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怡
中国的“传记文学”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史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庄严一直回响在我心中，案头的传记作品都是必须远观也只可景仰的典范文本，郑重有余，亲切不足。
这一情形的改变是从我阅读《传记文学》开始的。《传记文学》创刊于1984 年，现在的主管单位是文化和旅游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是国内“传记三大刊”之一，这些高大上的标签曾经令人敬畏，也让人在敬畏中生发了一些距离。大约在新世纪初年，我偶然读到了杂志上的几篇文章，记叙梁启超的书法趣味，青年学子讲述自己导师的“好玩”，一批当代人讲起自己的“高考”故事，一批初出茅庐的学者回想自己的求学和成长，还有写作者的“个人记忆”，包括对声名并不那么显赫的普通公民的忆念，在一系列的精英故事——历史名人的史实补订、共和国英雄的动人事迹、时代人物的珍贵档案——之外，我发现普通人的人生经验和日常感悟也陆陆续续地在文学的传记中亮相了，这其实是揭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巨大帷幕。那时，在各种传记中寻找对历史的敬畏几乎就是我们唯一的阅读诉求。“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每一个读者都期待在漫长的黑夜中阅读先贤圣哲的故事，他们的人生传奇是历史高地的灯塔，指引着我们生命的航船；
他们的思想与智慧是大雪纷飞时节的炉火，温暖了每一个暗夜前行者的灵魂。然而，当一些普通人的人生见闻和朴素经验也开始被讲述，我突然意识到，这世界的光明并不只有天穹之上那一轮高悬的太阳，每当夏夜降临，旷野之上那星星点点的萤火虫的光芒也点亮了孩子们由衷的欢欣；
而在北中国的隆冬的乡村，简陋的柴房中一处刚刚生起的篝火则可能是驱除恐惧、呵护幼雏的莫大的庇佑，这世界的伟岸和卑微、强大与孱弱，究竟该作怎样的计量呢？
我没有钻研过传记文学理论，仅仅从阅读的直觉出发捕捉了《传记文学》上这些悄然显露的信息，似乎对传记文学的当代发展有了一些新的体会和收获。我想，我们可能不再是历史大叙述的一个长久的旁观人、学习者，在某一天，我们也可以有勇气参与这一历史的过程，以个人的小叙述补充宏大，以萤火虫般的明灭的光亮映照一小片的空间，微弱的光明也是光明，再微不足道的私人空间也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
就是在阅读《传记文学》的过程中，我突然忆起了我不在世多年的舅舅，他曾留下一本手写的自传《我的一生》，这是他退休以后间断写出的文字。舅舅不是文学家，无意通过文学性的渲染为自己树碑立传，传之后世，他所做的仅仅是抒发自己人生的感慨，充其量也就是让后代的子女在不经意的翻阅中获得些许的过往经验。好长一段时间，这些抄录在稿笺纸上的文字都埋在家中堆放旧物的箱底，几乎无人问津，就是《传记文学》上的普通人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它，那里的文字既属于私人，也包含着一代人的共同的信息：“我这一生既有过辉煌、愉快与顺利，也经历过失败、教训和打击。我当过官，也当了三十几年的教师、老百姓。我这一生真正地爱过祖国，爱过很多的人，爱过长辈，爱过兄弟姐妹，后代人及其他亲属，爱过同学，爱过朋友、同事、邻居。也恨过破坏我家园的侵略者，也恨过我周围的小人。我用自己的努力冲刺过，为我的成功和短暂的顺利而骄傲，而沾沾自喜，也曾为我在纷杂的人间，无力冲破而苦闷、自卑。”“现在，我自己支配的时间多了，回顾我活过的一生和我知道的宗族琐事，借此吐露一点我终生压抑在心底的一些话和怨气，也留给子孙后代们对家族亲属们的一点了解，作为茶余饭后看看，但愿能获得一点人生启示，我们的下一代都是在顺境当中成长，实在缺乏抵抗力，我这点缺乏艺术性的写实文字，但愿他们悟出一点做老百姓的人生哲理，提高一点生存能力。” 提炼“老百姓的人生哲理”，提高普通人的“生存能力”，这样的愿望难道不也蕴藏在我们阅读一切国家民族的大历史的期待中，不也寄托在其他社会贤达风云人物的生平纪事里？我意识到，这些民间语文珍藏的不只是我家庭内部的亲切的回忆，更是一代中国人值得铭记的人生，种种的普通和平凡之中显然也就有了超越平凡的意义。
我开始整理舅舅留下的手写自传，录入、校对，还寻找相关的地方史印证其中所涉及的历史背景，例如20 世纪30 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建设的模范小城北碚，这是舅舅曾经生活和工作的重要地方，也是自传中被反复叙述的地域背景，舅舅青年时代就熟读过郭沫若的自传，那样对乐山、沙湾的地理和家族的有意识的刻绘和再现也十分自然地出现在了他的笔下，我觉得其中所承袭的也就是中国现代自传的传统。这本薄薄的不足6 万字的小册子让我感叹良多，舅舅不是文字高妙的文学家，尽管他不无文学的天赋，也以自己的文学素养给如我这样的后人莫大的启蒙；
二舅的“家史”最终也不可能是誉满天下、传布广泛的“公共”的史诗，尽管其中充盈了市面流行的那些历史故事也不曾有过的细节与意趣。一生无意追名逐利的舅舅始终只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之一员，他的个人纪事也纯粹是湮没于历史洪流中的微不足道的私人记忆，然而，近百年中国历史翻天覆地、波谲云诡的演变，却正是以无数最普通的老百姓的私人生活的巨大颠簸动荡为代价的，大的社会历史的每一分所谓的“发展”和“前进”都淹没了一大批善良的底层百姓的悲喜。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抛开一己的亲情渊源，我们也应该为这些最普通的命运记录奉献我们的感激与爱惜！在保存民间历史的意义上，其价值丝毫不亚于那些光彩夺目的文士学人们的著作。舅舅的手写自传在我和家人的整理校对后重新打印，刊行于亲友之间，我也将上述的感想记录为文，作为自传的后“跋”保存下来。
对舅舅手写自传的整理也复活了我自己的童年蒙学记忆，以及新时期之初遭遇 “思想变革”的种种经历，在那些或清晰或模糊的故事片段中，有舅舅的身影，也有更多的师长们的身影，这些影像曾经影影绰绰地存在于我的脑际，成为个人历史的片段般的印迹，而今仿佛都一一鲜活起来，更将那些褪色的过去重新上了色，碎片化的故事连成了线，更多的线又织成了面，逐渐远去的经验再一次扑面而来，我也有了撰写历史传记的冲动。
感谢《传记文学》，这种“为我们的人生作传”的设想得到了杂志的宽容和支持，我以“与之”的笔名开设了专栏，从“八十年代师大校园里的先生们”开始，又转入“蒙学记”的青少年追忆，那些时远时近的过往是我的见闻，更是我的人生，赋予这些人生见闻更大意义的，则是半世纪以来我们这一代人所置身的社会与时代。
本文作者在《传记文学》“与之专栏”刊发的部分文章
本文作者（左）与王富仁老师（右）在师大校园（已经消失的紫藤花架）
20 世纪80 年代的师大校园，留下的是少年人第一次离家远行，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求学生活的故事。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高大而简陋的东大门，一辆辆装满大小行李的货车鱼贯而入，行李堆上坐的则是我们这一群满眼好奇的外地孩子。那个年代没有豪华大巴，就是装货的大卡车，既装货又拉人，9 月初早晨北京的凉风已经驱散了我们连续数天的旅途疲惫，从北京站到长安街再到新街口外大街，我们高坐在各种各样的行李包袱上，看天安门广场的宏伟，观电报大楼的时钟，睹北京大街上潮水般的自行车洪流……踏进这道简陋的大门，我们的人生因此而开始了巨大的改变。与此同时，这所学校以及它所在的这片区域，也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我们恰巧被放置在了这“改变”的关口，因此许许多多的记忆都是如此的铭心刻骨，所有的记忆也由点成片，超越了个人，烙下时代和国家的普遍性的印迹。今天的人们都在使用“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其实最无可争议的“共同体”感受，可能就来自80 年代进入大学的那一代：第一次知道大学课堂不是“受教育”而是激活自我；
第一次在激昂的讲座中知道这世界还有这么多的异彩纷呈的思想；
第一次尝试课余“打工”，自己挣钱补贴生活费的不足，也第一次在班级“集体舞”中与异性交流。在80 年代的初期，我们蜿蜒在中学生到大学生的曲折轨道上，我们的国家也跋涉在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之路上，几乎每一个个人都沉浸于这样的“成长”过程，而“成长”又融入了国家社会的统一发展之中。直到90年代到来，商业大潮分化了我们，众人开始走出校园，各奔前程，日渐消失的认同感愈发让我们怀念那个被称作“新时期”的岁月。我为《传记文学》“与之专栏”写就的最后一篇文字留下了对“八十年代师大校园”的怅然一瞥，但是因为“哀而有伤”最终被压在了案头，我实在不忍继续传递心中的失落：“时代变迁，人生延续，新街口外大街与学院南路交会处的师大东门改变了用途，新的商业大厦拔地而起，与校园分割开来，师大的主要出入通道就此截断，那里的故事逐渐沉入了历史的深壑，修葺一新的新东门在北边数百米‘正装’出现，作为90 年代的主要路径。一代又一代的年轻的面孔出入着校园，旁边是新的教职员工们格外忙碌的身影。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慢慢地，时间在改变和重建着一切，而我们曾经的历史已被层层沙土所掩埋，连回忆也日益模糊和依稀起来。我们都从20 岁的青春走向了人生的老境，经历了很多，也磨蚀了很多。有的梦想已然如风中飘絮，轻得无处着落，有时也成为下一代学生满怀狐疑的对象。岁月打造的‘认知装置’融知识、智慧和机巧于一炉，足以让我们的学生们在丰富的中外思想资源中，信心满满地揭批‘新启蒙’的破绽，抨击80 年代的偏颇和简陋。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我曾经熟悉的校园已物是人非，而其中的那些先生们都已经渐行渐远了。”
永远的生命记忆（已经消失的重庆北碚郊野）
每一代人对自身历史的追忆可能都不无失落和感伤，幸运的是，《传记文学》还是用整整一年的时间为我的“与之专栏”留出了空间，我也在这一空间中描绘了个人的人生见闻，那些关于世界和时代的有限的私人观察，这是我内心深处的情志和波澜，更是《传记文学》默默护持与善待的民间语文。谢谢你，《传记文学》！
“与之”是我之名字的切音，“与之”也是一种沟通与共享的真切的愿望，我以为，真诚的文学传记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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