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晓萌
（北京大学哲学系）
对历史和历史世界的理解，在梅洛—庞蒂哲学中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但同时也是他并没有非常清晰和完整表述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从其写作早期著作之时已经开始。在《知觉现象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梅洛—庞蒂不时会论及历史，然而在这一时期他还没有真正展开对这一领域的实质性研究。正如梅洛—庞蒂本人1946年在法国哲学会所做的演讲中所说：“这项工作（《知觉现象学》）只是准备性的（préliminaire），因为它几乎不曾谈及文化与历史。”①Maurice Merleau-Ponty, Le primat de la perception et ses conséquences philosophiques, Paris: Éditions Verdier, 1996, p. 68.由这句话可以看出，在梅洛—庞蒂的构想中，他的研究工作会分几步来进行，而其中，《知觉现象学》阶段致力于重建知觉世界的工作还只是初步的、准备性的，尚未触及文化与历史的问题。梅洛—庞蒂也从未打算止步于知觉世界的研究，他或许从一开始就设想着一种更进一步的研究，即在知觉世界已经建立的基础上展开对文化和历史世界的探索。正因如此，他在上述演讲之后回应其他学者问题的时候说：“整个文化世界构成知觉经验之上的第二个层级。而知觉经验则好像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第一层的土壤。”①Maurice Merleau-Ponty, Le primat de la perception et ses conséquences philosophiques, p.85.我们可以从目前可见的几份研究计划以及写作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文本中看到，梅洛—庞蒂不止一次地将其在《知觉现象学》完成之后的工作归结为对语言的研究、对历史的研究，并设想着由此通向关于真理的研究，以及最终通向“超越的人”，即“理性”的研究②这一思路在梅洛—庞蒂为申请法兰西学院院士所提交的两份文件（“Titre et traveux. Projet d’enseignement”; “Un inédit de Maurcie Marleau-Ponty”）中皆有较清楚的表述。参见“Titre et traveux. Projet d’enseignement”, in Parcours deux 1951-1961, Paris: Éditions Verdier, pp. 9-35; “Un inédit de Maurcie Marleau-Ponty”, Ibid., pp. 36-48。。基于这样的构想，梅洛—庞蒂在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和著作最初主要集中在语言（及各种表达）和历史问题的主题上。本文试图以梅洛—庞蒂1954—1955年法兰西学院课程《个人历史与公众历史中的建制》讲稿中所提出的“建制”概念为切入点，展开对上述问题的初步考察。
在1954—1955年的法兰西学院课程“个人历史与公众历史中的建制”（L’institution dans l’histoire personnelle et publique）中，梅洛—庞蒂对“建制”（institution）概念做了基本的描述：
建制这个词对意识而言毫无意义，从‘被安置在某处’的意义上说，一切对于意识而言都已经被建立（institué）。与他人的关系被看作是一种契约或合同的关系。即便是考虑到合同的精神，依然维系着这样的合同关系，即囚犯正是自己的看守者，他并非被他者本身束缚着，而是被他自己关于构建他人的决定束缚着。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constituer）几乎是建制的反义词：被建立者在没有我的情况下获得意义，而被构建者则仅仅为我，且仅为那个当下的‘我’而有意义。构建意味着延续进行之中的建制，它从未完成。被建立者侵入它的将来，拥有它的将来，它的时间性；
而被构建者完全有赖于作为构建者的我（身体、时钟）。①Maurice Merleau-Ponty, L’institution. La passivité: Notes d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54-1955),Éditions Belin, 2003, p. 37. 此文献以下简写作L’institution，附法文版页码。
这段话一开始就指出“建制这个词对意识而言毫无意义”，非常明确地表明了“建制”概念与意识（胡塞尔意义上的具有构建性的意识主体）的关系，即建制不仅仅依赖于一个有构建能力的意识而有意义，反而对意识而言，一切都已经是“被建制的”。熟悉现象学脉络的学者们不难体会到这一概念的出现带有直接的针对性，即无论从词形上还是从意涵上，建制（institution）概念都与构建（constitution）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相对于构建概念而设置的。故而想要了解“建制”概念的含义，还需要看到这一概念在梅洛—庞蒂哲学进程中所处的位置，了解梅洛—庞蒂为何在已经使用了“构建”概念的情况下又重新设置了“建制”概念。
在梅洛—庞蒂的早期哲学中，他以“身体”概念作为“主体”，并以之为基础阐发了身体与世界、身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基于这种理论架构的时间观念。在这种早期的架构之下，身体乃是投身世界的主体，是在—世界中—存在的锚定点，是一个有构建能力的“绝对的这里”，是胡塞尔意义上的“我能”（Je peux）。身体作为积极构建因素的特征非常突出。然而同时，梅洛—庞蒂将身体主体理解为属于一前反思的、沉默的世界，因而这一身体概念能够揭示出主体与世界间最原初的联系。然而同样因为这个原因，身体主体如何能够打破沉默而冲入言说的世界去，成为梅洛—庞蒂为自己构设的困难②关于梅洛—庞蒂早期身体概念及“沉默的我思”概念引起的困难的更具体的考察，可参见拙作《表达与存在：梅洛—庞蒂现象学研究》第二章“梅洛—庞蒂早期哲学中的身体概念”及第三章“‘沉默的我思’：梅洛—庞蒂早期哲学中隐含的表达论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4—84 页及第85—94 页。。
从某种意义上，梅洛—庞蒂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工作恰恰旨在从其早期工作未能触及的地方起步，即致力于研究那个最初在其沉默之中的世界如何带来自身本有的表达。而若想摆脱其早期哲学的困境，顺利进入到表达问题的研究中去，则势必需要从视角、进路乃至表述的各个方面采取一些改变。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梅洛—庞蒂在1954—1955年的“建制”课程一开始便指出了他将采取的一系列“改变”，对“主体”观念的改变，以及相应的，在对“主体与世界关系”“主体与他人关系”“主体与行动关系”以及对“时间”的理解上的改变①Maurice Merleau-Ponty, L’institution, p. 34.。在其后来的工作笔记中我们可以读到，他认为自己早期工作所存留的问题在于“仍然部分地固守着‘意识’哲学”，②Maurice Merleau-Ponty, Le visible et l’invisible, Paris: Gallimard, 1964, p. 234.而“建制”课程中所展示的这些改变，恰恰表现为一种摆脱意识概念和意识哲学语言的尝试。由其对建制概念的基本描述可以看出，建制概念与构建概念之间最实质性的差别在于“建制”在没有我的情况下才获得意义，而构建却无论如何总是为我的。亦即相对于构建而言，梅洛—庞蒂透过建制哲学所尝试实现的是摆脱诉诸一个构建主体的出发点，而转向对一种活动的自行运作、自行表达的揭示。事实上，即使是在其早期阶段，梅洛—庞蒂也并未真正将其哲学完全建基于一个主体的构建能力之上。如前所述，他并不认为作为知觉主体的“我”是反思的我，也从未将反思的来源完全归结于“我”。对他而言，自我并不比他人更具优先性，自我与他人甚至只是作为现象同等地呈现给前反思的身体③关于梅洛—庞蒂未赋予反思自我优先地位的讨论，可参见拙著：《表达与存在：梅洛—庞蒂现象学研究》，第91—92 页。。因此对他而言， “自我”不是一个纯粹向内在世界还原就可以获得的“绝对的根源”，“自我”的形成不仅仅来自于一种主动性的构建，更重要的在于他朝向一个被给予的场域，他同时是被塑造成形的。基于这种理解，当梅洛—庞蒂想要将其对主体的概念由“知觉的主体”转向能反思的真正人格的主体，这种发展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由内而外的发生过程，即一个沉默的我自身向外超越，反而是一种来自于外面的力量一开始已经掺杂了进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胡塞尔式的进路，即借由纯粹内在但具有构建性的意识来解释（反思的）自我、他人以及（在其历史性中的）世界的进路似乎不再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了。正因如此，梅洛—庞蒂称“有一种不可分割的被建制和能建制的主体，而不是一个构建的主体”①Maurice Merleau-Ponty, L’institution, p.35.，并认为“构建（constituer）几乎是建制的反义词：被建立者在没有我的情况下获得意义，而被构建者则仅仅为我、且仅为那个当下的‘我’而有意义”②Ibid., p.34.。构建（constitution）始终是“我的”构建，是具有构建能力的意识主体的构建，即使这种意识主体可以是自身具有超越性的，却也只能由“我”和为我去超越。而借助建制的概念，梅洛—庞蒂试图向我们揭示那些在“我”之外的因素，建制仍然意味着某种建立，但却并非仅仅来自于一个有建构能力的主体，也不仅仅是为了这个主体，仅仅对这个主体而言才是有意义的。在建制的理论中，主体不再具有绝对的优先性，而“我能”也不再是身体（肉身）唯一的构建性因素。
仅仅在建制与构建的对置关系中看建制的概念显然是十分晦涩的。在与构建概念的对比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构建概念何以不再适用于梅洛—庞蒂对文化历史世界的研究，却并不能看到他可以如何展开这项研究。在此我们需要对建制概念的基本意涵做出基本的解释。
1.建制首先意味着一种建立。然而作为建制的建立却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建立。结合其与构建概念的区别来看，建制不再仅取决于一个具有构建能力的主体的规划与选择。或许我们可以以人的生存为例来解释这个意义上的建立。梅洛—庞蒂指出：“有一种未经抉择的计划，没有选择，是一种没有主体的意向，即活着。”③Ibid.人生本即始于一个无从选择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具有构建能力的主体无从建立自己的开端，“出生”对于任何意识（主体）而言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意识（主体）的构建所无能为力的事情。在此意义上，梅洛—庞蒂认为“出生不是构建的行为，而是一种对将来的建制。相应地，建制寓于与出生同类型的存在之中，但也同样不是一种行为。随后会有决定性的或契约的建制，但却只能在出生的基础上才是可理解的，而不是相反”①Maurice Merleau-Ponty, L’institution, p.38.。亦即是说，尽管对于一个意识（主体）而言，出生是其构建行为所无从参与解释的事件，然而借助建制的理论，我们却依然可以为出生的意义做出解释。建制意义上的出生意味着未来的开启。在此意义上，尽管出生不是主体自身的选择，不是一个可由主体决定和控制的开端，但它却事实上成为一段未来的肇始，对后来的发展而言，出生具有建立的意义。这种建立是回顾性的，它往往是一种“事后的创造力”，亦即梅洛—庞蒂引用歌德所说的“天才都是死后的创造力”②Ibid., p.35.，它的意义往往不在当下，而是在事后追溯的起源。基于这种理解，对未来的开启并不仅仅意味着朝向未来单线程的发生建构，相比于这种未来向度，梅洛—庞蒂在此看到的更多的反而是对过去的回顾。在此意义上，建制意味着“将过去整合在一种新的意义中”③Ibid., p.54.。过去在自己发生的当下并不知道自己会开启一段未来，并不知道自己在自己发生的同时还意味着一种在此之外的东西的建立。唯有在将其与其所开启的未来联系在一起时，过去才呈现出一种意义—过去不仅仅是已经完成的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它以某种方式延续着、变化发展着。或许更应该说，如果没有与未来的联系，过去只是一个事件X，并不能被称作“过去”，唯有当其与追随着它的后来被整合在一起，它才成为这段未来的前史，才成为一种“新的意义”的建立者。
2.在此意义上的建制还应被看作是一种作为奠基的建立。基于前面的解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建制是回顾性的，是一种事后发现的建立，是一种意义的重新整合，这意味着建制不是从绝对意义上的从无到有的开创的发生角度被理解的，而是从其在某种基础上奠基的角度来描述的。正如上文所述，“建制这个词对意识而言毫无意义，从被安置在某处的意义上说，对意识而言，一切都已经被建制了”①Maurice Merleau-Ponty, L’institution, p. 37.。建制不向我们揭示事件最源始的发端和诞生，而是让我们发现事件的“已经建立”或“被建立”。因此，在建制的理论中，我们要做的事情在于揭示出一种不可剥夺的已经发生，且唯有在那些我们不得不接受的已经建立和被建立的东西的基础上，建制呈现为一种“重新建立”的认识和意义。在能够谈论意识主体的构建活动之前，不管意识主体是否构建、如何构建，这种构建始终发生在一个在先已被给予的前提上，如前所述，这一切发生在我们已经出生这一前提下，发生在我们“活着”这一不争的事实中。我们有我们所有的构建能力所不能超越的局限，对此我们无从选择，无从改变甚至无从解释。然而这样的无从选择并不意味着对主体的束缚，也并不代表建制的理论服从于某种宿命论，在这种理论设定中的主体不再需要主动有所作为。对梅洛—庞蒂而言，我们常常会面临许多障碍和困境，而“这并不意味着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命定的，我可以学习也可以不学习克服这些障碍。但是我会去学习却是基于障碍已被给予。我可以凭借科学更好地认识周遭环境，但这却是对被感知世界的重新认识，是对感知世界的各种架构的使用”②Ibid., pp.34-35.。亦即是说，我们并不曾由于面临障碍和困境就束手无策，我们可以选择去学习克服这些障碍，或者不去克服。而关键则在于，在我们的意识有所决定之前，障碍是已经在先被给予的。在此意义上，重点不在于主体有意识的构建活动，而在于揭示主体构建活动总是在其不可剥夺的在先被给予的东西上展开。基于这种理解，主体的构建活动并非以主体自身为整个活动得以开展的起点—梅洛—庞蒂在早期著作中正是将身体主体看作这样意义上的“坐标体系的零度点”“绝对的这里”—而是一个这样的身体主体在一个不可剥夺的先行被给予的土壤上开始他的活动。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中的警句：“真正的哲学在于重新学会看世界。”①Maurice Merleau-Ponty, Phénoménoi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Gallimard,1945, p.xvi.此刻，这句话显得别有深意。“重新”一词向我们表明，这样的“学会”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在对世界已有先行的认识基础上发生的。对20世纪50年代的梅洛—庞蒂而言，这种在先已有的对于世界的认识正是其在早期所致力恢复的“知觉世界”，亦是胡塞尔意义上的作为一切科学的土壤的“生活世界”。这一“知觉世界”的特殊意义不在于向我们呈现为我们所感知到的具体内容，而在于其“在先已被给予”，亦即梅洛—庞蒂所指出的“知觉的优先地位”。这种“在先”“优先地位”并不意味着绝对意义上的时间上的在先或优先，而是向我们揭示出“知觉世界”的论题并非与诸多其他问题是同一层次上的普通问题，而是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那一个，是所有问题的研究得以成立所必须依赖的根基，此问题作为奠基性的问题支撑着其他问题的推展。一切科学哲学的研究并非凭空建立自己的体系脉络，而恰恰是在作为其生长环境、土壤的感知世界上展开对其已获得的东西的重新思考，是奠基于对世界的原初认识之上的重新认识。在此意义上，一种哲学所提供的，是一套重新整合的意义系统，它不是空前绝后的，也不是唯一不可替代的，而是众多这样“重新整合的意义系统”中的一个。
3.基于对上述特质的理解，我们还可以看到，建制的意义在于建立一个维度。在梅洛—庞蒂所描述的各种建制中，我们看到建制总是确立了什么，却又不是将什么东西固定化为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建制不是一个动作，不是已经发生或已经结束了的事件，建制恰恰如同我们的实存，在我们对之有意识的时候已经存在，且依然存在着，并将继续存在下去。相应地，在建制中确立的东西也总是还未完成的，也由于未完成而呈现为总是局部的，而这样的局限却同时似乎并没有妨碍我们看到在建制中呈现出的某种完整的东西。或许对梅洛—庞蒂而言，绘画对揭示这种局部中的整全有着极大的优势，他不止一次地透过绘画来谈论这一点。在对“艺术作品的建制”的讨论中，他直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让整体在部分中呈现出来的方式是怎样的？”①Maurice Merleau-Ponty, L’institution, p. 78.在他看来，“这些部分既不是一盘散沙，也不是一种结局或一种已完成的内在性的显示。人们如何知道其在绘画中所做的是什么？人们并不是随意而为的。然而整个绘画的场域，或对于每一个画家而言，他自己的画，并非真正被给予的。历史是回顾性的、变形的，在此意义上，画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每个画家都能够发现全部的绘画，正如每一个生命都能发现全部的生命”②Ibid.。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局部与整体两个层次的问题。从局部看，每个画家都在他自身的限度之中，他只是在作画，在试图揭示出一个可见的世界，甚至在试图去揭示一个完整的可见世界，然而这终究只是一种尝试，无论是作品本身还是画家的创作最终都只能体现为一种视角，体现为一种对可见世界的某个侧面或局部的表达。而从整体看，即使只是冰山一角，画家的创作也已经打开了进入可见世界的入口，借着一个侧面或某一元素的表现揭示出通达可见世界的进路，揭示出让整个可见世界以某种方式现身的方式，自此之后人们便拥有了可见世界，而不再是一无所知。在此，绘画的建制不在于那些由画家具体描绘出的世界景象的一个个局部的细节，而是体现在画家通过绘画为这个世界所平添的东西上。在后期的法兰西学院课程中，梅洛—庞蒂称“每一种绘画都是一种维度性的创造”③Maurice Merleau-Ponty, Notes de cours 1959-1961, Paris: Gallimard, 1996, p. 52.，在他看来每一个画家（个体）对整个绘画的贡献，恰在于他为绘画“添加了一种等价体系”④Maurice Merleau-Ponty, L’Œil et l’esprit, Paris: Gallimard, 1964, p.71.。正是由于画家不仅仅带来一两种图像的表现、某种线条或某种颜色的独特运用，而是为图画赋予了一整套的系统性的符号语言，人们才能从画面上读出一种完整的绘画意义，而不仅仅是看到某个东西的图像或某些特殊色块或形状的堆积。譬如说从在绘画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透视法的历史看，平面投影透视法固然是绘画史发展中一项非常辉煌的成就，然而单凭这种透视法的表现技巧却并不能取代绘画本身的工作。梅洛—庞蒂指出“仅凭透视法，提供的是步骤，而不是绘画”①Maurice Merleau-Ponty, L’institution, p. 81.。一种透视法对于绘画而言的关键意义在于其为世界重新建立的等价体系（并且这种等价体系是众多等价体系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在此意义上，平面投影透视法与中世纪绘画通过色彩（金色）赋予世界的系统意义与罗马绘画透过线所发现的世界内在的一致性是在同等意义上的等价体系，即所谓“维度性”，它不能让我们获得对世界的全景式的俯瞰，但却让我们学会从某种角度去看世界，从我们在个体限度内所可能拥有的视角去注视那个整全的世界。对此，梅洛—庞蒂说：“如何以哲学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意思呢？唯建制的观念可做到这一点，作为一个朝向内在敞开的场域，人们可以在其中描述这些阶段。这里不仅有作品和各种新观念的大量产生，而且也有成体系的各种企图。—然而作为一个视觉场，这个场并非全部，也没有准确的界限，它朝向其他场域敞开。”②Ibid., p.78.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梅洛—庞蒂认为“建制，即一个维度的建立”③Ibid., p. 61.，“建制（意味着）一种在关于各种维度（普遍地说，笛卡尔意义上的维度：参照体系）的经验（或被建构起来的装置）之中的奠立，全部其他经验正是维系于它而获得意义和获得后续的结果，获得一段历史”④Ibid., p. 38.。
借着以上对建制理论的初步理解，我们可以看到梅洛—庞蒂研究进路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正如在前文已经指出的，梅洛—庞蒂在20世纪50年代的工作已经转向对奠基于知觉世界之上的文化的和历史的世界的研究。这对他而言是一项完整工作中的第二步，这项工作无论是从实现的可能性上还是从其理论内部的发展需要上都要求着一项准备性的工作已经先行完成，即其关于文化和历史世界的探索总是作为一种重新整合的意义体系在原初的知觉世界的基底上获得建制，唯有在被感知的世界已经先行被给予的基础上、在对被感知世界的各种架构的使用中前者才呈现为各种“重新认识”。在此意义上，此时发生在其哲学研究中的概念和进路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根本意义上的背离或对早期理论的放弃，反而恰恰是在其早期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看到他此刻做出的各种改变的意义。
从建制概念与构建概念的对置中，我们看到，由于取消了构建概念中作为“我能”的能构建主体（意识）绝对的优先地位，建制的理论不再呈现为单纯由主体的主动构造而引起，而是必然有一种不明来源而同时又不可剥夺的被动性已经夹杂于其中。这种被动性的因素在建制理论乃至梅洛—庞蒂后期的存在论构造中事实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由于建制并非单纯由一构建主体主动促成，它自然地带有“被动”的色彩，总是呈现为“被建立的”（institué）。因此梅洛—庞蒂认为“存在着被建制—能建制的主体（sujet institué et instituant），但二者是不可分割的”①Maurice Merleau-Ponty, L’institution, p. 35.。主体在能对自身有意识之前已经被建立为一个感知主体（身体），而在作为这一感知主体（身体）继续实存的同时亦继续着这种建制，无论是在其主动性中还是在某种被动性中。在此，我们可以在主体的建制中看到两个层次的被动性：（1）主体的诞生乃是主体自身所不能选择也无从反省的，这是即使致力于复归最原初、最纯粹状态的主体的研究也不可能逾越的界限；
（2）即使主体已经由一个感知的主体转向反思的主体，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具有构建能力的主体而进行构建，他依然在自身有意识的构建之外参与着某种建制，亦即是说，即使是在主体主动的构建活动中，依然悄然发生着以被动性的方式展开的建制。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主体自身的构建性并没有随着建制概念对构建概念的修订而被取消，梅洛—庞蒂并没有因而认为不再有构建的主体或彻底否定主体主动的构建活动。另一方面，主体的主动性不再被看作是建构（广义）的唯一要素，被动性在极大程度上成为造成这种建立的重要因素，并且对梅洛—庞蒂而言，这种被动性甚至并不是作为主动性的相关物出现的次生性的构建力量，而是自身具备动能的原生性的要素。在此意义上，梅洛—庞蒂为“接受”（亦即非主动地去创造）这种原本被视作被动的行为赋予了新的意义，在他看来：“意识的传统性意味着对起源的遗忘，传递传统、树立传统，相应地，还有一种接受的传统，即激活的可能性。”①Maurice Merleau-Ponty, L’institution, p. 92.在这种理解下，“接受”恰恰意味着让过去重新获得意义，意味着让过去进入现在的视野，甚至开启一条通向未来的路，而并不是把过去作为某种已经封存在自身中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接过来。在此意义上，梅洛—庞蒂说“意义沉积着（不再仅仅作为意识在我自身之中沉积，也不是在复原的时刻才被重新创造或构建出来），但却不是作为已成陈迹的事物，或仅只作为剩余物或某种延续存在下来的残余物。意义作为某种有待延续的东西沉积着，在其自身并不对结果起决定作用的情况下完成着这种沉积。被建立者（l’institué）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正是建制（Stiftung）自身所要求的。歌德说，天才是一种死后的生产力。所有的建制正是这个意义上的天才”②Ibid., p. 38.。
在这样一种以被动性和主动性的交织为特征的构造过程中，建制被揭示为一种纵向的立体的进程，亦即建制并不发生在一个纯粹内在的意识单线程的构建活动之中，它意味着一种双重的视角，一方面从主体创生动机和意义发生的内部揭示这一进程，另一方面从外部、从他者的目光中揭示这种在积淀中创生的意义。正如梅洛—庞蒂所说，“有一种我在别人身上和别人在我身上的生产力，有一种从旁边实现的真正的交流：在此涉及一个交互主体性的或象征的场域，一个多种文化事物的场域，后者乃是我们的周遭环境、我们的交汇、我们的融合—而不是主—客的二者择一”③Ibid., p. 35.。由此，梅洛—庞蒂也走出了其早期哲学的理论模式—设置一个作为坐标体系零度点的身体主体、“自然的我”，然后将一切在“我”之外的东西（物体、自然世界、他人、历史等）揭示为这个自身具有超越性的主体由内向外的绽出（超越）。此时，他的理论已经不再基于一个完全内在于身体主体中的视角，而是进入到一个内—外交会的场域中。这种视角的转换也促使着梅洛—庞蒂不可能采用推己及人的方式首先化身于纯粹内在的自我之中，进而通过我的构造推测其他自我的构造，从而将社会构造为一个许多个自我共同存在的共同体。对梅洛—庞蒂而言，不存在孤立的自我或他人，正如前文所述，自其早期阶段，梅洛—庞蒂便不认为自我比他人在理论上更具优先的地位。此时，他更是在这种内—外交会的场域中，在自我—他人的交互性中重新考虑这一问题，将这种关系直接放置在一个公共的场域之中。正是在此场域中，梅洛—庞蒂反复思索着个体与公众历史的关系，无论是在个人的情感（爱情）的建制中，还是在作品的建制、知识的建制乃至真理的建制中，我们都看到一种诉诸他人的建制—我在他人中的和他人在我中的建制交织在一起，一种在其自身之中又同时在外面形成的运动涌入历史，从此之后不再是什么也没有，一种开放的意义系统进入到不断重新激活的进程之中。正如梅洛—庞蒂在谈论透视法时所说：“透视法在古代已经萌芽，它是一个洞（creux），等待着绘画去把它填充起来。”①Maurice Merleau-Ponty, L’institution, p. 87.建制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洞”。
猜你喜欢 庞蒂梅洛哲学 Une Française à Xiamen :Melody et sa glace au tofu今日中国·法文版(2022年12期)2023-01-08含混还是明证：梅洛-庞蒂论确定性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3期)2022-06-15梅洛-庞蒂知觉理论与数字艺术审美体验转向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1期)2022-02-16梅洛-庞蒂关于身体主体与世界关系探究潍坊学院学报(2021年4期)2021-11-20菱的哲学文苑(2020年6期)2020-06-22《意义与视觉：梅洛- 庞蒂美学及其他》简评美育学刊(2017年5期)2017-10-12大健康观的哲学思考中国卫生(2016年11期)2016-11-12来往环境与生活(2015年1期)2015-12-16梅洛—庞蒂身体哲学视域中的画家视看问题江淮论坛(2014年2期)2014-05-27晾衣哲学视野(2009年20期)2009-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