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9月1日，由中华慈善总会、江苏省慈善总会、南通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华慈善论坛（2023）”在江苏省南通市举行。论坛邀请慈善公益研究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就慈善事业如何参与第三次分配、助推共同富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本刊摘选部分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孔东梅 东润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华慈善总会名誉副会长
以科技创新助力乡村振兴
当前，我们正处于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大模型、ChatGPT、AIGC（人工智能技术自动生成内容）、算法革命、量子信息、区块链等新技术浪潮席卷全球，人工智能力量正在经历指数级增长，各行各业正大力投入并拥抱这个无与伦比的机会，公益行业也不例外。我们必须思考：如何面对人机共生时代的来临？如何激发数字化的应用潜力，更好地为公益慈善事业服务，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科技创新开启全民“共益时代”
近年来，全球正迈入智能社会，运用数字科技创造人类美好生活、拓宽科技向善边界，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数字技术与慈善活动正在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乡村振兴、乡村教育、社会应急、文化传承、科技养老、碳中和等领域，促使公益行业与亿万爱心人士发生海量链接。《2023年公益组织数字化洞察报告》显示，公益数字化已成大势所趋，数字技术已成为公益组织不可或缺的工具，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区块链等新技术正在逐渐应用于公益领域，大幅提高了公益组织的工作效率和透明度。
公益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补充力量，要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充分利用科技力量，积极关注和探索“互联网+慈善”“科技+慈善”等模式创新，为乡村振兴事业添砖加瓦。
乡村振兴，关键在于教育振兴
教育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第一推动力，是促进共同富裕最根本、最持久的力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都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核心内容，以优质教育培养建设乡村的时代新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教育事业迈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在调研中注意到，资源短缺、机会不平衡，是乡村教育面临的主要短板。
科技赋能乡村教育，是助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赋能乡村教育，可以打破时空区隔，加强区域间、校际间的联系，实现区域间的无限“连接”与交互，改善乡村教育人力不足的发展瓶颈，弥合城乡发展中的鸿沟，建设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的大数据支持平台，为乡村教育发展提供新契机。
这些年来，东润公益基金会始终着眼于真正为受助对象、为欠发达地区解决突出痛点，带来具有长期价值的公益行为。“让少年保有梦想，让家庭充满希望，让社会享有公平”，是东润努力的方向。通过持续向乡村地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帮扶，与社会各界共建有温度的公益，我们坚持为乡村儿童青少年赋能，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让他们看到更广阔的未来，从根源上推动乡村教育振兴。
徐家良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
以数字化助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是把各种复杂多变的信息转化为计算机可读或度量的数字、数据，再由计算机把这些数字、数据建构起一定的数字化模型，转变成二进制代码，引入计算机系统进行一系列规则性的处理过程。
慈善事业借助信息与通信等数字技术，可以改变组织项目运作、业务流程、相关方沟通和协作等内外部管理模式，从而提高活动效率，增加信息透明度，提升慈善事业自身建设水平，确保服务供给能力，实现慈善事业社会发展目标。
数字化对慈善事业的价值则体现为改变传统做事慢动作的思维习惯，完善内部办事和项目运行流程，理顺内部机构与外部沟通渠道，提高慈善机构和慈善项目信息的透明度，塑造慈善事业良好公众形象。
趋势一：慈善事业要求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1999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重点是鼓励人们把财富捐赠出来，用更多的社会资源来服务社会。2016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强调由慈善组织作为专业机构来做慈善服务，确保慈善事业的专业性。
趋势二：技术对慈善事业高效运行发挥重要作用。农业化和工业化时代，尽管机器发挥出独特的影响力，人们还是比较重视人在其中的作用与地位，但数字化时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技术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人是辅助性的，技术却是占着主导地位，技术对慈善事业高效运行发挥重要作用。
趋势三：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之间的慈善组织需要多层次交流协同。通过区域协同，把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成渝地区等不同区域的慈善组织有机连接起来，相互借鉴学习。不同类型慈善组织有自身的独特性，包括红十字会系统、学校基金会系统、慈善总会系统和其他慈善组织系统之间有更多的交流合作。
第一，领导重视。慈善事业数字化需要特别关注慈善组织领导人，加强对慈善组织负责人的数字化培训。第二，转变观念。数字化是“多次设计、持续迭代、不断升级”，而且是双向或双向协同、多向赋能。根据慈善事业需要主动使用数据，人们借助技术或机器的力量，成为数据使用者、分析者、生产者、评价者和创造者。第三，制定数字化发展规划。通过制定数字化规划，明确慈善组织行动方向，机构与人员之间形成内部共识。第四，形成数字化的专业团队。借助数字化专业团队，能够读懂和理解慈善组织自身的组织密码，寻找出最符合慈善组织特点的数字化形式和内容。第五，持续的专项资金投入。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需要更新迭代，要不断加大数字化专项资金投入。第六，提高慈善透明度。慈善事业通过数字化建设，提升透明度，从而建构起慈善事业与政府、公众可信赖的关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发挥出慈善事业更大的作用。
吕鑫 浙江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法学院院长，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的功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后，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主渠道的定位被明确下来。但慈善事业究竟如何发挥第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的功能，就需要明确地回答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第三次分配如何运行？任何分配制度的运行机制都需要明确回答以下四个子问题，即：其一，分配主体由谁担当（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主体功能的是慈善组织）；
其二，分配执行如何展开（第三次分配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慈善活动来发挥分配执行的功能）；
其三，分配调整（促进）如何进行（第三次分配则是以税收激励方式来予以调整促进；
其四，分配保障如何确保（慈善事业是通过慈善监管的方式来予以确保）。总之，从本质上来说，第三次分配是由发挥分配主体功能的慈善组织，在开展发挥分配执行功能的慈善活动时，经发挥分配激励功能的慈善税收推动，并由发挥分配保障功能的慈善监管得以确保财富的再分配。
其次，第三次分配运行现状如何？第三次分配的执行效果可以通过对上述四个基本要素的运行现状进行判断，而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仍存在四个问题：其一，慈善组织的质量问题，慈善组织成立过严导致“量”的不足，目前共有12636家慈善组织，仅占社会组织数量的1.42%，而数量的不足则进一步导致了慈善组织的竞争较小、专业化程度较低。其二，慈善活动的规制问题，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仅占22.7%，而2021年的慈善捐赠只有约2000亿元。其三，慈善税收的激励问题，现今的税收激励功能未发挥有效的功能，慈善组织未能直接赋予优惠资格，导致社会组织不愿被认定为慈善组织。其四，慈善监管的机制问题。民政部门作为慈善事业的监督主体，存在外部协调困难、内部逻辑矛盾等问题，而如何构建政府、行业、社会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也面临着挑战。
最后，第三次分配如何有效助力共同富裕？未来应当从以下四方面入手，在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同时更有效发挥第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的功能。一是提升慈善组织的质量，不仅要提升慈善组织的量，为此要简化登记认定程序，赋予慈善组织更多权利，还要提升慈善组织的质，引导更多慈善组织朝着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方向发展。更要推动慈善总会的转，从传统以活动为主转变到以行业推动发展为主。二是完善慈善活动的规制，应降低慈善募捐资格获取门槛，并实现从募捐到使用的全流程公开。三是要优化慈善税收的激励，尝试慈善组织登记认定同步赋予税收优惠资格，推进个人和企业税收优惠平等，落实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四是重构慈善监管机制，应该建立多部门间的慈善协调机制，整合民政部门内部监管力量，还应加强以慈善总会为代表的行业监督。
总之，我国的慈善事业要想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功能就需要不断地健全相关制度，唯有不断地完善才能真正有效发挥第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的功能。
周秋光 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式慈善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
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式慈善存在着传统慈善、近代慈善、当代慈善三种类型，经历了两次历史转型。
一、以历史转型为线索
一次是晚清民国时期传统慈善的近代转型，即中国式慈善的近代化，此次转型已经完成，并伴随历史的远去而积淀成为慈善文化并形成新的传统；
一次是进入21世纪慈善事业的当代转型，即中国式慈善的现代化，该次转型尚在进行之中。纵览两次历史转型，近代转型是传统慈善至近代慈善的近代化发展，当代转型是近代慈善至当代慈善的现代化发展。两次转型使得中国式慈善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理念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又并未完全摒弃传统，而是聚合成一种扬弃式演进状态。
二、以格局内容为线索
从历史格局来看，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形成了官办慈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社会慈善四种慈善形态交相运行的基本格局。从转型内容来看，近代中国式慈善救助的主体，由政府转移到民间社会，官办慈善主导位置让给了民间慈善；
慈善救助力量，不再局限于个体、宗族、宗教三方，而是出现了大批慈善家群体；
慈善救助载体方面，出现了一批新式慈善公益组织，突破了传统慈善组织的单一局面；
慈善救助对象方面，道德评核要求降低，人道普适原则增强；
慈善救助方式不再是单纯的慈善救济，也包括了慈善教育；
慈善事业的地域范围，开始从传统熟人社区扩展至陌生人社区；
慈善开始朝着慈善法治化方向发展，并出现了专门的慈善刊物；
慈善事业的理想目标也发生了改变，不再是致力于实现大同世界，而是服从于救亡图存的民族需求。
从现实发展和未来走向看，近年来，在学术资源、人才资源和现实力量的统筹整合下，中国式慈善的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正在逐渐建构。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式慈善正进一步向着新型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慈善公益紧密融合、慈善法制不断健全、互联网+慈善充分运用，多元慈善力量和主体日益崛起。通过历史和现实的传承和扬弃，中国式慈善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将更加凸显民族性的个性特征和时代性的创新轨迹。
随着时代主题和时代任务的变化，新时代慈善事业的力量主体更加多元，在政策影响下有着更广阔的进步空间。
一是依靠多元主体更多参与事项。有赖于慈善观念的增强和慈善事业的全面铺开，慈善力量尤其是青年群体参与慈善公益的比例逐步增加。2021年，我国实名注册志愿者总数为2.22亿人，较2020年增长15.63%，在疫情防控、应急救援、大型赛会和国家活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是慈善事业与国家大政方针双向促进。2021年，乡村振兴促进法出台，标志着我国乡村振兴工作开始驶入法治化轨道。蓝皮书研究报告显示，2017—2021年，参与三农领域的社会组织数量保持逐年增长，增速超过了同期全国社会组织总量的年平均增幅。
三是完善的慈善法制发挥保驾护航作用。慈善法修订部分突出体现慈善功能新定位、积极回应慈善发展新问题、强化优化慈善促进新举措、建立健全慈善监管新机制、充实完善慈善信托新制度，为发挥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作用、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杨方方 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教授
优化资源要素 矫治慈善市场失衡
慈善市场与现代慈善事业相伴而生，是承载各类慈善主体进行资源交互的主要场域。提高慈善资源配置效率、调整慈善市场失衡是慈善事业实现自身价值的不二选择。
在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价值担当被赋予更高使命的当下，慈善认知需要升级迭代。首先，模糊的慈善需要澄清。慈善无论在启动、运作过程和目标指向上都区别于公益——慈善源于强烈的情感，公益源于弹性和隐性的责任；
公益面对的是普遍、共性、可能的需求，慈善满足的是显性、紧急、个性的需求；
公益更重视过程，更关注捐献人的意愿在过程中是否得到尊重和贯彻；
慈善更强调结果导向，更关注受助者的需求是否满足；
公益更倾向做事，慈善更倾向于助人。说到慈善与公益的联系，慈善可视为公益的一部分，是公益中最优先和最紧急的部分。其次，进阶的慈善事业需要解读，从再分配的补充子系统到第三次分配的价值担当，需要慈善事业更全面、更主动地参与到共同富裕进程中：从精神慰藉到价值担当；
从力所能及到力挽狂澜；
从被动补缺到主动嵌入。再次，立体的慈善市场需要透视。情感维度下的慈善市场是情感传递的闭环：分配维度下的慈善市场是“资源筹集—管理—配置”的分配闭环；
善治维度下的慈善市场能够促进社会公平，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具有多重效应。
站在更高的认知维度可发现，我国慈善资源规模虽增长迅猛，但也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失衡、指向性失衡和生态性失衡。结构性失衡指局部的、具体的供需匹配出现偏差，影响慈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如马太效应与悬崖效应并存，重复被捐助与“无人问津”的困难群体并存等现象；
结构性失衡的直接致因可归纳为捐助对象的“失准”和捐助内容的“失色”；
指向性失衡包括捐助伦理失序和深层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失调。生态性失衡是指慈善认知与实践以及慈善环境与实践没有互促互进。
慈善认知、信息、物资和人力等资源要素是慈善生态网络的原子节点，是矫治慈善资源配置失衡的根本切入点。慈善认知的高度决定了慈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上限和可为空间；
健康的信息流是慈善资源流动的路标和指示灯；
在慈善生态网络中，专业从业者、慈善捐赠者、政策制定者、慈善组织领袖、社会活动家、慈善市场中介服务从业者缺一不可，因此，走向开阔、纵深和合作是社会化慈善教育体系的必由之路；
在技术支持上，要在对技术局限和算法陷阱有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对技术进行合理定位，并不断优化支撑条件和完善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