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军
内容提要: 约瑟夫·康拉德的文化身份一直以来是学界争议的焦点。然而,无论如何争议,康拉德的英国人的公民身份是无可置疑的,但其特殊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具有人类意识的波兰裔英国人,是“一位全球化的世界公民”。首先,出于对英国海洋文化传统的热爱,康拉德选择成为一名英国人,一名英国作家,从而拥有了让自己骄傲的英国人的文化身份;其次,作为一个外来文化的闯入者,康拉德在英国依然是一个文化流浪者,一个有着多种文化印记的英国人;此外,多年穿梭于陆地和海洋、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生活,形成了康拉德多元文化意识和人类意识,使得康拉德并不像英国传统冒险作家那样,鼓吹英国帝国主义的正当性与白人的优越性,而是以跨文化的视角书写人类共同的故事。
波兰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小说中的种族、他者、性别、话语、身份等问题一直是现代文化研究的热点话题,特别是其文化身份问题,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康拉德17岁离开波兰前往法国,后来选择加入了英国商船队并最终定居英国。选择成为一名英国人,并非康拉德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出于他个人对英国海洋文化传统的特别偏好与不懈追求。然而,康拉德不只具有英国的文化身份,在他身上多种文化身份交织并存,使他成为一个文化综合体,一个文化矛盾体。欧文·诺里斯(Owen Knowles)如此评论道:“正如他们的回忆表明,他[康拉德]可以被看作好多角色——英国乡村绅士、法国花花公子、‘黝黑’的斯拉夫人,甚至偶尔会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东方人’”(转引自Stape 3)。康拉德选择成为一名英国人,并选择做一名英国作家,用自己并不擅长的英语进行写作,因此拥有了让自己骄傲的英国人的文化身份。然而,康拉德在寻找并确认个人文化身份的过程中,经历了多种文化的浸润,也经历了多个文化觉醒的阶段,最后成了一个能容纳多种文化身份的世界人。正是这种文化身份特质,使康拉德能够用双重或多重视角,而不是以孤立片面的方式来观察和对待世界各种文化,形成了他跨文化写作的世界视野。
海洋在康拉德的现实生活和虚构的小说世界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早年大海上的水手经历,康拉德可能会一无所有。在康拉德的作品中,海洋小说占据其文学创作的主导地位,如《吉姆爷》(Lord Jim,1900)、《走投无路》(The End of the Tether,1902)、《青春》(“Youth”,1902)、《阴暗线》(The Shadow Line,1917)、《台风》(Typhoon,1902)等。在《个人记录》(A Personal Record,1911)中,康拉德道出了他写海洋小说的原因,他说:“我想表达我对海洋、对船舶以及船员们的敬意,因为我曾受惠于他们,是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Conrad 1996:6)。
康拉德对海洋的迷恋源于他早年的阅读兴趣,小时候的他特别喜爱读《唐·吉诃德》(Don Quixote,1605)一类的冒险故事,他甚至在自己后来的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与唐·吉诃德相似的人物——“海大王”林格,一个海上的唐·吉诃德。童年的康拉德对水手的海外探险故事更着迷,据他的一个童年的玩伴回忆说:“这个奇怪的男孩[康拉德],给我们这些他童年的伙伴们讲过很多精彩的故事,很多故事都是关于大海、航船和遥远的异域国家的。似乎,海水的咸盐味已经融入康拉德的血液中了”(Najder 143)。在其散文《地理及探险者们》(“Geography and Some Explorers”)中,康拉德这样描述他的学生时代:“一天,我在地图上指着非洲的中心位置,向所有人宣布,我将来某天一定要去那里”(Conrad 1926:16)。在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1899)中,康拉德通过故事的叙述者马洛之口,再次表达了他童年时要去探险的豪言壮语:“要知道在我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我就对地图十分感兴趣。[……]当我看到地图上某个对我特别具有诱惑力的空白点(不过它们似乎全都如此)的时候,我就会把一个指头按在上面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到那儿去”(康拉德2012:17)。
1878年康拉德加入英国商船队,借助水手职业的优势,他几乎游历了全世界。对自己水手职业的选择,康拉德自己后来说:“这不足为奇——我经过深思熟虑,才选择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水手],对此,我没有丝毫犹豫和彷徨。这种环境[水手生活]给予我完整的身份认证,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明,即: 如果我不归属于他们,那么我什么都不是”(Conrad 2004:144—145)。欧文·诺里斯(Owen Norris)在他的随笔《康拉德的生活》(“Conrad"s Life”)中也写道:“在康拉德15—17岁时,他反复表达着出海远航的愿望,这让他的监护人[舅舅塔丢斯(Tadeusz Bobrowski)]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对于一个生活在内陆国家的孩子来说,他有这样的愿望纯粹是奇怪之极,他的许多亲戚认为这种举动要么是唐·吉诃德式的愚蠢,要么是可耻的‘背叛国家’的行为”(转引自Stape 7)。在其《个人记录》中,康拉德提到,他的舅舅不光自己尽其所能地想要改变外甥的决定,还向康拉德的家庭老师亚当·普尔曼(Adam Pulman)寻求帮助,想让他劝阻康拉德放弃水手梦。可是,固执的康拉德还是不愿屈服,老师普尔曼最终精疲力竭,放弃劝说,无奈地说道:“你真是个无可救药、毫无希望的唐·吉诃德”(Conrad 1996:24)。
康拉德走向海洋的这种冲动,连他自己也解释不清,他在《台风》中描写马克惠船长时写道,他原是“事事称心适意,偏要跑到海上去,到底受了什么引诱呢,天底下什么事能有这么大的引诱力呢,这可没法理解了。可是他15岁时竟干下了这桩事。[……]有一只庞大强悍而无形的手,[……]驱使许多不自觉的面孔往不可思议的目标和梦想不到的方向躜奔”(康拉德1995:51)。康拉德如此痴迷于海洋和海洋生活,可能因为他受到早年阅读的各种历险小说的影响,也可能是作为一个沙俄政治犯的儿子,他想逃离压抑、伤心的波兰;或者康拉德想通过改变环境,清除童年流亡生活给他心理上留下的阴影,在自由的大海上释放他的情怀、找寻生活的意义。大海就是康拉德生活的精神动力,航船就是他漂泊在大海上的自由之家。他说:“她[大海]是我最深的信念,也许我应该说,从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来说,我对她的热爱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最真挚的感情。[……]对于我而言,海洋、船只,他们已经不单是物质的存在物了,而是指引我人生前进道路的精神寄托——一种永远向前的冒险精神”(康拉德2006:369)。
康拉德选择走向以英法为代表的海洋国家,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那里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发源地。在康拉德的眼中,早期英国是“一个支持自由、对难民友好的大国,积极推行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Ford 57—58)。F.R.利维斯(F.R.Leavis,1895—1978)也指出:“[……]如果康拉德的著作跟大海有关,那也是附带而已。但是为英国商船队工作对他而言既是客观事实,也是精神象征,而且是促使他选择做水手的所有兴趣与激情所在,这使得他能够随时随地轻松驾驭他的作品,使其充满生机”(Leavis 1954:28)。康拉德本人也曾说:“我走向世界,从法国到英国,在这两个国家我从未感觉自己是陌生人,从思想到制度丝毫没有不适应的感觉”(康拉德1985: 译本序5)。
海洋贸易、远洋冒险是英国的文化传统,康拉德偏爱海洋、迷恋远洋冒险生活的行为,无意中追随了大英帝国的海外冒险传统。19世纪是英国海上力量最为辉煌的世纪,当时英国二分之一的商船从事对外运输,几乎占世界海上运输量的一半。弗雷德里克·詹姆斯(Frederick James,1845—1907)指出,大海“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借以将其分散的立足点和前哨聚集在一起的因素,通过这些立足点和前哨,它能慢慢地实现有时狂暴有时安静而恶毒地向地球上资本主义外围地带的渗透”(199)。海洋与英国人的性格息息相关,长期的艰难的航海历程铸就了英国民族特有的商船伦理传统(traditional ethics of British Merchant Service),航海精神已经上升为英国的民族神话,与之相关的水手的职业道德和精神也感召着人们对生活的努力。正是这种传统吸引着康拉德,让他深深地爱上了英国,他说:“有一些人曾经说过,航海是英国人的第二本性,这话千真万确”(康拉德2006:369)。
在当时的英国,水手们被视为国家英雄,他们一次次在人们羡慕和渴求的喧嚷声中驶离家乡,去冒险、去创造财富、去赢得荣誉。康拉德崇尚这样的海洋文化精神,羡慕那些英雄的水手们的杰出表现,他在诺福克海岸边的英国水手们身上,看到他们身上体现出一种独特的英国式的海洋精神,以及一种认真、执着而理性的人生态度,也正是这种英国文化精神让康拉德在最终选择法国文化还是英国文化时找到了答案。康拉德选择成为一名英国水手,一名英国人,并后来通过文学创作歌颂大海、歌颂试图征服大海的水手,特别是歌颂英国水手“从人类艰苦的劳作之中,他能够生出最真诚的同情,不单是针对个人,还包含着最深刻的对于人类命运的思考”(同上381)。所以,康拉德选择海洋冒险生活的真正动机,就是对于英国这个海洋帝国的向往。利维斯说:“康拉德对英国商船社所代表的那种人类成就——传统、规训和道德理想,确实抱有极强的信念”(利维斯2002:333)。
康拉德选择走向大海,成了一个海洋之子,长期的海上漂泊让康拉德对祖国、家园等极为敏感,渴望有一个可以归属的集体,一个精神与情感的“家”。1878年康拉德离开法国船队,加入了英国商船队。在这里,康拉德很快被大家所接受,拥有了一大批 “兄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家的归属。事实上,当康拉德一踏上英国的土地后,就立即喜欢上了这个陌生的国度。塞德里克·瓦兹(Cedric Watts)写道:“如果康拉德曾身为英国蒂尔伯里(Tilbury)码头上激动亲吻地面的移民中的一员,他或许会带着贵族式的厌恶表情离开人群;但是毫无疑问,福特笔下记录的康拉德对英国的热爱,完全与康拉德抵达英国时的心情相吻合”(Watts 21)。康拉德的文学挚友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曾评论说:“由于狄更斯、马瑞雅舰长、柯克船长和北极探险家富兰克林,他[康拉德]早就把英国视为圣坛”(187)。有学者认为,英国商船给康拉德“提供了一个充满‘兄弟’情谊的第二家庭,那里的集体生活建立在英国商船旗所代表的价值观念之上,如忠诚团结的品质、社会等级体系以及经久不衰的传统和在劳动实际中形成的行为准则”(Stape 8)。
在英国,康拉德的确感受到了家的归属感,他的亲戚朋友对他成为英国人,都感到非常开心。康拉德的舅舅塔丢斯就为康拉德加入英国感到非常开心,他曾多次建议康拉德加入英国国籍:“康拉德后来意识到他需要一个团队归属。他的舅舅塔丢斯非常推崇英国的社会团体,这就是他多次建议康拉德加入英国国籍的原因”(Girdhari 27)。在给舅舅的信中,康拉德讲到英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并强调这种自由只存在于英国。康拉德追求这种自由,梦想“成为一个自由国家的自由公民……”,因为,“在康拉德童年时代,很少有波兰人能够像英国人一样享受这种民族国家所带来的安全感,因为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波兰实际上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Spittles 2)。福特也指出,康拉德的确在英国找到了他所向往的自由感,他强调说:“上个世纪,如果你去蒂尔伯里码头,你会看到波兰犹太移民举家登陆。他们脚一着地,就会叩拜、亲吻这片自由的土地……英格兰在康拉德早期眼里面,是一个支持自由、对难民友好、积极推行英国强权下世界和平的世界强国”(Ford 57—58)。
加入了英国商船队后,虽然只是一名新入团队的“英国人”,但康拉德却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正统的英国人。他对英国的风土人情,可谓无一不爱,有时甚至表现得比一般英国人更要喜爱他们的祖国,认为“只有在英国旗帜下才能找到自由(liberty,which can be only found under the English flag)”(Watts 59)。在其杂文《自信》(“Confidence”)中,康拉德极具热情地赞美那面带有“一点红色”的英国商船旗帜:“若非英国国旗的存在,我想这面红色旗帜很可能会被最激进的革命者所利用吧,[……][它]给予了我们坚定的目标、持续不断奋进的动力,并且还给我们大英帝国提供了维持世界和平最充分的资本和条件”(康拉德2006:399)。
康拉德的很多故事都围绕英国海洋文化传统展开的,其目的不仅仅要取悦英国读者,也是康拉德内心对英国文化膜拜的真情流露。比如,在小说《台风》中,康拉德赞扬了一位来自英国的白人船长——英雄的马克惠船长,康拉德偏爱他的一个原因也许就是,他从马克惠船长身上看到了英国的海洋精神。同样,其小说《“水仙号”上的黑水手》(The Nigger of the“Narcissus”,1897)也是一部书写英国爱国精神的作品,有学者评论道:“通过对大海及‘水仙号’上船员们的大家庭的描写,康拉德含蓄地强调,是某种精神纽带将他与英格兰连在了一起”(Stape 11)。其实,小说《“水仙号”上的黑水手》的背景设置,本身就有深刻的用意。在康拉德的现实生活中,“水仙号”的航行最终抵达的是法国的敦刻尔克,然而在小说中,航行的终点却变成了英国的伦敦,充分说明了他对英国的青睐。另外,在《吉姆爷》中,“帕特纳”号船的船长及重要成员都是英国人。虽然,船长和吉姆一行人放弃施救正在下沉的船,跳船逃生,但此后吉姆的赎罪过程又表现出了英国人的优秀品质。还有,在其短篇小说《青春》中,故事以损失惨重的“朱迪埃”号船的航行描写为背景,赞美了英国水手的良好品德和主导航船的绝对领导力,小说里有很多赞扬英国船员高尚职业道德的话语。有学者对此评论道:“这个故事通过详细描绘英国船员们的勇敢精神,阐释了英国爱国神话的创造过程”(Watts 60)。实际上,“朱迪埃”号的航行经历是根据康拉德本人于1882—1883年在 “巴勒斯坦”号上的航行经历改编而成。现实中“巴勒斯坦”号上的船员由各色各类人组成,有黑人、比利时人、爱尔兰人、两名丹麦人和一名丹麦的服务生、一名挪威人等。然而在小说《青春》中,“朱迪埃”号船的船长则是一个非凡的英国人,其他的官员有一个爱尔兰人,当然还有一个波兰人。康拉德特意将表现出色的船长与船员都写成英国人,因为“康拉德想要特别理想化英国商船队传统的、专业的非凡品质”(同上60)。
另外,康拉德在作品中塑造了很多有缺陷的白人主人公,他们大多数被批判、被嘲弄、被讽刺,但只有英国人得到了少有的肯定和赞扬,认为英国人是白人殖民者的典范。他在小说《诺斯托罗莫》(Nostromo,1904)写道:“为了在美洲实现自由的理想,有几个英国人抛头颅,洒热血”,“他所到之处,都看到英国人总是站在自由军的前排”(康拉德2015:27—28)。在小说《拯救》(The Rescue,1920)的手稿中,康拉德写道:“那些默默无闻的文明的引导者中的一员,在进步发展过程中,他们是管理者、勇士、创造者[……]”(转引自吕伟民106)。特别是在《卡伦: 一段回忆》(“Karain:A Memory”,1897)中,康拉德描绘了当地部落首领卡伦对大英帝国的崇拜和迷信。在卡伦眼里,大英帝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度,女王如上帝一样的存在。小说写道:“他非常着迷于那个王权持有者,他权力的影子从世界西部延伸过大地、延伸过大海,远远超越了他所征服陆地的范围”(Conrad 1895:12—13)。卡伦认为大英帝国是优秀殖民主义的代表,他对英国王权强烈的偏爱和加入英格兰的渴望反映出康拉德相同的愿望。
康拉德热爱大海、定居英国并选择用英语写作,表明了对英国文化身份的认同,但是,康拉德并没有像那些欧洲帝国传统冒险作家那样,从一个单一文化的视角,孤立地、片面地看待“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布莱恩·斯皮特尔(Brian Spittles)指出:“约瑟夫·康拉德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作家,但这不是指一般意义上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不同,而是特指康拉德的生活方式和他所从事的两项职业,使他在英国文学中有别于他之前,甚至他之后的近现代小说家”(Spittles 1)。康拉德的航海生活使得他能够领略世界各地的文化和习俗(包括亚洲、澳洲、美洲、和非洲),他的所见所闻是任何其他作家都无法堪比的,这也使得康拉德的作品有着非同一般的超越时空的多元文化视域。有研究者评论说:“一直以来无法完全融入后来选择的英国文化,康拉德充分利用自己以前当英国海员时周游世界各地的文化经历,以文学创作的形式,从众多视角探索世界文化冲突和文化孤立问题”(George 235)。
首先,康拉德的异域冒险小说对来自“自我”与“他者”世界的这些各色文化背景的人物提供了文化接触的舞台。比如,《诺斯托罗莫》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小说中的人物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内容涉及欧洲文化、南美文化、当地土著文化等。《诺斯托罗莫》显然类似于当今地球村的一个缩影,是现在全球化的典型代表。不只是《诺斯托罗莫》具有这样跨文化的特点,可以说康拉德所有作品都是文化杂糅的结晶,几乎没有哪一部小说以某个单独文化为背景的。特里·柯林斯(Terry Collits)认为康拉德是个跨文化的发言人,与现在致力于推动文明对话的思想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有共同之处。柯林斯是如此评论萨义德和康拉德之间的相似性的:“康拉德使得萨义德等人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他们居住的世界,以此创造认识世界的新方法,从而推进探索世界手段的创新”(Collits 35)。
其次,除了混杂的人物文化上的碰撞,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与人以及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也是康拉德异域冒险小说的主要关注点。康拉德的很多小说都是关于个人与社会群体间关系的故事,共同的信念和认识,以及为了保留这份信念的责任是维护群体生存的关键。无论是白人还是马来人,他们的生活主题似乎都是身份认知,都是在通过个人与社会群体关系,或家庭与社会群体关系来寻求身份认同。比如,在康拉德的前两部小说中,阿尔迈耶和威廉斯都已失去了他们的父亲,他在异域世界尝试通过选择一个临时父亲,来找到自己的归属,因为有了父亲的名分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甚至,连奥马尔,一个刑事犯、海盗、海上恐怖实施者,也需要群体陪伴。所以,无论种族、民族、宗教、文化,人类本就是一家,平等相爱的一家。但是,康拉德清醒地意识到了人类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偏见,他在名为《独裁与战争》(“Autocracy and War”,1905)的文章中指出,以民族、种族、国家为群体进行分类的人类,内心中往往都有种完全无意识的种族偏见(康拉德2000:126)。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西方冒险文学作家,康拉德能够摆脱白人种族中心主义思想偏见,以跨文化视角,既写到了不一样的“他者”,也写到了有缺陷的“自我”。那些曾经在传统的帝国冒险故事中被描述为杰出非凡、无所不能的白人英雄主人公,在康拉德的笔下都失去了光彩。他们表现出的更多是缺陷,如好色冲动、道德败坏、行动上无能。比如,吉姆逃离帕特纳、阿尔迈耶深陷在他的“阿尔迈耶的愚蠢”贸易站里、威廉斯不体面的自杀、孤傲的古尔德在追求财富中迷失了方向,以及在非洲殖民地堕落的库尔茨等等。相反,康拉德更乐意接受非欧洲人的主体性,赋予异域世界的土著人物更多的主动性,如达因、爱伊莎、巴巴拉蚩、妮娜、丹·瓦利斯等,让他们在白人的世界内开口说出话、表达自我,这些做法将康拉德与其他帝国冒险作家区分开了。沃克·乔治(Walker George)对此表达了这样的说法:“康拉德探究那些被隔绝在某个文化群体之外的人的行为、那些发挥想象力去找寻感受不同文化可能性的人的行为、那些被某个文化群体大多人拒绝体验他们文化的人的行为”(George 235)。安德里亚·怀特(Andrea White)评论道:“康拉德的创作的确是以解构传统为目的,他借用帝国冒险小说的传统形式,解构颠覆了传统冒险小说中的帝国神话模式”(White194)。
另外,康拉德写到了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正面接触与对话。罗杰·鲍文(Roger Bowen)声称,那些关注全球历史、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读者和学者,应该对康拉德非常的熟悉,或者至少熟悉少数他已传达给读者的话语和人物。“在世纪之交,摩尔所说的康拉德的‘现代状态’已经有发展成为后现代的倾向;检验康拉德对当今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或许就是要看到他给发端于20世纪的全球化潮流所带来的那些复杂的观察视角”(Bowen40)。康拉德的小说就像五光十色的世界大舞台,背景在欧洲、亚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之间转换,不同种族的人物纷纷登台亮相,有欧洲殖民者,如英国人、德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有小丑似的俄国人,有罗曼亲王这样的波兰人,还有以群体形式出现的中国苦力、非洲黑人、印度人和马来人等等,形成一个文明对话与冲突的大舞台。萨义德写到的文化帝国主义,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这些已经被100多年前的康拉德写进了文学作品。正如柯林斯指出的那样,康拉德的小说最逼真地呈现了欧洲“自我”世界与欧洲以外的异域“他者”世界的邂逅。“在康拉德的时代,没有哪个小说家像他那样,受到横跨20世纪的学术、文学、政治、文化和全球变化的彻底影响”(Collits 3)。马娅·亚桑诺夫(Maya Jasanoff)写道:“康拉德不会知晓‘全球化’这个词汇,但从沙俄行省远涉重洋来到英国安家的这一旅程却使得他将‘全球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自己的全球化视角融入了一部又一部严重基于个人经历和真实世界的小说当中”(Jasanoff 7)。
康拉德起初也是以英国文化为中心认识世界,但是后来,没有文化根基的康拉德,借助英国海员的职业,在遭遇世界多种文化冲击之后,开始仔细认识和思考非我族类的“他者”世界。因而,康拉德文化身份虽然是英国人,但他不像英国传统帝国冒险作家那样,仅仅只是使用一种预设观念和立场书写异域“他者”世界。康拉德的文化观念,就像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小说人物]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从《阿尔迈耶的愚蠢》中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内向自私、最后自我毁灭的人物,到《流浪者》中一个无私、谦让、外向宽容、追求人类团结而忘我的英雄人物”(Girdhari 9),由此,人物从自我的中心渐渐走向世界,从单一的文化观念逐渐转向双重性的跨文化意识,最终他能够站在人类文明的中心,以跨文化的视角书写人类共同家园故事。乔治甚至认为,康拉德在他的小说中探讨的人类文化意识显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当今世界人类应当具备的文化意识相同,即“文化意识——即辨别一个文化的构成,了解文化如何影响人的行为,尊重文化多样性——是世界教育的核心所在”(George 225)。康拉德尊重不同文化的复杂性、模糊性和自相矛盾性,能够以更宽广的跨文化视野来看待世界和人类社会,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解决文化冲突的密钥: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康拉德的祖国是欧洲内陆国家波兰,但他热爱大海,向往自由,只身来到了代表理性与自由传统的英国。相对他原有的波兰文化身份而言,英国应当是一个与他陌生的“他者”,但他却被这个国家温和理性、但又追求自由冒险的海洋文化传统所吸引,毅然选择成为这个“他者”文化团体的一分子,并选择用代表英国文化正统的英语进行创作。因此,无论康拉德的文化身份多么有争议,英国人、英国作家应当是他最主要也是最能体现他思想意识的文化身份。但是,作为一个外来文化的闯入者,康拉德在英国依然是一个文化流浪者,他似乎走哪都被边缘化,不论是在波兰文化、英国文化,还是异域东方文化中,都是一个“陌生人”、一个“边缘人”、一个文化“局外人”。不这,这或许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正是这种边缘人的身份,使得康拉德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身份具有很强的相对性,不完全受制于某一种单一文化。多种文化观念、对立矛盾的思想汇集在他一人身上,最后成为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综合体,“一位全球化的世界公民”(亚桑诺夫17),从而使得康拉德能够以世界人的立场,从跨文化的视角去写作。20世纪后期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人类文化身份认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多元文化和谐发展、人类不同文明并存等问题开始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核心论题。康拉德似乎悲悯地告诉我们,人类的团结与融合,不是靠共同的文化信仰,而靠人类对共同的命运的维护,即地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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