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管锥编》里的西学“捧哏”
一个人想善始善终做一件有分量的事真难，难就难在：没有比随机编个理由引诱自己偷懒，更容易了。
皆谓《管锥编》是钱锺书最有分量的标志性名著，也颇有人直觉谁能通读乃至读通“文化昆仑”头上的那顶皇冠，谁也就有资格体认何谓学术高度。然欲不折不扣地将此事做到位，又真的很难，因为这亟须坚忍，几近不计成本地先掷几十年时间去陪《管锥编》［抑或全部钱锺书著作（以下简称“钱著”）］跑人生马拉松，到头来，尚不知自己获益甚丰？还是一头雾水依旧？故当《管锥编》像峭壁横在眼前，一个想以低成本来赢取利益最大化的人，若不放弃，也就强人所难。
也因此，若一位现代文学学者怨文言版《管锥编》比英文原著还难嚼，或一位古代文学学者嫌《管锥编》明明古色古香，却偏夹缠诸多西语案例，他们也就不约而同地头晕，皆选择悬置。这就导致颇多同仁虽在1979年就拥有初版《管锥编》四卷（1994年补齐《管锥编》卷五），然转眼40余年过去，那分量最重的钱著依旧纹丝未动地高搁书架，叹书脊已经微黄。
本札只想略述《管锥编》里的西学案例，未必像悬置者所臆测的那般不易逾越，只需下功夫，一页页地披阅，迟早会看清那密匝匝地挤在括号内的各式西语符号，其义谛已在括号外被汉译成了文言，无甚阅读大碍。兹录一例，举一反三：
“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
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按李善注：“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辞亦美。……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曲，缀以白雪之高唱，吾虽知美恶不伦，然且以益夫所伟也”。前二语易晓，故善注未误；
后二语更进一解，善注遂含糊鹘突。前谓“庸音”端赖“嘉句”而得保存，后则谓“嘉句”亦不得无“庸音”为之烘托。盖庸音匪徒“蒙”嘉句之“荣”，抑且“济”嘉句之“伟”。“蒙荣”者，俗语所谓“附骥”“借重”“叨光”；
“济伟”者，俗语所谓济“牡丹虽好，绿叶扶持”“若非培塿衬，争见太山高”。……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
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
赵秉文《滏水集》卷二○《题南麓书后》：“‘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几不成语，然非三字无以成下句有数百里之气象；
若上句俱雄丽，则一李长吉耳”；
魏际瑞《魏伯子文集》卷四《与子弟论文书》：“诗文句句要工，便不在行”。十七、八世纪西方名家论诗亦云：“通篇皆隽语警句，如满头珠翠以至鼻孔唇皮皆填嵌珍宝，益妍得丑，反不如无”（Jewels at nose and lips but ill appear；
/Rather than all things Wit，let none be there）。①
细嚼如上引文，有三层意思颇堪回味。
意思一，包括《谈艺录》《管锥编》在内的全部钱著虽渊博得“学无古今之分”“学无中西之分”，然就学科归属而言，仍大体可概述为“古典诗学今释”六字，皆在从国故文献中打捞且提纯出现代文论创新所紧缺的古稀睿智。这就应了王国維“学无古今之分”之倡言。于是，从西晋陆机（261—303）、南宋张戒（生卒年不详）、金代赵秉文（1159—1232）到明末清初魏际瑞（1620—1677），这长达1400年的中华诗学所不懈关注的诗语“工拙间性”现象到1970年代又被《管锥编》所聚焦，这不啻是钱锺书在切实践履“古典诗学今释”之使命。
胸怀世界文学版图的钱锺书在文化上不拘泥于“国粹本位”，他青年时就说过“中国所固有的，未必是中国特有的”②，这就导致其学术路径，更愿从中西语境所衍生的艺文异构中发现乃至确认人类审美共识，钱锺书将此治学路径称作“贯通”或“打通”。于是也就不难解，当《管锥编》在复议被古贤说了千余年的诗话“工拙间性”课题时，为何会在尾声添上近代西方诗家那段“益妍得丑”之名言？非此恐不足以画龙点睛钱锺书在学术方法上的“学无中西之分”。
意思二，钱锺书在文化上不顺从“国粹本位”，《管锥编》述学时又处处将国学（国故之学）置于“主角”地位，且不时邀西学来配戏，宛若相声，国学“逗哏”，西学“捧哏”，从不喧宾夺主，这又为何？症结在钱锺书从来不忘他是为祖国学术写作，然也想示意汉语读者，中华艺术瑰宝不仅属于中国，同时也值得整个世界共享，或曰人类在精神上确凿存在着“艺文共识”这一审美维度，也因此，当《管锥编》即兴让西学去“捧哏”国学，这与其说是在表征著者的非凡博学（也有讥之“显才扬己”），毋宁说人类在艺文审美上本不乏共识，故西学在“捧哏”国学时才会如鱼得水，天衣无缝一般。
让西学“捧哏”国学拟是钱锺书“一招鲜，吃遍天”的绝活，也未必不是他愈玩愈回味不尽的学术游戏，这也能解释：《管锥编》卷四（1979年初版）明明已青睐诗语“工拙间性”一案不浅，为何《管锥编》卷五（1994年初版）在时隔15年后又老调重弹甚多呢？只有一个理由，即诗语之“工拙间性”既然有涉中西艺文共识之通义，故也就像陈年老酒在钱锺书心里会愈酿愈芳香外溢。索性再录一例，目击为实：
约翰生屡言“烘托”“工拙相间”（artful intermixture）。柯勒太所谓“遍面生眼睛”，早发于古罗马修辞学名典：“藻彩譬如词令之眼目。然倘通身皆眼，则其他官肢俱废而失用矣（Ego vero haec lumina orationis velut oculos quosdem esse eloquentiae credo.Sed neque oculos esse toto corpore velim，ne cetera membra officium suum perdant.—Quintilian，Inst. orat.，Ⅷ，.v.34，Loeb.，Vol.Ⅲ，pp.298-10）。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瀛奎律髓》引方回“未有名为好诗而句中无眼者”一语（卷一○王安石《宿雨》评语），嘲之曰“人生好眼，只须两只，何必尽作大悲相千年千眼观世音乎！”用意不异。圣佩韦甚赏儒贝尔之约练，而微嫌其如天上繁星过密，虚隙无多，使人有应接不暇之惑（II ya trop détoiles dans le ciel de M.Joubert.On voudrait plus dintervalles et le repos...Ces idées intermédi-airs，sil sétait donné la peine de les exprimer，ne nous ennuir-aient pas，mais plut?t nous reposeraient en le lisant.—Causeries du lundi.Vol.I，p.168）。哈代曰：“剧本固置不论，抒情诗之佳者亦非通篇处处情深文明，特其佳句能烘染平常语句耳”（Leave alone plays，some of our best lyrics are not lyrical every moment throughout，but the neurtral lines are warmed by the remainder.—Hardy to Arthur Symons，in Michael Milgate，Thomas Hardy，1982，p.448）。克罗齐谓：“无平夷则不见高峻，无宁静则不觉震荡”（Senza il piano，non si può avere il rilievo；
senza un periodo di apparente calma，non si può avere listante della commozione vi-olenta.—Croce，Conrsazioni critiche，serie 1.p.67）。③
可鉴古今中西诗贤高见归一矣。
意思三，《管锥编》将西学“捧哏”玩得炉火纯青，根子或可追到钱锺书有“童子功”，1933年他撰《中国文学小史序论》约22000字，已让西学“捧哏”连续出场44次。这是他初出茅庐时的“小试牛刀”，时23岁。《管锥编》卷五问世，钱锺书时84岁。置身于百年学界，钱锺书六十余年如一日地“贯通”其“学无古今之分”“学无中西之分”的治学路径，若不专业地回到风云诡谲的历史现场，也就极容易将此粗读为是钱锺书的纯个性的“雅人深致”所致，而疏忽了他在坚守纯贞学统方面有多巍峨，巍峨得像百年一碑。若以此史碑的人格高度暨学思厚度为标尺，去考辨学术史上的另些显赫“大师”的分量，则只能说他（们）充其量属“世家”或“列传”，“本纪”级的至高荣耀仅归于钱锺书。
二、《管锥编》与蒙田的“皮里阳秋”
此标题乍看有点怪。蒙田（1533—1592）是16世纪法国波尔多人，“皮里阳秋”典出南朝（420—581）即5—6世纪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彼此在时间上遥隔千年，在空间上契阔万里，没有文献能证明蒙田读过这部中华古籍，故将蒙田与“皮里阳秋”贸然相系，岂非怪事？然《管锥编》卷五却不掩饰其心仪蒙田，不仅数次引用蒙田，且不无将蒙田隽语凝为人格座右铭之诚念。这甚为鲜见。1979年初版《管锥编》四卷作为钱学的峰值性建树，本以“打通”古今中外为特征，故学界迄今已不为此书簇拥诸多“西学捧哏”现象而惊叹，然1994年问世《管锥编》卷五这般推崇蒙田，仍不寻常。
关键在于，《管锥编》四卷大体是在“学识”层，让西学来附和钱锺书对“人类艺文共相”之思索；
《管锥编》卷五却兀地在“器识”层，让蒙田来认证钱锺书对“哲贤人格通义”之独白。而中华版“皮里阳秋”，就其内蕴而言，不是别的，正是钱锺书所青睐的、蒙田那样的哲贤所“特有”（并非魏晋人物所“独有”）的处事策略及生命样式。这就不是流连于“人类艺文共相”之“学识”层，而是沉潜于“哲贤人格通义”之“器识层”了。这也恰巧应验了钱锺书青年时的一个见解：“中国所固有，未必中国所独有。”④
“皮里阳秋”作为古贤人格特征不无“喜剧感”，因为它不按朝纲或坊间习俗出牌，反倒“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调皮得像“老顽童”，乖僻得像“嬉皮士”，卫道士见之疾首顿足，伪君子唯恐避之不远，因为“皮里阳秋”者最擅扒伪君子的斯文面具，令其脸无处搁，里外不是人。古今“皮里阳秋”者大多选择“边缘化”，套用钱锺书的书名，即活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⑤。不得已遭遇陌生者或令其提防的厌嫌者，他们往往“装憨”，比如“装聋”“装哑”。《管锥编》卷五称之为“佯愚”⑥。演示“佯愚”方式恐不少，“佯不知”是其中之一。
王水照在2020年（正值钱锺书110周年诞辰）推出中华书局版《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抚今追昔，恰好将钱锺书与“佯不知”及“皮里阳秋”串出传奇。话说某人曾在“文革”干校讨教钱锺书何谓“皮里阳秋”，钱锺书未答出。王水照获悉不免大惑。王水照系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本科出身，终身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熟知“皮里阳秋”典出《世说新语》之“赏誉”篇。“皮里”，指内心；
“阳秋”原词“春秋”，那是孔子修订的一部记载鲁国历史的书。此书对历史人物及事件隐含褒贬而不直白，即“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此谓“皮里春秋”。后因晋简文帝母名“春”，晋人为避讳，而以“阳”字改谓“春”字，遂使“皮里阳秋”流播古今。王水照说这“算不上僻典，也没有秘藏多少‘奥妙”⑦，没有理由采信钱锺书对此也不懂，唯一可能怕是其“佯愚”即“佯不知”。王水照回忆“我曾向他请益时，多数情况都是随叩随应，‘小叩辄发大鸣，但有时他会说‘不知道，然后又说，你可在某某书中去找嘛。我就知道提了个不该向他提的问题了”⑧。王水照体味钱锺书“佯不知”的另种可能，是其身上也不乏“魏晋风度”即“名士气”，宛若谢安，“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周一良按，“狡狯，犹今顽皮、捣乱，开玩笑之类，为六代习语”；
王水照接着说：“在钱先生身上随处透出机智、幽默、嬉戏之风，说话云里雾里，真真假假，说白点也就是顽皮、捣乱，开玩笑之类。”⑨拟包括“佯不知”。
“佯不知”逸事源自“文革”干校，这是一个颇让钱锺书神经过敏的时空。若时过境迁，想象钱锺书在晚晴已步入1980年代这个珍贵的“大阳春”季节（相对于1962年“小阳春”），再请教他何谓“皮里阳秋”，又将怎样？他是否会因大地回春、大气变暖，而愿对“皮里阳秋”旧曲翻新，再度“小叩辄发大鸣”？文献即将明鉴，这不是脑洞大开，而是能被《管锥编》卷五的白纸黑字、铁板钉钉、经得起证伪的学术史真实。质疑者或许又问：为何钱锺书让蒙田来为其“皮里阳秋”站隊，不是发生在1979年问世的《管锥编》四卷，而偏偏发生在1994年问世的《管锥编》卷五呢？答案不复杂：《管锥编》四卷撰于1972—1975年，尚处“文革”末期；
《管锥编》卷五撰于1980—1994年前，新时期“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想必是蒙田生前亦会认同的、漾溢“宽松、宽容”的社会氛围，故也是适宜“蒙田”植入卷五的好日子。
这儿需对卷五与原本四卷之关系稍作补白。原本四卷问世后，钱锺书未另起炉灶，反倒手不释卷，“重阅一过，亦见树义之蕴蓄未宣，举证之援据不中者，往往而有。欲惬心以求当，遂费词而无惜。乃增订以成此卷，所采诸君来教，敬著主名，不忘有自”⑩。意谓卷五是钱锺书对原本四卷的披阅心得遂成“增订”，后因“增订”累积可观，即单列为“卷五”。这拟是佐证钱学之树何谓“学术长青树”之范例。这就像南国苍郁古榕，钱锺书对原本四卷的重读，宛如从古榕倒垂到大地且深植的气根，气根从1980—1994年前茁壮繁衍15年，也就拔地参天成另株苍榕。此谓“有生命的学术”或“学术生命长青”，故不懈“增订”当属钱著迥异于其他“名家名著”的耀眼特点。
钱锺书谓卷五对原本四卷的“增订”，是因为发现原著有“树义之蕴蓄未宣、举证之援据不中者”，这落到“皮里阳秋”一案，也就可鉴卷五与原著卷一之间确凿“藕断丝连”。“藕断”，是指卷一问世于1979年，卷五初版于1994年，彼此隔了15年；
“丝连”，则谓卷五第3-4页标明是对卷一第19页（当为第18页）兼涉“皮里阳秋”议题的“接着说”。
其症结在怎样看上古的“神道设教”。卷一引《易·彖》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钱锺书一语中的：“盖世俗之避忌禁讳（taboos），宗教之命脉系焉，礼法之萌芽茁焉，未可卑为不足道也。”11旋即引《墨子·明鬼》篇曰：“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神道设教”意在愚民。但问题又在，“神道设教”之神神道道作为权力话语再“反智”，它对朝野人心之宰制又无须争议。古今中外，不乏史例。这就逼得不同肤色的智者会另出手眼去应对。卷五颇具针对性地“接着说”了如下高见：
吉朋谓哲人于国家所奉宗教，“貌敬”（external reverence）而“腹诽”（inward contempt），君主之崇祀神道，亦藉以驭民，初非虔信。同时人若孟德斯鸠、休谟论古罗马宗教，皆道此，而吉朋笔舌尤冷隽耳（Cf.Peter Gay，Style in History，McGraw-Hill Paper Back，43-4）。非特古罗马哲人为然。古希腊怀疑派而还，相率谆谆告诫，谓于国教以至俗信，不妨二心两舌，外示和同而内不奉持（in saying this we express no belief），所以免祸远害，蒙田、笛卡儿且标为律己之首要（la règle des règles；
la première maxime）焉。12
请注意：“蒙田”这位法国智者在《管锥编》第一次露面，其“处世策略”或“人格内核”就被叙述为“外示和同而内不奉持”：“外示和同”即所谓“貌敬”；
“内不奉持”即所谓“腹诽”。这在卫道士看来，莫非典型“两面人”？然《管锥编》认同蒙田将此“标为律己之首要”，此属“不得已”，舍此恐不足以“免祸远害”。话说到这份上，则谓蒙田之“外示和同而内不奉持”迹近法国版“皮里阳秋”，或倒过来，谓晋人“皮里阳秋”是中华版“外示和同而内不奉持”，也就无甚牵强。“皮里阳秋”之要害既在“外不臧否，内持春秋”，那么，晋人“外不臧否”被蒙田说成“外示和同”，蒙田“内不奉持”即晋人之“内蕴春秋”，也就恰成“镜像型”对称。
钱锺书识人甚深，或能猜着读者亟待有更多资料来验证如上推理不虚，故《管锥编》卷五又在另一页码“接着说”：
十六世纪基督教神甫制定“内心保留”（mental reservation）之法，作用大同。康帕内拉尝赋诗，题曰：“哲人有识而无力”（Senno senza Forza deSavi），谓哲人达心而懦，洞察世法之鄙妄，而只能闭户独居时，心光自照（vissero sol colsenno a chiuse porte），及夫外出（in pubblico），则不敢不随俗委蛇（Opere di G.Bruno e di T.Campanella，Riccrdo Ricclardi，799）。吾人饫闻《老子》所谓：“和其光，同其尘”，与夫释氏所谓“权实双行法”……，于此等言教，当不少见多怪也。身心二本，内外两截，固流俗人优为常习；
饰貌匿情，当面覆背，行之容易，视亦等闲。顾哲人于此，熟思乃悟，苦参始证，且拈出若箴铭然，何其用心之枉而见事之迟乎！13
又有人问：卷五反复言说蒙田为符号的哲贤人格亦不无“皮里阳秋”特征，又究竟为何？这亟需折回原著四卷语境，方可说明白。因为原著四卷说着“皮里阳秋”处虽不少，然大体着眼于史述“文体”，几无着力于人格“本体”。比如卷一引《左传正义·杜预序》论述《春秋》史述特点有五：“一曰微而显”；
“二曰志而晦”；
“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
“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义”；
“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简言之，拟属“圣人包周身之防”，故其史述只能“言高而旨远，辞约而义微”，这大不易，故又谓“非圣人孰能修之！”14显然，杜预称《春秋》之“皮里阳秋”五特点，全落在史述“文体”身上，后好不容易说着“非圣人孰能修之”，拟暗示《春秋》史述“文体”之“皮里阳秋”，实是以圣人人格“本体”之“皮里阳秋”为内驱力的，但说破了又恐犯忌“为尊者讳”，故杜预点到即是，不往下说了。如鲠在喉。
行文至此，也就宜挑明：卷五一再言及蒙田人格“本体”之“皮里阳秋”，旨在为四卷所难言的史述“文体”之“皮里阳秋”究竟根植何处，提供一个有案可查的法兰西范本，此颇合钱锺书打通“中西古今”之惯例。其意义当非他所谦称的“虽只比鸿毛之益，或尚非蛇足之添”15，而是明显已将原著四卷只在艺文“学识”层谈“皮里阳秋”，顷刻上升到人格“器识”层来谈了，于是，学识层“文体”之“皮里阳秋”宛若花果所以誘人，其根子全在器识层“本体”于权变处世时也未失其尊严。故又谓对“皮里阳秋”一案，《管锥编》从卷一“学识层”跃迁到卷五“器识”层，这叫“思辨升维”；
而从“器识”层的价值高度再俯瞰“学识”层对象，这又叫“学术降维”，此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就离钱锺书自谓“到眼即辨”16很近了。
愿深味本文之内蕴者，去细读上海书店2009年版《蒙田随笔全集》三卷本，汉译者马振骋（法语文学翻译家）。钱锺书1994年前读的蒙田拟是法文原著，1595年初版；
1613年始有英文版；
1633年被译成意大利语。汉语版姗姗迟到了400余年，然终究没有缺席。
三、《管锥编》里的“浮生六记”
谓《管锥编》难读、不好玩的人甚多，这不是新闻。但有人反向思维，说《管锥编》其实也有看点颇好玩，好玩得像清代沈复《浮生六记》有人间烟火气、闺阁气、书卷气及儒雅气，你信吗？
这些涉笔生趣在《管锥编》里的日常诗性，有人读到了，为何另些人没读到？症结恐在，前者对钱著下苦功了，后者对钱著尚待用功。
如上古莲吐馨般的书香，主要氤氲在《管锥编》欲打通“文学”中的中西“人学”一案。这个带引号的“人学”，并非指那种教材式、以概念为元素、以逻辑为架构的高头讲章，而只是挪用了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中的“人学”一词，意谓古今中外诗文对“人性”的咏叹美妙且微妙。略分六题权作学术版“浮生六记”。
1.情网性别
“坠入情网”，若用文言，即“耽”一字。《诗经》：“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女之耽之，不可说也。”“说”作“脱”解，通义“解脱”，亦谓纽情缠爱，能自拯拔，犹鱼鸟之出网罗。《管锥编》释坠入情网之双方自古有“士耽”“女耽”之别；
“夫情之所钟，古之‘士则登山临水，恣其汗漫，争利求名，得以排遣；
乱思移爱，事尚匪艰。古之‘女闺房窈窕，不能游目骋怀，薪米丛脞，未足忘情摄志；
心乎爱矣，独居深念，思蹇产而勿释，魂屏营若有亡，理丝愈纷，解带反结，‘耽不可说，殆亦此之谓欤？”17
《管锥编》发现中西诗文对此题之咏叹如出一辙：明人院本《投梭记》第二○出：“常言道：‘男子痴，一时迷；
女子痴，没药医”；
古罗马诗人名篇中女语男曰：“吾与子两情之炽相等，然吾为妇人，则终逊汝丈夫一筹，盖女柔弱，身心不如男之强有力也”（urimur igne pari，sed sum tibl viribus inpar；
/fortius ingenium suspicor esse viris./ut cor-pus，teneris ita mens infirma puellis）——意谓男子心力不尽耗于用情，尚绰有余裕，可以旁骛；
斯大尔夫人（Madame de Stael）言，爱情于男只是生涯中一段插话，而于女则是生命之全书（Lam-our est Ihistoire de la vie des femmes；
cest un épisode dans celle des hommes）。18
2.合欢怨鸡
《诗经》：“女曰鸡鸣，士曰昧旦；
子兴视夜，明星有烂。”《管锥编》释：“女谓鸡已叫旦，士谓尚未曙，命女观明星在天便知。”钱锺书说类似情境在历代古诗闪回甚多。六朝乐府《乌夜啼》：“可怜乌臼鸟，强言知天曙，无故三更啼，欢子冒暗去。”《读曲歌》：“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暝不复曙，一年都一晓。”徐陵《乌栖曲》之二：“绣帐罗帏隐灯烛，一夜千年犹不足，惟憎无赖汝南鸡，天河未落犹争啼。”李廓《鸡鸣曲》：“长恨鸡鸣别时苦，不遣鸡栖近窗户。”温庭筠《赠知音》：“翠羽花冠碧树鸡，未明先向短墙啼，窗间谢女青娥敛，门外萧郎白马嘶。”无独有偶，《管锥编》列举古希腊情诗也每怨公鸡报晓（the early-rising cock），斥为“妒禽”（the most jealous of fowls）；
中世纪盛行《黎明怨别》（alba）诗，堪相连类。19
3.美女曲线
钱锺书对此颇多心得，否则，《管锥编》大概不易生此口吻：“窃意美人曲线之旨，始发于《诗·陈风·月出》：‘佼人僚兮，舒窈纠兮。”毛《传》谓咏美人白皙，“僚、好貌，舒、迟也，窈纠、舒之姿也”；
胡承珙《毛诗后笺》卷一二引司马相如《子虚赋》“青虬蚴蟉于东箱”，又《大人赋》“骖赤螭青虬之
而‘翩若惊鸿在舞踊为轻快者，在步武则佚为浮佻，有失神女身份，此所以啧有烦言欤。”20
《管锥编》后转向叙事，说后世写美女苗条，更心仪杨柳为喻象，如袁宏道《新買得画舫作居》之六奇句所谓“杜宇一身皆口颊，垂杨遍体是腰肢”；
后又有以“蛇腰”易“柳腰”的，《红楼梦》第四四回王夫人形容晴雯所谓“水蛇腰，削肩膀儿”。钱锺书又顺手牵羊，说这在19世纪以来西洋诗文中尤成惯语，如梅里美晤见一贵妇人（La Prin-cesse Joinville），记其状貌云：“腰身佳绝，乃一蛇而服绣衣纨耳。”（la taille ravissante，un serpent dans du satin et des dentelles）波德莱尔咏一女行步风姿，直比于蛇之舞摆（A te voir marcher en cadence，/Belle dabandon，/On dirait un serpent qui danse/Au bout dun baton）。法国小说家梅里美（1803—1870）、法国诗人波德莱尔（1821—1867）赞叹美女形体曲线，诚与中华古诗“异曲同工”，然就世界文学史上的辈分、资历来讲，“则《月出》之‘舒窈纠兮、《洛神赋》之‘婉若游龙，言行步而非言旋舞者，洵得风气之先，有揣称之妙也”21（钱锺书语），此属实。
4.黄昏怅独
《诗经》：“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
君子于彼，如之何勿思？鸡栖于桀，羊牛下括；
君子于役，苟无饥渴。”拟作何解？《管锥编》认清代许瑶光（1817—1881）为第一解人。许瑶光《雪门诗钞》卷一《再读〈诗经〉四十二首》第十四首云：“鸡栖于桀下牛羊，饥渴萦怀对夕阳。已启唐人闺怨句，最难消遣是黄昏。”钱锺书无保留地赞曰：“大是解人。”被明代诗话家胡应麟（1551—1602）推为“中唐后第一篇”的白居易《闺妇》诗：“斜凭绣床愁不动，红绡带缓绿鬟低。辽阳春尽无消息，夜合花开日又西。”《管锥编》直言，此亦谓“日夕足添闺思”。至于司马相如《长门赋》：“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讬于空堂。”更宜被释为“日暮增愁之故”。钱锺书说英国诗人丁尼生（1809—1892）诗写懊侬怀想欢子，不舍昼夜，而最憎薄暮日落之际（but most she loathed the hour/When the thick-moted sunbeam lay/Athwart the chambers，and the day/Was sloping toward his western bower）22，这更印证中西“诗人体会，同心一理”。人之为人，皆将迟暮或垂暮，夕阳虽好，终究黄昏。
5.人心隔膜
世间情缘之悖论，莫过于彼此间纵然心有灵犀或称“莫逆之交”，但就终极性而言，依旧是两个独立个体，每个人内心深处总还藏着一处他者进不了的角落。《管锥编》为此而辑录的古诗例也不少：
何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望乡虽一路，怀归成二想”，写“共照各怀”，“合恨分愁”也。《二老堂诗话》载石延年断句：“素娥青女元无匹，霜月亭亭各自愁”；
本玉溪语而别生此意。晁补之《次韵李秬双头牡丹》：“月底故应相伴语，风前各自一般愁”；
《灜奎律髓》卷二七评为“绝奇佳句”，句诚“佳”矣，新“奇”则犹未也。《随园诗话》卷六称丁珠句：“江心浪险鸥偏稳，船里人多客自孤”；
正犹曹子建“仆奴”在傍、“妻子”相“对”而仍觉“块然独处”也。《宋书·刘德愿传》记宠妃殷氏薨，世祖命群臣哭之悲，医术人羊志应旨呜咽，“他日有问志：‘卿那得此副急泪？志时新丧爱姬，答曰：‘尔时我自哭亡妾耳！”可谓吾国载籍记“各人哭各人心事”之古例。余所观西方名著写此情景，莫过福楼拜《情感教育》中一节：主人公访意中人不遇，寻知其远适异国，无复见期，心伤肠断，返寓则情妇正恸与己所生之儿殇，乃相抱而哭（Et en songeant quil ne la ［Mme Arnoux］retrouverait，que cétait bien fini，quelle était irrévocablement perdue，il ［Frédéric］sentait comme un déchirement de son être；
ses larmes accumulées depuis le matin débordèrent.Rosanette sen aporcut.“Ah！tu pleures comme moi！tu as du chagrin？”“Oui！oui！jen ai...”Il la serra contre son coeur，et tous deux sanglotaient en se tenant embrassés. —L?ducation sentimentale，Ⅲ. v，Conard，1923，p.585）。23
法国小说家福楼拜（1821—1880）也被《管锥编》请来作西学“捧哏”了，饰“逗哏”的当是钱锺书。
6.情结二象
借现代光学之“波粒二象”来转喻《管锥编》的“情结”也具“二象”性，恰当否？“转喻”属修辞，不是“定义”，也就无所谓失当。“情结”在钱锺书的笔下本具“二象”性：当它在心理水平“牢愁难畔曰‘结”；
当它在诗性水平“衷曲可申亦曰‘结”24。只是未用“二象”一词而已。
当《管锥编》从深蕴心理视角去体恤，古诗文中的“情结”往往呈示出某种高密度内敛或郁积得透不过气、难以疏解的类“粒子性”。比如“《哀郢》：‘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
《注》：‘心肝悬结，思念诘屈而不可解也。按《诗·小雅·正月》：‘心之忧兮，如或结之，即此‘结字；
《曹风·鸤鸠》：‘心如结矣，《桧风·素冠》：‘我心蕴结，《正义》均释曰：‘如物之裹结。《荀子·成相篇》：‘君子执之心如结，杨倞注：‘坚固不解也。《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山王胜对曰：‘今臣心结日久，又广川王去歌曰：‘心重结，意不舒；
词旨一律”25。
与此相对照，当《管锥编》从诗性表现视角去体察，则诗文中的“情结”又翻转成“西语习称‘思想之链‘观念之线（the chain of thought，der Faden des Denkens，le fil des idées）”而呈示类“波动性”：“诗人或咏此念牵引彼念，纠卷而成‘思结（ia tua mente ristrctta/di pensier in pensier dentro ad un nodo），或咏爱恋罗织而成‘情网（Nè per suo mi riten nè scioglie il laccio），或咏愁虑缭萦而成‘忧茧（Knits up the ravelld sleave of care），或以释恨放心为驰解折叠之思绪俾如新嫁娘卸妆散发（untie your un-folded thoughts，/And let them dangle loose，as a brides hair）更仆难终。斯意在吾国则始酣畅于《九章》。”简言之，“情思不特纠结而难分解，且可组结而成文章”26。说“情结”在《管锥编》亦具“二象”性，此谓出处二也。
相对于钱锺书从心理视角来简述“情结”的类“粒子性”，显然，其更乐于从诗性视角来纵论“情结”的类“波动性”。这酷似高手对垒，一俟将棋盘导入自己所擅长的棋局，其落子也就流畅淋漓得熟门熟路，胜券在握。且读《管锥编》如下两段论述：
胥比心能心所于丝缕缠续；
“纠思”、“编愁”，词旨尤深。盖欲解纠结，端须组结。愁烦不释，则条理其思，条缉其念，俾就绪成章，庶几蟠郁心胸者得以排遣，杜甫《至后》所谓“愁极本凭诗遣兴”。不为情感所奴，由其摆播，而作主以御使之。不平之善鸣，当哭之长歌，即“为纕”“为膺”，化一把辛酸泪为满纸荒唐言，使无绪之缠结，为不紊之编结，因写忧而造艺是矣。27
又按前引吴融绝句，于“似丝”外复曰“似波”，即《汉书·外戚传》上武帝悼李夫人赋：“思若流波，恒兮在心”；
徐幹《室思》：“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
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思等流水，终日不息”又《野夕答孙郎擢》：“思君意不穷，长如流水注。”六朝以还，寖成套语。惟杜甫《江亭》：“水流心不竞”，溶心于水，二而一之，颇能与古为新；
《子华子·执中》篇：“观流水者，与水俱流，其目运而心逝者欤！”可移作读杜心解。……詹姆士《心理学》谓“链”“串”等字佥不足以示心行之无缝之泻注（such words as “chain”or “train”does not describe it fitly. It is nothing jointed；
it flows），当命曰“意识流”或“思波”（stream of consciousness or thought）。正名定称，众议翕然。窃谓吾国古籍姑置之，但丁《神曲》早言“心河”（della mente il fiume），蒙田摯友作诗亦以思念相联喻于奔流（Aussi voit lon，en un ruisseau coulant，/Sans fin lune après lautre rou-lant）。词人体察之精，盖先于学人多多许矣。28
能否说，《管锥编》所以从古今“文学”觅得了中西诗哲凝冻其中的“人学”共识（学术版“浮生六记”），其前提是人类文学宝库本已累积了太富饶的“词人体察之精？”当也离不开钱锺书别具慧眼，《管锥编》才有此异彩纷呈。
诚然还可追问：钱锺书如此钟情于中西“文学”所凝结的“人学”共识之理由何谓？此理由宜到《谈艺录》序所写的这十六字“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南学北学，道术未裂”29中去找。若曰，钱著一辈子所服膺的治学方法，即欲在中西语境所衍生的艺文异构中去“打通”人类审美共识，此谓“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那么，人类诗哲通义所以能成立，其根子又理当深植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此“心理攸同”不是别的，而正是被《管锥编》所结集的、堪称学术版“浮生六记”所写活了的“人学”共识也。■
【注释】
①162021钱锺书：《管锥编》卷三，中华书局，1979，第1199-1200、1097、1029、1029-1030页。
②钱锺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1937年），载《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17页。
③⑥121323钱锺书：《管锥编》卷五，中华书局，1994，第233-234、223、3、4、219页。
④原文：“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见钱锺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1937年），《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17页。
⑤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⑦⑧⑨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华书局，2020，第71、73、74页。
⑩15钱锺书《管锥编》卷五序，见此书扉页。
111417181922钱锺书：《管锥编》卷一，中华书局，1979，第18、161、94、94、105、100-101页。
2425262728钱锺书：《管锥编》卷二，中华书局，1979，第617、615、616、617、618页。
29钱锺书：《谈艺录》序（1942年），载《谈艺录（补订本）》，中華书局，1984，第1页。
（夏中义，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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