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文君 韩 锋
【内容提要】马少波儿童历史剧《岳云》以其对历史题材的巧妙取舍和家国叙事的有效嵌入为儿童历史剧的创作提供了经验。在对13岁少年岳云的描绘中，马少波以历史人物性格生长的“有机性”贯穿全剧，将人物的心理刻画置放于个人与历史的关健分节点中，将儿童成长与家国情怀熔铸于戏剧文本的场面铺陈，完成了剧作家以家国叙事凝练全剧的创作追求。从1961年《岳云》初演到1982年蒲剧《岳云》演出，《岳云》的演出史在勾连不同时代观众的美学体验这一命题上为当下儿童历史剧的创作与搬演提示了新路。
《岳云》是著名剧作家马少波1960年创作完成的一部儿童历史剧，1961年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首次演出。该剧根据史实及民间传说编写而成，描写岳云在祖母教育和父亲岳飞英雄行为感召之下，13岁就奔赴抗金前线的故事。这部儿童历史剧问世后影响极大，不仅为“儿童历史剧的创作探索了新路”①张炯：《新中国话剧文学概观》，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375页。，而且以其强烈的家国情怀与精彩的话剧叙事艺术成为当代儿童历史剧的经典之作。从这部剧作问世到现在已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其厚重的艺术底蕴与剧作家在剧中寄寓的创作理想仍给当下儿童历史剧创作提供了深切的启示。建党百年之际重温马少波这部优秀的儿童历史剧，更能从完整的历史时间长度中体察一部不可多得的艺术佳作之风采。作家秉持着为历史而作、为人民而作的艺术情怀，在对历史周边材料的叙事探究中融入了凝练的家国叙事视角，使《岳云》完成了马少波在儿童历史剧中浸润的“存念人民当奋行”②马少波：《马少波文集》卷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50页。的创作理想，而从1961年到1982年《岳云》的演出史也在不同时代的艺术棱镜中折射出共同的家国主题与审美效果。从这个层面来说，无论是马少波创作《岳云》时在剧中凝聚的历史意识与家国之感，还是该剧不断被搬演所展现的叙事聚焦与美学风貌，都将丰富研究者对儿童历史剧这一独特的儿童文学景观的探察。
据《马少波文集》卷十二《马少波自叙》所记：
1960年11月，我因旧病复发，住进北京阜外医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任虹和导演陈颙，专程约请我为该院写个儿童剧。我以写《满江红》余下的资料，构思写出了儿童话剧《岳云》。全剧分六场，场目为“幼教”“新征”“初捷”“回军”“审奸”“远行”。导演陈颙，作曲刘吉典、葛艺琳。该剧以岳家军抗击金兵侵略为背景，塑造了抗金名将岳飞之子岳云这一少年英雄的形象，描写了岳云少年从军，在战斗中锻炼成长，刻画了岳飞父子和卖国投降派的激烈冲突。①马少波：《马少波文集》卷十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240-241页。
在马少波病中构思岳云的过程中，因为有了先前写《满江红》的阅读准备和创作积累，《岳云》的写作在约稿的促使下十分顺利，他“不顾自己正卧病在床，用不到一周的时间，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写出了少年英雄岳云抗金杀敌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②李慧中编：《马少波剧作研究》，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02页。。写作的顺利一方面与作家当时的心境有关，尽管处于病中，但纵观马少波的创作历程，这个时期的他写作了大量的历史剧，如自叙中提及的《满江红》，可以说在历史剧的创作中他有十分丰厚的经验。另一方面，在完成了《满江红》后，马少波内心仍郁积着尚未释放的创作激情，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约稿恰好使他的创作余墨得以放大、完整。在对历史周边材料的叙事探究中，剧作家在正史与传奇的记载中搜寻少年岳云的身影，并将其不断丰满与完善。《宋史·岳飞传》中记载岳云：“年十二，从张宪战，多得其力，军中呼曰：‘赢官人’。……数立奇功……每战，以手握两铁锤，重八十斤，先诸君登城”③母进炎：《岳飞形象史研究》，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0页。，《岳云》中对这一史实的处理没有一味强化岳云的“赢官人”之战功赫赫，而是把他放置在了具体的家庭环境中展开对一个13岁少年的描摹，应该说，这是剧作家的独具匠心之举。如果仅仅依据史实记载来铺陈这部儿童历史剧，那么，年代久远的历史势必和儿童所处的当下时代有一段距离，但儿童历史剧的创作与演出恰恰要拉近这一段距离。如何拉近？这也是马少波在1960年11月边创作《岳云》边思考的艺术命题。
1960年11月，马少波还完成了一篇谈论历史剧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以《浅谈历史剧的古为今用》为题登载在《剧本》1960年第12期上。细读该文，不仅可以发现马少波对历史剧创作的深入思考，而且也能在历史时空中找到剧作家创作《岳云》时更为具体的艺术认识。他写道：“历史剧是舞台艺术，这就规定了它必须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作者的创作想象，来创造艺术化的典型形象，感染观众。”①马少波：《浅谈历史剧的古为今用》，《剧本》，1960年第12期。《剧本》1960年第12期集中刊载了历史剧的相关讨论文章，这些文章构成了研究者重新审视20世纪60年代历史剧创作的整体背景。实际上，《岳云》创作中更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对历史题材的处理。如何看待岳飞抗金的历史？如何在文学创作中建立更为有效的历史话语维度？这些都是剧作家马少波一直思考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妨借鉴另一位在同时期颇有影响的剧作家姚克关于历史题材写作的论点作为参照。姚克的《清宫怨》是其最有代表性的剧作，这部剧作被看作是易代之际历史题材戏剧创作的范本之一，姚克在《〈清宫怨〉后记》一文中以历史题材写作的“有机性”为出发点，提出了自己创作《清宫怨》最重要的意图即是表现“历史的‘有机性’”②姚克：《坐忘斋新旧录》，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年，第2页。。何谓历史的“有机性”？在姚克看来：“历史决不是死的呆的。历史上的事实和人物决不是像历史家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单纯。……一个剧作者运用史实，只好凭他个人的鉴别力和理想，加以剪裁。从纯粹客观的立场来批判，我们很难断定剧作家的想象一定不如史家的正确。”③姚克：《坐忘斋新旧录》，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年，第2页。这一段话正可以看作剧作家们对历史写作以及历史剧创作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的辩证性体悟，马少波与姚克都是真正懂得历史写作的边界与艺术创作的深意的人。“有机性”的历史正是鲜活的历史想象凸显与流动的历史人物心理刻画有机融合的产物，正如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以植物的生长来比喻历史的变化一样，“‘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它看不见，就像谁也看不见青草生长一样。’……在个体的、具体的生活与整体的、抽象的历史之间，一直充满紧张”④江弱水：《一个人观念的旅行——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读书》，2013年第9期。，历史的发生学背景给了历史讲述者以最大的揭示历史规律的动因，也为文学中的历史叙述提供了一个可供想象与阐释的空间。在“有机性”历史的戏剧创作观念中，历史人物在当时的复杂处境和多面的心理，这些是剧作家最为关注的地方。儿童历史剧《岳云》在很多地方都展现了少年岳云多层面的心理内容，马少波对民间传说的化用以及对历史的感知更多是流动性与生长性的，历史的变化正在于从岳飞抗金到岳云抗金的新陈代谢，历史的活力与魅力也在于一代又一代人生生不息的顽强与坚韧。马少波对历史的体悟与理解十分值得注意，这直接决定了他在《岳云》这部儿童历史剧创作中所采用的家国叙事视角。
岳云初登场时是13岁，马少波以岳云在给祖母画像时的顽皮姿态写出了一位13岁少年的活泼。将“精忠报国”这幅画像中祖母的题字作为贯穿整部历史剧的核心意象，既有串联场景和戏剧人物的功能，又将爱国主题的教育功能融入其中。但是戏剧的审美教育功能并不能自动生成，它还必须依赖于对儿童心理的体察与巧妙的艺术性转化，正如别林斯基在《新年礼物。霍夫曼的两篇童话和伊利涅依爷爷的童话》一文中所论，儿童文学“不但要有生动的想象力，而且还要有生动活泼的、富有诗意的、能够以活生生的、光彩夺目的形象来表现一切事物的幻想能力”①周忠和编译：《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郑州：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第7页。。具体到《岳云》这部剧作中，剧作家利用自己对中国古典戏曲的深厚了解，将话剧的叙事性与戏曲的场面性打通，剧作中六个场景的设置既有历史因素的背景融入，也有儿童心理的细腻描摹，实现了剧与戏、儿童与成长的有机交汇。恰如马少波所言：“我在这个剧本里，对人物的塑造、场面的安排和语言方面，都试图运用戏曲传统的表现手法，对话剧的民族化、大众化和着力培养少年儿童的爱国主义精神，做了一些探索。”②马少波：《马少波文集》卷十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例如剧中对岳云同龄人的描绘就打破了传统戏曲专注主要人物的程式化套路，而给了次要人物更多的舞台空间。《岳云》这部儿童历史剧中对岳云的姐姐岳银瓶和岳云偶然结识的伙伴关铃都有十分出色的描写，他们构成了整部儿童历史剧中作家描摹儿童成长的完整线索。岳云在剧中所接受的“幼教”不仅仅来自父辈，也来自他的同龄人，这样的写法体现了马少波对生活中儿童成长规律的细微观察。
有研究者亦注意到马少波儿童剧中对戏曲元素的采纳，认为：“在儿童剧中，越是有意识地运用和消化戏曲美学原则，越是让它遗貌取神、最后紧紧附着到话剧的‘外壳’上面，就越是能够赢得儿童的理解与欢迎……给儿童以潜移默化的影响。”③徐城北：《童心烂漫亦精纯——马少波新作〈双枪小李虎〉读后》，《剧本》，1988年第1期。不同艺术领域的相互借鉴一方面丰富了《岳云》这部儿童历史剧的文本内涵，另一方面也在叙事视角的参差对照中浸润了剧作家对家国叙事所关涉的历史中的人、战争中的儿童这些命题的深入思考。这涉及对战争历史的理解，也就是说站在什么角度去看待儿童与战争。在《岳云》这部剧作所反映的历史场景中，它摄取的是一个特殊的时刻，那就是抗金之际主站派与主降派在人心上的对比。一面是宋高宗朝廷内的密谋、算计，一面是岳家庄上下同心的正气凛然；
一面是对大好河山的感叹，一面是满足私欲的丑恶嘴脸……这些都成为《岳云》这部剧作对历史瞬间最为精彩的把握。它尽管没有太多的场景正面表现战场上的硝烟四起、浴血奋战，但却在战争与人的叙事视角上做了充分的开掘。可以说，这部话剧的成功有两点原因：一是取材角度的独特。剧作尽管是写战争，但是并没有将过多的篇幅交给大场面战争的渲染与铺陈，而是转入战争背后，书写在战争的另一边也就是朝廷内部的矛盾对岳飞父子的影响，正是这一矛盾的发展最终为13岁的少年岳云走入历史内部打开了通道。应该说，这样的取材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艺界是十分少见的，也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一题材能反映历史的侧面。二是剧作家对战争生活的熟稔。马少波本就是行伍之人，他经历了多次战争场面，也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因而，在他的笔下战争是活的，战争是残酷的较量，更是人心向背的体现。《岳云》的创作经历了从生活向艺术的淬炼，尤其是在岳云的成长叙事中，以心理刻画见长，而非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一般性评判，这并不是话剧本身的创作初衷，也不是文艺作品的首要任务。话剧里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两个人物是岳云和关铃，剧作设置了多个典型细节来表现处于典型环境中人物的典型性格，他们性格上的多面性与二人交往中的戏剧性场面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着多种因素的积累。
由此出发，回顾马少波的历史剧创作，在不同的历史素材语境里，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些题材在历史维度中剧作家所做出的巧妙取舍。《岳云》没有遵循简单化的处理方式，而是在宏大题材背后又放置了更具艺术表现力的题材构架方式，这就是另辟蹊径式的侧面呈现。例如，在《岳云》凝练性的叙事视角中，读者一方面感受到了还我河山的艰难，这种艰难更激发了其对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渴望，剧作在这一层面的表现已经起到了家国叙事效果传达的作用，也凸显了一种难得的家国情怀。但是，在这部剧作里，岳云所经历的成长历程是在历史题材之下所嵌入的儿童成长故事，这不仅需要生活场景的铺排，而且也需要选择富于表现力的历史细节。剧作中每一场结束时的“幕后合唱”更是把国与家、天下与个人的主题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由此，这部剧作才真正具备了给观众留白、给读者审美启迪的艺术生命力。在话剧《岳云》里，家国叙事与儿童成长的交融、互渗使剧作传达出的叙事效果格外强烈，争取河山的完整这在两代岳家人这里都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剧作里一方面表现了少年岳云在走上抗金之路后从懵懂到觉醒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在这一主题的呈现上添加了许多生活的仪式借以表达来自民间的趣味。第二场“新征”夺马这一叙事语言的运用是极为令人称道的，活泼、俏皮的场面与少年岳云同好友关铃共赴抗金战场的约定，使得这部剧作具备了从历史缝隙处流淌出的生命质感，也把整部剧作在叙事效果上的层次感凸显出来。
《岳云》作为一部成功的儿童历史剧其经典价值不仅在于文本中独具匠心的历史书写和凝练的家国叙事视角，更在于它在演出的过程中对一代又一代观众的审美感召，《岳云》的演出史构成了这部剧作在历史与家国这一主题上的层类叠加效应。剧作家不仅仅追求文学性意义上人物性格之光彩照人和文本叙事语言的生动，他更着意于在戏剧舞台上呈现戏剧艺术自身的场面之精彩、语言之感染力。从案头的文学性阅读到舞台的剧场性观演，《岳云》这部儿童历史剧显示了剧作家在宏大历史与个体日常生活间做有效择取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尽管选取了宏大历史背景，一者是岳飞抗金，一者是民族精神，但是剧作在人物的表现上是极为精彩的，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段特定的历史生活。像这样的题材，在我们的话剧创作中还是不多见的”①陈刚：《引人入胜的〈兵临城下〉》，《戏剧报》，1962年第9期。。评论者对20世纪60年代话剧题材的判断亦从题材选择的艺术化生成这一角度显示了《岳云》这部剧作能够在不同时代维度中被不同读者所接受的共性，观演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剧作在搬演的过程中存在着独特的取材视角。无论是班师回朝还是继续抗金的胶着时刻，抑或是岳家庄人人同心的家国感召，这些都是将历史的横截面以戏剧场面的方式呈现出来，《岳云》六场戏中所处理的这些历史瞬间往往是矛盾最为集中的时刻，也是最能彰显人性之复杂的时刻。从话剧艺术本身来看，这些场面的舞台化美学呈现是成功的。而在观演时的传播效果达成上，《岳云》充分展示了儿童历史剧审美传达的教育功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此的理解仅仅需要遵从艺术的规律，那显然是有将问题简单化的嫌疑。因为，在话剧被表演和被观看的过程中，家国情怀的聚焦还必须依赖于观众与演员对正在发生着的同一演剧空间里家国叙事氛围的分享，应该说，这些氛围的嵌入常常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承载与暗示的，由此，经典剧作的不断搬演也完成了话剧最重要的审美使命。
1961年9月，《岳云》在北京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剧场首次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赞扬。1961—1963年在全国巡回进行演出，仅两年间观众即达21万余人次。观众中不仅有儿童，更有关心中国戏剧的人，比如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就曾到场观看。《岳云》剧本由中国戏剧出版社1964年5月出版。新时期以后，1980年《岳云》复排，导演仍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陈颙。1981年4月17日，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复排后的《岳云》，首都六千多名少年儿童观看，邓颖超也到场观看。《岳云》复排后又演出231场。新华社驻北京记者李洪启1981年4月19日电《通讯：孩子们到怀仁堂作客》中描绘了当时演出的细节：
四月中旬，中南海海棠盛开，迎接着首都小客人。这几天，首都已经有六千多名少年儿童在怀仁堂观看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历史剧《岳云》。……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怀仁堂为儿童演出还是第一次。他们商量，要为孩子们演一个有教育意义的剧目，就选择了六十年代初演出过的《岳云》。①李洪启：《通讯：孩子们到怀仁堂作客》，《新华社新闻稿》，1981年第4099期。
《岳云》的演出史勾勒出的恰是一部经典儿童历史剧承载的不同时代家国情怀的聚焦效果。20世纪70年代中国京剧院常在星期天或寒暑假为孩子们加演早场、日场，被称为“学生专场”，但后来因各种原因这种专为儿童设置的戏曲专场的演戏传统中断了。《岳云》的复排接续了儿童观剧的审美诉求，将优秀的话剧艺术魅力辐射到了美育传统中，这为当下的儿童审美教育提示出了可以借鉴的路径。这一点也得到了许多有见识的戏曲演员的认同，著名戏曲演员袁世海观看了1980年复排的《岳云》后专门撰文谈道：
《岳云》全局脉络清晰，再加上巧妙地穿插关玲（铃）打虎、拆字算命的“戏中戏”和别开生面地采用戏曲武打动作，使得全剧传奇色彩浓重，别具一格。……特别是扮演幼年岳云的李若君同志，她将岳云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立志继承父业、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与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所具有的天真烂漫的性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小岳云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更加引人入胜。②袁世海：《话剧〈岳云〉观后的联想》，《人民日报》1980年12月13日，第8版。
从这个意义来看，在剧作家与戏曲演员的观看视阈中，我们很容易找到他们在家与国层面对历史剧所怀抱的美学体验之深切体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有论者提出了美学体验与公众仪式的关联，认为：“在艺术与政治、美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原因与结果的顺序在这里应该颠倒过来。美学的渲染和效果成了创造它自己的效果的原因，即美学体验。……美学政治的这个结合点，解释了媒体为什么能够产生情感效果、产生幻想的力量以及在塑造政治觉悟和政治情感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①［美］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孟祥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33页。戏剧的观看、评价都渗透着美学体验的视觉性因素，尤其是取材于历史题材的文本在其具体的叙事语言表达中，常常是以符号和象征的方式对文本想要传达的公众信念进行宣传，其美学传达效应的最重要一环就是它如何将这种公众认可的宏大性命题美学化。
恰如学者张福贵先生所言：“人们对于崇高的欣赏实质上是以审美的方式对人的尊严和崇高的确证，意味着人能够通过英雄的壮举，体会到生活的真正价值。”②张福贵：《百年党史与中国新文艺的逻辑演进及艺术呈现》，《文艺研究》，2021年第7期。《岳云》的舞台美学化效果传达，正是契合了欣赏者在美学情感体验上的深层认同。无论是少年儿童，还是成人，他们都在共同的观剧时刻中分享了这一剧作对少年岳云抗金经历的精彩描绘，也在话剧矛盾冲突中感受到了少年岳云作为个体的人的鲜活。因此，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腾挪并没有让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失却它的生命力，相反，它在一代又一代的观众这里留下了更为丰富的内容。1982年，山西省运城地区戏校即运城市文化艺术学校演出的蒲剧《岳云》，于当年5月份参加山西省儿童剧目调演，荣获剧本三等奖和演出奖，9月份把演出录像送到北京参加首届全国儿童剧观摩演出，荣获演出奖，受到文化奖励。蒲剧是山西省蒲州地方戏，有浓厚的乡土特色，受到了当地许多普通观众的喜爱。据杨焕育编著的《蒲剧史话》一书所记，20世纪80年代是蒲剧的又一兴盛期，在山西临汾、运城两地的蒲剧剧团都以充实蒲剧表演人才为依托，即“运城、临汾两地不约而同地加大力度狠抓青年演员的培养。一是兴办戏校，两地皆挂靠山西省艺术学校，办起蒲剧培训班，为蒲剧复兴培养了大批人才……运城地区则从各县团抽调了一批业务骨干和青年演员，充实了本地区蒲剧团。这些举措使蒲剧焕发了生机，涌现出了一批深受观众欢迎的优秀青年演员。”③杨焕育编著：《蒲剧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4页。蒲剧《岳云》的排演正值山西运城地区蒲剧这一地方古老剧种在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演剧人才辈出之时，其演出的舞台效果是十分值得称赞的。著名评书家刘兰芳到场观看蒲剧《岳云》并写下了《英雄爱国志 激励少年心——喜看蒲剧〈岳云〉》一文，可以看到在经典剧作的演出传播过程中借由地方剧种的搬演所带来的影响力。
1984年在观看了由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戏曲片《岳云》后，马少波再次阐述了自己在儿童历史剧创作中如何处理话剧的审美功能这一问题，他认为：
艺术作品要真实地、生动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努力塑造出新时代的英雄人物，这对少年儿童的教育是重要的；
但是，对少年儿童的培育，应使之了解过去，更热爱今天。从题材、形式、风格来说，应坚持多样化的原则，现代生活题材、寓言传说题材、历史故事题材，都是少年儿童所需要的。①马少波：《戏曲新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6页。
因此，如何在不断的搬演中丰富儿童历史剧所含蕴的家国情怀？历史的书写者与讲述者在面临不同时代的观众时对多样性的审美趣味如何调试、弥合？这在一定意义上连缀着话剧在审美传达上的直观化功能这一问题，即“它运用间接的、美学的手段让观众在想象的王国里逗留片刻，只是为了将他们提升到象征符号体系中崇高的层次。……它本身就有自己的美学任务。……即想象和升华的意识形态”②［美］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孟祥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51页。。“想象和升华”这一说法恰到好处地阐明了话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现实性功用，这一点并不妨碍人们对话剧艺术性规律的探究，因为实际上，在对话剧文本的解读里“想象和升华”往往充实了话剧的家国情怀，即在被爱国主题所包裹的宏大题材下，主宰《岳云》的情节走向与审美效果的是观众更为熟悉的感性体验，是这些体验最终支撑了少年岳云故事的完整性与丰富性。同样，观剧过程中的感性体验也避免了单纯的说教，而更能吸引充满好奇心的儿童们在《岳云》这部剧作中找到属于他们的共情因素。马少波对题材的重视与一再申明选取这一题材的原因，不但表明了历史题材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也从某种意义上再次彰显了题材选择的难度这一问题。纵观《岳云》的演出史，它们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题材选择的独到，另一方面也在于在舞台语言的表达上所蕴含的多层面内容。这些被剧作家马少波精心结构的舞台场面仍然具备了鲜活的话剧艺术元素，今天再看，依然令人印象深刻。
在20世纪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儿童历史剧的创作一直存在。1931年叶圣陶创作了儿童历史剧《西门豹治邺》和《木兰从军》；
1983年胡玲荪、宋捷文创作了《花木兰替父从军》；
1984年宋捷文又创作了《甘罗十二为使臣》，这部剧作1984年6月获1982—1983年全国优秀话剧戏曲歌剧优秀剧本创作奖；
1994年北京儿童艺术剧团上演了谭志湘编剧的儿童历史剧《雄心壮志少年郎》，这些剧作同马少波1960年创作的《岳云》一起，充盈了儿童历史剧这一独特的儿童文学景观。1961年5月，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创作委员会与《剧本》编辑部举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讨论儿童剧的教育作用、艺术特点、戏剧冲突等问题。这是在当代戏剧学术史上一次专门针对儿童剧的较为深入的讨论，此次座谈会的参加者有贺敬之、孙福田、李之华、凤子、刘厚明、柯岩、乔羽、罗英、朱漪、风眠、白珊、程式如等十余人，在此次座谈会上，专门提到了马少波的《岳云》，认为在儿童剧的题材选择上不应狭隘，“古代优秀的童话、传说或历史上某些少年儿童的故事，都可以改成剧本教育今天的儿童。像《马兰花》《岳云》就受到孩子们的喜爱”③本刊记者：《漫谈儿童剧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记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剧本》，1961年第2期。。这样的学术研讨与学理性评价无疑是对儿童历史剧的存在价值进行了肯定，也启发了当下的儿童剧创作者在儿童历史剧的天地中进行更多探索。尽管，相较于其他儿童剧，这一探索难度更大，也对创作者提出了考验，但是，当下的话剧演出市场中儿童剧场的日益活跃无疑为创作者提供了更多的尝试空间与家国叙事新路。而从历史的“有机性”到舞台的“美学化”，这一方面是儿童历史剧在原创性剧作由案头向剧场的转化中需要不断调整的话剧艺术策略，另一方面也是马少波在《岳云》这部儿童历史剧的创作实践中以其富于表现力的审美创造而提示出的家国情怀蕴含的丰富内容。正是有了良好的文本积累和艺术创新思维，在儿童历史剧的探索上马少波这位优秀剧作家的价值得到了又一次呈现，他在儿童历史剧这一独特的文学艺术景观中为我们留下了既有纯正的历史观，又有细腻的美学元素的优秀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