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村
我是铁路边上长大的。我的小学、中学都挨着铁路。课间的时候常能看见客车或货车开过去。有时还能看见一个火车头顶着几节货车车厢，开过来又开过去，那是火车在编组。有的车厢上还写着我们工厂的名字，有的写着“阳泉”二字。阳泉有我们厂一个铝钒土矿。我小时候看到这两个字常想：阳泉是个什么样子？很多山，山上立着井架，头戴铝盔的矿工，小火车，一排一排的家属宿舍……
这条铁路是日本人修的，沿途不少车站是日式建筑。向南通往博山——那可是个好地方，产煤，产陶瓷、琉璃，有很多工厂。博山男人都会做菜。向北与胶济铁路相接，可到济南、青岛，甚至更远的地方。
我们厂大，铁路客运部门专门为我们设了一个火车站，停车一分钟。跟火车站隔着一条公路，就是工厂的大门，门的一侧是一个很大的炮楼。前几年我回去，炮楼已经不见了。拆它干嘛？这个炮楼是个提醒：我们被日本人侵略过。他们不光杀人放火，还掠夺我们的资源。
我们到远地方去，都是直接到市里坐火车。我大多是到老家莱阳去。其实我没在老家生活过，只是听父亲在茶余饭后说起他生长的那个小山村的各种人和事，不仅感到新奇，还没来由地对那个地方产生了亲切感。大约对任何人来说，故乡都不仅意味着我们的血脉从何而来，也是我们心里的依靠和归宿。
汪曾祺在美国遇见两个黑人，说他们没有祖国。他们只知道自己来自非洲，却不知是非洲的哪个国家。汪曾祺说：这是一个深刻的悲剧。
故乡对我虽然很生疏和遥远，却是时常念及的，仿佛那个小山村随时在护佑着我。
暑假回乡的情形不大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有一回车停潍坊，站台上有卖潍坊萝卜的。萝卜是青绿色的，一尺多长，小孩拳头粗细，竖着切成四条，根部还连在一起。对面坐着的一位年轻女人买了一个，掰了一条，非要让我尝尝，并说：不辣。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萝卜。现在有了网购，我不止一次买过潍坊萝卜，却再也没有那么好吃的了。
寒假回去，多是父亲的同事和同乡吕叔叔带我走。晚上九点钟上车，第二天凌晨四点多到达。适逢春运，火车上很拥挤，过道上站满了人。列车员提着白铁皮做的大水壶从人缝中挤过去，给乘客的茶缸倒开水。有的人能在这拥挤和嘈杂中酣然睡去，任由口水从嘴角流出并滴落下来，这实在让我佩服。因为我虽然还是个孩子，并且疲惫已极，却无论如何无法入睡。更让我敬佩的是能很快和周围的乘客打成一片的人。有一位农村妇女，带了两个孩子，小的只有两三岁，是去部队看丈夫的。听她和周围的人聊天，你会以为那些人都是她同村的乡亲。她那种自然而然的亲和力，消弭了陌生人之间的警惕和隔膜，有的人甚至愿意主动帮助她抱一会儿孩子。我想，她如果在村里当妇女主任，调解邻里纠纷、婆媳矛盾，肯定易如反掌。
这是一个天然地具有人格魅力的人。
到北京工作以后，我每逢寒暑假都要回青岛去看望父母。因为回到家里，我才会真的放松下来。而在北京，我虽然已经结婚生子、安家立业，却总是感到隐隐的不安。北京太大了，可能跟我是从小地方成长起来的有关，周围的人大都是见过的，哪怕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在北京，你碰到的多半是陌生的面孔。我自觉像一粒砂子，不只渺小，而且和别人毫无关联。这种卑微感和孤独感至今仍伴随着我。北京已经是我生活的时间最长的城市，但在这里，我始终以为自己是个漂泊者。
可是从北京到青岛去并不容易。那时北京至青岛每天只有两趟火车。青岛是避暑胜地，暑假时乘车的人自然很多；
寒假正逢春运，人更多。车票很不好买，每次回去总是四处托人。我有个老同事的儿子在铁路局工作，我不止一次托他买过票。买到卧铺的时候很少，有张硬座就不错了。最初，这趟车要运行十七个小时，后来几次提速，最快时也要十一个小时。
坐在直角靠背的木头座椅上，度过整整一个夜晚。我在自家床上也要失眠的，何况是这样坐着。在困倦中望着窗外浓稠的黑暗，远处出现一点稀疏的灯光，那大概是一个村庄。四等小站旁常常有人家，看见屋里有人走动，无端地感到亲切。车过济南是在上半夜，我初恋的姑娘就住在那里。我总是猜想，那无数星星点点的灯光中，有一盏就是属于她的。这个城市因为她，总牵系着我。哪怕只是从它身旁经过，也会让我百感交集。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她后来告诉我，她很多年不敢去火车站，因为知道每年冬夏我都要从这里经过。
车过济南后的下一个大站是淄博。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四年，从十岁到二十四岁。不知道为什么，从到了北京之后，我就格外想念这个平凡而淳朴的城市。可能是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从懵懂到觉醒的年龄，度过了真正走进生活的阶段。也许，我的生命底色就是在这里形成的。十岁之前，我是在富拉尔基度过的。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外语地名，后来才知道是达斡尔语“红色之岸”的意思。对于我，富拉尔基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所在，相比之下，淄博显得太土。但正是它那重拙的方言、棕褐色的丘岭、黄绿交错的庄稼地，以及小地方人对本地特产的自豪感，都像一个宽容的小学老师一样包容着我。淄博更是我心灵的故乡，它意味着平静、安稳、依靠。
我记不清有多少次中途从淄博下车，每一次都满怀期待。我重新走在我生活过的工厂家属区，看我们家住过的老房子，老房子旁边的幼儿园，幼儿园南面的澡堂。紧挨着我们家就是一条从北到南的路，路的尽头是我的小学。我每天上下学都走这条路，经常会和住在我家后面那排房的一位女生同路。她长得很漂亮，而且总是穿得很整洁。我有点喜欢她。夏天在门口乘凉，我不敢光着膀子，怕她会看见。参加工作之后，听说她谈恋爱了，我有点儿失落。
我们有一二十年没有见过了。
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我活得最狼狈的时候：穷、累、负担沉重、意志消沉，生活对我来说如同一场没有尽头的刑罚。我唯一觉得可以依靠一下的地方，就是我曾经生活过的这个工厂家属区。这里像是一间冬天生了炉火的房子，简陋但是温暖。
我大约是在冬天去的。我的一群小时候的朋友聚在一起。他们都没上大学，在工厂或机关里做着普通的工作。聚会的地点是一家新开的饭店，就在我们家原来住的房子旁边。张涛和她在一个工厂，也约了她。但回答说她出门了，不能来。我对此有点失望。我们从中午开始喝酒，一直喝到深夜。她是下午来的，那时我已醉意朦胧。她就坐在我的右侧。不知道为什么，我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她像别人一样，很自信地说起自己的日常生活，好像这些事都意义重大。我在工厂当了八年工人，对那些女工们的表达方式，她们的口吻、神态都很熟悉。不懂的人或许以为她们在炫耀，但她们的经历是不值得炫耀的，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琐事而已。但我知道这是她们生活信心的自然流露。她们必须让自己相信，自己活得很幸福、很有意义，这样生活才会真的变得充实和饱满起来。否则，生活会变成单调乏味的重复。以为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都不同凡响，正是她们兴致勃勃地生活下去的理由。所以，我对她说的那些事并未感到厌烦。我只能从她的容貌和体态中依稀看到当年那个天真的少女。我们此刻虽然近在咫尺，其实已相隔甚远。她不知道，也无意知道我这些年的生活经历。我对她的经历则很有兴趣，这其中不单有关怀的成分，我更想弄明白她是怎样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因为喝得太多了，我隐约地记得她中途退了席，好像是为了晚上的演出。我当时迷迷糊糊地想，这样的年纪，上了台还有什么魅力？何况还是一群业余演员。我懂得一个人的业余爱好对其生活的意义是在很多年以后了。我学会了心平气和地听那些业余爱好者热情洋溢地发表他们的艺术见解。这些见解并不是对艺术本身有什么意义，而是对他们自身意义非凡。
那一夜我喝得酩酊大醉。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宾馆的床上，脖子上系了一条红纱巾。别人告诉我，那是她的。我抚摸着那条纱巾，有点感动，也有点漠然。
在回青岛的火车上，我捏着红纱巾的一角，伸出车外，让它在风中像旗帜一样剧烈地抖动。我松开了手，纱巾像一只鸟儿一样向后面疾飞而去，转眼就不见了。
那是一片空旷的土地。
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到这个地方了。我只是一厢情愿地把这里当成了我的故乡，但这个地方我已经无法融入。
此后，我仍独自一人回去过多次。只是不再约见同学和朋友。我孤独地在熟悉的路上走着，看着它发生的变化，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疏远。
我的小学加了围墙，门卫不让我进去。我的中学拆掉了原来的平房，盖起了新楼。俱乐部拆掉了，幼儿园拆掉了，厂医院的三层楼变成了一栋极高的大厦。值得庆幸的是那些像人体骨架一样的道路没变。我沿着这些路走着，一点一点回忆路边那些房子的旧样，和那些房子与我的关联。
百货公司还在老地方，不过已经变成了两层楼的超市。国营饭店仍在原址，只是变成了鲜亮的火锅店。蔬菜公司没有了——我曾无数次在那个小窗口买几角钱的肉，给正在挨批斗的父亲补补身体。足球场变成了一个乱哄哄的集市，很多退休老人聚在这里闲聊。
我在一个僻静的路边找了一家小饭馆，墙壁乌黑，桌椅简陋，说是博山菜，只是得其仿佛而已。吃饭的时候，我忽然想起，这地方是原先的粮店。
我得走了。
淄博不是始发站，上了车多半是没有座位的，但从此地到青岛还有六七个小时。鲁中酷热，火车上尚无空调，我挤在车厢里，和一个大汉面对面站着，我觉得我们俩肚子上的汗都流到了一起。在闷热和疲累中，我以为自己随时可能晕倒，然而并没有。可能是我那时还算年轻吧。但这苦旅的记忆却刻骨铭心，将乘车视为畏途，此后几十年不曾改变。
及至高铁开通，我才真正体验到旅途的轻松。从北京到青岛由十几个小时变成了五个小时，再后来有了三个小时的快车，而且车次很多，座椅舒适，不用再托人买票，不用再忍受旅途的劳累，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绅士一样坐在火车上，买两罐比商店贵得多的啤酒，从容地品啜，直到终点。
只是这种快车在济南和淄博都不停靠，我也已经没了下车停留几天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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