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诗童子问》是宋儒辅广的著作，其在《诗集传》基础上疏解、发挥朱熹之说而成。此书今存最早版本为元至正四年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刊刻二十卷本，明末又有毛氏汲古阁刻十卷本，后世诸本皆源出此两本。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抄本皆影抄写自前者，四库全书本、复旦大学藏清抄本以及日本文化十二年官刻本则属后者版本系统。
［关键词］诗童子问；
辅广；
版本；
版本流变
［中图分类号］G256.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41（2024）03-0029-10
1 引 言
辅广字汉卿，号潜庵，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南渡后居秀州崇德（今浙江桐乡），先师从吕祖谦，后拜朱熹门下。关于《诗童子问》之主旨，《四库提要》认为“是编大旨，主于羽翼《诗集传》，以述平日闻于朱子之说”［1］125，评说甚切。
《诗童子问》现存最早版本是元至正四年（1344年）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刻的二十卷本（以下简称“元刻本”），明末又有毛氏汲古阁刻十卷本（以下简称“汲古阁本”），后世诸本皆源出此两本，可分为二十卷本、十卷本两个系统。
此书主体部分是对《诗集传》的解释和发挥。在二十卷本中，这部分先录《诗集传》原文，后以“童子问”三字隔断，再继以辅广之说。在十卷本中，这部分则不录《诗集传》，亦不录《诗》之原句，而以“某章”代之，其后径列辅广之说。主体部分以外，二十卷本单列卷首，十卷本单列首尾两卷，各有《朱子集传序》《诗传纲领》《协韵考异》《诗序》等篇目。其中，二十卷系统各本卷首篇目次序不一，后文详述。
2 版本情况
《诗童子问》元前应有更早的版本，然今已不存。现存版本计有元刻本一种（四部）、明刻本一种、明抄本一种、清抄本两种、和刻本一种、和抄本一种。下文梳理各版本的基本情况。
2.1 元前版本
据元刻本序跋可知《诗童子问》当有更早版本存世，如辅广孙辅之望于咸淳七年（1271年）所作跋文：
先大父传贻先生所著朱子四书、《诗传》《通鉴纲目》（之）《童子问》，《论》《孟》《诗》为成书，……《论》《孟》（之）《童子问》既经表进，……二书固已家传人颂，《诗传童子问》学者则未之见也。……窃尝伏诵传贻手笔，每章之下有缺文焉，意者亦欲如《论》《孟》（之）《童子问》，先载师说，而以己意附于后，……俾此书获与朱子之《传》并行于世，不胜斯文之幸云。
从中可知，《诗童子问》直至宋元之交一直是辅氏家学，此家传本应是《诗童子问》最早版本。辅之望希冀此书能“家传人颂”，但并未提及是否将其付梓。此外，在辅氏家传本中，主体部分已是《诗集传》在前、辅广之言在后的结构，这应是今存元刊本结构的源头。胡一中于元至正三年（1343年）为余志安勤有堂刻本所作的序中，也有更早版本的信息：
《诗童子问》者，……曩于槜李闻士夫藏是书如至宝，传是书如祕术，殊有负著述之本意。今阅建阳书市，至余君志安勤有堂，昉得是书而锓诸梓，且载文公《传》于上，而附《童子问》于下，粲然明白。作而喜曰：“昔私于家传者，今公于天下后世矣，学者抑何幸焉！”
由胡氏记述可知，在勤有堂刻本出现之前此书为“私家传”，十分稀见。槜李地处桐乡，即辅氏家族所在处，故知此时《诗童子问》只在辅氏家乡附近流传，且更可能是以抄本形式传播，并未大量刊行。
2.2 元刻本
今存四部元本均为元至正四年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刻二十卷本，是《诗童子问》现存最早版本。全书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四部元刻本卷首篇目次序有异，以上海图书馆藏本为例，其首卷先列胡一中序，后叶竖列三枚黑色印记，上“丁卯”长方印，次“会稽胡氏一中”方印，次“春秋家学”方印，因其附于胡《序》后，当皆为胡一中私印。又次《朱子集传序》《十五国风地理之图》《诗传纲领》《诗传童子问师友粹言》，《师友粹言》文末附辅之望跋文。再次有方形牌记，大字“崇化余志安刻于勤有堂”，其左小字“至正甲申上元印”。再次为《诗序》，包含《朱子辨说》《大序》《小序》三部分。首卷各篇行款不一，应是各据他本翻印。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举数十例以证元坊间刻本“字瘠刻陋，二京面貌荡然无遗”［2］，例中即有元本《诗童子问》。此本集合诸篇，却未统一版式，可作其“刻陋”之一证。但也正是这种大杂烩般的合集，既保存了辅广等人其他作品，又保留了其他元代或元前书籍的面貌。
卷一至二十为正文。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版心上记《诗集传》卷次，下记本卷叶次，每叶板框左上有书耳记章名。多数关于此本行款的著录皆同，唯《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十二行，二十三字”［3］，或为误记。
此本的版本时间有两种著录情况，《中国古籍善本书目》［4］《中华再造善本总目》［5］、日本1890年《内阁文库图书目录》［6］91等著录为“元至正三年”，而《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7］2等则著录为“元至正四年”。这种差异当源于元刻本中两处时间记录，胡《序》记为“至正癸未秋九月甲子”，即至正三年；
牌记则记为“至正甲申上元印”，即至正四年。下文皆以刊印时间，即至正四年作为其版本时间。
就笔者所见，海内外至少有四家机构庋藏有《诗童子问》元刻本，分别是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上图本”）、台北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台博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以下简称“宫内厅本”）、尊经阁文库（以下简称“尊经阁本”）。以下详述这四部元刻本的卷帙存佚和递藏情况。
2.2.1 上图本。在所见元刻本中，唯上图本卷帙未缺，且纸张无破损，墨色较为清晰，《中华再造善本》据以影印。此本胡《序》右下角钤有“安乐堂藏书记”朱文长方印。卷首“朱子诗集传序”题下钤有“徐乃昌读”朱文方印、“上海图书馆藏”朱文长方印。由钤印可知此本先入藏怡亲王府，流出后为藏书家徐乃昌所得，后又入藏上海图书馆，其间递藏情况不明。查上海图书馆1957年编馆藏善本书目，未见《诗童子问》［8］，故此本入藏上图时间或在这一年之后。
2.2.2 台博本。此本存卷首、卷一至十二，卷首破损较严重。敷墨较重，部分书叶版心和地脚字迹漫灭不清。其中，卷首之胡《序》前两叶已佚，《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据他本配补，由印记比对，知据补之本为上图本。《序》第三叶右下角似钤有一方印记，但因纸张破损已不可识。此本于20世纪初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作为善本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津街新馆舍之甲库。抗战时同其他藏书辗转南迁，并于1941年至1942年之间运抵美国国会图书馆，其后又于1949年运抵台北［7］1-4。其中《诗童子问》二十卷先存台湾图书馆，后移至台北故宫博物院。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此本［9］11。
2.2.3 宫内厅本。此本自卷首胡序至卷一为影写抄配，卷二阙。纸张基本无破损，字迹最为清晰。此本于1890年版《内阁文库图书目录》［6］91、1930年版《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均有著录，后者著录甚详：
诗童子问二十卷，首一卷，十册。
元刊本，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至正甲申建安余氏勤有堂所刻。首有《师友粹言》《协韵考异》《诗传纲领》，并系钞补，卷一亦同。卷二阙佚不存。刻本除第六册（卷十一至十三）外，每册末副叶有文安四年庆柏手识。旧藏昌平黉刻本，每册尾及卷一书皮有其印记。又每册首有“浅草文库”“书籍馆印”“日本政府图书”印。此余卷一首捺“林氏藏书”“述斋衡新收记”两印［10］。
由日本文安四年题识，知此本传入日本不晚于1447年。据《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影印图版，上述著录中所说“每册尾及卷一书皮”印记为“昌平阪学问所”朱文长方印。除了著录中的印记，此本还钤有朱文“大学藏书”方印、“帝室图书之章”方印《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第七册“《诗童子问》影印说明”作“帝室图书之印”，误。、“文化丁丑”长方印。
昌平阪学问所由日本江户后期学者林衡（1768—1841年）创办于宽政九年（1797年），林家藏书是此所藏书主体部分，故“昌平阪学问所”印也用于林家藏书。此外，“林氏藏书”“述斋衡新收记”印亦均为林氏用印。“文化丁丑”即1817年，此印亦钤于昌平阪学问所庋藏期间。明治元年（1868年）后的一段时期，昌平阪学问所藏书由“大学校”管辖，“大学藏书”即钤于此时。明治四年（1871年）撤大学改文部省管辖，次年在昌平阪学问所基础上建成书籍馆，后于明治十四年（1881年）关闭，藏书改归内阁文库管辖。“书籍馆印”“浅草文库”即是书籍馆用印，故当钤于1872年至1881年间。内阁文库自1886年起启用“日本政府图书”印。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宫内省图书寮接管其中部分藏书，“帝室图书之章”即为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之后图书寮用印。
综合题识和钤印情况，可知此本《诗童子问》至迟在1447年传入日本，并于江户时代后期为林衡所得，又入藏昌平阪学问所，后转归大学校管辖，并依次递藏于书籍馆、内阁文库、宫内省图书寮。自昌平阪学问所起，此本皆庋藏于日本官方图书机构，传承有序且有迹可循。
2.2.4 尊经阁本。此本图版未能得见，仅能通过目录窥知其面貌。1934年版《尊经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著录其为“诗童子问二十卷。《朱子诗传纲领》《朱子诗传童子问师友粹言》《诗传童子问协韵考异》《诗序》。阙本，宋辅广，元至正版”［11］32。又《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之“《诗童子问》影印说明”中提到尊经阁本“存十七卷，缺卷十八至二十，十册”，且记有其首卷篇目次序［12］。后文“二十卷本的卷首篇目次序问题”部分详述。
2.3 汲古阁本
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阁刻本在海内外多家机构有藏。据台湾图书馆藏本图版，此本共十卷，其中正文八卷，首尾各一卷。卷首有《诗传纲领》，后依次为《诗序》之《小序》《朱子辨说》《师友粹言》。卷一至卷八为《诗童子问》正文。此本不录《诗集传》原文，只以大字列出篇名及某章，后径列辅广之言。另有一尾卷单列《协韵考异》。
此本全书半叶九行，行十九字，夹注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方有大字“童子问”；
中间大字注明卷数，下方有双行小字，其左为叶次、右标明“国风”“小雅”“大雅”或“颂”；
最下大字署“汲古阁”。卷首右下角并钤两方朱文印，右为“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长方印；
左为“泽存书库”方印。由后者可知，此本在民国时期庋藏于陈群泽存书库，可能在抗战胜利后作为善本归入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部，又于南京解放前夕随其他善本一同被运往台湾，保存于今之台湾图书馆。
2.4 明抄本
此本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共二十卷，厘为十册。首卷先列《诗序》（包括《朱子辨说》《大序》《小序》），次《朱子诗传童子问师友粹言》，其尾附辅之望《跋》，又次牌记，次《朱子集传序》，次《十五国风地理之图》，但仅照元刻本格式抄写文字，而未绘图，又次《诗传童子问协韵考异》《朱氏诗传纲领》，再次正文一至二十卷。白口，四周单边。其行款、字号、牌记乃至插图叶皆仿元刻本，当是据其影写（见图1）。
此本首卷右侧有五枚印记，自下而上依次为“授经楼珍藏秘极之印”朱文方印、“沈德寿印”白文方印、“亚东沈氏抱经楼鉴赏图书印”朱文长方印、“北京图书馆藏”朱文长方印、“四明卢氏抱经楼珍藏”朱文方印。第五册首叶下方还钤有“吴兴抱经楼藏”朱文方印。除“北京图书馆藏”以外，皆为晚清藏书家沈德寿之印记，可知此本曾为抱经楼所藏，散出后辗转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2.5 清抄本
2.5.1 四库本。今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四库本”）为例，与汲古阁本比对，亦为十卷本，且卷首、尾篇目及顺序相同。半叶八行，行二十字。《提要》著录其来源为“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并指出此“家藏本”即汲古阁本。此外，不同于元刻本《诗序》包含《朱子辨说》《大序》《小序》三部分，汲古阁本无《大序》，四库本亦缺，是为四库本以汲古阁本为底本的又一明证。
文前《提要》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13］。其一，介绍辅广生平及其师从吕祖谦、朱熹的情况。其二，介绍此书结构。四库馆臣指出，相较于二十卷本，此本只有辅广之说而不先置《诗集传》原文，故内容减少，卷数减半。其三，评价《诗童子问》主旨，认为“是编大旨，主于羽翼《诗集传》”，后世学者论及《诗童子问》多引此句，可见其评论恰切。此外，馆臣针对他书抨击辅广仅奉朱熹之说的情况，认为“然各尊其所闻，各行其所知，谨守师传，分门别户，南宋以后亦不仅广一人，不足深异”，并认为这与“义理之学与考证之学分途久矣”有关。总体而言，馆臣的评价持有较为客观的立场。文溯阁［14］313-314、文津阁［15］211之《提要》与文渊阁本相比略有字词差异，但内容大体相同三者《诗童子问》内容相当，唯校对时间有异。文渊阁本校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月，最早；
文溯阁为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次之；
文津阁则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九月，最迟。。
需要指出的是，四库馆臣或是在无意间曲解了元刻本《诗童子问》的刊刻过程。库本提要云：“朱彝尊《经义考》载是书二十卷，有胡一中《序》，言阅建阳书市，购得而锓诸梓。且载文公《传》于上，《童子问》于下。［1］125”元刻本胡《序》中的“昉得是书而锓诸梓”，在《提要》中却作“购得”，一字之差而其意相差甚远。前者意为胡氏于建阳书市，恰逢勤有堂刊刻《诗童子问》，并受邀为其作序，而后者却成为胡氏购买此书并将其付梓。《提要》所载胡《序》是据《经义考》转引，由此可知四库馆臣并未得见元本《诗童子问》。经查阅，与之时间相近的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本《经义考》亦作“昉得”［16］。即使四库馆臣所据《经义考》误作“购得”，然朱氏录有完整胡《序》，参其上下文义也应觉“购”字失当。此为四库馆臣失察之处。
2.5.2 复旦本。此抄本为复旦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复旦本”）所藏清抄本，一函四册，卷数、结构、行款与汲古阁本基本相同。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版心鱼尾下题“童子问卷某”，再下为“国风”“小雅”“大雅”或“颂”，最下标记页数。据其行款版式知此抄本当是据汲古阁本影写（见图2）。
此本首册封底内叶有手题四行，从右至左分别为“门人辅广”“库作诗童子问”“古盐马氏藏”“乌丝”。从字迹来看，似为不同时段题写，据内容推测，左侧两行或为某次入藏登记时所题。另贴有两张标签，内容大体相同，有“嘉业堂藏书”“童子问九卷，宋辅广撰”“旧抄本四册”“经部诗类”等字样。
卷首首叶右下钤有两行各三枚印章。右行自下而上依次为“坚心”朱文方印、“诗书敦夙好”白文方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朱文长方印；
左行自下而上依次为“笏斋”朱文方印、“马玉堂”白文方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朱文长方印。此外，册四末叶左下角自下而上钤“笏斋珍藏之印”“古盐马氏”两枚朱文方印。“诗书敦夙好”语出陶渊明诗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其与“坚心”两印当是闲章，所属未知，从钤盖位置看，可能是抄者或最早收藏者之印。由“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知此书曾为刘承干（1882—1963年）所藏。“笏斋”“马玉堂”“笏斋珍藏之印”“古盐马氏”则为清代藏书家马玉堂藏印。
由钤印可知此本先为马玉堂所藏，后入藏刘承干嘉业堂，其《嘉业堂藏书志》中著录有“童子问十卷，旧抄本”，可与此本相印证［17］141。嘉业堂藏书自20世纪30年代起陆续散出，其中一部分先后于1953年至1957年、1982年为复旦大学图书馆购得［17］3-4，此本可能就是在其时入藏复旦大学图书馆。
2.6 和刻本
今存和刻本均为日本文化十二年（1815年）官刻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宫内厅书陵部、静嘉堂文库及国内多家机构有藏。今以公文书馆所藏两部为例。
两部刻本版式相同，除了版心下方无“汲古阁”三字以外，其卷数、结构、版式、行款、字体等皆仿汲古阁本，对比知此本据汲古阁本影刻。相比于台湾图书馆藏汲古阁本，和刻本印刷质量更佳、字迹更清晰、纸张保存更善（见图3）。
其中一部（下称“甲本”）首叶右上钤“秘阁图书之章”朱文方印。此章为日本红叶山文库藏书用印，明治六年（1873年）失火焚毁，十二年（1879年）依样重刻。经比对，此本印章当为后者（见图4）印章图样参见林申清编著《日本藏书印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38-139页。比对知此印当为新刻“秘阁图书之章”。首先，从整体来看，刻本印章笔画更加纤细秀丽，与新刻印章更相符；
其次，“阁”字下部弯曲处，旧版圆而新版直，刻本印章更似后者；
再次，“书”字上方“”部分，旧版中间竖笔左右留白不均，新版则更加匀称，故刻本印章当为新刻印章。。甲本右下角“日本政府图书印”朱文方印为明治十九年（1886年）内阁文库起用之印。另一部（下称“乙本”）右下钤“浅草文库”朱文长方印，右上钤“日本政府图书印”朱文方印。每册末叶有“官版见本”墨文长方印。综合以上钤印情况，甲本递经红叶山文库、太政官文库，后归内阁文库。乙本递经昌平阪学问所、书籍馆、浅草文库，后亦归内阁文库。1971年，甲乙两本随内阁文库一同并入国立公文书馆。
旧版印章 文化十二年刻本首叶钤印 新刻印章最早著录此版本的是1890年《内阁文库图书目录》，著录“诗童子问八卷首末二卷，宋辅广撰，文化十二年版”两种［6］91。此外，1915年《宫城县立图书馆和汉分类目录》［18］、1930年《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19］49、1934年《尊经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11］32、1935年《京都帝国大学汉籍目录》［20］11皆著录有此版本，可见此版本传播之广。
2.7 和抄本
今存和抄本为日本宽政七年（1795年）大乡良则校本，庋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抄本封面题名首字残缺，后四字为“经童子问”，据首字残笔推测全题可能为“诗经童子问”。抄本仅有首卷之诗序（包括《朱子辨说》《大序》《小序》）和《朱子诗集传序》，行款与元刻本相同，当据元刻本影写。
此本抄写较为工整，却讹误频出，至于有“伯禽”抄作“相禽”、“厲王”抄作“属王”之类的浅陋错误。即便抄者所据之本字迹模糊，由前后文意推之也不应至此，故推测抄写者汉文水平不高，可能是普通抄工受命抄成。抄本首叶钤“浅草文库”朱文长方印、“日本政府图书”朱文方印，尾钤“昌平坂学问所”黑色长方印。知其递经昌平阪学问所、浅草文库、内阁文库，后入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此本中作为隔断的“童子问”三字以及天头勘正错字皆用朱笔。书尾有三行朱文校记，首行大字“乙卯阳月既望大乡良则谨校”，后两行小字“享和癸亥十一月十三日，山田直温、野村温、猪饲杰以元椠本司校于昌平学院之东轩”。大乡良则（1772—1844年）是江户时代后期文士，曾在昌平坂学问所受学于林衡。
由其生卒年可推知校记中的“乙卯”是1795年，即日本宽正七年。其后又由山田直温等三人于“享和癸亥”即1803年再次据元刻本勘对。从此本首卷版式来看，其所据之本当是元刻二十卷本，而1890年刊印的《内阁文库图书目录》中著录有“诗童子问八卷诗序一卷，日本大乡良则校，日本写本”［6］91，此处著录之本从卷数看当为汲古阁本系统，不知是大乡良则另有八卷本校本，还是此处误记。
3 相关问题研究
3.1 题名
“诗童子问”之名，含义有二。一是因《诗童子问》是疏解发挥《诗集传》之作，如《提要》云：“是编大旨，主于羽翼《诗集传》，以述平日闻于朱子之说，故曰《童子问》。［1］125”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亦云：“是编皆述平日所闻于朱子之说，故曰‘童子问。［15］211”二是为凸显辅广服膺敬从其师朱熹，如胡《序》云：“先生亲炙朱子之门，深造自得于问答之际，尊其师说，退然弗敢自专，故谦之曰‘童子问。”再如《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认为：“其于问答之际，尊重师说，有所发明而不敢专为己有，故采‘童子问之著述方式。［21］851”
“童子问”之得名或受前人影响。如欧阳修有《易童子问》三卷，每段先以“童子问曰”提出问题，再以“曰”作答，一问一答，亦有在一问之中复加追问者。同时，辅广《诗童子问》亦对他书产生了影响。如朝鲜王朝南公辙（1760—1840年）的同名著作《诗童子问》，其以“一问一曰”的形式展开讨论，形式颇似欧阳修《易童子问》，但内容多为尊崇朱熹之说，加之南氏有《日得录》［22］，而辅广著有《日新录》，故疑是受辅氏之影响而作。南氏此作在其格式与内容上，均反映出宋儒对朝鲜文人的影响。
在历代书目著录中，辅广《诗童子问》有“诗童子问”“诗传童子问”“童子问”等题名。此外，和抄本题名疑作“诗经童子问”，不知其出处，亦不见于他本，推测可能是抄写者自拟题名。除此之外，其余三种名称逐一梳理如下。
“诗童子问”“诗传童子问”两种名称在元刻本所附辅之望跋文中均已出现。在后世历代书志目录中，著录“诗传童子问”者较少，且称此名者均为二十卷本，如《澹生堂藏书目》［23］《季沧苇藏书目》等。其中后者著录为“朱子诗传童子问师友粹言二十卷，八本”［24］16，元刻本《诗童子问》中卷首《师友粹言》的完整题名即为“朱子诗传童子问师友粹言”，可能正是据此以为书名。
明代除《文渊阁书目》著录为“辅氏童子问”［25］，余皆作“诗童子问”或“诗传童子问”，直到清初《传是楼书目》才首次作“童子问”［26］。以“童子问”为名当始于汲古阁本，此本首卷题为“童子问卷首”，正文亦题作“童子问卷某”。汲古阁本与元刻本题名不同，或是因其省略了《诗集传》原文而径列辅氏之说，故省略“诗”字。可能正是因其简明扼要，加之汲古阁刻书有较大影响力，使得此本广为传播，四库本采用此本而非元刻本即为一证。汲古阁本出现后，书目著录中题为“童子问”者渐多，如文溯阁［14］313和文津阁［15］211之提要、《嘉业堂藏书志》［17］141等。
此外，《宋史·艺文志》著录有“辅广《诗说》一部”［27］。清人周中孚认为此书即《诗童子问》，并认为“盖据所见之本，无《童子问》之目，并无卷数也［28］36”。周氏认为，《宋史》所参之本可能是没有分卷，且题名与后世传本不同的一个版本。综合辅广著述情况、《诗童子问》的流传和定名情况，以及《宋史》成书时间来看，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存在的。
首先，在辅之望于咸淳七年所作《跋》中，辅广诗类著作唯有《诗传童子问》。作为辅广之孙，与辅广相去未远，其记录应当是比较准确的。其次，在元勤有堂刻本之前，《诗童子问》似乎并无定名。依前文所述，辅之望作《跋》时，此书尚为辅氏家学，跋文描述的《诗集传》原文尚缺，当仍为稿本，故辅之望才有“俾此书获与朱子之《传》并行于世，不胜斯文之幸云”的感慨。咸淳五年（1269年）嘉兴知府文及翁所作《传贻书院记》是关于辅广著作最早的记录，可为佐证：
（辅广）著书满家，《易》《书》《诗》《春秋》《礼记》有注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有问答，《通鉴》有说，《师训》有编，《日新》有录，杂著有稿，袭藏于家［29］。
与辅《跋》比对，知其所说“《诗》之注释”当是指《诗童子问》。虽然此记距辅之望作跋文仅有两年，且为辅氏家乡官员所作，但所记辅广作品名称却差异很大。由此可见，当时外人对《诗童子问》的了解还十分有限，故推测其此时尚无定名。再次，勤有堂本《诗童子问》刊于至正四年（1344年），而《宋史》成于次年，相距时间甚短，故相比于刚刚刻就的勤有堂本，《宋史·艺文志》更可能参考此前书目的著录情况。由前文所述，从之望《跋》至勤有堂本刻成的七十余年间，此书流传范围十分有限，且很可能只以抄本传播，故其所记名称很可能与“诗童子问”不同。综上所述，当时存在一个题名与后世传本不同的版本，并为《宋史·艺文志》所著录，是有可能的，但由于此本不知所踪，故仅能作为推测。
3.2 二十卷本的卷首篇目次序问题
现存《诗童子问》版本可分为二十卷本、十卷本两个系统。元刻本、明抄本、和抄本属前者，汲古阁本、四库本、复旦本、和刻本属后者。
在十卷本系统中，各本篇目结构相同，首卷篇目皆依次为《诗传纲领》《小序》《朱子辨说》《师友粹言》，其下正文八卷，再下尾卷单列《协韵考异》。而在二十卷本系统中，各本首卷篇目次序均有差异（见表1）。
从首卷篇目来看，和抄本仅余《诗序》与《朱子集传序》两部分，存篇太少，暂不作比对。上图本、台博本、尊经阁本三本最全，且篇目次序最为相近。其中，上图本与台博本唯《诗传纲领》和《协韵考异》次序互换，尊经阁本与台博本唯《诗集传》序和“十五国风地理之图”次序互换。宫内厅本缺《诗集传》序，且无辅之望跋文。明抄本缺胡一中序，两本首卷篇目与前述三种元刻本顺序差异则较大，且两者间差异同样很大。
由各本首卷存篇、顺序相比对，推知上图本、台博本、尊经阁本首卷结构顺序应当更接近原貌。至于此三本顺序略有不同，当是因首卷各篇目既无页码，又多另叶起篇，故册叶一旦散开，在没有参照的情况下，次序极易打乱。以下试推测宫内厅本及两种抄本卷首次序差异的原因。
宫内厅本自胡一中序至卷一为影写抄配，卷二阙。从宫内厅本抄配部分的字迹、内容、行款、位置等来看，皆力求与原版相同，甚至胡序后的印章、“十五国风地理之图”都依样画补，
足见其补抄之用心，故当无漏抄之理。然而，由另外三种元刻本卷首顺序知《诗序》应在首卷各篇之末，而在补抄中却被调换至最前，首卷其他篇目的顺序也被打乱，且《诗集传》序、辅《跋》失抄。此本之所以补而未全，且次序混乱，可能有两种原因。其一，据以抄补之本亦无卷二和《诗集传》序等篇目，且篇次混乱。其二，此本在补抄后，卷册又经波折，前抄补之文补而复失。此种推测尤可解释卷首顺序错乱问题，即卷册波折过程中，各部分散乱，正文诸卷因其连续印制且标有叶次，尚可规整复原，卷首各篇目因其次序无以参照，故而错乱。由前所述，1890年版《内阁文库图书目录》中著录元刻本即此本，其著录曰：“诗童子问二十卷。首一卷，诗序一卷。内第二卷缺，宋辅广撰，元至正三年版。内日本补写。［6］91”可知宫内厅本的阙佚和补写时间至迟在此年。
和抄本首尾有钤印、后有校记，且无缺页迹象，当是抄写者有意择部分篇目抄录，本非完篇。需要指出的是，山田直温等人1803年在昌平坂学问所“以元椠本司校”此本，同一时段，宫内厅本亦藏于此所，故参校本很可能就是宫内厅本。若是如此，则此时宫内厅本应仍有《诗集传》序。综合以上信息，可推测宫内厅本阙佚时间或在1803年至1890年之间。
明抄本无胡一中序，除此篇以外，相较于台博本，其首卷前四篇与后三篇整体次序互换，《诗序》又调至最前，其余次序均相同。据其次序特点来看，明抄本因册叶散开，规整不当而致顺序错乱的可能性很大。
3.3 十卷本的卷数问题
汲古阁本是今存十卷本之始。最早著录十卷本的是清初《季沧苇藏书目》［24］16和《传是楼书目》［26］，但并未注明版本。最早明确著录汲古阁本的是《郑堂读书记》［28］36，此后的十卷本大都明确著录为汲古阁本。
十卷本有著录为十卷者，如《续通志》［30］《四库提要》［1］125《嘉业堂藏书志》［17］141等，也有著录为八卷者，如《传是楼书目》［26］。日本目录书多著录汲古阁本为“八卷，首尾各一卷”，如《内阁文库图书目录》［6］91《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19］49《京都帝国大学汉籍目录》［20］11等。
需要注意的是，森立之等《经籍访古志》著录有《诗童子问》十卷，依其题记信息，当早于汲古阁十卷本。此本著录为“元椠本，崇兰馆藏”，其题记曰：
宋辅广撰。首有至正癸未会稽胡一中序，卷末有咸淳七年嗣孙之望跋。又有“崇化余志安刻于勤有堂”记，及“至正甲申上元”印记。卷首有“善慧轩”印［31］。
“善慧轩”印为日本僧人彭叔守仙（1490—1555年）所用印《经籍访古志》著录《汉书》某本亦有“善慧轩”印记，李小龙据其中所记“善慧山人四十九龄”，且兼有“善慧轩”和“守仙”印，推知“善慧轩”印为日本高僧彭叔守仙所用。（参见李小龙《〈唐才子传〉散佚及日本传本考》，《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第39页。），据此，则该本早于汲古阁本。在彭叔守仙之后，此本入藏福井氏崇兰馆，并在此期间为森立之等著录。关于森《志》此处之著录，王重民认为是误记［9］11。陈先行在其为上图本所作《提要》中认为：“若非森立之之著录有误，意其当属简本系统，即据余志安本翻刻而删去朱氏《传》者，并非余氏原本。［21］852”若从陈所言，此本为余志安本删减翻刻而成。其所记胡《序》、辅《跋》位置与今存元刻本不同，或可作为证明。若据此说，则此本即是早于汲古阁本的十卷本。但惜此本不知所踪，只能暂时存疑。
4 从异文看《诗童子问》版本流变情况
前文据形制、行款推测了《诗童子问》元刻本、汲古阁本与后世各版本间的源流关系，通过各本文字的异同也可以得到进一步验证。因《朱子辨说》之“童子问”部分为各本共有，故选取此部分对勘各本，列其异文如下。
其中，明抄本、和抄本有部分文字显然因字形相近等原因误抄，如“人情事理”误作“又情事理”、“似自己言语一般”误作“似自己言语一殷”等。除去误抄因素，各本所勘异文情况如下（见表2）。
根据对刊情况，和抄本与元刻本文字均相同，和刻本与汲古阁本文字均相同，加之版式相同，其各自源流关系已明。由《四库提要》已知四库本所据之本为汲古阁本，四库本中有一处异文别于他本，且文义区别较大，当是馆臣据他本或参以己意修改。汲古阁本不同于元刻本的三处异文，在复旦本中全部复现，可证复旦本所据者确为汲古阁本。复旦本另有一处异文与他本不同，当是因其形音意相近而误抄。明抄本有两处异文与其余各本不同，但因其既无汲古阁本的三处异文，版式行款又完全依照元本影写，故亦据元本无疑。
综合以上分析，现存《诗童子问》各版本源流已明（见图5）。辅氏家传本等早期版本已佚，元至正四年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刻二十卷本为今存最早版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抄本皆据此影抄。至明末又有毛氏汲古阁刻本，为后世十卷本之始，四库全书本、复旦大学藏清抄本、日本文化十二年官刻本皆属此版本系统，其中，四库本除了汲古阁本之外，可能另参以他本，复旦本据其影抄，和刻本则据其影刻。
据宫内厅本庆柏之题识，可知二十卷本《诗童子问》至迟于1447年传入日本，又据和刻本刊印时间，知十卷本《诗童子问》至迟在1815年传入日本。不仅《诗童子问》两个汉本系统在日本各有抄写和影刻，和刻本在国内也有传播，如郑振铎在《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中介绍《诗童子问》版本，除了汲古阁刊本以外，就还有“日本刊本”。郑氏述其所举版本“大概都是我曾经见过，且都是有很易得到的刊本”［32］，而文化十二年刻本又是现今所见唯一和刻本，且为国内多家机构所藏，可见其流行较广，故郑氏所说“日本刊本”或即为此本。以上所述《诗童子问》汉本与和本的双向流播，不仅反映了朱熹及其门人学说在日本的传播，还是15世纪以来两国书籍刊刻交流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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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4-02-04
［作者简介］李鹏远（1996—），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2022级在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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