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
前言
孔子为学的目的，在继承传统文化儒者的学术精神，儒家以内圣外王作学问的标榜，所以言学必然涉及致用，这是当然的事。《学而》一篇，是孔门弟子记载为学问的内圣道理；
继之就是《为政》，是学以致用的外王道理。王就是用的意思。也可以说，《学而》篇是讲为学的道体，《为政》篇是讲学问的外用。
“为政”这一名词，不可以和近代所说的政治观念混为一谈。“政治”这一词的普遍应用，是外来文化的习惯，它包括了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制度，以及法治等学术，所以说政治是管理大众和国家的事。《为政》篇中所教示的道理，并不是这些治理与治术，如果一定要借用现代语来说，它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哲学和原理的指示。
儒家以正己正人谓之政，以学问德行的教导和感化为中心，所以为政重在礼乐。己正人也正，所谓治理的治，便在其中矣。它是由一个人的完成，推而广之，至于立身处世；
扩而充之，完成社会、国家、天下为一个大我的境界。所以无论内以立己持身，外以治国平天下，仍然只是一个人学问应用的完成。故说为政的意义，不同于近代所讲的政治这个观念。不过，它又是包括这些政治学上的原则，重在政教合一，只要神而明之，也都在其中了。这两种观念，极有分寸，必须首先理解它的界说，否则，视听混淆，便会发生障碍了。
关于西洋外来的政治思想、理论和制度，自有它学术上的价值。它有时站在纯粹学术和理论的观点上，发挥它的思想，甚至，可以完全离开人生和某一人群的实际经验，而大谈其政治。这与孔门所代表的儒者论为政，是大有出入的。这与儒者与孔门的论为政，更不可在此混为一谈，而且也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主题。
正己正人之德
《为政》篇的开始，首先提出孔子的“为政以德”的德字。什么叫作德呢？那是由学问的内养，而发于外用的善美的思想和言行，它不是治术方法的效用。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辰就是星，譬如北斗，是指天体星座的北斗星。照我们古代固有的天文星象来说，北斗星在北极垣，亦名紫微垣；
在西洋天文学中，它是大熊星座的一部分。北斗一共由七颗星所组成，后面的四颗星叫作斗口或斗杓，前面三颗星叫作斗柄。因为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太阳和地球的距离随时不同，所以地面上一年四季的气候，也就有不同的现象，这就是历象之学。时序季节的历象不同，斗柄所指的方向也就不同，整个天体星幕也随着变更。斗柄西指，天下皆秋；
斗柄东指，天下皆春。古代星象家认为，天上星群都随着北斗星而旋转，北斗永远有规律地在中天转动，好像在指挥着星群的运转，而它的本身，永远是恬静无为的。
所以孔子讲“为政以德”，教示王道的原则，并不重于治术和才能。换句话说，要讲为政之学，也只有至诚至善至美的德行，才是治道和治术的最高原则。所谓“居其所”，是指以德为政者，是处其所应处之本位上，以无为之道，静静地默然指挥四方，而四方都会导循其规律，环顾而拱卫它了。孔子用北斗的默默运转，而比喻为政以德的道理，就是指出君人南面之术的德业，还是要做到无为而治才对。所以后文他在《卫灵公》篇中，便说明君人南面之德了。他说：“知德者鲜矣”，“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什么才是德的内涵呢？孔门弟子便记载如下的一则话。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对于删定三百篇的《诗经》，主要的用心，在取诗道能和易性情，以及发挥性情的功效。性情不外乎思想，思想也可能变为极危险的，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就是这个道理。孔子说，诗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是调和偏颇危险的邪思，使它纳于性情的正轨。为政以德而化治天下者，首先要有诗的境界，内使个人的性情思想，恬淡至于无欲无邪，然后才可化民成俗；
外使天下人的性情思想，无偏颇无邪思，则是德的首要，也就是诚意而正心的主要德业。也可以说，为政以德，以领导人心而正思维为最主要的原则。这样，你便不会怀疑为什么把“诗三百”，生硬地插在《为政》篇的开端了。以正己正人为德业者，如果没有诗的境界，虽然甚善，到底是未甚美也。换句话说，就没有春风化雨般的调畅，只有秋气森严般的肃穆，其中的情景，就大有出入了。
因此才引出一则下文，就是孔子所说为政以德的至理名言。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政、刑、德、礼，是四种主要的名词。道字在此为动词，是领导的“导”字。他说，为政之道，如果只讲政治的政术，包括政治制度等等，而且只运用法律刑章来控制的话，人们也会找出政术刑律的漏洞，巧妙而无耻地避免刑责。要知道政治是外表，德业教化是中心；
刑律是外表，礼乐是中心。以德业领导人们，以礼乐教化人们，自然人人知道自正自治，深恐自己的行为有惭王道。这样，自然有羞耻心，行为都纳于正轨，达到了太平。“格”，是至的意思。
下面一则，跟着引出孔子以身作则，论及学问德业修养体验的艰难，他深切地感觉到为德之难，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孔子的修养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一则话，是他说学问德业的修养，都以十年为期，同时也说明年龄和经验的可贵。他说自己十五岁便有志于学问。到了三十岁，才确立学问的方向。四十岁才对学问的宗旨没有疑惑。五十岁才知道天人之际的生命微妙。到了六十岁，才能融会顺逆的境界，耳闻目见，都可随顺于学问的境界里了。
为什么只说耳顺呢？大抵人总以亲眼所见，才能自信自肯，若是耳闻便知是非顺逆的，除非大智融通，否则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所以谣言止于智者，确实并非易事，如果学问修养经验不到的人，大都容易受邪说谬论和外界宣传所蛊惑。孔子到了七十岁，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矩便是学问修养德业的准绳。
他说自己以五十年努力，才使学养德业至于精纯。人非生而圣者，谁能轻易一蹴而就！这便是孔子为学的精神，也是他谦虚的讲述，更是至德的榜样。孔门弟子所以把它放入《为政》篇中，就是指出德业有如此之难言，与“为政以德”互相比照，真是用心良苦，何尝是错摆了位置呢！后世学者岂可以得少为足，轻易而言德业！
全篇到这里是一转，下文便引出孔子所讲为政的几则机趣，像是孔子的机会教育，令人可做深思也。
什么是孝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
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这一则本来是讲孝道的文字，为什么放在这里？粗看起来，实在不合。如果加以体会，便大有道理了。孟懿子就是仲孙何忌，懿是谥号，他是鲁国的大夫，正是孔子君父之国的从政人物。他也要来问孔子孝道的德行，于是孔子便把握机会来说教了。他说，孝道不难，只要不违背事理，不违背父母的意思就对了。这说了岂不是等于不说！谁不知道这样便是孝呢？可是，不然！不然！须知儒者论孝，认为凡是担任国家领导的人，要以孝父母之心，大孝于天下才对。换言之，因为孟懿子是鲁国从政的人，所以孔子答复的意思是，只要你视天下人如父母，不违背天下人的心志，便是大孝。但是无法直截了当对他明说，所以只说了一句“无违”，要他自己去领略。
樊迟是孔门的弟子，名须。等到孟懿子走了，孔子出门，樊迟来驾车，他们师弟之间，便在路上闲话起来。他告诉樊迟说，刚才孟孙来问孝，我告诉他无违，你认为如何？樊迟听了，觉得很奇怪，这个意思是人人都知道的，还要你说吗？所以他转问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呢？殊不知此理三岁小儿也知道，也许百岁老人还做不到，所以孔子便说：“生，事之以礼；
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孔子说的三句话有三个道理。第一，他要考验一下樊迟悟解的程度。第二，他要把此事说清楚一点，学问如大海之水，只看你自己的度量，能够取得多少算多少。你以此处天下，便是大孝；
以此持一身，也是孝子。人生无论个人或人类，除了生和死，以及死后的追思以外，还有什么事可讲呢？所以你懂得养生送死而无憾，孝道自在其中矣。第三，他的意思还是取瑟而歌，指东说西，可惜孟懿子当时没有再问下去，恐怕他还没有弄清楚孔子所讲的用意，所以孔子后来和樊迟又一问一答地再说一番。接着引出下面更有机趣的话来了。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是鲁大夫孟懿子的儿子，名仲孙彘，武是谥号。在当时，他们都有世袭的官位。那孟武伯，可说是一个道地的公子哥儿，他也向孔子问孝的道理。孔子答他的，和答他父亲的，话就不同了。孔子没有正面说出做儿子的应该如何对父母尽孝，只是说出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之至情来启发他。他说，做父母的人，唯恐子女身心不健康，随时担忧子女们的疾病。换句话说，你看父母对子女这种慈爱，是多么伟大和真情啊！孝道便是反其道而报之的真情。你如果仰事父母，也同父母对子女的用心那样，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这个道理说穿了，本来是很明显的，孔子又为什么对他如此说呢？第一，他是观机施教，极善于使用机会教育。第二，凡是世家的公子哥儿们，大多会成为纨绔子弟，从来也不知民间的疾苦，可是他们的从政机会，又会比普通平民为多。所以他说这一段话，也是要他视天下之人如父母，待天下人之心如对子女，随时随地，以体恤民间的疾苦为念，才是真正的大孝。所以这一则话，就随其父子两人问孝，同时插入《为政》篇中了。
孝道本来是仰事父母，扩充其情，而至于国家天下，由此完成一个人的本分学问。以之处父母之间和处天下，是一事的两面。所以下面二则对弟子们教孝的话，也便插入《为政》篇中。
如何行孝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是孔门的弟子，姓言名偃，吴人，少孔子四十五岁。他来问孝，孔子便说，现在讲孝道的啊，只知道能供养父母，使他们老年生活安定就好了。殊不知人生不只是为了生活，况且动物中如犬马，它们也天然地会活着，人们蓄养犬马，不是也只给它们生活吗？如果认为只要以安定生活，便尽了人的孝道，那和对待动物又有什么分别呢？人的尽孝，主要有个“敬”字，敬是性情真诚的表现，也就是人性的美德。如果缺乏了这种精神，不能使人自在安乐，那就根本不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了。
下文跟着是孔门弟子子夏的问孝，孔子的启示，等于答子游所问的补充说明，也就是解释孝道中敬字的表现。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色”，就是表面的态度和颜色，人们当然也做到了孝父母，有事呢，子女便先做了，有好的酒食呢，也先奉献给父母吃了。可是在做的时候，那种态度和颜色，是苦苦咧咧，或者冷冰冰的，勉勉强强的，那就是“色难”，父母吃下去，也会不消化的。他说：“曾是以为孝乎？”是说，这样也叫作孝吗？扩而充之，人之所以为人，无论持身齐家或治国，学问修养达到诚敬的程度，固然很难，如态度和颜色，能做到“敬”字，也已经很不容易了。有许多人处事，待人接物，的确也诚心做好，可是当他在做的时候，那种态度和神气，实在使人受不了。以那种态度处事对人，纵然是做好事，他的后果也是很难堪的。所以这一则，也放在《为政》篇中，孔门弟子的用心，是很值得深思的。
全篇到此，下文便转了一个话题。
听其言 观其行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这一则，本来不是什么重要的大道理，只是孔子的自言自语，说他和得意弟子颜回（颜渊）谈话时，发现颜回的长处，就加以赞勉几句。为什么弟子们却把它放在《为政》篇中？那个作用就重大了。他与颜回讲话，讲学论道，每每讲一整天，看起来，颜回只是唯唯听命，并不违背他老师的话，好像很愚笨似的。等到颜回告退了，孔子省察考验他私下的言行，不但没有违反原来的态度和道理，而且还能够加以发挥。于是他说，颜回的确是不愚笨的啊！
我们可以说，像颜回这样的人和事，并不少啊！难道孔门其他的弟子，都不是如此的吗？那孔子就很可怜了，他的教学也是大大地失败了。其实，这一则的用意，并不只在于赞扬颜回，这是一则为人处世的大学问。以个人来说，当他在父母师长或长上的面前，很可能都是唯唯诺诺，“不违如愚”的，何以一退转来，在他的私下，就不是这样一回事了呢？以从政来说，大科长说了小科员，小科员只有唯唯诺诺，虽然心诽而口也不敢言。小科员私下就大骂其小工友了。小工友回家，就只有向其老婆儿女发发脾气的份儿。这都是人情之常，无足为怪。
假使是一个真有学养的人，他对是非曲直，一定会很婉转地明辨清楚，无论当面和背后，都是一样，绝不会听了不对的话，也同听了对的一样，故意做到不违如愚了。如果真是一个有学养的人，不但不阳奉阴违，而且能做到奉命唯谨，更会再加以发挥，有如颜回对他老师孔子的教导一样，那就会上下交辉，自然达到天人交泰、政出令行了。所以孔门弟子把这一则老师评论颜回的话，也放在《为政》篇中了。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这一则，本来是孔子论考验一个人的学问和言行的话，把它和孔子评论颜回的学养，先后放在《为政》篇里，恰恰凑泊得很好，可以成为一则察微知著，观人就事，用人为政的学问了。观察一个人，首先要看他待人接物的动机和目的，然后再“观其所由”，就是观察他处事为人的方法和途径。这两句与《里仁》篇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是自作注解的最好说明。
“察其所安”，就是考察他的平时如何安排自己，以及他的生活方式。这一句话，恰恰也是《里仁》篇的“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以及“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先后呼应，也是自作注解的好文章。他说，如果根据这个原则去观察一个人，他的长处和缺点，就无法掩饰了。以《为政》来说，这正是观察一个从政者风格的准绳，把他和《春秋》《左传》《战国策》《二十五史》，以及刘劭的《人物志》，纵横参合研究，便可深得其中的三昧。然后方知孔子的言教，虽言简而义深，始终可以做万世师法的标准。
全篇到此，忽然一转，接连记载几则孔子论学问修养的话，指出学而致用到为政的器识。
器识 品德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这句话，如果照表面来看，只是教人温习旧的，便可以知道新的；
以前的事情，可作为新的师法。本来这只是教育上的一种启发式最好的格言，为什么孔门的弟子们会把它放在《为政》篇里呢？其用意，也就是说，为政之道，必须要知道承先启后，绵延继续历史的生命，所以必须要熟习历史和传统文化，由温习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才可以知道如何创造新时代，领导时代向新的路上去开发。历史就是我们的良师，所以了解过去的历史，就是创造新时代的师法。孔子动辄便称先王之道，也就是不敢或忘历史传统的精神，如果只把它当作怀念先辈的皇帝制度，那就太冤枉了。
接着再讲学而致用，到为政者的器识。
子曰：君子不器。
“器”，就是器皿。一个人的学问器度，如果成为定型，那就像一件大材，已经雕刻成了一个物品，他的用处只是限定在那个特点了。所以学问修养大成的君子，他的器度，是无物可方，不是局限于某一定型的。可是这句话，只是说儒者的器识，并不是说儒者的品德。因为他的品德，就是君子之器，并非小人之器，器识包括学识和见地，所以是先德行而后器识。孔子说了这一句话后，子贡就跟着问他老师，所谓君子的德行，应该是如何呢？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这就是说，君子的德行，应该是重于笃实履践，少说空言，多做实事，要把实行放在宣传的前面，以实事求是为重要。
说到器识，自然便有我相，因为人人都要发扬我的思想，我的见解。而且同于我的便相亲，异于我的便见外。尤其一个为政的人，最容易被情感和私心所蒙蔽。学问修养，如不能达到光风霁月，可以藏垢纳污、化被天下的话，往往就出大问题了。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所以本篇引用孔子答子贡问君子之后，跟着又引出孔子论君子的一则，是为政者最需要随时自我省察的。“周”，是普遍圆融的意思；
“比”，是互相排比对立的意思。他说，凡是君子的儒者，他的胸襟器度，是周遍圆融，不限于一方一处的；
相反的，就不能圆融周遍，待人处事便会形成互相排比对立了。这两则，都由“君子不器”的一句而来，到此才是三则的结语，也就是说明，为政者先要养成大度容物的器识，不可陷于偏爱徇私的小器局。
例如宋代名臣滕甫，神宗问他治乱之道，他便说：“治乱之道，如黑白东西，所以变色易位者，朋党汩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党乎？曰：‘君子无党，譬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无朋党，虽中主可济。不然，虽上圣亦殆。帝以为名言。”
跟着而来的，是关于学问思想和见地的事。
学问 思想 天才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是说，如果有学问而没有思想和天才的话，那便会近于恍惚而不切实际；
如果有思想和天才，可是没有经过学问的陶冶，那就会有易入偏颇的危险。在古今中外的历史政治上，处处可以看到这种事实，毋须多说。这无非是指明，为政者既要具备天才、思想，还得有学问，如果仅具备一项而去为政，都是很危险的事。所以不通世故之君子，与小有才、未明君子之大道的人，都是为政的一大忌。因为讲到学问和思想，所以便有下文孔子的一则话。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这是说，学问和思想，如果专从奇特怪异的方向去用功发展，固然也会言之成理，或另有所发现，但是到底害己害人，甚之贻害世人于无穷。历来都把这一句话，解释成只要是不做儒家的学问，便是异端，这未免也是“比而不周”的偏见。况且孔子并没有说，凡是儒家以外的学问，都算是异端啊！所谓异端，就是特别怪异的意思和走向极端的思想。也等于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不能包容异己，化除成见，只顾攻击另一方，也会形成祸害的。这些也都是异端的道理，与上文学而不思、思而不学是连带而来的，所以下文便引出孔子教导子路的一则话了。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是说：子路啊！我平常教诲你的，你真的知道了吗？一个人的学问知识，必须要诚敬而平实。知道的，便说是知道；
不知道的，就说是不知道。这才是真实的学问，这才是真正的知识。最怕的是强不知以为知，如果用他来为政，那就是既不学而思，又不思而学，如果这样来处天下事，不问可知其果矣。
最后引出孔子教弟子颛孙师的一则，作为这几则的结语，便见层层托出、条贯井然了。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
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是孔门的弟子，姓颛孙，名师，陈人，少孔子四十八岁。“干禄”，便是干求禄位，等于现代人说的求一个官位。孔子教弟子们的，是学习人之所以为人的学问，就像所教的为政，也不过是为人处世的学问之扩充。可是子张来求学的目的，既不是想学为政的道理，也不是学政治，只是想学求得禄位的方法，这与孔子的教学精神，却大相径庭了。可是孔子还是因势利导，很巧妙地领导他向学问的路上去。
他说，一个人的学问，必须要多闻，多闻是广博的意思。但是人的生命有限，知识无穷，固然必须要多闻，可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凡是不知道的事理，宁可保存疑问，阙以待考，且要谨慎发言，不必强不知以为知，妄说一些并不知道的话，这样，就可减少过错。同时，一个人的学问，但有广博的知识还是不够的，必须要多见。多见便是阅历与经验，凡是自己阅历经验缺乏的事，宁可放弃冒险和尝试，这样，便可减少错误的罪过，减少后悔的痛苦。那你所谓干求禄位的作用，自然便在其中了。
孔子这一则话，的确是学习从政者最好的戒条，他虽然仍以人之所以为人的学问修养为重，不教子张干禄的办法，可是事实上，也已经教了。不过这种学问，的确只限于学求干禄的一种从政学问，尤其是属于幕府科班的好榜样。但是用得不当或太过，往往流为唯唯否否听命唯谨的政治。结果呢？个人的禄位，虽然在其中了，天下国家事，也就多尤多悔了。所以在《学而》篇中，孔子便说“礼之用，和为贵”，及“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在这中间，就更需要知道用礼义来仲裁才对。
全篇到此，孔子只与弟子们讲些为政的道理，粗看起来，都是一些纸上谈兵的话，所以在这里，便插入鲁哀公问政与季康子问政，以及孔子自说为政的主要宗旨，以贯串所有上文的大机大用。
有德才能服人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
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哀公是鲁国的国君，也就是孔子君父之国的君主。孔子生在鲁国，虽然做了鲁国短期的司寇，但是大半的时间，仍然冷落地、无所作为地在鲁国度过。那时候的中国，还在以周室为共主、各方诸侯分封建国的时代，全国等于一个联邦政府，公奉周室为中央政权。在孔子的时代，诸侯都想独立称霸，互相争战不已，周室等于是一个空架子。
孔子以继承传统文化精神为标榜，而他的讲学，又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王道为目的。王道的重心在为政，治国的重心，却在政治。为政之道，任重而道远，诸侯们都无心于此，等于可望而不可即。而且那个时代的大势所趋，也只有治国以图自强，才能称霸诸侯。可是孔子仍然希望诸侯之中向心王道，达到大统一的太平局面，所以弄得无所适用，只有归而讲学授徒，借以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神了。
哀公虽然尊重孔子，向他请教治道，可是犹如子张学干禄一样，一开口，目的便弄错了。你看哀公问的，“何为则民服？”那就是说，如何做法，才能使国民都心服呢？殊不知为政以德，要先从自己做起，并不重在做法如何才使人们服从于我。如果不从自己做起，只求如何做法能使人们服从我才是治道，那可以说只是政治的一种权术罢了。
孔子到此无可奈何，只有因势利导，在无形中，仍然想把哀公向王道的学问上拉，可是又不能离题太远，多少还要带点治术才对。所以他说，提举一般正直的人和举行各种直道而行的事，把那些歪曲用权术的人和事都去掉了，国民自然就心服了；
如果相反的话，大家自然就不服了。“直”，是直道、直心、直行的正直之直。“错”，是搁置和修整的意思。“枉”，是歪曲转变的意思。这一则问答，是针对哀公“何为则民服”的意思而发，虽然告他以直道，仍然还说，这样才能使国民心服。这些话无非从以德服人而言，希望他向王道的路上走去。
跟着而来的，又是一则季康子问政治的话，孔子只好又用诱导的方法，希望他明白为政的大道。季康子就是鲁国大夫季孙肥，康是谥号，也是当时一个从政的大员。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
孝慈，则忠；
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本来“敬”与“忠”，是一种美德，也代表文化思想的一种精神。“劝”，是互相劝勉和劝导的意思。用现代语来说，如何“使民敬忠以劝”这句话，就是如何能使人们互相勉励，而形成一种敬与忠的风气。季康子问的本来也没有错，错只错在一开口，便想如何“使民”的这个“使”字的动机上。“使民”是要求人们，并非要求自己。论政治，固然可以要求人们做到如何如何。但讨论为政的大道，就须先要求从自己做起。所以孔子把握住这个问题，就说，你只要从自己做起，自己把内在的心术，先做到端正庄严，然后出来临政，处理政务，自然会影响感化人们，都会敬人敬事了。
这也就是说，自己要由学问修养上做起，仰对父母以尽孝，下对子女以慈爱，这样，自会影响感化人们，都会尽忠报国了。所以为政的道理，不在多言，只要尽心于孝道，视天下人如父母一样的心情，举措一切善行的风规，然后以慈爱的心情，教导大众技能和知识，使人人能持身而安乐地生活，那就自然形成一种风气，人们自己就会互相勉励，做到敬与忠了。
如果只想使民如何，这一个“使”字，便会让人们生反感。
等而下之，就把敬与忠变成一种口头语，一点都无用了。
《为政》篇中，只有记载孔子的这两则话，对国君、对从政的大夫们，提示一点为政的道理，已经管窥一斑，便知全豹，就可了解他所继承传统文化的王道精神，其余也用不着多说了。可是，偏有一些人，还不了解他的用心，听了他讲许多为政的道理，便说，你既然讲得那样好，为什么自己不去从政、作为一番呢？这真叫作隔靴搔痒，一点抓不到他的要点，孔子只好大声疾呼，我说的为政，不是从政或政治的思想啊！于是就指出历史传统文化思想的《书经》来说，你能够做到孝友于兄弟的学问和修养，再发扬光大，使致用于世，那就是为政了，何必一定讲做什么官，用什么政治手段呢？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这一则，是孔子的呼声，也就是夫子的感叹了。由于我们把这一篇作为整篇的学术论文来研究，依据上面的线索而来，下文一则，孔子讲信的作用，因为是接连上文这一则之后，这个“信”字，就只有移作信仰或信任的自信心来讲了。《论语》其他各篇中，讲“信”字的已经不少，唯有这一则讲信，借用也罢、原意也罢，如此一来，便全篇条贯井然了。
自信 信仁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这是孔子说，如果一个人，对王道仁学没有信心，又没有信任仁道的自信心，我就不知道他怎样可以立己立人了！自信和信仁道的信心，等于是古代大牛车前面的横档和古代小马车上的曲钩。如果没有它，你在人生的大道上，就会感到寸步难行了。因为人们不信仰，也不了解王道为政的大机大用，始终认为这是迂阔陈腐的见解，更不相信它是能够治国、平天下而达到大同之目的。所以孔子便由内心发出感叹了！没有真见地，就无真信心，信心之难建立，实堪一叹！他这一叹，与以后见麒麟而绝命的一叹，都是无比的悲心流露，足以永垂万古了。
《为政》一篇，到此本来已经告一段落，但是还有孔子弟子颛孙师的一问，又如奇峰突起，不得不插入此中，作为收场的结论。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的教学，效法先圣，动辄尊称先王。尤其论为政，始终不肯教一些政治的方法。子张来问干禄，又被孔子教诫一番，于是他就不得不提出心头的怀疑来问了。这次他问的什么呢？他是问，既然老师讲历史传统文化的精神，言下便称先王之治是如何的好，可是我看到的历史，旧的总要革新才对，时代是在不断地变啊！老师能不能讲一讲过去的历史，上推到十世以上的传统精神和今后十世以后的趋向呢？
孔子便说，殷汤时代的历史文化思想，是因袭上一代夏禹时的文化精神。不过其中因时代的不同，文化思想都经过一番曲折，不好的废除了，好的增加了。你只要把握历史传统文化的精神来看，就可以了解上下各个时代的演变趋势了。到了孔子时代，周朝的文化思想，是因袭殷汤时代的文化精神，这中间的增减，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只要把握历史文化的精神，虽然千秋百世以后，它的趋向也可以知道是一贯的，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怕只怕，时代在变，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传统文化精神，不是跟着时代的变化而损益增减，根本就连根而拔了，那就国亡无日，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所以最后是孔子的无穷感叹，作为结尾。
中国鬼 外国鬼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心在礼乐，非常重视祭祀鬼神的礼仪，用以垂戒千秋万世的子孙，使人们知道对列祖列宗的历史传统精神崇敬，要你随时不敢或忘。祭鬼，是祭祖宗的精神，本来并非乱祭什么鬼的，如果不懂礼仪祭祀的精神，就是数典忘祖了。可是现在所要祭的既不是应该要祭的鬼，连大鼻子红头发的野鬼也祭祀起来了，真是无耻之尤，谄媚下流。这是历史传统文化衰亡的危机，正是我们义所当为、振臂疾呼的时候。如果见义而不为，就是无勇。孔子这样的一则话，作为《为政》全篇的结论，真有鹤唳九皋、声闻于天的气势，使人俯仰有愧。而且用这两则话作为《为政》全篇的结论，引出下篇《八佾》，讲传统文化精神礼乐的重要，更可见其烘云托月、层层引发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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