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悦/文
在新时代背景下，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才能使中华文化更具品牌力、影响力。翻译是语际交流过程中沟通不同语言的桥梁，对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至关重要。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工作一直都是党和国家机关给予高度重视和关心的大事。优秀的好的翻译，能够促进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能讲好中华民族文化故事，展现更为立体的中国形象。在现阶段，我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收获了诸多成就，但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影响力也受到机构、译本、译者、受众等方面因素的掣肘。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英译的问题为例进行分析，以期在挑战与机遇共生共存的新时代背景下，为推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做出贡献。
纵观中外文化发展的历史，翻译家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成长、发展、复兴道路上的先行者。自1949年以来，国家一直致力翻译工作建设，希望通过落实翻译工作，让中国文化出海。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翻译工作建设历程，当前迅速发展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出版与党和国家持之以恒的努力密不可分。随着时代发展，我国文化的外文翻译整体质量、研究能力与水平都实现了大幅度提升。追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程以及学界对其的评价并做出梳理总结，可以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提供宝贵的经验。
1.1《熊猫丛书》
新中国成立初期，翻译事业就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在时任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洪深的倡议下，《中国文学》英文版于1951年正式问世。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于1981年提议出版《熊猫丛书》，对标《企鹅图书》，并通过《熊猫丛书》对外翻译介绍中国古代、当代和现代的优秀文艺作品。截至2009年，《中国文学》共出版了共计200余种图书。在叶君健、杨宪益、巴金、杨绛等优秀翻译家的参与下，丛书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好评，范围辐射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曾是海外研究中国文学和汉学的唯一对外交流窗口，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尽管《熊猫丛书》对中文英译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也具有不少局限性，美国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直言，该丛书为一些中国作家赢得了国际性声誉，但有的译文质量低劣，糟糕至极[1]。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耿强也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熊猫丛书》虽得以在以英语为主要交际语言的国家传播，但只有少量的译本引起了英美读者的注意，一些读者表示出阅读的兴趣，而多数译本却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接受效果[2]。
1.2《大中华文库》
在《熊猫丛书》问世之后，《大中华文库》项目也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紧锣密鼓的筹备中，终于于1995年问世。《大中华文库》内容横跨先秦至中国近代，辐射文、史、哲等诸多领域，著名学者专家出任学术顾问。目前，《大中华文库》已陆续推出了100余部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经典著作。
国际东方学大师季羡林曾评价过，《大中华文库》是将中华文化送出去的最好方式，也是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最好的结合方式。著名美裔专家沙博理也说，这项工程是可靠的，而且很有质量。但除了赞誉，也有不少批评《大中华文库》的声音。少数英语教育家直言，以《大中华文库》为代表的典籍英译实际上是自娱自乐，并没有真正走到欧美读者那里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者谢天振直言，这套丛书仅有为数不多的选题得到国外相关出版社的青睐并购买版权，剩下的大多数都局限在国内圈子，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走出国门[3]。深圳大学王辉教授则称，《论语》的编辑体例、前言中出现的翻译、学术问题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错误，并认为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并由此担忧该书的海外传播效果[4]。
1.3 莫言作品译介
2012年莫言的《蛙》问鼎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中国文化在走出去道路上取得了重要进步。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没有选择采用紧扣原文字句的直译策略，而是“连译带改”进行了创造性翻译，让作品跨越了中西文化心理差异与叙述模式的不同，并因此成功地闯入了西方的主流阅读语境领域[5]。莫言本人称葛浩文在其夺诺奖的道路上功不可没。
1.4 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的译介
2015年刘慈欣因科幻小说《三体》而摘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后续，又凭借《三体3：死神永生》获得轨迹奖。刘慈欣小说在国外大放异彩的原因，就有译者——美籍华裔科幻小说作家刘宇昆所作出的贡献。刘宇昆曾指出，翻译中最大的挑战不是语言，而是文化差异，翻译的成功之处就是能被不同的文化认同。《三体》的成功译介，使得《三体》不仅在国内科幻圈得到了认可，还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科幻迷的青睐。
通过以上主要中文英译事件回顾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路径和发展轨迹，不难看出，在中国文学译介初期，相对于国家出版机构付出的巨大努力，外译作品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却相当有限。随着以莫言作品为代表的新时期英译新模式新思路的崛起，这一局面逐渐有了变化。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本文对美国学者H·拉斯维尔于1948年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的“5W”传播模式进行解构，帮助更好地理解跨文化传播中的翻译问题[6]。所谓“5W”，即：“谁”（Who），“通过什么样的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什么”（Says What），“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
2.1 谁来翻译：翻译的发起者
翻译作为社会生产实践的一种，兼具制度化和市场化属性。制度化翻译虽然在协调统一翻译机构、译者、出版发行机构的方面确实有其独特优势，不仅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工作效率，还能把优秀译者召集在一处，出品符合国家意识形态和利益要求的“机构性翻译”或“制度化翻译”[7]。这种翻译体系，以组织有效、计划明确、权威性强、监督有序等优势著称，让我方掌握话语权和主动权。但其在翻译出版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众多不足，比如：以自己的关注点为中心，译作选择与目标读者脱节，图书出版与国际市场脱节等问题较为突出。
2.2 翻译什么：翻译文本
翻译的实质是语言与语言间的交际活动，同时更是文化与文化间交际活动。换言之，翻译是语际交流活动，不仅涉及语言间的转换，也是文化间的移植。从文化间性的角度来看，在两种文化发生关联的基础上，意义的建构才能发生，一种文化只有被另一种文化关注和接受才有意义。反观中国文化出海，虽的确实现了“走出去”，但也就是“走出去”，而非“走进去”，活动常局限在华人圈，对文化产品出海意义有限。因此，提升文化软实力为重中之重，打造文化品牌，要力争卖出去，而不是免费送出去。此外，文化传播要找到双方的兴趣点和共振点，不能片面地追求“全面、综合”的整体传播和“独白”式的自我规划、自我选择、自我阐释、自我翻译和自我评价传播方式。
2.3 谁来翻译：译者
让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是中译英的过程。但一般来说，文学翻译都由译者将原语言译为其母语，而非相反之。换句话说，国外译者确实有以中文为母语的译者所难企及的优势，这是必须面对并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由中文母语者进行中译英的译介过程，实际上译者所面临的困难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多。为此，中国学者要强化语言能力和文化修养，以更高的素养从事汉籍外译工作，以弘扬中华文化[8]。
2.4 对谁翻译：目标受众
在外译中的文本里，目标受众是中国人，与之相对的，中译外的目标读者则是非汉语使用者的外国人。在译作时，需要以读者为中心，要符合目标读者的语言习惯。通常情况下，美译中文作品在国际上的惯例是英语母语的译者来做，正如外国文学的外译中，也都是中国人做。
2.5 有何效果: 翻译成果
陈梅和文军曾就中国典籍在海外电商平台巨头亚马逊上的展示情况进行调查，写成《中国典籍英译国外阅读市场研究及启示——亚马逊（Amazon）图书网上中国典籍英译本的调查》报告，结果表明要建立起比较丰富的英译国外阅读市场，相关部门、出版社、译者、翻译批评家和读者还需共同努力才行，换言之，中文英译乃至扩大至中文外译的工作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基于“5W”传播模式，目前，译学界和媒体对翻译的忠实性原则提出质疑，并以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翻译获得成功为据，主张更新翻译观念，在中国文学外译中采取“连译带改”的策略。在某种“被接受焦虑”的裹挟下，有学者甚至强调要以海外读者的接受心态为导向来选择翻译策略。文学批评界却有观点针锋相对，认为葛浩文式的翻译改写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相当于对外国读者的欺骗。另有翻译学者则提出，不应将葛浩文的翻译方法绝对化或模式化，也不能过分强调读者的接受程度对文学译介的决定性作用，并由此导致中国文学外译中的唯接受论，而要立足文化接受的阶段性与不平衡性及中国文学外译的根本诉求等方面，对翻译方法问题加以理性探讨。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被视作它的一项确定性特征。但是，“挑战”与“机遇”、“危”与“机”、“变”与“不变”是长期共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因此，文化外译需要平衡好这种关系，既注重“随机应变”，也不忘“知常守正”，以不变应万变。
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政府和出版机构十分重视我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及其对外传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但其传播影响力也受到多方因素掣肘。要正视问题，审时度势，为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改善工作质量，提高海外传播工作效率，推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走向新局面。第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第二，顺应当今时代发展，充分了解海外市场和目标读者需求，拓展文学外译的渠道，积极反馈，强化互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第三，开拓多种渠道走出去，多点开花、多路进发，借力新兴技术和传播手段，让传统文化走出国门、焕发光彩、赢得世界关注。
在新时代语境下，我们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机遇期，为此，必须更进一步向世界全面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用自己的声音讲出优质、真实、自信、全面的中国故事，要更好地落实翻译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中国文学外文译介上取得更大的成果。■
引用
[1] Kinkley,Jeffrey C.Review of Black Snow by Liu Heng and The Heavenly Hound by Jia Pingwa [J].World Literature Today,1992,66(4):55-56.
[2] 耿强.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3] 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中国比较文学,2014(1):1-10.
[4] 王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大中华文库·论语》编辑出版中的若干问题[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7(01):37-43.
[5] 殷凌薇,沈翔宇.论葛浩文《蛙》英译本的忠实与背叛[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20,32(3):108-113.
[6] 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7] 郑晔.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8] 潘文国.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中国翻译,2004,25(2):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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