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宁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91)
本文所说的“分区对立”现象,指的是一处墓地可分为多区,各区墓葬在葬俗上有明显差异,且部分葬俗特征互不共存,呈现“对立”现象。在诸多葬俗特征中,以墓向和陶器组合的“对立”最为突出。
前辈学者对于殷墟晚商墓地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墓地内不同墓区、墓组间葬俗的差异。尤其关注陶器组合的区别,其中鬲、罐、簋等器物是考察的重点。如葛英会最早指出西区墓区与墓组之间,存在着随葬陶器的“对立”现象,集中表现为罐和鬲“对立者居多,共存者少见”(1)葛英会:《殷墟墓地的区与组》,《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52-183页。。朱凤瀚(2)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韩建业(3)韩建业:《殷墟西区墓地分析》,《考古》1997年第7期,第62-72页。等在对殷墟晚商墓地分区时,墓向和器物组合差异也是重要分区标准。郜向平也曾依据向和陶器组合对殷墟西区部分墓葬进行分群(4)郜向平:《晚商“族墓地”再检视》,《古代文明》第12卷,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23-131页。。笔者也曾初步探讨了这一现象(5)张家强、蔡宁、雷兴山:《郑州西司马墓地结构与社会结构分析》,《华夏考古》2018年第5期,第74-82页。。本文整合相关资料,梳理总结殷墟晚商墓地中“分区对立”现象,并进一步探讨其背后反映的社会形态。
经笔者统计,分区对立现象在殷墟西区、孝民屯、郭家湾新村、戚家庄东等墓地中较为明显。下面举例说明。
(一)殷墟西区墓地
殷墟西区墓地是发掘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处墓地。其范围主要以1969-1977年的发掘为基础确定,后来又有所扩大(6)1969-1977年的发掘报告共发表了墓葬939座,车马坑5座,并将其分为8区。后来又新发掘了9、10两区,加上在原8区内又清理了若干墓,共新发掘墓葬千余座。此外,近年来发掘的孝民屯墓地,也属于殷墟西区的一部分,因此,殷墟西区墓地的范围,北与侯家庄隔河相望,东到白家坟,南至梅园庄,西至北辛庄。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第27-14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21页。。发掘者将其分为10区,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在西区墓地中三区、四区、五区、六区等都有分区对立现象。
1.三区。该区墓地规模最大,墓葬集中分布在一南一北,中间有空白地带。其中,三区北部墓向以南北向为主,同一墓群内墓向较为一致,呈现“同向聚集”的分布形态。如图所示,在该区域内,墓葬可按照墓向南北不同,划分为东西两区,西区绝大多数是南向墓,东区主要是北向墓(图一)。
南北向墓的差异,还体现在随葬器物组合上。西区南向墓基本都随葬陶鬲,表现为单鬲或单鬲与陶觚爵相配。东区北向墓则几乎不见陶鬲,以盘、罐、簋、豆等随葬。如图二所示,两类随葬陶器组合的分界线,与根据墓向所划分的分界线高度一致,表明在此区域内,墓向和陶器组合有极强的对应关系。概言之,可称为“南向鬲区”与“北向非鬲区”。特定陶器组合与墓向相关联,同一墓地中分区对立特征明显。
图二 殷墟西区三区北部墓葬陶器组合分图(局部)
2.四区。笔者曾经撰文分析过该区中的分区对立现象(7)张家强、蔡宁、雷兴山:《郑州西司马墓地结构与社会结构分析》,《华夏考古》2018年第5期,第74-82页。,在此仅稍加描述。虽然四区规模不大,但墓葬明显可分为东西向和南北向两类。与三区类似,墓向和随葬陶器也有较强对应关系。具体表现为,除陶觚爵外,西向墓多随葬盘、罐等,几乎不见鬲。而近40座南北向墓中(南向为主),多随葬鬲、盘,极少见罐,表现出“罐鬲不共出”的分区对立现象。
3.五区。原1977年发掘的第五区墓葬较少,这里分析的是1989-1990年在孝民屯地点发掘的墓葬,也位于殷墟西区五区范围内(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孝民屯东南地商代墓葬1989-1990年的发掘》,《考古》2009年第9期,第36页。。
在墓地西北部,按照方向的不同,墓葬聚合为三区,主体墓向分别为北向、南向和西向(图三)。除觚爵外,三区随葬陶器有差异,南向墓以单件陶鬲或鬲+罐、豆等为主,北向墓和西向墓则几乎不见陶鬲随葬,陶簋也很少见,以盘、罐、豆为主(图四)。换言之,五区也存在“南向鬲区”与“非南向非鬲区”,特征对立。
图三 孝民屯1989年发掘区局部墓向分布(局部)
图四 孝民屯1989年发掘区随葬陶器分布(局部)
4.六区。六区墓葬也可分为南北两类。北向墓主要在西,南向墓主要在东,两区之间有较明显的空白地带(图五)。在随葬陶器组合上,东区部分墓葬以随葬1件鬲或觚爵与鬲搭配。西区则完全不见陶鬲,而以觚、爵、豆、盘等器。值得注意的是,东西两区几乎都不见陶罐(图六)。
图五 殷墟西区六区墓地墓向分布(局部)
图六 殷墟西区六区墓地陶器分布(局部)
可见,分区对立在殷墟西区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除殷墟西区外,殷墟其他地点也有此类现象。
(二)孝民屯2003年墓地
孝民屯2003年发掘的墓地,是目前发现的与铸铜作坊有关的面积最大、资料发表最为完整的墓地。墓葬分布比较广泛,发掘者将其分为11组,其分组的标准是:其一,墓葬位置相对集中在一个小的区域内,与相邻墓地有一定的间隔;其二,同一墓地内,墓葬方向有很大的一致性;其三,同一墓地内,墓葬随葬品有很大的相似性(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孝民屯(四):殷商遗存·墓葬》, 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082页。。王建峰、井中伟则根据墓向、随葬陶器组合等标准对孝民屯重新进行了分区,并认为该墓地存在两级族氏组织(10)王建峰、井中伟:《殷墟孝民屯“族墓地”分区研究》,《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1期,第34-43页。,也注意到不同分区的陶器组合差异。
分区对立现象主要集中在孝民屯墓地东部和南部,以发掘区东部为例。在该区域内,墓葬按方向可分为北向墓和南向两大类。从图上可以看出,北向墓位于该区域中西部,包括原报告划分的G、I组,以及H、J组部分墓葬。器物组合除陶觚爵外,还有豆、盘等,几乎不见陶鬲。南向墓位于墓地东部和南部,包括原报告所分的K组、M组以及J组部分墓葬(图七)。在发掘区东部的南向墓,器物组合以单件陶鬲为主,少部分有觚爵(图八)。可见,孝民屯墓地亦有“分区对立”现象。
图七 孝民屯2003年墓地局部墓向分布图
图八 孝民屯2003年墓地陶器分布(局部)
(三)郭家湾新村
郭家湾新村是近年来殷墟新发掘的一处墓地。共379座,发掘者主要是依据墓葬的聚集状况将其分为三区。发掘者指出,东区和中区间有近50米的空白地带,西、中部墓区虽然“没有明显的间隔,但还是可以划出一条分界”(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郭家湾新村》,科学出版社,2020年。。
按照报告分区,东区有东向墓6座,南向墓22座,此外还有12座北向墓。是唯一一个南向墓占多数的墓地。该区南向墓随葬陶器以单鬲最多,少数还配有觚、爵、罐、豆等。且随葬陶鬲的墓葬多分布紧密,聚集成组。中区大多数是北向墓,随葬陶器除觚爵外,以豆、簋、罐、盘为多,陶鬲所占比重较小,且随葬陶鬲墓葬分散分布,不见聚集。
从上文3个地点的6处墓地可以看出,殷墟墓地中的确存在分区对立现象,具体表现为墓向与随葬陶器组合的差异。此外,在殷墟边缘的戚家庄东等墓地也可见相同的墓向与陶器组合的对应关系(12)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商代墓地发掘报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在此可将墓向与陶器组合的关系列为表一。
表一 殷墟部分墓地局部墓向与随葬陶器对应关系表
综合表一,可将分区对立现象特征总结如下:
1.墓向与随葬陶器器类有对应关系。上述墓地中,常见的对应关系为:南向墓随葬陶鬲。其余北向、东向及西向墓以罐、簋、豆中的某一类或几类陶器为主,少见陶鬲。
2.一处墓地内,常见南北向墓的对立,东西向墓对立情况较少。这可能与商系墓葬多数为南北向有关。
3.对立的不同墓区之间虽有空白地带,但一般相距不远,在部分墓地(如孝民屯)中墓区甚至紧邻分布,没有明显间隔。
殷墟并非所有墓地都具有“分区对立”现象。具备此现象者,在墓地形态特征上有诸多共性。可归纳为以下3点:
1.墓地规模较大,且包括多个方向的墓葬。一般而言,墓地规模都在几十座以上,甚至如殷墟西区、孝民屯墓地者,数目可达到数百座。具备分区对立的墓地,墓向往往不一致,多为南北向的差异。
反之,如果墓地内墓向一致,就不见或极少见陶器组合的对立。如殷墟北徐家桥墓地,488座墓葬中的北向墓有413座,墓向高度集中,陶器组合也以陶鬲为中心,间或有觚、爵,其他器物极少,葬俗高度一致(13)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北徐家桥2001-2002年发掘报告》, 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
2.墓位形态以并列形、错落形和“雁阵形”为主。“丁”字形和“门”字形墓位少见。这里的墓位形态,指的是墓葬排列的规律。分区对立的墓地内,墓葬经常同向聚集,并列或者错落分布,数目较多者构成“雁阵形”。而在晚商墓地中,还可见一种“丁字形墓位形态”,指形制相同、规模相若、年代近同的两座墓葬互相靠近,垂直排列成“丁”字形的形态,如果由两底座以上墓葬垂直排列,围合成组,则多形成“门”字型墓位形态。以“丁”字形和“门”字形墓位为主体的墓地中都不见分区对立现象。如在殷墟西区二区,除觚爵外,簋、鬲、豆、盘、罐等器类都占一定比重,同类器并不集中分布,与墓向也无必然的对应关系。
3.都为平民墓地,贵族墓地几乎不见此类现象。像殷墟西区、孝民屯、戚家庄东、郭家湾新村等墓地,虽然有少量中小型乃至于高级贵族墓葬,但占绝大多数的还属平民等级。在高等级墓地中,则几乎不见这一现象。如后冈墓地,朱凤瀚先生认为是一处贵族宗族墓地(14)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2页。,有中字形大墓墓群,其余规模较小的墓葬方向大部分为北向略偏东,陶器组合较为一致,都以豆、鬲为主,陶鬲所占比重最大。虽然后冈墓地有贵族墓群和平民墓群的区别,但二者在墓位形态和随葬陶器组合上并无本质差异。又如花园庄东墓地,位于传统意义上的小屯宫殿宗庙区内,墓葬多为南北向,其中M54、M42、M48、M52、M82为中小贵族墓,整个墓地虽可按照聚集状况分为若干组,但各组无明显的对立现象。随葬陶器除觚爵外,陶簋是较多出现的器物(15/25),陶豆次之,陶鬲墓则仅有2座。器物组合在各区、各方向墓群内没有明显对立。
殷墟以外,明确的墓向与陶器组合“分区对立”的晚商墓地较少。(15)常怀颖曾以陶器为中心考察了殷墟外的商系墓地,认为各墓地随葬的主体陶器有差异,大体存在以鬲为中心和以簋为中心两种形式。参见常怀颖:《从随葬陶器看殷墟以外的晚商“族墓地”》,《江汉考古》2020年第6期,第83-96页。文章分析了大量商系墓地材料,可以看出,殷墟以外墓地中,同一墓地内的分区对立现象比较少见。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4点:
1.部分墓地内,墓向高度一致。如河南正阳闰楼墓地,发掘墓葬255座。其中东北向墓葬占总数的89%,西北向墓葬占总数的0.94%。南向墓葬仅4座,占总数的0.15%。东向墓仅1座,占0.04%。可以说,北向的墓葬占绝大多数。陶器一般放在头端二层台中部或两侧,置于足端者较少,一般只放一件,个别放两件,以陶簋为主。共出土了簋、尊、鬲、豆、罐等容器73件,其中陶簋45件,陶鬲只有4件,报告认为,多随葬陶簋,且不见殷墟墓葬中最常见的陶觚、爵是闰楼商代墓地随葬陶器的特色(16)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河南驻马店闰楼商代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8年第4期。。而青铜礼器组合方式与殷墟高度一致,即以觚爵为主,另有鼎、斝、尊等。闰楼墓地属于墓向较为单一的墓地,不见分区对立。
2.墓位形态上,部分墓地内呈“异向插花”分布,有“丁”字形及“门”字形墓位形态。如济南刘家庄墓地(17)济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刘家庄遗址商代墓葬发掘报告》,《海岱考古(11)》,科学出版社,2018年。,墓向不统一,东西南北都有,分布形态较为分散,呈“同向小聚集,异向大插花”分布。墓位形态有并列型、错落型,以及“丁字形”等。有半数墓葬无随葬品。陶器组合较为复杂,以簋、罐、豆为主,簋最常见,无明显对立。
3.部分墓地内有较多高等级墓葬,不是完全的平民墓地。如罗山天湖、浮山桥北等墓地等,在这些高等级墓地中不见分区对立现象。
4.部分墓地规模较小,人群数目较少,无分区讨论的基础。
上述几点特征,往往在一处墓地中同时出现,如墓向一致的墓地,必不见“丁”字形墓位形态,高等级墓地则往往规模不大。
自郑若葵提出殷墟的“族邑”布局模式(18)郑若葵:《殷墟“大邑”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后,学界逐渐对“大邑商”由许多小型的商邑组成这一认识形成共识。对商邑内的遗迹类型、分布与结构都进行了较多探索,成果丰硕。但对于“邑”究竟是血缘组织还是地缘组织,并未达成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如唐际根等认为,商邑的基本特征系以“族”为基础,可以直接称为“族邑”,商邑的本质是“族邑”(19)唐际根、荆志淳:《安阳的“商邑”与“大邑商”》,《考古》2009年第9期,第70-80页。。另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殷墟西区为代表的墓地属地缘组织(20)杨升南:《关于殷墟西区墓地的性质》,《殷都学刊》1999年第1期,第37-40页;王旭东:《殷墟“戎”族铜器与安阳“族墓地”辨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4期,第20-27页。。本文试从“分区对立”现象入手,对殷墟晚商家族形态进行初步探索。
笔者认为,“分区对立”现象应是血缘关系构成的“族墓地”之上的地缘组织的反映。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葬俗对立的各墓区,多数应属同一片墓地,墓主也同属于一个更大的社会单元。
不同墓区之间虽有空白地带,但一般距离较近,还有的墓区紧邻分布。如孝民屯墓地东区,各墓区虽然差异明显,但中间无空白地带。且孝民屯除了墓葬外,还有大量与铸铜生产、生活相关的房址、窖穴、灰坑、水井等遗迹,在部分墓葬内也发现了与铸铜有关的遗物,应属工匠墓。因此,墓地的所有人群都应属于孝民屯作坊区,甚至可称为一个“聚邑”。
其二,在殷墟“居葬合一”的背景下,广泛存在着居址与墓葬同处一地,所属人群相同的情况,即墓地人群与居址人群相同(21)蔡宁:《商系墓地形态探索》,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因此,如果墓地内人群属不同血缘关系的家族,那么居址人群也应来自不同家族,且居址相距不远,比邻而居。
其三,不同墓向、葬俗对立的墓区,应能代表不同血缘的家族。前辈学者们虽然对商代家族形态有不同看法,但对这一认识已多有论证,几近共识。正如葛英会先生所言,这些陶器组合的差异,并非日常生活中是否使用,而只能是丧葬习俗有别(22)葛英会:《殷墟墓地的区与组》,《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52-183页。。这种截然对立现象的差异,应视为血缘关系与家族的区别。
因此,本文认为,殷墟晚商墓地内的“分区对立”现象,可表明在血缘组织之上的地缘组织的存在。唐际根认为,根据卜辞与文献记载,殷墟的“邑”名号不一,位置各异,是各种居民点的泛指(23)唐际根、荆志淳:《安阳的“商邑”与“大邑商”》,《考古》2009年第9期,第70-80页。。朱凤瀚先生认为,“某邑”作为聚落名,“其规模有大小之分,只是未必是地域性行政单位的名称”(24)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22年,再版后记。。即使如此,分区对立现象仍可表明,构成“大邑商”的具体社会单元内,应包含有不同宗族或家族。特别是在殷墟西区、孝民屯、戚家庄、郭家湾等地都是如此。
此外,以往在对商周墓地进行分区时,墓向、聚集程度、空白地带、葬俗特征等都是研究者考虑的因素。但上述因素各有其适用范围,有些标准较难统一,可能受研究者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分区对立”现象表明,在墓葬同向聚集的墓地中,墓向往往与陶器组合、摆放位置等葬俗具有相关性,可作为墓地分区的主位标准,能够反映当时人群的自我认同,在商周墓地分区和结构研究中应特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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