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雁奚
“先锋”一词历经了由军事的前卫，到社会政治思潮的激进，再到文化艺术新异变革的演化。因而当“先锋”彻底进入文学的领域后，其自身前卫、反叛、自由、特立独行的内在属性也同样延续到了文学作品之中。文学的先锋性是一种从文学形式、内容到精神的绝对开拓与探索，并在不断自我否定和解构的过程中产生了带有极强流动性质的叛逆。文学先锋性必定不是固化统一的，它是打破已有文学传统与秩序的必然，是余华口中“一种精神的活动”“在每个时代都会出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先锋派文学犹如一把利刃，切割开过去沉重僵化的文学秩序，斩断被主流意识形态工具化的束缚，解放文学本体性与人的自主。而在40余年后的今天，文坛上新星般的“新南方写作”，在当代重现实、重思想而想象贫瘠、故事同质日益严重的文学环境中同样脱颖而出，挑战主流的故事模式与叙述手法，开拓出富有“南方以南”独异特征的文学想象道路，进而迸发出独属于新南方写作的文学先锋性光辉。“南方以南”的地理、语言、技术发展、文化氛围，与不同于传统中国当代文学的全新南方精神向度，为新南方写作提供了异于主流文学的独特创作土壤。在此基础上，新南方作家注入大量奇特想象的努力，对传统叙事的有意识颠覆，以及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入，则进一步成为新南方写作的先锋性蕴含。
一、想象的极致：“新南方写作”的先锋性内核
想象是文学创作，尤其是虚构小说创作的必需要素。尽管中国当代小说的书写不乏想象力的运用，但是历史与现实世界的影射似乎始终是笼罩着创作者的一种隐性负担。刘震云曾坦言，“在近三千年的汉语写作史上，现实这一话语指令一直处于精神的主导地位，而‘精神想象一直处于受到严格压抑的状态”。诚然，经过20世纪90年代末先锋派影响后，当代文坛早已大大放松了对小说自由想象的钳制。然而现实主义与意识形态需求的长期浸润还是限制住了想象的飞驰，日益同质化的故事想象背后是对文学秩序与现实接受的担忧。当代传统小说的想象通常仅是故事的辅助，是尊重现实生成的单薄虚构元素。例如相对真实世界运行规律而略显不合理的事件发展，人物的某一奇异特性或是环境的某一虚幻线索等，其本质仍然是社会语境下立足现实的创作。而“新南方写作”中的想象元素则远异于传统常态小说，不仅在文本中拥有绝对的主体，更是以大量特异的情节配合，超越现实，从而达到想象极致的境界。如梁宝星的《海边的西西弗》将四位青年置于“大摇晃”发生后极端炎热缺水的末世环境中，在高温潮湿的海边不断进行着西西弗式的生存挣扎同时引发对超越时间与死亡的哲思；
路魆《最后一次变形》①则是讲述“变形”表哥一生的悲惨遭遇，从年轻时被身边人一边冷嘲热讽一边利用“变形”能力从而酿成车祸入狱，到出狱后因家庭的背叛和对自己变形价值的不断榨干从而逐渐丧失自我主体认识，压抑消沉，最终决定变形为万物，遁入虚无。这正是“新南方写作”中先锋性的内在核心，即通过极致的想象摆脱已有文学习惯和秩序的制约，塑造一个高度自由的创作渠道来探索更复杂的人性和生存图景，并开拓更具先锋意味、更广阔的审美天地。
在新南方小说中，极致的想象是故事发生的根基。一方面，故事往往基于一个想象的奇点不断延伸展开，人物形象和情节的设计常常蒙上离奇与诡谲的色彩，并在浪漫或恐怖的氛围渲染中逐渐走向极端化。陈春成在《夜晚的潜水艇》②中赋予陈透纳足以影响客观世界的想象能力，他一生的成长与迷惘因此围绕自己强大的想象力展开，甚至在绝对强大的想象力中用幻想的潜水艇，拯救现实被困的“阿莱夫”号。路魆的《死语言之匣》③创造了一种会使肉体和语言逐渐消亡的“乌鹤语”，主角二人从相识、相恋到死亡分别的所有故事均与恶魔般“乌鹤语”紧密关联，乃至一切身体与精神的阴郁病痛也都在这死亡语言的侵蚀中发生。黎幺的《山魈考残编》④则是虚构了鬾阴族古老的历史与其失传的典籍《山魈考》，以戏仿文献学专著的形式，试图还原充满怪异鬼神色彩的《山魈考》与鬾阴族的历史真貌，无疑是文学建立在彻底想象之上的开创性探索。
另一方面，对严肃历史或经典进行想象丰富的再书写，也是“新南方写作”文学探索的关键。与历史相关的想象再书写，以梁宝星的《塞班岛往事》⑤为例，他为真实发生日美太平洋战役的塞班岛构建了一个绝对想象的特异空间。小说以塞班岛上无数遗留的惨烈日军鬼魂为线索，串联起曾经参战的田中老人和江口老人对战争、生死和时间的记忆碎片，并最终透过往复于战争和死亡的鬼魂身影，瞥见人类民族普遍的战争残酷性。身为中国作家的梁宝星，从他族的遥远历史与环境中寻得有温度的反战关怀视角，并且以严肃历史为创作蓝本却不落俗套，必定离不开其自身在想象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此外，经典的再书写也同样依托于创作者奇异的想象。黄锦树的两篇早期作品《伤逝》⑥和《新柳》⑦，一个基于鲁迅《伤逝》想象续写子君死后，在阴暗痛苦中消耗生命的涓生；
一个基于《聊斋志异》，通过想象两位本毫无关联角色的故事，揭示作家笔下无数命运可能性与自我迷惘都是角色难以掌控的书写本身，充满感伤浪漫的审美气韵。而与黄锦树从经典内容本身出发、沿用人物式的想象有所不同的是陈春成的《红楼梦弥撒》⑧。小说仅借用《红楼梦》经典巨著的身份与少量情节，虚构了数千年后将《红楼梦》奉为宇宙大道真理的世界，“《红楼梦》没有中心思想，因为它就是一切的中心；
也无法从中提取出意义，因为它本身就是宇宙的意义”。陈春成通过奇特的想象开拓了对经典更叛逆，也更具解构性质的再书写，而在这样的再书写中也同样寄寓着更为自由坦荡的先锋创作倾向。
无论是集中于奇异想象本身，还是对经典和历史的想象性再书写，“新南方写作”的想象元素都高度强调故事的虚构性，以此来反复提醒避免落入社会意识形态的附庸，从而解放文学想象强大的本质力量，即摆脱客观现实的僵化影响，瓦解常态小说创造的潜在规约。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指出，具有先锋特质的作家绝不仅是单纯追求一种张扬的新颖，而是能够真正发掘“文化危机”及其中新的面貌与可能性。美学上的先锋态度是“最直接地拒绝秩序”，也意味着对传统艺术观念的超越。想象是“新南方写作”的先锋核心，既在于作品中绝对统领的地位，也在于新南方作家通过想象拒绝现实秩序和传统规则的束缚。唯有强劲想象的挣脱，才能够打开作家彻底自由的创作空间，进入思想深处的神秘领域，并揭开更复杂的人性面纱。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打破客观唯物的限制，现实真实与自我迷失交融进纯粹的脑中幻想，颇具博尔赫斯式虚幻世界的意味；
另一作品《裁云记》将少量政治讽喻嵌入主角渴望探索无限知识“洞穴”的故事，对“云朵管理局”反乌托邦式的消极态度，以及对“洞穴”的极端迷恋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现实反抗。而《塞班岛往事》则是在挣脱历史严肃描写的基础上，凭借对战士的鬼魂想象，达到甚至超越了常规战争主题小说所表现的战场残酷与人文关怀，更突显极致想象美学，抵达独属于“新南方写作”的先锋精神境界。“当时代取消了以文学参与社会再造的通道之后，文学的先锋性必然转而遁入想象的领域”，想象在“新南方写作”中以自由叛逆的文学开拓与精神的内在探索，最终进化为了独属于新南方的先锋性内核。
二、颠覆性叙事：碎片式、符号化与互文性
作为先锋性核心的想象需要超越客观现实的广阔审美空间来承载，新南方作家各类极致的想象自然需要通过多种颠覆传统规则的叙事方法来表现。在颠覆叙事常规的过程中，作家强劲的想象获得了绝佳解放，文学的主体性也因此得到了激活。传统常规的文学叙事规则是约定俗成地尊重客观真理和伦理道德，遵循时间推进的基础规律与事件发展的基本逻辑。非自然时序和非典型的叙事结构也绝不会脱离时间与事物的客观规律，更不会破坏小说整体叙述的完整性。此外，当代常态小说中尽管有意识地追寻非二元对立的思想倾向，着力塑造圆形人物或灰色人物形象，但其中大部分最底层的价值观，以及基础情节的设计，始终离不开客观真理与普世道德认知。如《骆驼祥子》中祥子由纯朴执着到麻木堕落的转变是社会影响和自我理想幻灭的结果，而这样一种巨大的人格反差同样也是对当时阴暗迂腐社会的最真切反映。以上传统的叙事规则对新南方作家而言，是禁锢创作自由，阻碍精神空间的存在。与其和其他创作者一样戴着脚镣跳舞，不如自发地颠覆传统，反抗规则，通过多种极具先锋特质的颠覆性叙事，予以当代循规蹈矩的同质化创作环境最强烈的冲击。
新南方作家反对传统小说对完整性、统一性的追求。他们的作品中常见碎片式叙事结构的痕迹，通过打碎传统意义上的时间与物理空间、打碎情节的连贯性来撕裂故事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结构，从而直接破坏文本的整体性。在碎片式的叙事中，故事化身为无法直接捕捉到的意义与隐喻的延伸，从而为作家提供了更具潜力、审美更加多元化的艺术进阶领域。以黄锦树的碎片式叙事为例，《貘》以零散的梦境画面与记忆组成，相邻章节之间没有时空与事件逻辑上的联系，主角的迷失和恐惧贯穿其中，呈现出完全破碎的叙述，呼应传说中貘的食梦特性；
《撤退》展现了临死的男人徘徊于最后的阴阳界线，四个不同自己构成的走马灯对历史记忆进行了暴力拆散，挖掘出历经战争后的本质痛苦，消解了小说的故事性；
《大水》则是通过故地重游将不同的时空互相交错，主角与“她”相关的记忆被洪水冲散成碎片，转化为割裂的恐慌与感伤，读者无法知晓完整的过去，也分辨不出梦与真实。这些混乱的叙事碎片阻隔了现实与理性，让记忆和精神退回难以捉摸的最原初飘浮状态，是新南方作家深入精神深渊，发掘生存本质的自由探索，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更缥缈迷失的审美体验。
新南方作家不仅致力于探索一条解剖小说结构总体的道路，同时也以“符号化”的手段，试图破坏传统规则下人物在小说中的性质与地位。传统的小说人物通常都接近现实生活，拥有人类所共通的生理与心理体验，遵循生命成长的基础线性轨迹。然而新南方作家笔下的部分人物却超脱了“人”的基本属性，人物被重构为一种概念性、高度抽象化的符号存在。路魆《臆马》中的马可认为自我分散在一切带有生活痕迹和历史记忆的物品上，为了寻回自我而疯狂地购买一切感兴趣的二手古老物品；
而“我”（波罗）是因脸上被铜锈似的肉瘤覆盖，需要在“历史感”中重塑自我的“无相之人”。无论是马可的偏执还是波罗的迷失逃避，都是出于自我认同的病态反复，而病态的自我认同又都是受“历史感”异样影响的结果。因此，马可对铜马的怪异渴望，波罗在清除脸上肉瘤后把历史上的商纣王画像当作自己，以及最后波罗将马可残忍地杀害等，这些人性的反常与异化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化的倾向，即将“马可”和“波罗”作为“历史感”的符号。实际上，由于文学史中“马可·波罗”真伪性存在争议的特点，将其拆解为主角名字，在故事初期就已经隐喻了对文学历史感的反思与存疑。路魆正是通过剥除人物一切正常的人类状态，通过符号化的“马可”和“波罗”将抽象的历史感具象化，在解码复杂思维进程的同时进入对文学历史感的深层思考空间。
王威廉《城市海蜇》中的“张锋/文樱”也是独特的符号化的人物。突然出现在孔楠生活中的陌生女人先是称自己是病逝张锋的女友文樱，而后又改口说自己是变性成女人、代替文樱活下去的张锋。王威廉始终并未明确告诉读者究竟哪一面才是真实，然而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张锋/文樱”主体认同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使得张锋/文樱逐渐成为一种抽象精神性质的存在。张锋引发主角孔楠对过去的追忆和自身困惑，文樱给孔楠带去未来不确定性的迷茫，在反复的张锋变成文樱、文樱变成张锋的过程中，孔楠自己的主体认同与生存迷惘发出共鸣，甚至不断重合。无论是“张锋”还是“文樱”，他们所关联的单一个体最终成为共同的符号——不确定的主体认同与自我存在的可能性延伸。当孔楠最终放弃辨认“张锋/文樱”的主体性，或者说接受“张锋/文樱”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主体认同模糊化之际，“他的自我消失了”。这是王威廉将复杂难辨的主体认同思考集中具象在“张锋/文樱”人物符号上的尝试。
对渴望自主的创作表达、追求文学更大潜力的新南方作家而言，互文性写作也是对抗封闭，开拓自由的重要颠覆性叙事策略之一、克里斯特瓦认为，“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同时，互文性表现为一种“文本置换”，即“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各种陈述相互交叉、相互中和”。因此，克里斯特瓦指出，互文性是产生于同一个文本内部的文本互动。简而言之，当文学文本不再局限于某固定的文体类别，跨越多种艺术模式，让不同的文体与艺术形态在同一文本中进行交叉互动，如戏拟、引文、转述、拼贴等，就是互文性的体现。新南方作家通过突出的互文性写作动摇了固定的文体规则，自当代僵化的文学话语体系中突围而出。黄锦树《死在南方》对郁达夫作品原文的大量引用，配合“我”对郁达夫失踪真相的探求，带来亦真亦幻的情节感受；
《M的失踪》则是在寻找失踪作家M小说的表层故事背后，将作家M的小说节选、相关新闻报道、疑似M写的数张文字纸片等多种不同文体穿插进故事，同时采用双层“小说中的小说”巧思，呈现出强烈的互文性审美感受。此外，陈春成的《尺波》糅合“我”由祖父“鬼熬夜”经历改写的短文、郭雨辰的散文诗、主编张焕看过的某部电影，三者间意外相似的情节共同组成了一种奇妙的文本互文体验；
而黎幺的《山魈考残编》则是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采用了对文献学学术专著的戏拟，将互文性写作的超越性与实验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步入灵魂深处：对精神困境的高度聚焦
想象是“新南方写作”的内核，颠覆性叙事是其重要表现手段，那么聚焦当代个体或群体的精神图景则是新南方作家最主要的先锋思想内涵，或者说一种终极的先锋性追求。任何具有先锋特质的文学都涵盖着作家在该时代下超前独立的精神价值诉求。新南方作家也不例外，他们在小说中通过对人的精神层面困境的展现以及超越困境的尝试来高度聚焦人的精神世界，从而达到远离客观现实强制秩序的压抑，探索人类最本真的灵魂深处的境界。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下高速运行的世界背后埋藏着不少难以言说的压力与困惑。诚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必定需要人们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付出。然而在科技和社会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当人类精神的支撑与强度难以短时间内跟上步伐、自我追求难以符合社会期望之时，压抑与焦虑自然会在内心不断积累，最终形成一种精神层面的消极状态。从升学压力，到全面就业困难，再到劳动与成果的不匹配，追求极致效率的外在物质世界持续向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施压。与此同时，突飞猛进的科技又进一步地从虚拟世界对人的精神予以打击。无论是对人们不断进行碎片化的信息轰炸的各色社交软件和视频平台，还是对人类的劳动生产地位及现实需求产生潜在威胁的人工智能与元宇宙，部分科技产物在逐渐瓦解人的主体性，消解人的现实自我意志。由此可见，当下精神状况可能产生的消极、压抑与主体缺失是社会时局和发达科技共同影响的负面后果。而这正是当代，尤其是年青一代普遍存在的精神困境；
或许也是社会的一种症结所在。不少新南方作家发现了人们的这些精神困境，并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聚焦深层精神，走进复杂多面的人类灵魂深处。
在新南方作家对精神世界的高度聚焦中，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集中于都市与科技的迅速发展给人类精神带去的负面影响；
另一个则是聚焦于社会环境造成的，或是更本质、更普遍化的精神困境。前者以王威廉的《潜居》和《不见你目光》为例。《潜居》中依靠在“手机农场”中造假大V和高阅读量内容的敬亭和达北，最终居然选择几乎花光所有赚到的钱，只为在湖底复原怀旧的故乡。实际上，“怀旧”是他们对曾经简朴纯粹、不受网络和技术裹挟的世界的怀念，也是对能够把握住自我真实存在的过去的追忆。海量手机中的虚拟世界早已组成了庞大的虚无，当二人跨入“手机农场”的那一刻，对自身实体客观存在的现实认知悄然断裂。他们究竟是创造虚拟的人，还是所编辑的虚拟内容中的角色，抑或是被网络和技术操纵的对象？早已不得而知。正因为如此，唯有躲进湖底那片安静的幽蓝之中，他们才得以拾起破碎的主体性，安静地填补心灵巨大的虚无。
而《不见你目光》中的精神困境则是以扭曲的欲望和窥视的假象呈现出来。小樱的父亲、男友以及小樱自身均因为通过监控窥视他人的欲望和冲动而走向悲剧，而“我”也逐渐在小樱的影响下滋生出用相机进行窥视的想法。“窥视”作为一种飘荡抽象的凝视，本是几乎无法捕捉到的深层意识的流动。但在相机、监控等科技产品的助力下，这种隐秘的存在找到了能够联结现实与情绪的渠道。主体的观看始终不会独立于他者凝视存在，只不过一般而言，主体难以意识到来自他者凝视的支配，以及其中欲望的投射。然而，能够窥视他者影像的技术会给主体造成一种假象，即主体可以完全掌握凝视的主动权，由此激发了主体深层的支配与控制欲望。因此，窥视既是一种支配欲望的高涨，也是通过对完全剥除他者的凝视与欲望，以此实现自我身份的再建构的虚幻渴求。显然，凝视是无处不在的，当人们无法分辨出影像世界的虚幻，以及依附在窥视中的假象，则容易陷入纯粹欲望的控制，从而导致主体性的瓦解。
从社会大环境及精神境况自身出发的写作方向，则更偏向多元化的表现。正是由于当代人们精神困境的普遍存在，这些新南方作家在作品中格外关注人的不同负面精神状况，尤其是病态化的精神展示。其中，路魆尤其擅长以病态和异化的手段深入人类精神世界。《最后一次变形》中看似表哥的一切不幸均来自诡异的变形能力，然而，通过表哥坚定不再变形的决心以及决心的数次残酷破碎可以发现，无论他是否变形，旁人的冷嘲热讽、家人的指责背叛、自我确立的煎熬以及工作的困难，所有的痛苦都照样会发生。因此，“变形”看似是诱因，实则是将表哥精神的压抑与主体性的缺失通过异化的身体具象呈现出来。《山海经演》通过“我”天生的背后第三只手，以“我”混乱迷茫的生活和扭曲的爱情来暴露对身体缺陷的恐惧。这种恐惧一直压抑与禁锢着人的正常生活，将它以身体异化书写，是对克服“与别人不一样”的精神恐惧的一种尝试。此外，陈春成则是擅长以一种更为温和的笔触书写人们精神上的困境。《夜晚的潜水艇》中陈透纳因升学压力，不得不对丰富的想象世界进行残忍的抑制。此后工作、家庭等多方社会压力的蚕食最终使得他曾经无比强大的想象力烟消云散。在《音乐家》中，古廖夫对时局的恐惧和心灵深处无法屈服的音乐追求迫使他分裂出了两种人格：一种体现是为了在艺术被社会意识形态的严格管控下，寻得就业出路的音乐审查员；
另一种体现是悄悄继续乐谱创作的已故好友穆辛。从陈透纳向社会压力的屈服，到古廖夫极端的精神分裂症，都是自我理想不被社会所接受的悲剧。陈春成正是借助这类悲剧，揭示当代一种无奈惋惜却十分普遍的精神困境：当独特真切的自我理想追求始终难以匹配社会期盼之际，痛心消极的人们又该从哪里填补自身的精神空洞？这无疑是陈春成予以当代人精神世界的最温柔、最真挚的关怀。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如今的“新南方写作”之中看到明显的先锋特性，是因为新南方作家不约而同地出于对摆脱现实沉重引力的考量，对当代小说界规范守序的创作方式予以一定的冲击。他们打破当代小说界传统规则的表达途径，构建了一个又一个跳脱常规的、高度自由的文学空间，并在其中全力探索创作的独异与创新，释放超前的精神追求，以此全力冲出当代小说中的规则圈套。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新南方作品中的先锋性决定了它对现实的挣脱与反叛，然而这绝非代表新南方作家完全背离现实生活，仅为作品虚无缥缈的构思和矫揉造作的形式努力。相反，在新南方作家全力挣脱现实规则、打破传统的背后是对当代精神世界真切的关怀。这既是一种让文学先锋性深入精神境界的开拓，也是对人类社会生存本质的思考与对未来的预测。相信凭借着这份独一的先锋特质，“新南方写作”必定能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责任编辑：姚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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