，现在却出现了由非专业人员发布的多种信息传播；
第三，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从人物关系角度讲，人是物的主体，即人理应是传播领域的主导者，但由于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使传播主体出现了多元化，在智能媒体的加持下，只要经过简单的培训就能以自媒体、短视频等形式进入信息传播领域，从而对传统媒介传播造成大的影响；
第四，传播对象目标化，智能传播依据大数据分析可以精准锁定部分群体进行信息推送。当然，这只是在人类日常生活中引发的变化，事实上在新闻业、文化传播业等行业因生成式模型如ChatGPT引发的巨变，会对传统传播技术造成极大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机器的深度学习对人的主体性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因此，面向未来的人机关系将表征为既联系又相互对立的主体间性，且很有可能机器主体性比人类更加突出。所以，这种由人工智能技术改进引发的智能传播领域的人机关系，其实质已由单纯的人物关系演变为人与机器“主体同位”的程度表征，虽然体现了人类主观能动性实现的程度，但也说明了机器所具有的能动性。所以，人机的主体移位是在机器不断替代人的脑力劳动中实现的，体现了人机关系的嬗变。
三、人机融合：智能传播的哲学追问
显然，智能传播视域下人机关系的流变，表征了信息传播领域从人与机器的二元对立走向主体共融的一元结构，在这种人机融合的架构模式下，人是可以控制机器的。但面向未来，如果不加限制地开发智能机器，可能出现机器控制人的局面，值得人们警惕。
1. 人机融合：从功能替代到主体共生
不同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技术创新，智能传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渠道，而且在重塑着传播学的未来。智能传播和传统传播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人的主体地位的变化，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或在人与机器的融合中，从开始的功能让位走向主体换位，即机器成为部分主体并替代人类的部分职能。这种人机关系表征从功能移位转向主体异位，是智能传播要分析、解决的事情。这不仅是一个技术现象，而且是一个哲学问题，需要回到哲学层面去追问智能传播的本质是什么。不难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播学领域的运用，最初是为了解放人的劳动，且确实推动了信息传播的主体、方式、内容与途径的变革，并为传播学注入新内涵，只是今天及未来的智能机器“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7]于是，从开始的功能替代到传播主体的异位，当这种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强大到接近人脑的时候，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可能不保。人类不得不反思，不能仅关注智能传播引发的传播学内涵、特征及意义的变革，更应该知道如何控制智能传播的节奏与方式，使之向对人类有益的方向发展。因此，要在人类主观能动性发挥与智能传播技术研发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于是，智能传播的伦理控制论分析应运而生。因为人们显然已认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机器如果真能替代人类或是控制人类，未来的人机关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类如果不加控制地发展智能传播，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这成为现代传播学思考的重要伦理问题。从智能传播的角度讲，其中涉及的技术问题、科学家责任问题、传播控制问题、社会治理问题等，已从传播学领域扩展到技术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领域，需要这些学科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共同探讨一种方案，通过这一方案的实施既要使智能传播为人类造福，不能无限制地放任智能技术发展，也要保持人的主体性地位回归，人要对技术进行绝对控制。
2. 技术控制：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人机融合表征的信息传播中机器替代人的功能，这是社会技术化的历史必然，也是人类走向技术轴心时代的起步阶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面向技术的轴心时代的到来，人类如何控制技术，成为技术哲学讨论的重要命题，更激发媒介技术哲学对智能传播引发系列问题的综合思考。从技术本体论来讲，智能传播的核心技术是计算机软件，通过模型化语言程序实现了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与自主学习，成为介于人与工具间的新事物，表现出的类人性既与人类的认知不同，也与传统的工具职能不同，从而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人机关系格局，割裂了以往的人机界限，形成一种新的人机协作、融合而又对立的新态势。这一新事物作为一种新生力量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内容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拓展了传播途径，给建立在传统人机二分基础上的伦理规范和法律法规带来严峻挑战。[8]
这种挑战，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技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确保人类控制技术的前提下要放弃工具理性，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约束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解这种威胁，通过控制人的主观能动性解决新人机关系中潜在的危机，还人类以主体性地位。但是，又不能阻挡智能传播带来的信息便捷多元化的方式、多样性的内容等现实场景的建构，只有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大，激发人的创造性与人力资源的有效运用，才能做到人机融合基础上的分离，也即实现人机融合后的人机共同合作，实现共同主体的新型传播格局。
但这样的价值理性实现要建立在技术伦理的考察上。技术专家有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在智能传播的快速化发展下，通过信息传播主体、传播途径、传播效果以及受众上体现的巨大优势表征其研发价值。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中，智能传播设计者的主体地位是其价值实现，但造成的结果是人机关系中主客体地位的异位，人逐渐远离传播主体，机器逐步成为传播主体，形成人机共生与融合的局面，机器大有取代人类之势，这使传播学不得不面对新的学术架构并调整其内涵。因此，从智能传播技术的本体论讲，由于人类软件的广泛开发涉及传播领域中的诸多运用，从而使传播学的边界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传统的通过固定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所形成的二元关系必定受到破坏，人机共生将是未来人机关系的终极形态。
可以看出，这场智能传播技术革命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人类的技术变革，这是一场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技术创新对人类的生活与生产影响都深刻的革命，其不仅表现为在器物层面给人类带来便利，更为重要的是已经引发人类在思想与观念层面的巨大变化。因此，不能以传统的哲学观点去分析这场革命，否则就会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淖，低估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形。正如400多年前望远镜制造技术的改进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一样，智能技术的突破也会推动现代传播学的发展。只是智能传播技术不能超越人类的把控，正如人类对克隆技术的控制一样，要对智能传播技术进行控制与治理，不能任其发展，因此需要社会干预。
四、人机关系新格局：从技术伦理到社会干预
既然人类不可能阻挡智能传播技术的发展，那么人机共生融合的格局就是最好的运行方式，人类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历史地看，人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肯定会出现重大的技术突破，把人类的生活推向一个新层次，同时也把人类文明推到一个新形态。那么，智能传播视域下的人机新关系一定要基于技术伦理进行社会干预才能达到平衡。
1. 协调经济：资本与技术的平衡
智能传播领域的人机关系需要考量技术与经济的关系，因为人工智能技术是在资本投入下才得以极大地发展，技术创收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智能传播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如“流量经济”，说明信息传播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作用和影响。历史地看，智能传播的发展与当时经济全球化有极大的关系，人工智能的起步阶段正处于经济全球化中，人们的经济行为、社会活动与技术研发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大量的信息，因而传播速度、方式与内容自然成为某些行业极为关注的焦点。[9]所以，在资本投入与技术创收的平衡实现上，智能传播视域下人机关系的最终形态一定是传播技术、人类社会、传播学与现实人四者协调发展的新型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这种关系的深刻变化充分说明了技术通过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科学进步的历史规律，其核心要素就是现实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四者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重心不同，但是不论社会怎么变化，人作为核心主体的地位始终不变。
不过，现在不得不面对的是，智能媒介技术使人与机器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从而导致哲学意义上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重新认知。从人类认知世界的角度讲，人是主体，认识对象是客体，机器本应是客体，但当机器通过深度学习而产生对世界的新认知时，人与机器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机器不仅能生产知识，而且还可以传播知识信息，机器本是客体却具备了主体功能，这一关系建构了智能传播视域下的主客体的异化。在信息传播中，因机器不受精力和时间的限制，机器替代人或许使经济成本降低效益增加。因此，要立足社会经济分析人机关系的嬗变给人带来的观念、思想的变化。从智能机器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来分析其引发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成为基于社会经济分析人机关系的逻辑起点。
从这一起点出发，智能机器本是人类研发的客体对象，但是当机器拥有“创造”职能且具有主体性时，也带来了经济效益，当这种主体性超越人类的主体性时，人机共生融合的场景是否能维持，未来人对机器是否还具有传统意义上的自主权或支配权就值得怀疑，所以需要通过协调经济达到资本投入与技术研发的平衡。按照技术哲学的奠基人卡普的观点，智能机器作为人类增强技术的实现方式，本是人的器官的技术延伸，理应受人的控制与支配，但现实场景是智能传播的多元化导致某些时候的“失控”，特别是当下大量自媒体、公众号、微博等的出现，形成“流量经济”，“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0]这样一来，智能机器的研发者、使用者与信息传播的受众体这三类不同的现实人建构了新型的社会关系，解构了传统媒介视域下的人人关系。因此人机关系在智能传播时代的嬗变已完全超越了传统的人与物、人与人的范畴，成为基于社会需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表达的新生事物。
2. 技术牵制：人机关系的动态平衡
把智能传播中的人机关系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态发展中，则可以依据人的主体地位的变化来牵制智能传播的发展，通过社会干预与技术伦理，实现人机关系的动态平衡，避免出现智能传播的过度研发。从生产力变革的角度看，传统的知识信息的生产能力与传播途径方式，被智能传播技术取代是一种革命性的生产力解放，智能传播所涉及的机器是多样化的工具与手段，其以软件开发运用为本体，既是客观物质力量又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程度的表征，且更新迭代速度快，这种快节奏的传播方式体现了智能与载体结合形成的强大生产力，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的技术决定论或是工具论的范畴。作为智能传播的物质载体是多样化的，可是手机、平板、电脑等各种媒介，也可以是微信群、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平台，人们可以以极简单、极易操作的方式将信息内容以几何级数进行传播。这种情形就给信息传播的管理带来了诸多挑战，如果传播的是正面信息，无疑是有利于大众的；
如果是消极信息或是谣言，则是非常可怕的。于是，出于监管的需要，大量网络内容需要审查人员投入非常多的精力，在人的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关键词、图片过滤等智能软件相继开发，协助人类进行相关的工作。再从传播主体来看，原本现实的人是传播的主体，智能传播异化为主体后，形成了共生互构的复合主体，这种新型人机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但是，这种新型人机关系所表征的智能传播本体仍是软件，不过可以从历史认知、哲学分析、政府干预、技术治理、资本运作与科学家责任伦理等方面共同参与决策，从根本上对智能传播进行规范。
当然，这几个方面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智能技术运用于传播领域不同认知的具体分析，其共同作用于智能传播的。也就是说，智能传播视域下人机关系的主、客体异化的现实，迫使人类不得不思考，未来的智能传播技术研发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上该如何做出选择和判断，是继续加大智能传播技术的开发力度，还是保持在一定量的基础上做适当的停顿，这也为“乐观论”与“悲观论”提供了依据。对此，一些学者主张人与机器的关系会达到一种和谐共生的发展状态；
有些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未来或将超越人类甚至控制人类，从而为人类带来威胁，主张要控制人工智能的发展，尤其要控制智能传播带来的某些危害。[11]从智能传播技术研发角度讲，科学家有实现自身能力的需要，这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具体表现；
从社会经济角度讲，为技术研发而投入的资本理应有回报，即体现其经济价值与效益；
从哲学的角度讲，某项技术的上市理应在伦理的层面考虑其带来的社会影响，不符合伦理价值规范的技术是不能在现实社会运行的。尽管从不同角度对智能传播视域下人机关系的分析可以形成不同的结论，但应该回到科学家的责任伦理上，或是说从人的主观能动性角度出发权衡其发展方向与内容，也可以说未来的人机关系必须实现人的主体性回归，这样才能实现人类主宰技术而不是智能机器主宰人类。
五、余思
立足科技创新研究智能传播视域下的人机关系，不仅是为了回顾人与机器主客二元关系中主体地位的变化，更重要的是通过阐释人机关系的嬗变为未来的智能传播“把脉”。未来的智能传播技术研发，以人类为中心的原则不可变，技术必须为人类造福而不是主宰人类。人类要实现这一目标，协调人机关系是一个可控的视角，且需要发展媒介技术哲学，强化对智能技术的反思，要对正在走向人机共生的传播学有清醒的认知。这也彰显了智能传播视域下人机关系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1. 以媒介技术哲学反思智能传播技术：走向一元融合
对于媒介技术的哲学思考，不论是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思想还是莱文森的媒介环境演化思想，或是其他一些学者的媒介技术哲学思想，往往是建立在技术存在的基点上，虽然其中也涉及人与技术的关系，但基本是以人与技术的主客二元论进行的分析。但是现在的情形是，人工智能技术催生了诸多新媒介，这些新媒介技术迫使对智能技术的反思不再以传统的二元论思维去研究，[12]因为现实正走向人与技术高度融合的一元关系。这种新型的人机关系一方面解放了人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另一方面使人的主体地位降低，主要表现在机器的替代性上。这样一来，伴随智能技术在媒介中不断运用，媒介技术哲学成为反思与对抗智能技术的社会力量，实现哲学层面的社会干预，其核心目的就是在智能传播中保持人类的中心地位，不能被技术所主宰，人与技术的共生融合不能失去人对技术的控制，但也不是人与技术的二元对立。
智能传播中人机关系的更迭说明了智能传播技术的更新与改进速度快，新媒介成为人与技术共生融合的新产物，因此媒介技术哲学范式的新思考也是逻辑的必然。[13]当然，人机关系的嬗变也是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互构式发展的结果，人工智能始终在模拟人类的思维方式，这也成为人机一元论的技术起点。但是，不论是基于哪种人类认知方式，最终形成的话题是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越人类智能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超越专业人士，而且能突破人类身体的极限。如果将来的信息传播应用软件、生成式模型等更加高级、先进，甚至超越了人类的控制，本是由人主导的信息传播转变为机器主导，使人彻底失去主体地位而成为客体，人工智能具备了类人意识时，该如何面对？这就需要通过媒介技术哲学去反思和影响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
此外，还需考察智能传播中的媒介形态，探讨媒介技术哲学新的分析路径，或许也可以从技术革命理论的角度分析人机关系迭代引发的内涵变化，因为“媒介或人工智能仍然需要一次重要的技术革命，以实现人与机器的‘心有灵犀”。[14]这样一来，未来的媒介技术哲学就可以立足社会去关注人与技术的关系，传统建立在对技术的哲学考量上的技术存在论、工具论、决定论等学术主张，都是基于技术体现的物质世界分析技术的实质，而未来媒介技术哲学则是在信息传播的基底上建构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社会伦理、价值。如果把媒介当作社会的技术座驾，则一定会对人、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因而人机关系研究会丰富和发展媒介技术哲学和传播学的内容。
2. 从人的行为到机器行为：未来传播学的人机关系
智能传播领域人机关系的更迭，不仅折射出对媒介技术哲学的对抗性需要，而且也在不断丰富着传播学的内涵，体现了传统的人的自主行为会发展到技术的自主性行为，即从人的行为到机器行为的转换，表征了人机关系在传播学中的重要性。智能传播具有与以往不同的传播途径、方式、信息生成及主体构成，吸引不同的学者、管理者、技术专家形成不同的学术主张，喻国明、彭兰、陈昌凤、张洪忠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形成了独到的观点，虽然存在一些争论，但都认为智能传播技术会对人类日常生产、生活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正在改变着传播学内涵与分析路径而引发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与思考。这就预示着，传统的传播学理论在智能传播技术更迭的创新驱动下，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建立的传播学研究范式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挑战，机器行为范式成为智能传播时代传播学研究的新路径，[15]而且“传播学的内涵式发展也会考虑人作为基点”。[16]
因此，智能传播技术的发展要立足于为人类造福，信息传播中人的行为被机器部分替代后形成的机器行为，同样是为人类服务而不是完全的技术自主，“人作为智能的造物者，不会停止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科技探索，技术作为‘机之为人的服务者，不会停止提高生产能效和无止境地更新迭代”。[17]但是，未来的智能传播技术研发必须从人与社会的需要出发，人类要保证智能传播技术在“质”的规定下做到“量”的发展，不能任其自由发展，从而回归人的主体地位。从传播学的发展史看，传播学就是在对传播技术生成媒介的理性思考中逐步发展的，那么伴随智能技术的发展，新的媒介技术不断改进，人机关系也在动态中发生变化，传播学的内容也在不断重构。未来信息传播的机器行为会逐步增加，同时会导致人的行为减少，这是技术发展的历史必然，在这一动态发展中，传播学要从传播主体、传播方式、途径与信息内容生成等方面反馈智能技术的研发，像媒介技术哲学一样影响智能技术的发展，将其立于可控的范围内，不能任其自主式发展，以更好地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
综上所述，文章通过智能传播视域下人机关系嬗变的研究，旨在探讨人机关系迭代的视域下未来智能传播技术的理性发展，了解人与智能传播技术统一、协调的辩证发展关系，充分认识人机关系中人的主体地位回归的现实意义，体现人的主导性地位，从而使智能传播为人类社会发展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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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mutation of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ZHU Yu-feng， LI Shu-xue（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has greatly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generation， transmission path，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transmission subjects， and etc.， deconstructed the paradigm of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hings， constructed a new typ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This process caused the change in the binary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humanity has been challenged. And thus， this article aim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nter-subjectivity generated by the changes of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from the view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axi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return of human subjectivity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via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intervention. Therefore， the new type of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will certainly enrich and develop the philosophy of media technology. The connot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will correspondingly change as the path changes from human behavior to machine behavior.
Key words：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subjectivity; analysis from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