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陆杰（南京大学）
洞霄宫，宋代以前称作天柱观，是浙江杭州地区极具盛名的道教圣地。根据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专家在1981年以及2015—2016年两次的实地走访与考古调查，现存洞霄宫的主体建筑遗址位于杭州临安市青山湖街道宫里村与余杭区中泰街道九峰村交界处的山间小盆地内，东距杭州市区约22 公里，地理坐标东经119°50′41″，北纬 30°14′4″。[1]奚柳芳：《洞霄宫遗址考实》，《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 期；
杨曦：《洞霄宫建筑遗址考古调查与历史考述》，《杭州文博》2017年第2 期。虽然洞霄宫的地上建筑现已荡然无存，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洞霄宫却存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根据史料记载，从西汉时期创制宫观开始，洞霄宫历经了汉、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共计两千余年的历史。其中，在元世祖统治江南时期，即从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下江南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驾崩，洞霄宫不但在宋元易代中形成的江南道教格局中完成了过渡与重建，而且在至元十八年（1281）道教受到佛、道辩论失败而处于中衰状态的时空背景下自力更生，保存道教传承火种，为元成宗时期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汪元量诗云：“丙子正月十有三，挝鞞伐鼓下江南。皋亭山下青烟起，宰执相看似醉酣。”[1]汪元量：《湖州歌九十八首·其一》，《汪元量集校注》卷2，胡才甫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4 页。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元朝大军统帅伯颜率军包围了南宋都城临安，并驻扎在临安城郊外的皋亭山上。南宋皇室回天无力，于该年二月四日向元廷投降，献上降表和传国玉玺，从此“南北一家今又见，乾坤再造古曾闻”[2]龚开：《陆右丞君实挽诗》，厉鹗辑：《宋诗纪事》卷80《龚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2 页。。由于在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洞霄宫被一场大火焚毁殆尽，因此对于正在全力重建的诸位道士而言，改朝换代意味着前途的未卜，他们不知新政权会如何对待故宋境内的一切事物。
所幸在宋元易代的过程中，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巩固元廷对江南地区的统治及减少征伐南宋残余势力的阻碍力量，采取了一系列安抚绥靖的措施。江南地区的道教作为社会上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获得了元世祖的优厚礼遇。在南宋政权投降后，元世祖下达了《归附安民诏》，其中提到对于道教的处置内容：“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闻。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3]《元史》卷9《世祖纪六》，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9 页。在此基础之上，元世祖于一年后又针对各类强取豪夺、骚扰破坏道教发展的行为下达旨意要求严行禁止：
至元十四年十一月，钦奉圣旨节该：……这的每宫观里房舍，使臣休安下者。不拣是谁，休倚气力住坐者。宫观里休断公事者，官仓米粮休顿者，不拣是甚么什物休顿放者。铺马只应休着者，地税、商税休与者。但属宫观田地、水土、庄佃、竹苇、园林、碾磨、船只、解典库、浴塘、店舍、铺席、醋酵，不拣甚么差发休着者。俺每的明降圣旨与呵，推称诸色投下，于先生每根底，不拣甚么休索者先生每也休与者。[1]《元典章》卷33《礼部六》“释道·宫观不得安下”条，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6 页。
正是得益于元世祖忽必烈所颁布的这一系列的措施，作为江南地区道教代表之一的杭州洞霄宫，其重建工作也进行得如火如荼。由宋入元的前朝遗老家铉翁如此描绘：“咸淳甲戌腊月，不戒于火，千础皆灰。会世运更革，归化圣朝，山中诸老合力营之，既底于成，为力勤矣。”[2]家铉翁：《重建洞霄宫记》，邓牧：《洞霄图志》卷6《碑记门》，《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59 号影印元至大年间旧钞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 页。一举使得洞霄宫重焕生机。龙虎山第三十七代天师张与棣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时随同其父张宗演从大都返回龙虎山道场的路程中曾经前往洞霄宫游览，其诗作《至元壬午暮春既望游洞霄伏睹虚靖留题次韵》描绘了重建后楼宇高危林立的盛景：“洞天福地岂仙乡，一派丹泉落涧长。山锁九重尘不到，楼高百尺鹤来翔。”[3]张与棣：《至元壬午暮春既望游洞霄伏睹虚靖留题次韵》，孟宗宝编：《洞霄诗集》卷9，《中国道观志丛刊续编》影印《宛委别藏》本，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123 页。随行的龙虎山道士张德老也和诗道：“玉京仙仗此徘徊，得侍真人捧诏来。九锁峰峦随地转，五云楼观自天开。”[1]张德老：《和随侍天师真人游大涤诗》，孟宗宝编：《洞霄诗集》卷9，第124 页。
在此期间，洞霄宫又获得了新政权的承认和护持。《洞霄图志》记载：“蒙管领江南诸路道教所、总摄江淮荆襄等路道教所以名山事实闻奏，至元十八年钦奉圣旨，护持山门。”[2]邓牧：《洞霄图志》卷1《宫观门·洞霄宫》，第29 页。有学者在著作中据此认为洞霄宫在元代获得超凡地位，拥有统领江南诸路道教和江淮荆襄等路道教的权力，这种观点实则是对元代道教的基本格局和历史不熟悉而导致对材料文意的误读。元世祖平定江南初期，针对南宋旧有的道教格局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变，最大的变化在于按照地域而不是按照教派划分道教管理范围，因此龙虎山张天师获得了比在南宋时只是提领三山符箓更大的权力，将南方道门都纳入其管辖之内。根据史书的记载，龙虎山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当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则命廷臣郊劳，待以客礼”[3]《元史》卷202《释老传》，第4526 页。。为了报答其父第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对于忽必烈“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的神仙之言，元世祖于至元十四年（1277）张宗演返回龙虎山道场之前，“赐玉冠、玉圭、金织文服，赐号演道灵应冲和真人。……仍给三品银印，令主江南道教事，得自给牒度人为道士。路设道录司，州设道正司，县设威仪司，皆属焉”。[4]元明善奉敕编，周召续编：《龙虎山志》卷上《人物上·天师·张宗演》，《三洞拾遗》第13 册影印明代修补续增本，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18 页。这种殊荣奠定了龙虎山张天师作为江南地区道教共主的地位，同时也因张天师特殊的“家族甲乙制”传承方式保证了元朝统领江南诸路道教的权力始终不会落在龙虎山张天师家族以外的道士手上，所以洞霄宫的道士们不可能拥有此项巨大权力。同样，总摄江淮荆襄等路道教的权力也不可能属于洞霄宫的道士。据袁桷《有元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记载，龙虎山道士张留孙 “（至元）十五年，加玄教宗师，授道教都提点，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事，配银印”[1]袁桷：《有元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清容居士集》卷34，《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刊本。。江淮荆襄即“江北、淮东、淮西、荆襄”的略称，因此当时拥有此项权力的应是张留孙。那么至元十八年是否已经存在这两个道教所？根据揭傒斯《乐丘碑》的记载：“至国朝，天下郡县置道官，又置南北道教所以领之。”[2]揭傒斯：《乐丘碑》，《揭文安公全集》卷12，《四部丛刊初编》影印乌程蒋氏密韵楼藏孔荭谷抄本。证明龙虎山张天师在设置地方的道教管理机构之后，确实设置了总管南方道教的最高机构，借此达到与北方全真教分庭抗礼的目的。至于另外一个道教所，学者万钧有过研究，其根据《张公家传》的记载，认定张留孙早在至元十五年就担任“江淮荆襄等路道教都提点”一职，故此“江淮荆襄等路道教都提点所”的设立年代至迟应在此之时。[3]万钧：《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所小考》，《世界宗教》2014年第3 期。本文在此补充一则材料，在《丛书集成初编》本《洞霄图志》的书末有一篇《洞霄图志题名》，其中记载张留孙的官衔称号是“特赐上卿、玄教大宗师、志道弘教冲玄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路道教所、同知集贤院道教事”[4]邓牧：《洞霄图志》卷6《碑记门·洞霄图志题名》，《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 页。按：邓牧《洞霄图志》现存有多个不同的版本，本文选择《中国方志丛书》本作为主要的引用版本，因此除其他版本注明必要的版本信息外，《中国方志丛书》本一律不再注明版本信息。。此可证明“江淮荆襄等路道教都提点所”即“总摄江淮荆襄等路道教所”，只是记录的名称不同而已。所以，对于本段开头所述的《洞霄图志》记载应做如下理解：蒙受两个道教所最高负责人张宗演和张留孙的帮助，洞霄宫的著名事迹上奏给忽必烈知晓，于是至元十八年元世祖便下旨护持山门。至元十八年正值张宗演第二次入朝觐见元世祖忽必烈，有理由认为这次入京之行中其向朝廷推荐洞霄宫，使洞霄宫获得元世祖下旨护持山门的荣耀。所以在张天师等人次年的返程之中，洞霄宫的道士们投桃报李，极为热情地接待了张宗演一行，并且将其诗作列入之后编纂的《洞霄诗集》中“国朝”首卷首诗。
即便如此，也应该看到洞霄宫的地位在元代已是今非昔比，尤其相对于南宋时期而言。因为宋廷创制的中央、地方、宫观三级管理体制，道冠官阶、道官选拔方式等，都不同程度地被金、元、明、清各代所承袭[1]唐代剑：《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190 页。，所以本文选择了道官制度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宋代中央设置道录院，地方设置道正司，基层宫观设置住持管理道教事务；
元代中央则有集贤院，地方有道教所等四级管理机构，基层宫观仍设置住持管理道教事务，宋元的道官结构大致对等。宋代道录院以左为尊，其下设置左、右街正道录，副道录，首座，都监，鉴义[2]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23 页。，共计十员，这些官职均只能由道士充当。据《洞霄图志》记载，南宋时期的洞霄宫高阶道士中有四人被授予道录院的职位。例如洞霄宫住持李洞神，“高宗赐号明素，俾主宁寿观。未几，乞还山，授右街道录，主洞霄宫”[3]邓牧：《洞霄图志》卷5《人物门》，第144 页。。住持陈希声，“以行业清高际遇高宗，授右街鉴义，俾主洞霄宫”[1]邓牧：《洞霄图志》卷5《人物门》，第145 页。。知宫事俞延禧，“高宗赐御衣象简，迁授道秩”[2]邓牧：《洞霄图志》卷5《人物门》，第147 页。，据《洞霄图志·洞霄宫住持题名》可知，官职为“左街道录”。道士杨清一，宋理宗咸淳九年（1273）“升左街鉴义”。[3]邓牧：《洞霄图志》卷5《人物门》，第157 页。此外，杨清一的师父郎如山在宋理宗景定年间因为需要照顾自己俗家的父母，曾经请辞宋廷敕赐给他的道录院官职的任命。[4]邓牧：《洞霄图志》卷5《人物门》，第156 页。该处的原文为：“宋景定间，召居延祥观，赐号总教大师。欲畀道秩，辞愿荣亲。上从之，官其父必闻迪功郎。”而到了元代，洞霄宫道士的地位就下降了很多。据《洞霄图志·洞霄宫住持题名》记载，元代洞霄宫的高阶道士中也有四人授予道教官职，但全部是浙西地区的地方性职位。例如洞霄宫住持曹志坚，“至元己卯十月，奉师札充副职，兼本路道教提点”[5]邓牧：《洞霄图志》卷5《人物门·洞霄宫住持题名》，第101 页。，即杭州路道教提点。住持郎如山，“（至元）己丑八月，升提举知宫，浙西道道教提点”[6]邓牧：《洞霄图志》卷5《人物门·洞霄宫住持题名》，第102 页。。住持舒元一，“（至元）己丑八月，升浙西道道教提举”[7]邓牧：《洞霄图志》卷5《人物门·洞霄宫住持题名》，第102 页。。同知宫事杨清一，“大德丁酉九月，钦奉圣旨，授杭州路道录、龙德通仙宫住持提点”[8]邓牧：《洞霄图志》卷5《人物门·洞霄宫住持题名》，第105 页。。至于中央层面管理道教的集贤院，学者林巧薇通过研究发现，授予“知集贤院道教事”官职的只能限于全真教、龙虎山张天师和玄教三个道派的掌门人。[9]林巧薇：《试论元代集贤院与地方道教事务管理的关系》，《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6 期。综上所述，洞霄宫已经完全被排除在元朝道教的核心圈之外。由是，洞霄宫不得不通过龙虎山天师张宗演和玄教大宗师张留孙两人的特殊管道才能和元朝中央甚至皇帝本人取得间接联系，以冀获得元朝的各项旨令优待。这种情况也并非个案，《元典章》记载作为南方道教“三山符箓”之一的阁皂山要为皇帝行法箓之事的时候，也必须经由“张宗师奏”获得许可才行。[1]《元典章》卷33《释道·阁皂山行法箓》，第1139 页。
至元三十一年（1294）春正月，元世祖在大都的紫檀殿驾崩，其孙孛儿只斤·铁穆耳继承皇位，即元成宗。在张留孙面见元成宗之时，两人发生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上令就马，且语之曰：“卿家老君，今犹尔睡邪？”意谓焚经后，道教中衰也。
公对曰：“老君今当觉矣。”上悦。传驾屡亲祠崇真。[2]赵孟頫：《上卿真人张留孙碑》，见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912 页。
从以上的对话得知，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曾发生了焚烧道藏经典图版的重大事件，从而导致元代道教整体的衰微。据史书记载，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它导致了元世祖忽必烈对于道教的观点和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是元代道教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事件的缘由是上一年（1280）四月元大都的崇福寺僧众想要收回被全真道道教提点甘志泉恶意占据的佛寺吉祥院旧址，引发了佛、道团体之间的流血冲突，场景十分惨烈，据《大元至元辨伪录》记载：“长春道流谋害僧录广渊，聚徒持捉、殴击僧众。自焚廪舍，诬广渊遣派僧人纵火，且声言焚米三千九百余石，他物称是。”[1]释祥迈：《大元至元辨伪录》卷5，《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89 册，影印北京图书馆藏元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60 页。由此曾经引起佛、道辩论的关于《道藏》中是否存在伪经的问题继续发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上命枢密副使与前中书左丞文谦、秘书监友直、释教总统合台萨哩、太常卿忽都于思、中书省客省使都鲁、在京僧录司教禅诸僧及臣等，诣长春宫无极殿，偕正一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大道掌教李德和、杜福春，暨诸道流考证真伪”[2]释祥迈：《大元至元辨伪录》卷5，第460 页。。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仍旧是与前几次的佛道辩论得出同样的结论—佛胜道败，于是元世祖忽必烈“遂诏谕天下道家诸经可留《道德》二篇，其余文字及板本化图一切焚毁，隐匿者罪之。民间刊布诸子医药等书，不在禁限。今后道家者流，其一遵老子之法”[3]释祥迈：《大元至元辨伪录》卷5，第461 页。。由于这次辩论是在大元混一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的，并且参与辩论的人员从佛、道两方来看都有了更广泛的代表，尤其是南方代表也参与其中。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也就代表着元代的道教地位整体处于佛教地位之下，《元史·释老传》就如此评价：“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维道家方士之流，假祷祠之说，乘时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4]《元史》卷202《释老传》，第4517 页。
借助着这股以佛教全面取胜的政治风向，远在江南之地的藏传佛教僧人杨琏真加也开始了打击江南地区道教，大肆扩张佛教势力的举措。其实杨琏真加早在至元十四年（1277）便已经进入江南地区。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元世祖忽必烈“诏以僧亢吉祥、怜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除僧租赋，禁扰寺宇者”[1]《元史》卷9《世祖纪六》，第188 页。关于该处的“怜真加、加瓦”点校问题，参见陈高华：《再论元代河西僧人杨琏真加》，见氏著：《元朝史事新证》，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160 页。。只因囿于元世祖在平定江南之初制定的各种保护政策，并未有过于出格的表现，但这次佛、道争辩的结果反而给了杨琏真加巨大的倚仗。元代的政书《庙学典礼》记载了杨琏真加的此种恶行：
近体知得杨总摄等倚恃权势，肆行豪横，将各处宫观、庙宇、学舍、书院、民户房屋、田土、山林、池荡及系官业产，十余年间尽为僧人等争夺占据。略举杭州太一宫、四圣观、林处士祠堂、龙翔宫、伍子胥庙，绍兴鸿禧观及湖州安定书堂，镇江淮海书院等处，皆亡宋以前先贤名迹、江山形胜之地，远者百有余年，一旦皆被僧人强行抵赖，或称先系寺基，或云僧人置到，不经官府陈理，一旦使力逐出业主，将应有财赋钱粮等物据为己有。[2]《庙学典礼》卷3《郭签省咨复杨总摄元占学院产业》，王頲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3 页。
在这份罪行清算的文书中，当时由洞霄宫高阶道士住持的宫观杭州太一宫赫然在列。杭州太一宫有两座，分别是东太一宫和西太一宫。这两座道观在南宋时期都是地位尊贵的皇家御前宫观，在宋元易代之后受到了来自元朝政府有意地打击，逐渐落没。[1]吴小红：《南宋御前宫观在元代的变迁》，见李治安、宋涛主编：《马可波罗游历过的城市—Quinsay》，杭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514 页。张天师遴选杭州地区名道，东、西太一宫便被分配到洞霄宫高阶道士周允和与郎如山名下。东太一宫在元代的史料记载极其缺乏，目力所及唯有《洞霄图志》记载道士周允和于“至元戊寅（按：至元十七年），授崇道冲应清真大师、洞霄主席。壬午（按：至元十九年）三月，兼领太一宫。秋九月，复还九锁”[2]邓牧：《洞霄图志》卷5《人物门·列仙》，第131 页。。根据吴小红对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关于杭州东太一宫描述的考察，认为东太一宫在入元之后长期处在破败隳废的状态，甚至最后只剩下长期荒废的宫殿基址，推测应在杨琏真加统摄江南时期遭其毒手而被毁坏。[3]吴小红：《南宋御前宫观在元代的变迁》，见李治安、宋涛主编：《马可波罗游历过的城市—Quinsay》，第516 页。应当说这个猜测是合理的，因为这也解释了道士周允和在担任东太一宫主持一职仅六个月就卸职返回洞霄宫这个不同寻常的现象。西太一宫的境遇则是另一番景象。根据张伯淳所撰《体玄崇教安道法师洞霄宫住持提点郎尊师墓志铭》记载：“己卯岁（按：至元十六年），以众举充通真斋高士、崇真观开山住持。寻充浙西道判、太一西宫同都监。”[4]张伯淳：《体玄崇教安道法师洞霄宫住持提点郎尊师墓志铭》，《养蒙先生文集》卷4，《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影印清抄本，台北“中央图书馆”1970年版，第143 页。按：《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在该书序言部分提及此抄本是明刊本的传录本，但是并未提及年代。根据《体玄崇教安道法师洞霄宫住持提点郎尊师墓志铭》中“玄”字缺最后一笔的情况可知，抄录者应该是避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名讳，故此抄本年代只限于清代。也就是说，时任浙西道判的洞霄宫道士郎如山于至元十六年（1279）正式接触管理杭州西太一宫事务。同时，《郎尊师墓志铭》还提及了郎如山对于西太一宫的贡献：“前住持有献宫田于官者，师力诋其欺，而旧物以还，至今赖焉。”[1]张伯淳：《体玄崇教安道法师洞霄宫住持提点郎尊师墓志铭》，《养蒙先生文集》卷4，第143—144 页。之后的发展于《郎尊师墓志铭》则失载，但所幸的是戴表元所撰《故道录章公墓志铭》记录了一些内容：“初，西太乙之失其庐也，道侣栖栖然侨寄湖侧，偪隘单寒，有不堪之色。一山公与其嗣逸峰杨公相继极力补缀，渐见端绪。”[2]戴表元：《故道录章公墓志铭》，《剡源戴先生文集》卷16，《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万历刊本。文中的“西太乙”即西太一宫，说明郎如山在世之时西太一宫就已经遭到了外在势力的侵占，应该就是杨琏真加所为，即《庙学典礼》中所记录的“杭州太一宫”。另外，还有方回游览杭州孤山所作诗《望西太乙宫四圣观半为僧寺》[3]方回：《望西太乙宫四圣观半为僧寺》，《桐江续集》卷24，《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32 页。其诗云：“红墙半旧粉墙新，泥塑金涂各有神。僧道不须闲计较，等为和靖守坟人。” 和靖是宋代著名诗人林逋，终生不娶妻、不入仕，以“梅妻鹤子”闻名，死后葬于西湖孤山，宋仁宗赐谥号“和靖先生”。杨琏真加在侵占西太一宫之时也把邻近的林逋墓纳入其中，故方回有此一说以讽刺此事。加以佐证。而郎如山据推测也大概在至元十八年之后返回洞霄宫，到了至元二十二年，“升本道道录、洞霄宫提举知宫”[4]张伯淳：《体玄崇教安道法师洞霄宫住持提点郎尊师墓志铭》，《养蒙先生文集》卷4，第144 页。。
当然，洞霄宫的主体道观建筑由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下旨护持山门，因而在杨琏真加专擅江南的十年当中并没有遭到损毁。但非常不幸的是，“至元甲申（按：至元二十一年）六月，郁攸洊作，一夕复尽，四众环视，于邑太息。”[5]家铉翁：《重建洞霄宫记》，见邓牧：《洞霄图志》卷6《碑记门》，第202 页。从现存的史料记载来看，这场大火应该是意外造成，但是这场大火所造成的破坏却相当严重，几乎将洞霄宫从至元十三年重建以来的八年努力成果全部化为乌有，继而造成洞霄宫在元代重建进度的严重迟滞。然而从相反的方面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也让洞霄宫的道士们在这段时间内专心祖庭事务，躲避外部坏境的凄风苦雨。关于洞霄宫元代的第二次重建进程，家铉翁的记载十分翔实。这里起主导作用的并非是时任洞霄宫的住持郎道一，而是洞霄宫提点宫事郎如山和提举宫事舒元一。史料记载：
提点宫事一山郎公如山、提举宫事桂林舒公元一，敏毅介特人也，不沮不惧，宣言于众曰：“吾将新之。”取木他山，运粟他所。叶心集思，鸠工度材。先建庖帑，乃筑大殿，以及余屋。元贞乙未（按：元贞元年）之三月壬子告成。[1]家铉翁：《重建洞霄宫记》，见邓牧：《洞霄图志》卷6《碑记门》，第202—203 页。
这次重建之后直到元末兵火再燃，洞霄宫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严重火灾。所以终元一代，洞霄宫主体建筑的布局基本就是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重建落成的样貌。学者辛德勇对于此布局有过进一步的考证，认为洞霄宫在元代的重建并没有按照时下流行的钟楼与鼓楼并存（即“东鼓西钟”）的模式进行，而是按照从唐宋时期流传下来的定制，只建筑钟楼而不设置鼓楼。在图中“洞霄宫”门外的东南角的“钟楼”对称于西北角的“经阁”（按：《洞霄宫图》所绘名称为“书楼”），而且经阁的体量要明显地小于钟楼。[2]辛德勇：《论唐代都邑的钟楼与鼓楼—从一个物质文化侧面看佛、道两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见氏著：《旧史舆地文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66—367 页。
除了重建洞霄宫之外，洞霄宫的道士们还做了其他的努力，其中最为杰出者当属郎如山。首先，郎如山并不满足于通过张天师的间接方式与皇家产生联系，想要通过自身的努力直接面见元世祖忽必烈，用以保护杨琏真加统摄江南的情况之下风雨飘摇的洞霄宫。根据《郎尊师墓志铭》记载，郎如山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奉香入觐，奉天语款密，然非其宫事一不及”[1]张伯淳：《体玄崇教安道法师洞霄宫住持提点郎尊师墓志铭》，《养蒙先生文集》卷4，第144 页。。但是《洞霄图志》却记载：“戊子（按：至元二十五年）三月，御史中丞崔公彧寻访高道，以公入觐。”[2]邓牧：《洞霄图志》卷5《人物门·高道》，第156 页。前后有长达两年的时间之差。本文倾向认为至元二十三年才是郎如山面见元世祖忽必烈的正确时间，因为在《洞霄图志》同样记载“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钦奉圣旨，护持及本山诸宫观”[3]邓牧：《洞霄图志》卷1《宫观门·洞霄宫》，第29 页。，这与《郎尊师墓志铭》“拜大护持，宠命悉蠲宫门租赋，至渥也，升本道道教副提点”[4]张伯淳：《体玄崇教安道法师洞霄宫住持提点郎尊师墓志铭》，《养蒙先生文集》卷4，第144 页。的记载是相契合的。而至于《洞霄图志》提到的御史中丞崔彧，查阅《元史》可知，崔彧曾于“至元十六年，奉诏偕牙纳木至江南，访求艺术之人。明年，自江南回”[5]《元史》卷173《崔彧传》，第4038 页。。由此说明崔彧或曾经不止一次地为朝廷寻访和输送江南的优秀人才。凭着崔彧的这股好借力的东风，郎如山顺利谒见了元世祖忽必烈。两人见面之时，郎如山凭借渊博的学识、高洁的品性和崇高的声望，博得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青睐，免除了洞霄宫的赋税，也为重建工程节省了一大笔费用。元朝皇帝给郎如山的这种恩荣持续到了元成宗时期到其去世之时为止，甚至延续到了其徒弟杨清一身上。《郎尊师墓志铭》记载：
元贞初元，钦被圣旨提点住持洞霄宫，兼管本山诸宫观事。明年，宣命肆颁。师自以暮景荣逢，欲入谢，非筋力所逮，俾道录君（按：即郎一山之徒、杭州路道录杨清一）诣阙下。承恩劳问，视昔有加，不缘恳祈，特赐宫金衣一袭，余锡赉有差。道录君亦钦受宣命，为杭州路道司，盛事惟师声望行辈积而后成。宋内廷承应，非遴选不得与，师表当时。国朝金绮法服，正一教惟天师、宗师得受赐，而师衣被之，凡皆同衣所不及。[1]张伯淳：《体玄崇教安道法师洞霄宫住持提点郎尊师墓志铭》，《养蒙先生文集》卷4，第144—145 页。
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恩宠只是特例，因为郎如山和其徒弟杨清一都是南宋时期已经成名的道士，在杭州地区甚至是江南地区已经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元世祖、元成宗笼络他们未尝没有树立典型，稳定江南道门的意思在内。等到他们之后，洞霄宫最具盛名的道士是郎如山一系的章居实，但是不管从名声、职位抑或是朝廷的嘉奖，都无法企及前两者的高度，追根究底还是因为龙虎山张天师控制了江南道教最高的权力，其统治权威不可侵犯。
除了直接接触元朝最高领导人以外，郎如山在地方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善举。首先，在宋元易代的过程中带来的战争杀戮常常导致家破人亡、尸骸枕地的惨状，郎如山为此特设法箓事超度亡魂。《郎尊师墓志铭》记载：“群从窭弱者咸使之有家，前后葬不能举之丧亡虑十数。每慨兵火之余，有不得以考终及无后者比比，设黄箓大斋，按科普度凡八十名，多肸蠁之应。”[1]张伯淳：《体玄崇教安道法师洞霄宫住持提点郎尊师墓志铭》，《养蒙先生文集》卷4，第145—146 页。其次，面对“游洞霄者自杭来凡三舍，刍饭扉屦，无可于资。师捐私橐买赵氏故第，易建龙德通仙宫祝两宫万寿，延四方衣冠之士，道录君实提点住持”[2]张伯淳：《体玄崇教安道法师洞霄宫住持提点郎尊师墓志铭》，《养蒙先生文集》卷4，第146 页。。这对于结交文人雅士，提振洞霄宫的名望具有莫大的益处。再次，前文已经提及西太一宫被杨琏真加侵占，转为佛寺供奉。对于这些被驱除出去无家可归的道士，“一山公与其嗣逸峰杨公相继极力补缀，渐见端绪”[3]戴表元：《故道录章公墓志铭》，《剡源戴先生文集》卷16。。同时还另选地址重修了西太一宫，使得西太一宫成为洞霄宫的私产，今后只限洞霄宫道士管理。正如接续其修缮新西太一宫的洞霄宫道士章居实所言：“命之修短，天也。西宫吾家世事，不可不竟。”[4]戴表元：《故道录章公墓志铭》，《剡源戴先生文集》卷16。郎如山在地方上的善举与杨琏真加罄竹难书的恶行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种强烈的现实反差之下，洞霄宫的名望也从佛、道辩论的打击之下逐渐恢复了起来。更有甚者，洞霄宫的其他道士们也学习郎如山的做法，在洞霄宫的周边范围乃至余杭、临安两县地区也修建了新的宫观。光从《洞霄图志》的记载就观察到，截至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就有元阳观（至元十八年道士吴处仁修建于大涤山后）、冲天观（至元十九年道士吴处仁修建于九锁山门外）、凝真道院（至元十九年道士姚崇道修建于九锁山外墓坞）、益清道院（至元十九年道士何自清修建于临安县内）、紫清庵（至元二十二年道士徐允熙修建于上坞青梓陇山）、若虚道院（至元二十五年道士曹至坚修建于余杭县市西）、通明道院（至元二十六年道士金自吉修建于余杭县相坞）、闲隐庵（至元二十六年道士王允升修建于大涤山来贤岩后青山）、来清道院（至元二十八年道士史德芳修建于余杭县明星渎，大德十年改作明星宫）、学隐庵（至元二十八年道士陆继修修建于天柱岭西）共计十座新的道观。此外，郎如山还于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在杭州城内的癸辛街修建了玄同观，正式将洞霄宫的势力渗入杭州的核心地带。[1]以上宫观的建设情况，均见邓牧：《洞霄图志》卷1《宫观门》，第54—60 页。有趣的是，著名文士周密也在癸辛街居住，所以郎如山与周密之间来往变得密切，周密甚至能通过郎如山之口得到一些洞霄宫的奇闻异事，例如在《癸辛杂识》中记载了“种茯苓”一事：“道士郎如山云：‘茯苓生于大松之根，尚矣。近世村民乃择其小者，以大松根破而系于其中，而紧束之，使脂液渗入于内，然后择地之沃者，坎而瘗之。三年乃取，则成大苓矣。洞霄山最宜茯苓，往往民多盗种，密志之而去，数年后乃取焉。种者多越人云。’”（吴企明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9 页）
当然，这种躁进的发展模式并不是洞霄宫道士们特有的表现。实际上由于道教被统治者所打压，想要继续维持教派传承发展甚至更进一步发展，到处大兴土木或者让门下弟子遍及四方，广兼宫观事成为当时流行的做法。时人李存曾说道：“国初制，道家以上饶张氏之传为正一，宜主领其教事。凡郡县之宫若观，得以其徒之通敏于时者而官司之。”[2]李存：《道录张君墓志铭》，《番阳仲公李先生文集》卷24，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44 页。但是，这样做带来的却是道士们精力的分散，不能专注宫观的事务，于是进一步恶化了道门管理的质量，不利于道教的长久发展。此种情况引起了龙虎山张天师的高度警惕，为了革除弊病，他向朝廷上奏，要求道士主持道观的数量只能限于单个。《元典章》记载：
至元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准尚书省咨：据集贤院呈：
二月初四日，奏准张天师所言内一款节该：“在先先生每有的护持圣旨上，兼管着三四个宫观住持来。如今止教一处宫观里住持。若再有奏告护持圣旨，俺保将来，交集贤院奏呵，怎生？”奉圣旨：“那般者。”钦此。[1]《元典章》卷33《释道·住持宫观事》，第1137 页。
综上所述，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的佛、道辩论使得道教大受打击，大量经书遭到焚毁，地位也屈居于佛教之下。同时杨琏真加趁机在江南之地兴风作浪，大肆打击该区域的道教势力，可以说此时直到元世祖忽必烈驾崩是江南道教处于元代最困难、最低迷的中衰时期。洞霄宫本身虽未受到破坏，但是由于管理的东太一宫和西太一宫接连被杨琏真加摧毁，影响力大幅下降。再加上至元二十一年的大火，更是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好在有郎如山、舒元一、杨清一等洞霄宫道士们的辛苦努力，在中央和地方上都开展了一系列以自救为目的的行动，确保了洞霄宫能顺利地度过这段艰困的时期。同时，大兴土木的建设虽然招致张天师的不喜，但为接下来的恢复、发展与繁荣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在元世祖统治江南期间，洞霄宫共经历了元代道教格局重建和元代道教中衰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内，依托于宋元更替大环境之下元世祖忽必烈对江南地区道教的各类保护政策，使得在咸淳十年被大火延燎一空的洞霄宫得以顺利重建。但是也必须看到，宋元易代毕竟改变了原有南宋境内道教的政治格局，龙虎山张天师及其分支玄教坐大，洞霄宫从南宋时期可以直接上达天听并且受到南宋朝廷强力控制的具有国家级影响力的宫观，跌落至必须接受龙虎山张天师管理的而且只是具有地方影响力的道观。所以洞霄宫在这样的变化之下不得不服膺于龙虎山的管理，依托张天师才能间接获得元朝皇帝的护持以及维护其本地地位不坠的地方性道教官职。
第二个时期内，由于至元十八年（1281）佛、道辩论使得道教大受打击，大量经书遭到焚毁，地位也屈居佛教之下。同时杨琏真加趁机在江南之地兴风作浪，大肆打击该区域的道教势力，可以说此时直到元世祖忽必烈驾崩是江南道教处于元代最困难、最低迷的中衰时期。洞霄宫本身虽未受到破坏，但是由于管理的东太一宫和西太一宫接连被杨琏真加摧毁，影响力大幅下降。再加上至元二十一年的大火，更是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好在有郎如山、舒元一、杨清一等洞霄宫道士们的辛苦努力，在中央和地方上开展了一系列以自救为目的的行动，确保了洞霄宫能顺利地度过这段艰困的时期。同时，大兴土木的建设虽然招致张天师的不喜，但为接下来的元成宗时期恢复、发展与繁荣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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