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泓
据黄珍珍说，我的父亲是和两只哈密瓜一起消失的。
那是三天前，九月十一日的晚上。父亲吃过晚饭，套上一件运动服，趿拉着掉底凉鞋出了门。在监控中，他怀抱两轮明月般的黄河蜜，走出水果店，如盐入水，融进浓浓夜色里。
他失踪前穿的运动服，是二十年前县城柳林服装厂的明星产品。当初建厂取名时，将母亲的名字，父亲的姓氏，合在了一起。父亲穿走那件衣服，也许有怀念前妻的意味，可他抱着的两只黄河蜜，又是黄珍珍最生动的注脚。我也被父亲搞糊涂了。他这一生，究竟更爱哪个女人？
黄珍珍在电话里的声音惊慌失措，仿佛笃定灾祸已至，使我嗅到阴谋的气息。我开车赶回老家汾县，交费，下高速，灰色的山迎面而来。它的姓名，缘于它的样貌，山体上粗下细，顶面平缓，犹如一只倒立的马蹄，便叫马蹄山。我刚上小学时，曾去过一次山上，算来是二十多年前的夏天，那时父亲仍是柳林服装厂的厂长，而黄珍珍刚入厂工作。
黄珍珍在柳林很有名，有个外号叫“串串”，说她是混血儿。她会说英语，一双瞳仁浅得出奇，甜美的淡淡的黄，看人时直白袒露，一下望到最深处。我见她第一面，也叫她 “串串”，挨了父亲狠狠一巴掌，才改口喊的黄阿姨。她给父亲做翻译，闲暇时辅导我学英语。那年暑假结束时，父亲换了一辆崭新的皇冠车，载着我和黄珍珍去马蹄山玩。
去马蹄山的路上，车内弥漫着令人晕眩的皮革味。我蜷在后排，看见黄珍珍茂密的黑发，轻柔地披泻在副驾驶的靠背上，一旁的父亲，歪斜着身子，不住地细数马蹄山的典故，说得嘴角堆起细密的白沫。典故从南宋抗金英雄杨妙真说起，说这个女将军，曾被敌人追击至马蹄山，在山顶上练兵，致使对方久攻不下……
我在父亲广阔无垠的讲解中睡去，又从黄珍珍卖力的夸奖声中醒来，她亲热地喊道：我们到啦。少时的我，在睡眼朦胧中，看见前方那只苍翠的马蹄，正踏在黄珍珍粉色的脸颊上。
这一幕的黄珍珍，后来常常盘旋在我的梦里。梦里还有一个灰色的人影，死的人是灰色的，所以那应该是我的母亲。母亲死后，我读过她写的日记，她的死也与黄珍珍有关。当然，我要很久以后才能讲到她的死，在那之前，我要先从她年轻时说起。
汾县十字街招待所的一个小服务员，每次路过布料店，都痴痴地朝里望，次次都对上店里小工的眼睛。小工的眼睛，像两块烧着的黑煤块，盯住在门外驻足不前、伸手绞着两条细辫子的姑娘。
时间久了，小工才知道，这个姑娘是被店里那块鹅黄色的缎子绊住了脚。
小工预支一个月的工钱，买下缎子送给小服务员，她拿来做了条裙子，鹅黄的底，绣着细长绿柳，包裹住削肩细腰，仿佛将满园春色穿在了身上。
她穿着这身裙子，嫁给了小工，小工借了些钱，又用了她的彩礼和嫁妆，在十字街上，开了家服装店。
小工成了老板，买下一辆面包车，拉老板娘去市里的批发市场进货。她的手，一摸上衣服，几分棉，几分涤纶，心中便明了。小面包车从市场里开出来，车厢里满满当当，她靠着他，靠到日暮，回店后，夫妻俩卸货、打价签，摆货，忙至深夜。
十字街的服装店越开越大。夫妻俩买下来老服装厂的生产线，办起了工厂。
厂名取女人姓名中的一字，取男人姓名中的一字，叫做柳林服装厂，仿佛心心相印的爱的结晶。
男人跑生意，女人管财务，生意高歌猛进，外地人不知汾县和马蹄山，却知道柳林服装厂的运动服。
几年后，女人暂放大权，闷在家中做婴儿的衣物，生下一个男孩。男孩上学后，她得以解放，去看日思夜想的服装厂。柳林是被她撇下的女儿，短短几年，上了新机器，用了新布料，出落成陌生的大姑娘了。她近乡情怯，怕是捡起柳林，又要撇下没长大的男孩。
她不敢再出门。
她便趴在窗户上，张望着代替她走在外面的男人，她的男人除了上班，还要出去两次：清早去早餐店买豆浆、油条，黄昏去巷口买馒头。他乐意穿戴整齐地走在饮食俗气里，听小商小贩叫他林厂长，再给他让一星半点儿的斤两。一把小葱，几枚鸡蛋，都是权力的象征。儿子出生后，他还会驮着小男孩出街，将孩子的两只小脚，搭在自己胸前。他哪怕驮着儿子做一分钟的巡游，也是慈父的底色，会被职工们浓墨重彩地夸赞。所以等男孩渐渐长大了，男人依旧吃力地驮着。
这个男人是我的父亲，女人是我的母亲，男孩是我。在黄珍珍出现之前，母亲的日记和我的记忆，都还算幸福。
母亲写黄珍珍的出现，写得极具诗意。她说：“林洪涛在认出黄珍珍之前，他们相遇了两回。”也是从这里开始，母亲不再称父亲为 “林”，而是全名了。
那天早上，命运派来一个骑三轮车的小贩，小贩拉了一车的黄河蜜，停在服装厂家属院的门口，车斗里黄澄澄的，像河滩上的日出。黄珍珍提着盒饭，蹲在摊前挑瓜，拍拍这个，摸摸那个，简直爱不释手。当时，我骑在父亲背上，抱住他的脖颈，挂着一袋油条，从她身后经过。
黄昏时，职工们下了班，买瓜的，卖饼的，拌凉菜的，接孩子的，配钥匙的，在街上挤成一团。我捧着一袋馒头，父亲驮着我，在众人的问候和夸赞声里漫步，犹如出巡，好不得意。我们经过水果摊时，黄珍珍又蹲在摊前。她提着一篮子衣服，赤脚踩一双红拖鞋，踮脚热切地张望最后几只黄河蜜。父亲忍不住像个长辈般打趣她：“又来啦？”黄珍珍哈哈一笑，回敬道：“您也——又来啦？”
黄珍珍的眼睛像蜂蜜一样黏稠，发尾还在滴水。我在父亲的头顶上叫了一句：串串。
回去的路上，父亲的步子迈得很豪迈，肩膀一耸一耸的，将我颠起来，他很久不能做到这样了。他说：“刚才那个女工是厂里剪线头的，昨天流水线出了故障，她能看懂机器上的英语。你也要学好英语，不能再叫人串串了啊。”
第二天，父亲提着两只黄河蜜，带上我，叩响了黄珍珍的宿舍门。黄珍珍先教我学英语国际音标。我每学会一个音标，能得到些糖块和饼干，每学满五个便能吃到黄河蜜。我将它们带回家，向母亲炫耀战利品。
滚圆丰润、外皮摸着有些凉意的哈密瓜，成了黄珍珍含蓄的注脚。母亲却像对此物过敏，无声地拒之于千里之外。后来我翻母亲的日记，她在那个夏天，写满了对幼小的我的恨意。我知道这是难免的。
暑假将近时，我们从马蹄山游玩回来，父亲径直去了服装厂，黄珍珍护送我至家属院。在厂长小楼前，她拂去我头上粘的草屑，塞过来一大包零食和水果，才掉头往回走。
我推开家门，轻手轻脚地溜上二楼。从楼梯拐角处，倏然飘出一个人影，蛰伏多时的母亲，顶着一张平铺直叙的僵冷的脸，如料峭寒风般扑来。接着，窗户发出吱咯声，狠狠地撞上一旁的窗框。
黄珍珍这时正走到楼拐角处，那只黄河蜜自二楼而下，从她头顶擦过，抱着粉身碎骨之志，猛烈撞地，弹起，在半空裂开，落入下水道口，迸出甜蜜的鲜血。我急忙站起来，探出身，伸长脖子，脸上粘满的泪水、鼻涕，快要滴到窗下黄珍珍的身上。只见她冲我嘘了一声，伸指轻点窗内，抬手比拟老虎发怒样，又做了个鬼脸。我噗嗤笑了，冒出一颗圆圆的鼻涕泡。
过了一会儿，我扒着窗户向外看，黄珍珍走了。花花绿绿的零食，孤独地躺在地上。前面的服装厂宿舍，一排排的窗户，热闹地亮满了灯。
服装厂宿舍楼共五层，从前住得满，盖起家属楼后，分到房的都搬走了，只剩一些单身男女。我数着楼层，想找属于黄珍珍的那扇窗户。
发作过的母亲，将厨房搅得铿锵作响，屋里聚起沉重的饭香。我并不理解她的愤怒，只想像黄珍珍一样，冲她做一个鬼脸。我背着母亲出了家门，往宿舍楼去，一路上只恨自己的脚太慢，心先一步飞过了宿舍三楼狭长的走廊。
三一三的门半开着，阳台上挂着几条宽大的内裤，吧嗒吧嗒滴水。桌上放着小学英语课本和几瓣切好的哈密瓜，苍蝇在水果刀上试探。摇晃的风扇，吹开雪白的蚊帐，露出搭在床架上的四条圆润的腿。
黄珍珍显然没想到我会来。她跳下床，光脚走过来，微微躬下腰端详着：“哎呀，这是怎么了？”
白色蚊帐又被掀开了，钻出来一个与黄珍珍差不多大的女孩，说的是汾县的方言，问谁来了。
黄珍珍坐回床上，揽过女孩，半掩住嘴低声说话，一双蜜色的眼，弯成了一对月牙。被她揽住的女孩，也冒出一丝丝笑意，如细雨落在湖面，徐徐地展开涟漪，等我带着困惑盯住她们时，两人的笑意忽成了急雨，大笑、颤抖、打着滚，捶得床板震响。黄珍珍红着脸清嗓子。屋内的笑声戛然而止。寂静几秒，她们又噗嗤地笑起来。不能尽兴地笑，遮遮掩掩地笑，显得这件事更神秘了。
女孩瞟一眼黄珍珍，对完全愣住的我说：“你以后可得对你这个姐姐好啊，她连内裤都给你们洗——”
黄珍珍瞪住女孩，将我放置在椅子上，推过来两瓣哈密瓜。豆绿的苍蝇停在瓜沿上，还要再往上爬。
黄珍珍在桌边蹲下身，指着我的脚问，怎么了？我低头一看，断开的棕色凉鞋带子，垂在地上，沾了满身的布屑、尘土。
“明天让你爸给你买双新的。”黄珍珍拿来抹布，给我擦凉鞋。蜷曲的发，遮住了她大半张粉色的脸，只有一张殷红的嘴唇，在其中若隐若现。
我晃晃脚，朝阳台看去，挂着的内裤不再滴水了，其中带着格纹的、边缘绣着绿鳄鱼的内裤，父亲也有一条。
夏天过后，黄珍珍很快接了母亲在柳林的班。母亲不止一次向我强调，黄珍珍别有居心，教不好英语，更不会管财务。
有时，女人的嗅觉是灵敏的，尤其是对自己的天敌。
父亲并不理会女人们的口角，他醉心于搭建仁厚的企业家的形象。朋友来借钱，他无有不应，还将高档成衣，如送鲜花、水果般赠予来参观的汾县领导和同行。
厂长的慷慨，很快感染了柳林职工。
机器轰鸣的白天，几个职工蹲守在家属院的墙根处，等侯从厂仓库抛出来的布匹。那些流光溢彩的、光滑的、有韧劲的、被高价买来的布匹，跌进小偷们的怀中，被拖着、搂住，堆在三轮车上，拉到隐秘的角落里贱卖。我放学时遇到过两次。他们不自然地笑笑，同我打招呼。我绕开他们，继续往后面的厂长小楼走，留他们在原地，相互挤眉弄眼。
母亲也看到过，只是不痛不痒地对父亲说了几句。毕竟那群人里，也有她介绍进厂的亲戚，比如我的小姨。
我上初一时，黄珍珍搬进了马蹄山旁新建的联排别墅，服装厂机器的轰鸣声，像去而不返的鸟群，难觅踪迹。家属院门口贴了一张名单，上面列明了服装厂职工的遣散费，有多有少，都算不上丰厚。那天我放学回家，大门口挤满了人，好似节日庆典，我拨开挤成一团的手脚，艰难地穿过压抑的人群。
直到我撞上人群中一个矮胖的男人。那男人仰头看着名单，脸膛越来越黑，嘴唇蠕动不停，瞥见我，才狠啐一口，骂出了声，骂得很响亮。我认出了他，他的老婆在街头卖馒头，他有时下了班，也去帮忙，常送给我红糖三角吃。
四周嗡嗡的议论声，骤然飞到我的耳边。那些话，不同于我骑在父亲的肩上听到的赞美之声。
父亲从厂长的位子上下来，人变得比往日还要温暾宽厚。他很少出门，更不踏足水果店。源源不断的黄河蜜，从他的生活里戛然灭绝了。
母亲的面貌倒是焕然一新。她铆足劲攒了爿店，挂名“柳林服装厂服装店”，卖厂里积压的衣物。那些衣服，譬如将死之人，而母亲像绝不放弃救治的家属。她独自埋头理货架、贴价签，笃定自己能延续柳林服装厂的生命。母亲的日记，从此变成了服装店的记事本，写满进货出货的数目，不再有伤春悲秋的语句。
如抽芽般长个子的我，长手长脚，平静地走在柳林职工失业的阴影里。从前，楼前楼后的邻居，见了我都远远地挂上笑，走近了热烘烘地问学习、问身体；
院里的孩子们，亲热地揽着我，玩游戏时，将我拱在最前头。一夜之间，温情全都风流云散。
家属院里的哨子，曾是我最好的朋友。哨子的父母都在生产线，厂里赶订单时，母亲总喊哨子来家里吃饭。时间久了，哨子蹲在楼下，抽两声鼻子，就能说出我家今天吃什么菜。
哨子的大名不叫哨子，可他乐意别人喊他哨子。他和我同级，在班上当体委，体育老师给了他一只哨子，他用毛线穿了挂在脖子上。哨声就是他的语言。他高兴时，要欢快地吹哨子，激动时，则吹得很急促，有大事宣布时，吹出来三长两短，很有规律。
有一天，他在厂长小楼下吹出了十次三长两短，向我宣布他以后想参军做飞行员，并和我源源不断地解说不同型号的飞机。我听得很入神。
母亲趴在窗户上看我们，说我像个闷葫芦，哨子像个噪鹃，我们两个人成日凑在一起，谁见了都说绝配。
我上楼后，母亲挪揄道，哨子长着一张三角脸，眯眯眼，走起路来两条腿还一摆一摆的，这样的形象，恐怕当不上飞行员。我红着脸维护哨子，好像当飞行员的梦想不仅是哨子的。从那之后，要上学时，他都站在厂长小楼下，先吹两声哨子，再喊道：“林一兆同学，林一兆同学，归队！”
如今，他的哨子声，再也不会引我去上学了。
生活也同友谊般，不再轻易地持续。哨子父亲原先常提着礼品酒和羊腿回家，夫妻俩失业后，他的车筐装上大半个月的青菜，才有一两次的红肉，有时载一些便宜的散装酒。他喝完了酒，会绕着厂长小楼嚷骂，踹几下我们家的大门，才回家去。夜里，家中又传出女人的哭嚎。
我们家的大门，渐渐多了好几处坑洼，开合起来，咯吱作响。我进出很小心，只从留出的一条缝隙间钻出去，要是一不小心碰到，发出了声响，我就像被火燎到一样，跳出去老远。在这种刻意的死寂中，我仍竖着耳朵，渴望听见哨子的心声。可是他永远地哑下去了。
中考前的一个雨天，我在家属院旁的小卖部里，见到了哨子。哨子染着半黄不绿的头发，瘦得像根蒜苔，斜靠着柜台，将手里那张五块钱叠成香烟状，夹在指间，冲小卖部老板挥了挥。
坐在柜台深处的老板，眼皮一翻，并不用侧身，一只手伸到后背的玻璃柜里，再一摆胳膊，丢出去一团红色。哨子夹臂张开双手接住，吹起轻飘飘的口哨，插着裤兜，晃晃荡荡地往外走。他的脖子上，挂了两条指头粗的铁链，一路坠到胸口处。
我站在门口低下头，不再敢看他，他也无声地绕开了我。
咯吱作响的风扇，鼓动着哨子留下的五块钱，让它滑向柜台的边缘。老板拉开抽屉，将钱扫进去。
我出来时，哨子正蹲在小卖部的屋檐下抽烟。头顶的雨珠，摔下来，碎在他五彩缤纷的脸上。烟雾中，水汽里，哨子的嘴角乌青，右眼红肿膨胀，只留下一条细黑的缝。
哨子用两根指头夹着烟，拿橘红色的过滤嘴，冲我抖了抖。
我只好住了脚，像往日般随口说些学校的琐事，又小心地明知故问：怎么上学时总遇不上你了？
哨子木然地叼住烟，松松垮垮地站起来，提一把快掉到屁股沟的铅笔裤。他隔着白雾，盯住我说他要去上职高了。没等我开口，哨子便弓起了背，头缩进撑起的汗衫中，两条被黄色裤子包裹的竹竿腿，一摆一摆，渐渐融化在雨雾里。
哨子走后，雨就停了，我看见一辆被洗得发亮的皇冠车，开出了小楼。
几天后，父亲提着一兜黄河蜜和一袋剩菜，走回了家。他站在客厅中央宣布，自己卖了车，要入股黄珍珍的生意。母亲正趴在茶几上，精打细算服装店的开支，听到父亲一番要东山再起的豪语，手中的硬皮笔记本便如翩飞的蝴蝶，扑到他的脸上。
那一晚，浓汤赤酱、拖着黏液的瓜籽和晶莹的玻璃碎片，涂抹了整个家。我翻动母亲的日记时，还能看到当时战火的痕迹。
我做了母亲的探子，跟着父亲去看黄珍珍的生意。黄珍珍所谓的生意，也是做服装。她租了间平房，塞进两排机器，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说来也巧，用的工人和布匹原料，都似曾相识，像是直接从柳林服装厂里拉来的。父亲跟着黄珍珍，在平房里转了一圈，便懂了半分。
剪线头的工人，抬头看见父亲，还是喊“林厂长”，使父亲几乎掉下泪来。
这一切多么熟悉啊，他的工厂，从一间平房开始，结局又回到一间平房里。父亲萌发出贤妻良母才有的死心塌地之情。白日里，他与黄珍珍如两只麻雀，捡食着县城周边细碎的业务。夜里，在昏暗的平房中，伴随连绵的机器声，一对倦鸟相依着沉沉睡去。他也许觉得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吧，旁边的女人，一会儿是黄珍珍，一会儿是年轻时的母亲。
网购开始兴起，为买一件衣服，专程来店里摸一摸料子的人越来越少。母亲不得已，也购进几批样式新颖、材质低廉的衣服，挂在柳林服装店。说不准，这些衣服就是从黄珍珍那间昏暗的平房里做出来的呢。
两边勉力支撑，又过去三年光景。
我高考后，被一所千里之外的大学录取。父亲在汾县最贵的酒店办升学宴。到场的人当面喝酒奉承，背着他骂人，场面也算和谐。
黄珍珍也来了。她染着红发，灿若一朵火烧云，飘进包厢，热烘烘地安排入座、催菜、递名片，全然不顾另一个坠入冰窟的女人。
吃饱的宾客走了一半，黄珍珍才翩然落座。她褪去往日那张温柔缱绻的桃花面，双颊瘪陷，颧骨高耸，一抖落身上的衬衣西裤，露出麦色的小臂和硬邦邦的小腿。她挤出一脸的笑纹，目光黏稠，将红包递到我眼前。桌布动了一下，母亲放下筷子，发出熟悉的鼻哧声。
我欠身夹菜，蹭掉了黄珍珍的红包。红包落在碗碟旁。母亲一甩手，自然地将红包扫到地下。父亲马上探出身，垂下手一勾，两下拢好了散在地上的钱。他将钱塞回黄珍珍手里，不断地张望四周，小声念叨着，好了好了，你先收着，你先收着。黄珍珍没有接。父亲徒劳地斡旋，又悻悻地叹气。母亲则高昂着头，挂上一抹胜利的讥笑。
母亲为这件事，在日记里写了满满一页。她说那一刻才觉得我长大了。
原来当夫妻宣战时，儿子懂事与否，要看他做哪方的先锋军。这件事，我在读母亲的日记以前，就深深地领悟过。
我很快飞去最南端的城市上大学，毕业后，入职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轻柔地向北挪了一寸，但绝不跨过秦岭淮河，仿佛它是我的战壕，用以躲避家中无休的战火。
第二年夏天，我加了两个通宵的班后，被公司优化，拖着一把自购的人体工学椅，憔悴地走回了出租屋。出租屋逼仄，桌子连着床，塞不进一把椅子，我只得先将椅子压在桌上，倒头睡去。日夜颠倒时，光怪陆离的梦连成了一串，在最后一个梦里，我独自站在马蹄山上。
一只灰色的兔子，从草丛中蹦出来，它立起后肢，匍匐向前，头拱着草丛，朝我拜了三次。三瓣嘴一张一合，冒出黑烟，它说自己本是女将军妙真，成仙前历劫，错投胎入火焰山，如今通体被烧，求我救她出去，事后一定报答。
我后退几步，慌忙寻找父亲。我记得今天父亲带我们来山上玩，还采了硕大的桑葚。黄珍珍的包里，装着汽水和切好的哈密瓜，这一会儿，我正渴了。
只见那只兔子的红眼三瓣嘴，幻化为了母亲的脸，拧成一团嘶叫道：“你不救我！”
梦到此处，山体崩裂，耳边轰隆作响，心如重锤擂鼓，我睁开眼，手机正在被子底下疯狂抖振，身上仿佛被蒸笼焖熟了，衣服浸透了汗，紧紧粘在背上。那把椅子也倒栽在床上，四脚朝天，模样着实怪异。
第二日，我回老家奔丧，出站后直奔汾县火葬场，路上的消防车、警车连成一片，如穿梭的鱼群。马蹄山的大火，烧了两天三夜，火光照亮了南面的天空，我在火葬场仰头看天，天上烟云缭绕，分不出哪一缕是树的亡魂，哪一缕是母亲的。
山火烧尽了草木鸟禽，我捧回母亲温热的骨灰，觉得那一天的汾县，那个梦，成了我心中的大火，使我再也翻不过烧焦了的马蹄山，我只是一个抛弃了母亲，又被母亲抛弃的孩子，就像小时候脚上的那双凉鞋，走着走着，鞋带断了，脚还在走，鞋却留在了原地，空落落的。
母亲死在那爿小服装店里。她用一条裙子的腰带，系在压满衣物的货架上，将自己轻易地了结了。
我的小姨在另一条街上的菜市场开水产铺子。那个周日的早上，汾县人都在讨论昨夜马蹄山的大火。摊主们流窜在各个摊子，三三两两聚在一块交换讯息，逛市场的人，也心不在焉，拿起一捆菜又放下，两手空空地离开。到了中午，小姨夫提来两瓷碗饺子，说是老母亲包多了，要给大姐送来一点儿。小姨没分上家属楼的房子，对我们一家颇有意见，厂子倒闭后，更是不愿理睬。小姨夫看了看她的脸色，悄声骑上车，往十字街去了。
母亲的店，迁了两次，伸向十字街的深处。她拖着那些过时的衣服，驻在无人之地，像有意放逐自己。中午，服装店的卷帘门半开着，小姨夫伸头喊了一声大姐，无人回应。
母亲在柜台后，扯了张棉布做帘子，隔出了储物间。从外往里看去，那张薄薄的棉布中间，打上了一条垂着的黑影。
小姨夫跑出来喊人，一起将僵硬的母亲放下来，像放倒一捆布匹，放在堆积的有霉味的灯芯绒或棉布衣服上。
等我到了家，开始办葬礼，火化，归拢遗物，亲戚们跟着，一块抖落得干净利索。还剩下一家服装店，我说要自己收拾，亲戚们松了一口气。
活着的人，各有各的忙。小姨得去料理水产摊，舅舅要去辅导班接孙子，父亲一只脚已经迈进了车里。他们三人寒暄两句，匆匆散开。
父亲的车驶到街口的馒头摊，小贩从车窗外递进一袋馒头，他付了钱，车继续往前开。舅舅的自行车车把上，拴着一大瓶丧宴上没开封的雪碧，绿莹莹的，摇摇晃晃地远去了。刚刚嚎哭过的小姨，歪坐在小姨夫的摩托车后座上，一手扶着货筐，一手拎着打包的饭菜，消失在了街拐角。
我目送他们离开，找来几个工人，拉走堆积的旧货。发霉的衣服，从储物间里被运出来，堆在门口。门口的云飘走了，太阳像火一样，晃动着燃烧，使有的衣服依旧鲜亮着，碎花的，带贴片的，绣着小动物的，积成了一座山。其中最多的是红色的运动服，贴着“柳林1999”的金黄图标，从小山中冒出来。母亲就是被这些东西绊住了脚。
两个月后，父亲挂着一脸淤青，同黄珍珍举行了婚礼。
母亲自缢的消息，在十字街流传了一阵，也平息了。小姨说，有时父亲和黄珍珍吃过晚饭后出来散步，一时忘了，还会走到十字街上。
母亲没有遗书，日记的最后一页，写的是她隔天要去进新衣服。
柳林的旧货卖不动，赚的钱付不起房租水电。她有时也琢磨着，进些好卖的新货，填补亏空。偶然进的几条碎花长裙，成了附近小区中年女人们的消遣。她们逛完菜市场，夹杂着大葱、芹菜和海鲜味，相约来店里试一试。
母亲替她们拉上储物间的帘子。女人们在帘子内扭动，走出来照镜子，草草看一眼，说舒服就行，又忍不住微微偏头，打量陌生人般，看着镜中的女人。收腹，挺胸，直起腰。无形的手，贪恋地、痛惜地抚过自己的身体，仿佛在细数失去的、获得的。
大不一样了，真是。有的女人念出了声。
那裙子卖出去几件，母亲拿手机拍了花样，再去看牌子，打算明天去进一批。
面料摸着有些硬，没有吊牌，没有合格证，来路不明，一路摸到衣领处，看到缝得粗糙的标签：珍林。
取女人姓名中的一字，取男人姓名中的一字，仿佛心心相印的爱的结晶。
她伸手摸了摸那名字。
我要说的是，我父亲重见天日的那一幕。这一幕不是我亲眼见到的，是两个工人七嘴八舌向我转述的。他们先说自三年前的山火后，汾县便封山育林了，无人再登马蹄山。我说，不妨碍，是他自己要爬的。他们才放心地说下去。
九月十五日的清早，马蹄山上一片阒寂。两个补种树苗的工人，在半山腰处，望见黑黢黢的山影里闪过一团红色。工人眨眨眼，才看清那是个人影，怕是来跳崖的，便跟了上去。他们看那人的背影，估摸着是个五六十岁的男人，身穿窄小的红色运动服，衣服紧紧包住赘肉，断成一截截的红香肠，衣服后背金黄色的“柳林1999”，也被撑得鼓了起来，醒目如猪皮上的检疫章。
男人只穿了一只掉底凉鞋，右脚微跛，却走得气势如虹。他爬上了一块更高的石头，突然转过身来。
两个工人顿觉全身觳觫。男人的脸，青白似死肉，一双眼睛，却迸射出无限激情。他抬起一只手，仿佛面前有浩荡的人群，他冲着虚空摆臂，像在指挥一场盛大的交响乐，高昂、铿锵，催人泪下：“柳林服装厂的昨天，是家喻户晓的十字街服装店，咳咳，柳林服装厂的明天，必将更加声名赫赫，我们要让每一个汾县人，都穿上柳林的运动服！”
凉风拂面，热血奔涌的男人，举起双臂，直插向天空，台下坐着的职工们为这段话鼓起掌来，掌声经久不息，比山谷中随风摇晃的野草还整齐。他想，昨夜自己翻报纸，春柳，两人好一顿忙活，攒出的这开业致辞，真是佳句啊。
就是如此。我的父亲带着哈密瓜，爬上了马蹄山，又冲着枯山杂草，做了三天四夜的演讲。除了两个种苗的工人，再没第三个听众了。
父亲被我送去了医院。黄珍珍来探望时，父亲还挤出一抹羞赧的笑，在病房中乱翻，嘴里咦咦地叫着，最后抓抓额头说：“这次忘记给你买黄河蜜了，下次一定记得。”
有时，他冲着来送药的护士喊：“春柳，今天做什么菜？饿了！”
他的记忆，以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天为起点，无限地倒退，反复咀嚼光辉岁月，再也无法向前，仿佛被困在了环山之中。因为父亲，我才慢慢理解了三年前母亲的死。像父亲一样的男人记得荣耀，像母亲一样的女人记得爱情，当荣耀难以为继，便去征服女人继续自己的荣耀，只不过在这之中，偶尔流露出一点儿诗意，譬如三十年前那个小工灼热的眼睛，一条鹅黄色的裙子，一家爱的结晶的服装厂……母亲将最短暂的，当成最永恒的去追寻，岂不是要日日身处火焰山中被炙烤？我没有机会，再将这些细细说给过去的母亲听，只希望现在的她已经寻到了一处清凉之地。
我从汾县走前，去给母亲扫墓。
母亲离开乡村已久，老家的坟地太拥挤，她像许多新死去的汾县人一样，被安放在马蹄山公墓中。盘旋的棺材鸟，扑扑扑落在墓碑上，留下星星白点，又飞走了。母亲的墓碑，三年无人料理，却很洁净。墓碑前，留下一小圈烧纸的黑色印记，供了两只鲜艳的红苹果。想是中元节时，亲戚们来祭拜过吧。墓碑旁，新栽的细细的小松柏，刚长到我的肩头，我伸手轻抚着它。
粗哑的哨声响起，几只棺材鸟从墓碑间扑扑扑飞出，在沉默坚硬的黑色墓群中，渐渐浮出一个如小鸡仔般毛茸茸的脑袋。等离得再近些，能看清那头明显凹进去了一块。
来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身穿保安服，臂下夹着把稀疏的扫帚，手里拿着块灰扑扑的抹布。他看见我，再看一眼母亲的墓碑，朝我点一点头。
男人说话，一字一顿。“我在这里，看大门，”他接着指了指自己的头，牙关崩得咯吱咯吱响，好像着急不知如何形容，“我……我脑子……打，我爸——”
又一只鸟飞到母亲的墓碑上。男人停下来，拿起脖上挂着的口哨，急促地吹起来：嘘呜——嘘呜——
鸟飞走了。那个男人的两条细腿一摆一摆，消失在墓群间。我跟上去，急追了几步，却寻不到那人的踪迹，只看得见连绵的墓碑。
我从墓地出发，沿着来时的路回南方。
出汾县的路上，风中充满湿淋淋的雾气。过马蹄山时，天色浓黑，闷雷滚动，顷刻灌下沉重的雨。我降下车窗，土腥味的雨飞到我的脸上。涓涓细流浇灭了凶猛的烈火，在潮湿的水雾里，烧焦的马蹄山，由墨黑化为淡青色，一身血红的女子，紧握银色长枪，脚尖轻轻一蹬，如梨花摇摆，旋而上天，钻进那无边无际的雨雾里。
作者自叙：初学写小说
我写小说是边写边学。我先要模仿，有时是被作者故事中的细节打动，产生了联想，有时是被作者的语言风格吸引，模仿其遣词造句。
我甚至觉得，开始模仿都是走入第二个阶段了，起初最难跨越的是个人的倾诉欲，也就是不再写自己的事，转而选取别人的故事。
这实在太难了，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写小说的目的，原本我写小说是为了倾诉，可我现在不能倾诉了，我必须将情感包在心里，隐藏在文字的深处。“写自己”很容易过早地陷入情绪中，会比读者更早动容，那故事就成了一个情绪失控的人在自言自语，陶醉地讲那些童年回忆、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激不起半点儿共鸣。当我终于脱离对个人经历的自恋，旁观我“写自己”的小说，发现原来对作者来说天大的事，放在小说中无足轻重。我开始放下自己，等写完《过火焰山》，我才真正学会写小说。
我接着遇到了第三个难关——如何了解自己以外的人。最开始，我很难写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我需要找一些“参照”，为避免选取生活中身边的人物，我选择传言中遥远的人，他们的性格的碎片，人生的结局，再去想象这个人的全貌，然后将人物的整体补全，有了人物，就有了经历，进而又有了故事。
没过多久，我几篇小说的主要人物，用尽了素材，我要开始独立创造全新的人了，以前我是隔着薄纸描画，现在我要把无变为有。我先把完全虚构的人塞在故事的角落里，让他们做配角，后来，我能让他们做主角了，至少能这样写出一两个来，譬如《红手白手》中的柳若云和沈大姐，当我不再执着她们与现实的关联时，她们反而更像真实的人物。
最后，我磕磕绊绊写完几篇小说，开始了漫长的修改，我认为这能使语言更简洁，简洁才能传达出诗意。我上学时写作文，总是先写全文，最后写标题，十几年后，我也没太大长进，《红手白手》我原本写了十几万字，写到结尾才发现主题，再缩成一万字，就是现在的样子。我像个“笨小孩”，独自在写小说的弯路上走着，又慢又吃力，也算在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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