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陀
钱颖/Nick Bartlett（以下简称“Y/N”）：您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有很多知识群体，它们虽然都打着由官方认可的“思想解放”的旗帜，但其思考和推动有非常多不同的走向，有交叉，也有竞争，充满着活力和能量，也存在很多的困惑和迷思。您当时提出，为了更好地理解80年代知识、思想形成的复杂性，以及他们和社会生活、政治经济转型的紧密关联，可以把笼统的“思想解放”分为两个运动——新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来着手去思考。我们可否就这个话题和您做一次访谈？
李陀：我先谈谈我为什么提出“两个运动”这一问题。
自进入“后文革”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空前的活跃，不但表现了空前的主动性，而且他们积极介入实际的社会运动，对改变社会和文化的面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力，对80年代改革运动的其他方面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目前研究8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其中的很多回忆录、访谈文字和研究著述，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文献档案群，一个相当混杂的话语体系，也形成了不同的解释框架（所谓“文化热”就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也由此生产出流行一时的许多论说。这些讨论基本上都是以思想解放运动作为一个基本框架，但对那个时期知识界活动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表述。这是有原因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可以说是发动“思想解放运动”的依据，不过这个公报其实是一个方向性的纲领文件，其内容相当宽泛，对运动并没有确定的目标；
彻底否定“文革”，批判极左路线，批判封建主义，重新建立“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大致形成这个运动的主要内容。为此，当运动在全社会普遍展开之际，参与运动的各个社会群体对运动的理解并不一致。可以说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思想解放”，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和取向来进行知识的重组和思想的推动。但是，后来对80年代的研究，这些群体之间有哪些共识，又有哪些分歧，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都没有被很好地讨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可以说是发动“思想解放运动”的依据，不过这个公报其实是一个方向性的纲领文件，其内容相当宽泛，对运动并没有确定的目标。
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框架之下，同样呈现为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趋势
具体到知识界，我认为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框架之下，同样呈现为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知识界内部的思想运动和知识运动，其中有两个趋向我以为最值得重视：一个是“新启蒙”运动。这个“新启蒙”运动是知识分子自己发动的，不但有自己的目标，还有相对独立、能够推动运动发展的社会主体，我在这里主要想谈“新启蒙”运动中的两个围绕丛书的出版和编著形成的群体。另一个，谈起来就更复杂一些，因为它是经济学界——主要是由在主流经济学界之外的民间经济学人——发动的一个思想运动，其宗旨和“四个现代化”以及经济改革更为接近，因此，它和“新启蒙”有重大的差别，不过，它们又和“新启蒙”一起构成当时知识界表现最突出也最重要的思想运动。
总之，我觉得笼统地讨论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容易忽略其中的复杂性，尤其容易忽略，知识界内不同思想运动所形成的复杂性。80年代的知识分子中的不同群体，彼此间有对立、有冲突、有意识形态内涵上的尖锐差异，因此他们的思想和知识追求，在方向和目的也并不相同。我过去曾几次提出，要重视知识界里至少存在两个运动、两个潮流并存的事实，对其间的复杂性做细致一些的分疏和研究，但很少得到反应。这次的访谈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希望能够把这些年的一些思考说清楚。
Y/N：您在演讲中说到，在80年代的思想运动中表现特别活跃的，是“历史夹缝”中的一代人。这代人是新启蒙和思想解放的重要成员和推动者。这是怎样的一代人？他们为什么在80年代思想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李陀：“历史夹缝”中的一代人，这是我在和北岛共同编辑的《七十年代》（续集）序文中提出的一个说法，没想到它后来引出来很多讨论。什么是历史夹缝中的一代人呢？这代人大约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成长经历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并没有直接参与60年代的“文革”风暴，就直接登上了80年代改革时期的历史舞台，因此是在60年代和80年代的历史夹缝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著名的学者李零（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学者）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在70年代”，很概括地说明了70年代的重要性，可惜后来对“后文革”时期的研究，都很少对70年代这个历史“夹缝”在做专题性的研究。
在历史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活跃的，是有过“知识青年”的历史印记，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这个群体。
“历史夹缝”中的一代人，其精神面貌和以往的知识分子有很多区别
在历史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活跃的，是有过“知识青年”的历史印记，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这个群体；
“文革”后，他们或者是刚从大学毕业，或者还在读博士，或者是刚刚读了书出来工作，可都是从农村回来不到两三年、三四年的这么一批人。他们的这种特殊经历，是中国无论哪一代知识分子中都没有过的，因此，这一批人的精神面貌，以及对知识的态度和认知，都和以往的知识分子有很多区别。这个青年群体在知识界中虽然不占据多数，可他们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中起了很特殊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突击队的作用，形成一种特别的动能。作为一个新群体，他们在“文革”后突然进入了知识分子的阵营，一下子使得当时知识分子成分的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有点像一股带着泥沙激流突然涌入一条本来虽然不平静但还是相当平稳的河里，于是河水不但变得浑浊，而且发生一些意外的激荡和漩涡。正是他们，让当时社会上的思想运动真正活了来，动了起来。
当然，在实际运动中，他们并不是一支孤军，而是和其他知识分子群体以及社会层面的其他群体，在思想源流上，在知识脉络上，有着很复杂的联系和互动。而且，由于参与其中的各种自发地组织起来的知识群体有很多，各有自己的主张和目标，其形态内容也不尽一致。所以，我们现在的回顾，只能是看其主要的倾向，并不能顾及这个运动中各个群体之间的分歧，也不能对这些分歧所表达的复杂性做比较细致的讨论。
Y/N：您能为我们介绍几个在80年代自发组织起来的知识群体，和他们在当时思想运动中担当的角色吗？
李陀：我们还是从“历史夹缝中的一代”这个群体说起。实际上，这个“夹缝”中一代人也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和历史上所有的具有自发性特征的运动一样，自70年代开始，这些人就形成各种各样的小“圈子”，或者说是“山头”，而且，他们之间在思想上、社会理想和政治诉求上也并不一致，分裂和分化不断发生。不过，懵懂的“启蒙”的愿景，让他们以种种现实需求和想象关系逐渐联合或聚合了起来，形成某种联盟关系，其中有一些，还逐渐形成比较稳定的民间学术团体。
先看看其中一个在我看来和新启蒙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群体。
1986年，由甘阳做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依托国营的出版机构三联书店得以组织起来，编委会副主编是王焱、苏国勋、刘小枫，编委有（部分）：周国平、赵越胜、陈嘉映、梁治平、王炜、朱正琳、陈来、钱理群、陈平原、阎步克、刘东、徐友渔、杜小真、王庆节、郭宏安、刘锋。
相较于当时其他各种“圈子”和“山头”，这个群体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来源而言，他们几乎都有知识青年的经历，作为“夹缝”一代的代表更纯粹一些，也因此，在知识和思想取向上共同点也更多一些。
相较于当时其他各种“圈子”和“山头”，这个群体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来源而言，他们几乎都有知识青年的经历，作为“夹缝”一代的代表更纯粹一些，也因此，在知识和思想取向上共同点也更多一些。可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学术上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待到了新世纪初，又各自进入了大学或学术机构，成为许多学科里的权威学者和学术带头人——一个由时代机缘临时组合起来的很松散的知识群体，能够影响一代学术，这在民国以后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是少见的，甚至可以说是仅见的。当然，他们究竟都做了什么贡献，那需要做比较细致的个案研究，但至少可以说，其中每一个人的成长和成熟，都有历史“夹缝”留下的强烈痕迹，这不仅渗透在每一个人的学术之中，也深深烙印在他们意识形态的姿态中，而正是这种姿态，让他们塑造了80年代中国知识发展的大致格局。为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要认识当代中国的文化变迁和思想趋势，研究这批学者的学术轨迹，以及在这轨迹里隐含的政治内容，是很必要的。
另一个在“新启蒙”运动非常活跃的群体，是1984年建立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这个群体在当时比“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更为活跃，社会影响面也更大。首先还是来看一下他们编委会成员的构成。与当时很多以出版社为支撑的编委会不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有一个由著名学者和科学家组成的顾问阵容：包遵信、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陈一谘、陈翰伯、钟沛璋、侯外庐、钱三强。不过，编委会的编委则主要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其组成是：主编金观涛（前任是包遵信），副主编陈越光、贾新民、唐若昕， 编委包括丁学良、王小强、王岐山、王军衔、王小鲁、王焱、尹蓝天、乐秀成、朱嘉明、朱熹豪、刘东、刘青峰、刘溢、严家其、何维凌、张 钢、阮芳赋、陈子伶、林和生、易小治、秦小鹰、夏小万、翁永曦、陶德荣、黄江南、黄鸣、萧功秦、梁晓燕、董秀玉、谢选骏、樊洪业、蔡大成、戴士和。
把“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做一个对照就会发现，前者的成员构成色彩要复杂得多，首先，它不仅设置了顾问，而且其中有当时很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其编辑成员也不完全出身于知识青年那一代。为弥补这种色彩的驳杂，当时的组织者们还做了一个规定（后来这个“规定”进入了有关“80年代”的传奇故事，传诵至今）：编委只要中青年，不要 50 岁以上的人，由于包遵信年纪最大（1983年时46岁），因而就以他的年龄为上限。如此，这个规定保证了丛书编委会的年轻化，大多编委都是30岁左右的青年人。设定编委年龄上限似乎是一种姿态，表示编委会在知识上要和过去的“老一代知识”画出一个界限。不过，由于丛书“顾问”委员会的组成尽可能吸收了当时的权威学者、老知识分子，这其实又模糊了“代际”界限。从编委会的青年化和顾问委员会的权威化，可以看到这个精心的设计清楚地表达了一个诉求，即努力实行一种知识界的“大联合”；
这使青年知识分子所推动的“新启蒙”减少了异端色彩，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性。要注意的是，这在整个“新启蒙”运动里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青老两代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实现了“统一战线”——这对“新启蒙”能够普及全社会，能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至关重要。
这在整个“新启蒙”运动里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青老两代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实现了“统一战线”——这对“新启蒙”能够普及全社会，能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至关重要。
在这里还可以顺便提出一个问题：在“后文革”时代，为什么老一代知识分子愿意和“历史夹缝”的一代人实行“大联合”和“统一战线”？如果忽略80年代的其他时代因素，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宏观的视野思考：由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由于新中国建立后始终处于被长期封锁的现实条件，自1949年至“文革”结束的1977年，中国的知识发展可以说始终处于一种极端封闭的环境里，几乎与世界的知识生长、进展、沿革完全隔绝，这使得中国的知识发展与世界知识发展形成极端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20世纪后期逐渐形成一种积蓄了很久的强大的势能，而长期积蓄中形成的这个能量，迟早会转化为一种强大的动能。“文革”后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的历史反思，不但给这个能量获得了爆发的机会，也让老一代知识分子有意愿和青年一代实现某种“知识联盟”，并且发动了一个新知识革新运动来做表达。[1]可是，回顾80年代的很多文章著述，往往局限于中国的现实的改革，集中于如何实现现代化这类宏大叙事上，而没有对这种知识的不平衡，以及它如何成为一场知识运动的客观条件，做必要的政治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我希望能通过“两个运动”的讨论，对这一点提供一些自己的看法。
Y/N：作为一个思想潮流，“新启蒙”的主要观点是什么？您所谈到的这两个知识群体都是编委会，编著了大量的丛书。这些编著工作对中国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编著工作是否帮助了这些知识分子来发展他们的“新启蒙”思想，同时他们的“新启蒙”思想，是否也不断地帮助他们去推进编著工作。新启蒙思想的形成与其知识群体的编著实践之间是怎样的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李陀：作为一个运动，“新启蒙”的活动方式很多样，不过，凭借大量出版物来宣传、扩大自己的理念，应该是这个运动最主要的现实物质手段。这里既表现了运动的创造性和活力，也是广泛的“知识联盟”这种松散运动能够彼此沟通、相互呼应的需要。
回顾80年代的很多文章著述，往往局限于中国的现实的改革，集中于如何实现现代化这类宏大叙事上，而没有对这种知识的不平衡，以及它如何成为一场知识运动的客观条件，做必要的政治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
凭借大量出版物来宣传、扩大自己的理念，应该是“新启蒙”运动最主要的现实物质手段
具体到这两个编委会的出品而言，“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这一套丛书预计出版100余本，实际上只出版了74本（在这74本中，不少是“编译”，即使著作部分里，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编著”）。从表面看，作为一套丛书，规模应该不算很大，但其印数非常惊人，金观涛所著《在历史的表象背后》，1984年6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时即达72800册，而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1984年6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竟然累计达到70.77万册；
到1987年之后，这套书的印刷有了更猛烈的增长，诸如《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人的现代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凯恩斯革命》等书的销量能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册。如果把这套书的印数总加起来，到1988年为止，“走向未来”以平均每年一批的频率共出版了5批书，销量估计达到1800万册左右。这的确是很惊人的。
我们先看一下“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这样做的初衷。编委会的主编金观涛于2008年4月27日在《经济观察报》做了一个题目为“80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的访谈，其中回顾了当年编委会的目标和宗旨，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反思传统(包括近现代革命传统)和人的觉醒”；
“以西方历史经验来思考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
“思想启蒙，推动国人接受普世价值，走向全方位的现代化”。金观涛的这几个初衷，也可以说是当时“新启蒙运动”中比较公认的目标。问题是，如果对其目标做认真分析，把反思“文革”和革命传统与封建主义之间联系起来，[2]则其中隐含一个难题：论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种种危机，包括这些危机的总爆发——“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把封建主义看作是它们的总根源？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真的是新中国不能消除的一个肿瘤吗？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是否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某种历史性的共生关系？这都是难题。在这些难题从理论上真正解决之前，它们能否可以作为新启蒙运动的总纲性的大目标，是难以确定的。
论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种种危机，包括这些危机的总爆发——“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把封建主义看作是它们的总根源？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真的是新中国不能消除的一个肿瘤吗？
这些出版物的实绩主要是传播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现代化”的话语
那么，这上百万册的书籍，于短短四年左右时间里冲进了中国社会，它们是否实现了金观涛设定的“启蒙”初衷？如今回望，不难发现这些出版物的实绩主要是传播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现代化”的话语。这些出版物相当杂乱，哲学、历史、经济、科学、艺术，无所不包，只要和现代化相关的知识都被尽量囊括其中，而且，这些出版物多数是被简化或被改写的一些欧美学界的著述。这种杂乱和粗糙后来常常被批评者指责，然而，如果没有这些缺点，也就不可能在1984年至1987年短短几年时间有这样一个知识的洪流冲入民间社会，并形成这样一个普遍的意识：西方现代化之路就是中国走出“后文革”困境的“出路”，并且是唯一的出路。如果我们现在回头来审视这些出版物的影响，以及他们是不是实现了、或部分实现了“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要促进“人的觉醒”这个目标，那么，可以说，该丛书确实让千千万万中国人经历了一次“新知识”的洗礼，它不仅在知识层面改变了70～80年代的中国的文化形态，其影响还波及意识形态其他层面。其中之一，西方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得到社会普遍认同，这个改变影响深远。以后很多年，中国在思想上、文化上都走不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樊笼。
Y/N：您刚才主要是评价“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的活动。另一个代表性的知识群体，“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也是主要通过出版来实现自己的启蒙理想。作为两个有交集的知识群体，这两个编委会在“新启蒙”运动中，目标和理念有什么差异？
李陀：与“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相比，甘阳做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这个群体的活动更有组织，编辑和出版意图更为明确，对未来的知识发展也有更多的规划。首先，丛书的出版不仅是系列的，而且根据读者对象不同，系列下还设子系列，有“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不定期专辑）、西方现代学术文库、新知文库三个门类，另外，“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每一辑中还划分出“中国文化研究”“比较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三个分类，各类中的文章都是以中文写就的论文——这个群体一直强调中文写作的重要意义。
西方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得到社会普遍认同，这个改变影响深远。以后很多年，中国在思想上、文化上都走不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樊笼。
不过总体来看，该编委会推出的绝大多数的出版物，都是现代西方学术和理论著作的翻译，中文著述的数量并不多。于1986年发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开卷语”的开篇是这样一句话：“中国要走向世界，理所当然地要使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理所当然地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两个“理所当然”，应该理解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集体抱负。不过，他们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检索一下编委会的成绩单，成绩同样是非常惊人的。以西方现代学术文库为例，1986～1993年共出版译著56种（1989年之前26种），考虑到这些书籍很多都是首次被译成中文的著作，应该说编委会的努力成绩斐然。新知文库则由于侧重“新知”的普及，所以1986～1993年的出版量就更大，各类译著共出版78种。与“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不同，这共计134种书没有“编译”或“编著”，都是译著；
而且其中有很多书的确都是欧美重要学术和理论著作，例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萨特的《词语》、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论荒谬）》，等等。这些著作于80、90年代出版，无论对当时的文化界还是思想界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至少从知识层面来说，给后来的学术发展指示了一个新的方向。不过，这个方向在全社会造就了这样一个普遍的意识——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第一步是补课，读海德格尔的书，读韦伯的书，读一切可以让思想“走向世界”的书。
就打破长期的知识壁垒而言，这是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但是，这样的解放能不能为“后文革”时代“现代化”的追求提供必要的最急迫的知识和思想的准备？这需要讨论。从19世纪延续到20世纪中叶的“现代化”，既是一段复杂的实践史，也是一段复杂的观念史，如果只从进步主义历史观的框架里认识“现代化”，就不可能对其实践史和观念史这两者做出必要的区分。笼统地强调“现代化”进步的一面，强调它的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变革的一面，就必然忽略在实践史上，它是建立资产阶级秩序，建构一个全球性的剥削制度的历史过程，而在观念史上，也必然忽略它是一个充满西方中心主义、最后演化为以美国中心主义做主导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这样的忽略，让80年代的现代化理想主义难以重视西方理论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等角度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这不仅对80年代的改革，而且对中国后来的改革带来长久的负面作用。
甘阳后来在《文化纵横》2011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可以看出，经过十几年之后，甘阳想法已经有了改变，文中有这样一些见解：“‘中国道路’的讨论问题，一定要和对中华文明的整体性重新认识结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现代化’这些词都可以抛掉不要，首要面临的就是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问题”，“如果一天到晚用西方的问题来看自己，那就永远处在一个很被动的角色。相当多的问题是可以扔掉的，然后，我们自己重新提出问题”。很明显，他的思想与“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开卷语中的观点已经有了很大的差距。需要强调的是，思想发生转变的不只是甘阳，两年之后，作为编委会编委之一的刘小枫，在《开放时代》杂志2013年第5期发表了《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一文，文章不仅对西方启蒙思想的演进做了梳理和批判，也对中国革命（包括“文革”）的历史做了梳理和再认识；
并且提出“毛泽东接着孙中山完成了共和革命”，因而毛泽东是中国得以建立共和国的“国父”的看法。刘小枫这样的观点在知识界引起了一场很大的波澜，围绕它所进行的激烈征伐，客观上融进了90年代兴起的新左翼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
这场争论值得重视，是80年代启蒙思想的一个延续，反映了思想界在此后的新动向。
就打破长期的知识壁垒而言，这是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但是，这样的解放能不能为“后文革”时代“现代化”的追求提供必要的最急迫的知识和思想的准备？这需要讨论。
在80年代末，“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这两个民间学术群体都星流云散，但“夹缝中的一代”并不是昙花一现。他们不仅共同掀起五四时期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翻译运动，还在中国推动了一场空前的知识更新，说他们在新知识建构中起了引导方向的影响，并不过分。不过，西方中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90年代之后能够突然蹿起，很快就在知识更新和众多话语竞争里获得主导权，在思想、文化、经济和制度建设上对中国的改革发生那么大的影响，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两个编委会的活动客观上为这一转变准备了合适的条件，这应该也是事实。
Y/N：在我们此前的讨论中，您还重点介绍了80年代一些青年经济学家为主的知识群体和他们的活动，包括“莫干山会议”和“9号院”的一些情况。在您看来，青年经济学家群体更多参与了“两个运动”中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们的活动和“新启蒙”的追求有不小的距离。您能对这个群体和他们的活动也做一些介绍吗？
李陀：这个话题不但涉及另一个和“历史夹缝中的一代”有关的青年知识群体，而且更多地涉及“新启蒙”和思想解放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进入并且分析这种复杂关系，不太容易。
比起前边介绍的两个编委会，这个由青年经济学人为主构成的知识群体更具“民间思想者”的色彩。
在 80 年代末，两个民间学术群体都星流云散，但“夹缝中的一代”并不是昙花一现
比起前边介绍的两个编委会，你说的这个由青年经济学人为主构成的知识群体更具“民间思想者”的色彩。这么说不仅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验，如周其仁、王小鲁、翁永曦、周小川、王小强、邓英陶、张木生、陈锡文、高山、刘丹华等，都做过知青；
还因为群体中的不少人原本不在经济学家圈子里，而是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对经济问题有兴趣的各种青年志愿者，或者是在不同学科学习的在校学生，以及一些“文革”前后刚从学校毕业的中年学人。之所以如此，有一个原因是这个群体的组织者，一贯十分注意“发动群众”，他们把当时关心中国经济改革的许多“民间思想沙龙”通过“串联”的办法（这让人想起“文革”中串联运动，两者之间的联系耐人寻味），渐渐地聚拢起来，形成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组合，它们构成了80年代青年人能够积极参与经济改革的一个小环境。
此外，这个具有鲜明草根性的知识群体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强调实践，强调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强调有关经济学和经济思想的思考和讨论，必须以可靠的深入到基层去做调查为前提，然后再把研究结果落实在具体可行的、有可能被实施的政策层面上。这个特色不但和以“新启蒙”为号召的其他知识界的活动有分别，而且无论在中外知识分子史里，还是在经济思想发展史里，都是罕见的。
不过，这些“民间思想者”的故事还有另一半：作为来自民间的知识群体，其发展身不由己地被纳入另一个轨道——从独立或半独立的民间学术，逐渐被纳入了国家体制，其中有些人还身居高位，例如，王岐山成了国家副主席，陈锡文担任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小川做了人民银行行长，而李零作为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古代思想史的学者，成了人文领域的一个学术权威。即使80年代是一个传奇的时代，但这样的命运变化，应该是这些青年人当初绝没有想到的吧？很可能，正是这不寻常的命运，让他们在近年的媒体或社会舆论中，没有得到像“新启蒙”知识群体那样广泛的名声，其作为和成绩也都限于在经济界里流传。这对认识和评价80年代有很大的影响，后来的研究者往往忽略那一时期的改革的复杂性，这和忽略这一个知识群体有关。
Y/N：能不能介绍一下他们的具体活动？
李陀：先介绍一下1984年莫干山会议。
莫干山会议所产生的很多经济发展的新观念、新概念，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动力
这个具有鲜明草根性的知识群体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强调实践，强调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强调有关经济学和经济思想的思考和讨论，必须以可靠的深入到基层去做调查为前提。
这是一次会议，但是会议的几位主要组织者，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非常有创造性地把一个会议设计为一个由多重形式、多重内容组合而成的学术运动。其中一个在当时很少见也很大胆的做法是：他们在把会议定名为“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之后，在《经济日报》发布了一条新闻：“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论文写明‘九月征文’字样，寄北京市《经济学周报》社。论文不超过八千字，提纲不超过一千字，并请写清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和工作单位。”为什么我在这里全文介绍这条新闻？因为一个由民间知识团体发起、举办“全国”的大型学术活动这样的事从来没有过。不过，对这个“新闻”需要先做些解释：第一，新闻中的五个单位其实是《经济日报》为首的五个媒体单位；
第二，其中说“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是这几个媒体把自己的名字“借”给了会议，让这个会议不但能够有名义，而且有些声势；
第三，为什么五个媒体单位愿意这样做？这就涉及莫干山会议和那个时期几乎所有的民间学术活动都利用的一个方式：“民办官助”。政府的一些机构乐于为各种民间自发的文化活动提供帮助或协助，这是80年代的时代特色之一，莫干山会议得以顺利进行也离不开“民办官助”，其中有媒体的协助，也有政府机构给予的支持。例如，如果没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浙江省研究中心的帮助，会议不可能得到莫干山上的会址，更不可能得到举行“全国”会议的合法性。
一个民间主办的有关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学术讨论会，其思考和研究的主题，几乎没有什么“民间”特色，相反，几乎都是中国在国家层面在那一时期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
不过，这些国家单位的介入，确实都停留在了官“助”的界限上。首先，具体对会议实行领导的秘书处和负责会议日常工作的各个小组的负责人，都是来自各方的青年学者。而会议论文的遴选，经大家讨论，制定了一个“五不”的原则：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只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这个“五不”后来被广泛流传，成了那个时代一个学术追求的理想化标准。多少有些意外的是，“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的消息公布后，不但受到广泛而热烈的响应，而且会议筹备组很快收到了1300多篇论文。以王小鲁和周其仁为组长的负责论文审查的论文组在进行了七次评审之后，最终挑选出120余篇论文和124名代表作为代表参加会议，这其中有人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陕西，也有人来自新疆、西藏。这些代表到会后分别编入了七个专题研讨小组，分别为价格改革战略、工业管理体制、对外经济开放、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金融体制改革、农村产业改革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涉及的基本理论。这是很令人惊讶的：一个民间主办的有关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学术讨论会，其思考和研究的主题，几乎没有什么“民间”特色，相反，几乎都是中国在国家层面在那一时期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长达七天的会议上得到了代表们的热烈论争，后来形成了《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农村产业结构》《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等报告。这些成果并没有被搁置，年青一代经济学家注入在这些论文中的思想，通过各种渠道，像一股股活水，最后都流入了这一时期的改革大潮之中。
“民办官助”这个机制在会议结束后仍然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会议推选的几位代表后来向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就会上的一些思想做了汇报，于是有了张劲夫在1984年9月20日的一个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又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
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当然，后来的价格改革由于“双轨制”的实行，意外带来了寻租行为盛行和腐败大规模滋生等种种社会弊病，以至引发很大的社会风波，那是莫干山会议的青年经济学者们没有想到的。不过，他们在莫干山上热烈讨论的题目之一 ——关于沿海地带和沿海城市的开放战略问题的思考，在后来的国家改革的大格局中竟然占有那么重要的位置，也是当年绝没有想到的。总之，莫干山会议所产生的很多经济发展的新观念、新概念，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动力，这种动力在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股份制、金融市场、中心城市多功能、政府职能转变等一系列涉及城市改革等方面，都有渗透和浸染，都从各种渠道有形地影响了改革中经济的发展途径以及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3]总之，在80年代，民间思想能够有机会不同程度地进入改革实践，“民办官助”这种处于边缘地带、在正规和不正规之间的机制，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
还应该补充一下的是，前边介绍的两个编委会的活动，其中也都有种种“民办官助”的因素：例如，“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如果没有沈昌文和董秀玉这些三联书店领导的支持，是不可能建立的，也不可能出版那么多书籍；
“走向未来”编委会则是先得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支持，然后又在社科院青少年所名下特别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社外编委会，这才得以合法地开展活动，而这个青少所的领导钟沛璋是一个1939年就入党的老干部。当然，在这两个例子里，“官助”的具体形式和莫干山会议的情况并不相同，但其本质依然是“民”和“官”之间特定的、非常有活力的互动形式。这是80年代的一个特别的创造吗？还是社会主义历史中毛泽东群众路线的一个遗留？这都需要深入思考。
在80年代，民间思想能够有机会不同程度地进入改革实践，“民办官助”这种处于边缘地带、在正规和不正规之间的机制，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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