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永刚 甘俊佳
[摘 要]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将学术出版“走出去”过程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分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发现当前学术出版“走出去”在宣传、内容、出版、技术、服务、人才等方面存在不足，进而提出重视国内外市场需求，立足原创生产增强“走出去”动力；
推动出版机构间合作与技术赋能优化服务来提升合作力度；
促进资源共享，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来加快“走出去”进程，从而更好地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让世界读懂中国。
[关键词] 学术出版 出版“走出去” 利益相关者 利益共同体 出版机构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3） 06-0094-10
An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of Chinese Academic Publishing “Going Out” from Stakeholder Perspective
Pei Yonggang Gan Junjia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stakeholder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going out” of academic publishing into definite stakeholders， expected stakeholders and potential stakeholders， and finds that the current “going out” of academic publishing has shortcomings in publicity， content， public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and talents. Then it propose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demand and enhance the motivation of “going out” based on original production; promotes the cooperation among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and technology-enabled optimization of services to enhance cooperation; promotes the sharing of resources and innovates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going out”.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make the world understand China.
[Key words] Academic publishing Publishing “going out” Stakeholders Community of interest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对外出版体系创新发展研究”（22XXW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裴永刚，管理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甘俊佳，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2级博士生。
从2003年国家实施出版“走出去”戰略以来，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出版“走出去”实现了快速发展。党的二十大指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1]，这使得学术出版“走出去”要重视国内外不同群体利益，共同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Freeman）于1984年首次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即“那些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能被这种目标的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 [2]。美国学者米切尔（Mitchell）等于1997年提出米切尔评分法，依据利益相关者的3个属性暨合法性（指社会接受和期望的结构或行为）、权力性（拥有强制实施意愿的能力）和紧迫性（要求立即关注的程度）[3]细分为3种类型：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具备三个属性）、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具备任意两个属性）和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具备任意一个属性）。当前，利益相关者理论已被应用到经济、社会、高等教育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在学术出版领域亦有涉及，如应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学术图书开放获取出版模式[4]等。
本研究依据利益相关者视角将学术出版“走出去”过程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分为国家层面的党和政府及个人层面的作者（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出版机构和读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相关文创产业和社会（潜在型利益相关者）3类。通过分析其不同诉求来了解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现状、问题，并提出相应策略，以期对我国相关部门和群体有所裨益。
1 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利益相关者
依据米切尔的合法性、权力性、紧迫性三重属性对学术出版“走出去”过程中涉及的群体及代表的利益进行分类，将利益相关者分类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潜在型利益相关者3类，并进行角色定位，具体如表1所示。
1.1 确定型利益相关者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学术出版“走出去”中确定型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党和政府、科研作者这两类主体，他们是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主要发起者、推动者、受益者，且同时具备合法性、权力性、紧迫性。党和政府在学术出版“走出去”过程中发挥着顶层设计的作用，具备法律层面的合法性；
作为社会主义的出版业，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具备方向指引权力；
学术出版“走出去”是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推手，具备紧迫性。作为内容生产者的科研作者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自由创作，具备合法性；
科研作者在学术出版细分领域内具有一定学术地位和学术话语权力；
学术内容走向世界对科研作者而言是学术能力与竞争力的提升，具有紧迫性。
1.2 预期型利益相关者
学术出版“走出去”中预期型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出版机构及广大读者。学术出版“走出去”中涉及出版机构，主要包括出版社、图书馆等，是学术资源的载体，具备合法性及权力性。一方面，大部分学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需要通过出版机构来实现，具备合法性；
另一方面，出版机构很大程度影响办刊的定位、方向、内容等，具备相应的权力性。
无论是国内读者还是国外读者都是学术出版“走出去”预期型利益者，具备合法性与权力性。广大读者都是学术知识的受益者，其享有知识交流与传播的合法性，同时在学术出版“走出去”中广大读者可就学术内容进行互动和反馈，具有表达观点的权利。
1.3 潜在型利益相关者
文创产业是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具备紧迫性。在全球化合作的当下，文创产业“走出去”变得越来越关键。如网络文学、影视剧、网络游戏、动漫等。学术出版“走出去”取得的成就同样可以成为文创产业“走出去”主要的借鉴经验，是一荣共荣的关系，共同促进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社会是学术出版“走出去”中的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具备合法性。无论是本国还是他国的学术知识，均是人类创造的成果。传播能让全人类共享成果，一定程度上能提高社会的包容性，让社会更加多元化。
2 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现状
目前，國内对学术出版定义不一。有学者认为，学术出版是指学术作品经过评审、选择、编辑加工、印制，并向公众传播的专业出版活动，是专业出版的基本门类之一[5]；
学术出版既包括学术著作出版，也包括学术期刊出版[6]。可以看出，学术出版范围涵盖学术研究领域，大多以学术图书和学术期刊形式呈现。对于学术图书，通过对数据进行汇总，从不同年度数据的变化，来透视我国学术图书“走出去”的概貌；
对于学术期刊，斯高帕斯（Scopus）数据库于2004年由爱思唯尔公司推出，目前收录全球超过7000家出版社的26000多种系列出版物，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文摘和引文数据库。通过对斯高帕斯数据库新收录的我国学术期刊数据进行汇总处理，分析不同年度收录期刊的特点及变化，勾勒我国学术期刊“走出去”的总体状况。
2.1 学术图书“走出去”的特点
确定型利益相关者：政策和项目发挥引领和导向作用。近年来，国家积极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和项目来促进学术出版“走出去”，如“输出版引进版优秀图书推介活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这对于学术出版“走出去”影响颇大。一方面，党和政府推出的政策和项目对于学术出版“走出去”发挥着方向引领作用；
另一方面，政策和项目使科研作者围绕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重点进行创作，一定程度上发挥导向作用。
预期型利益相关者：以知名出版社为主力。国内多家学术出版机构积极开展“走出去”业务布局。本文以2022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中排位前10的学术出版机构2016—2021年图书海外馆藏量为例进行分析，具体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排位前10的学术出版机构海外馆藏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符合我国图书海外馆藏总体数量下降状况。通过进一步分析得知，其中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3家学术出版机构2016—2021年图书海外馆藏量呈波动上升趋势，在“走出去”方面呈现出一定实力。此外，海外馆藏数量前10位的学术出版机构均为大型知名出版社，如中华书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等始终排名前列，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知名出版社具备“走出去”意识、规模大、经济实力强等优势。
潜在型利益相关者：海外馆藏由实物转向数字。2016—2021年我国出版图书海外馆藏量整体有所下降， 2021年海外馆藏品种数为15217种，是近年来海外馆藏量最低点。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知识服务、开放存取等数字出版方式的变迁，且限于馆藏空间影响，导致海外机构读者对于纸质图书的采购意愿降低，如2021年我国471家出版社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永久收藏的15217种图书中，1627种是数字出版物，约占总数的11%；
另一方面，202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突发的新冠疫情导致实物图书的输出路径受阻，以及受众转向数字阅读等，均导致我国图书海外馆藏量的下降。
2.2 学术期刊“走出去”的状况
确定型利益相关者：政策导致学科分布有所侧重。斯高帕斯数据库下设有4大门类：生命科学、健康科学、社会科学、物理科学。4大门类下有一级学科27个，二级学科334个。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收录的我国期刊覆盖27个一级学科，其中生命科学173种，自然科学571种，医学177种，社会科学83种。近几年新收录的期刊涉及一级学科27个，其中医学类期刊69种，农业及生物科学期刊23种，地球与行星科学期刊15种，工程14种，能源11种，环境科学10种，社会科学8种，艺术与人文科学8种。整体而言，我国被收录的学术期刊覆盖学科范围较广，但也存在学科分布不均、以理工农医为主、人文社科收录较少的现象。这一定程度上与我国政策上多次强调要加强基础学科建设相关，如《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提到“强化基础学科建设，在数学、物理、化学、生命、材料、医学等基础学科方面遴选出一批优秀的期刊并做精做强”。
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国内出版社占比高，合作者多为国际知名出版社。通过对斯高帕斯中国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官网发布的相关数据整理2019—2022年斯高帕斯新收录中国学术期刊独立/合作出版情况表，具体如表3、表4所示。
从表3可知，2019—2022年我国被新收录期刊数量呈快速增长态势，尤其是中国大陆出版社被新收录的学术期刊增量最快，由2019年的21种上升至2022年的93种，彰显我国学术期刊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成为学术出版“走出去”成效的重要体现。通过进一步分析可知，被收录的中国学术期刊仍以国内出版社为主。从表4可知，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合作对象主要是国际知名出版机构，如施普林格·自然、爱思唯尔、威利、泰勒·弗朗西斯等知名出版社，这说明我国在学术期刊“走出去”中善于借助国际出版社的品牌影响力。
潜在型利益相关者：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有助于文创产业发展。根据斯高帕斯中国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21中国学术期刊分析报告：基于Scopus数据的统计分析》，整理出2011—2020年我国被斯高帕斯数据库收录的期刊数量变化，具体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被收录的学术期刊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由2011年的508种增至2020年的853种；
被收录的刊数全球占比同样呈上升趋势，由2.5%上升到3.3%，说明学术期刊“走出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于相关文创产业有较大借鉴意义。进一步分析发现，学术期刊整体虽呈上升趋势，但是幅度相对较小，尤其是被收录的期刊数量全球占比非常小，说明学术期刊“走出去”仍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3 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实践：利益相关者的困境
自2003年我国实施出版业“走出去”战略、2013年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学术出版“走出去”数量与规模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呈现“产品输出—版权输出—资本输出”等齐头并进的态势。在此过程中呈现“走出去”有余、“走进去”不足的困境，并且“走出去”程度相对较低，未能针对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实施区别的“走出去”措施。
3.1 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存在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冲突
政府层面：宣传本國和他国比例的困惑。学术出版“走出去”之所以取得当下成果，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如自2003年开始我国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促进了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勃兴。我国出版政策目前多从经济效益、文化影响力等层面衡量学术出版“走出去”对本国的收益，对他国能从中获得何种收益宣传较少，这或多或少影响了他国的积极性。此外，在发达国家出版企业主导的全球出版价值链与西方主导的舆论话语体系重叠的环境中，我国出版物被西方主流市场弱化、窄化、边缘化，反映中国思想与当代价值的作品被视为我国政府的宣传工具[7]。以上都阻碍了我国学术出版高质量“走出去”。
作者层面：同质化生产与个性化需求的冲突。学术出版是人类学术成果记录、传播与共享的重要渠道，是认可学术成果、展开学术争鸣、推动学术创新的重要平台[8]。作为学术内容生产主力军的科研作者，对推进学术出版“走出去”起着关键作用。在当今“内容为王”的时代，缺乏优质内容，任何新颖的形式难以持续存在。然而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目前存在同质化生产与个性化需求的冲突：一方面，在内容作品上，存在以介绍和反映我国为主，甚至为了更方便地“走出去”，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或科技类作品存在同质化现象，对于国际读者的个性化需求缺乏了解；
另一方面，语言差异导致英文著作原创力不足，我国大部分科研作者生产的学术作品以中文为主，尤其是当下国际知名数据库以英文为主的现状，迫使学术期刊“走出去”急需考虑国际受众语境需求。且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一味输出本国畅销的学术作品容易水土不服，难以获得满意的效果。
3.2 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国际间合作力度不足
出版机构：数量少且国际化程度低。学术出版“走出去”过程中出版机构是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对“走出去”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从我国图书海外馆藏数据可知，一方面，我国学术出版机构内部合作力度不强，且较少在国外成立分支机构；
另一方面，国际合作力度不足，从我国被国外数据库收录的期刊情况可知，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占比较低，导致面对国际知名出版机构的竞争时往往处于劣势。同时，我国出版机构国际化程度低还与出版机构缺乏高精尖翻译人才有关。学术出版是对学科专业研究成果的出版，对翻译人才而言，不仅需要懂得语言知识，更需要掌握一定的相关学术知识，否则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学术用词难以翻译出来。诸如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小语种翻译人才则更为短缺。
读者服务：知识服务与商业性利益间的割裂。知识服务是建立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新型数字出版服务形态，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赋能作用，实现内容与先进技术的紧密结合[9]。学术出版“走出去”一方面可以让我国学术成果、发展经验与世界共享，让国际读者享受知识服务；
另一方面“走出去”可以实现传播学术知识的同时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但是，现实情况是“走出去”需要借助一定的平台，而平台的创建及管理维护需要相应的费用。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平台的趋利特征容易忽视知识服务的重要性。如亚马逊“中国书店”，成立于2011年，上线品种达80万种，经检索发现可售学术类图书中国文学和科学与技术作品数仅分别为35本和20本，且与国内图书电商平台不同，大多数图书缺乏视频展示，评论数量少，缺乏双向反馈机制。
3.3 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利益共同体意识欠缺
文创产业：对学术出版“走出去”认识不足。学术出版“走出去”不仅对出版行业有重要意义，对诸如影视剧、网络文学、游戏产业等相关文创产业而言也颇具影响。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交流不断增强，经济实力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文化软实力及竞争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学术出版“走出去”是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方式；
对影视剧、游戏等产业而言，“走出去”同样也是参与竞争的有效方式。文创产业与出版行业类似，都是基于本土文化诞生的产物，在语言、表达方式、内容特色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近年来，我国网络文学已成为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及建构国家形象的文化产品，在内容全球化、本土化、民族性三者之间保持了平衡[10]，但同时存在作品质量低下、缺乏优质国际市场体系、粗放式发展等问题。相对而言，学术出版“走出去”在宏观层面的战略制定、内容质量上有保障，值得相关文创产业借鉴。整体而言，学术出版“走出去”与相关文创产业是相辅相成的利益相关者。
社会群体：共同体观念未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范畴，强调以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为逻辑起点，推进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解为价值旨归[11]。学术出版“走出去”实质上是将人类发现与创造的知识传播给世界，让全人类共享学术成果，是学术利益共同体的体现。然而，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整体质量不高，甚至遇到不少障碍，这与未能形成学术利益共同体的观念有关。一方面，在实施学术出版“走出去”中存在一些错误观念，如出于炫耀中国文化而片面夸大学术成果；
另一方面，在面对“走进来”的学术知识，部分国家出现一味排斥的态度，甚至主观认为这是“文化霸权”。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学科话语体系使其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学术成果时，在意识与行动层面都表现出较强的抗拒心理。
4 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策略：利益相关者的路径建构
4.1 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层面：平衡多方利益，增强“走出去”动力
政府：价值宣传上重视国内国际双市场诉求。目前，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战略主要依赖政府政策推动，政府发挥着顶层设计者作用。然而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除了政策方面支持外，还需在价值宣传上重视国内国际双市场的利益诉求，国外对于我国“走出去”的学术作品接受度及评价相对较低，很大程度上是未能客观认识“走出去”对于他国的益处。因此，为更好地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传播方面应更加侧重对国外的有利影响，强调学术出版“走出去”是共赢战略。一方面，主流媒体在宣传上要从全球化视角向世界强调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本质，传播渠道上借助社交平台的传播优势提升传播效果，内容方面以学术知识普惠大众为切入口；
另一方面，国内科研人员在研究学术出版“走出去”时学会从他方视角出发，无论是政策解读，还是策略提出，考虑从双方视角出发，促进双方对“走出去”战略的了解。
作者：立足原创生产，优化传播环境。科研作者创作方面应立足原创，凸显自身特色，在学术内容生产方面突出本国优势与特色，坚持本土化生产。在面对不同国家时，需要有所侧重，并依据当地文化特征进行创造。
第一，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与我国有地缘基础，且深受佛教文化和儒家思想影响，是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重要国家。如越南对于中国中医药相关学术内容很感兴趣，且侧重在传统中医实践，那么在“走出去”时需要对当地开展有针对性的调研，将关于传统中医著作有效地传播出去。针对越南国家的需求，一是可以呼吁大量科研作者生产关于传统中医知识的著作；
二是可以依据目前已存在的传统中医实践著作进行统一汇编，选择优秀作品并对其著作展开翻译。
第二，东亚国家。近年来，东亚文化交流渠道日益拓宽，区域间文化交流与合作展现良好发展势头。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应针对不同国家的特色进行内容创作与出版，认真开展前期调研工作，对当地受众的阅读需求及习惯进行分析。如2016年11月，我国学者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韩译本由韩国耕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围绕明代佛教、道教与儒学深入阐发关于动静、中和、先天与后天等哲学问题，对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引起共鸣，该书获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第三，欧美国家。欧美国家在出版产业方面长期处于主导地位，领先于其他国家，且在历史背景、政治经济、语言风格等多方面与我国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化差异，学术出版“走出去”需要正视文化多元性，有针对性地开展“走出去”策略。一方面，应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学术图书受众开展调研，力求文本叙事本土化，减少文化折扣。如2014年获“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的葛兆光的《宅兹中国：重建关于“中国”的论述》英译本于201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旗下的贝尔纳普出版社（Bellknap Press）出版，目前藏有该书的全球图书馆已经达到345个[12]，彰显了精准把握当地市场需求的特色；
另一方面，面对欧美国家市场，学术出版“走出去”可以采用培育代表城市方式，借鉴欧美国家版权“走出去”路径，以点带面来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我国可以依托城市特色培育“走出去”城市，如广州可借助地处粤港澳大湾区优势，在内容创作上集中南粤大地的历史、人文、科技等学术内容，将学术出版“走出去”推进到欧美国家的旧金山大湾区、纽约大湾区等。
4.2 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层面：重塑合作关系打破单边作战局面
出版机构：推动与国外出版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学术出版“走出去”除了需重视选题、内容等方面外，还需推动出版社与国外出版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无论是学术图书还是学术期刊，在“走出去”中都需要提高合作力度，包括国内出版社内部合作以及国际间的外部合作。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自2018年来在保加利亚、波兰等地建立了10多个海外编辑部，目前已与700多家国际出版机构和300多位海外作者建立了合作[13]；
再如，2019年11月我国科学出版社完成对法国科学传播出版社（EDP Sciences）的收购，搭建了科技出版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桥梁[14]；
此外，科学出版社作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首批成员，平均每年输出图书150种，项目多次获得“中华学术外译工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资助，是科技出版“走出去”的领头羊。与国外出版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还可以通过参加国际书展的形式。
读者服务：技术赋能优化平台服务力。在数字化阅读时代，价值生成过程应该从生产者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从知识资源工程建设转向知识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内容产品的体验性、互动性、便利性、定制性和数据可检测性[15]。目前国际主流学术资源平台以欧美国家出版商创建为主。面对这一现象，我国学术出版机构应学会“变道超车”，运用数字技术创新产品形式，拓宽传播渠道，创新服务形式，率先占领周边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数字出版市场。此外，还可以转变意识，由经营出版产品向经营用户转变，主张为广大用户提供信息服务，可运用大数据、物联网、5G等新技术构建用户画像，进而提供更为精细的服務。从传统学术内容生产向行业信息服务、行业智库服务、行业定制化专题研究服务转型[16]。
4.3 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层面：共建利益共同体，促进“走出去”进程
文创产业：资源共享发挥集群效应。学术出版“走出去”对于相关文创产业有一定的利益关联，尤其是在大力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的当下。一方面，文创产业与出版业可以依托各自行业特色签订相应的合作协议，在信息互通、内容共享、资金共筹等方面发挥集群效应；
另一方面，学术出版“走出去”可以借鉴电视剧、网络文学、游戏等“走出去”的优秀经验，通过版权输出、项目分成等方式来提升传播力。
社会培养：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助力“走出去” 。出版学属于应用文科范畴，出版人才培养单靠高校出版学专业难以胜任，它需要出版“政产学研用”多方协同联动才能完成[17]。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需要重点把握人的主体性，即人在此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来说，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主要需要懂经营管理、内容编辑、高水平翻译三方面人才。
第一，經营管理人才。学术出版“走出去”需要一批精通其他国家出版业务的经营管理人才，为“走出去”提供人才支撑。目前，我国大多数新闻出版单位是市场主体，所以需要考虑经济效益的问题，否则“走出去”难以持续。创新人才培养方式需要注重提升出版人才的经营管理能力，学习借鉴其他高校的培养方式，如暨南大学出版专业硕士点专门设置了“版权运营与管理”方向，此外还开设了“国际版权贸易”“知识产权”等提升经营管理能力的专业课程。
第二，内容编辑人才。学术出版“走出去”需具备一支熟悉学术发展趋势、高超选题策划能力的优秀内容编辑队伍。学术出版“走出去”需要出版机构对内容选题策划及编写有精准的了解，不仅需要高超的专业素养，同时还需有全局观念。如南昌大学依托江西省红色资源，在出版硕士培养方面设置“红色文化”课程，开设“苏区文化出版”培养方向，为培养具备特色的内容编辑人才提供了动力支持。
第三，翻译校对人才。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无论是学术图书还是学术期刊都需要考虑语言翻译的问题。假如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作为学术出版输出国，加上当地的民族语言，语言种数多达2400种[18]，且读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和阅读需求存在差异，这无疑加剧了翻译难度。因此，一方面，可以考虑与共建国家的孔子学院合作，降低翻译成本与难度；
另一方面，出版社可以培育自己的海外译者群、作者群，依托海外译者及作者来翻译我国学术出版物，如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联合启动“海外翻译与传播应用能力培养计划”深化了我国对外出版、文化交流的沟通合作。
5 结 语
学术出版是国家思想创新、科技创新的直接表现，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2023年是我国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一年，做好学术出版“走出去”具有特殊意义。我国应立足实际，通过平衡多方利益增强动力、重塑合作关系、共建利益共同体三方面来推动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以书为媒讲好中国故事、凸显中国精神、体现中国价值，让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更加鲜亮。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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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3-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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