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福 刘 燕 段熙明 牛四方 许瑞雪 慕福芹
(1 济宁医 学院精神卫生学院，济宁 272002) (2 滨州医学院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烟台 264003)(3 济宁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济宁 272002)
反刍思维(rumination)是指个体对消极生活经历或不良情绪状态反复思考而不能自已的消极认知方式(刘慧瀛 等,2022; Nolen-Hoeksema et al.,2008)。反刍思维的个体通常具有负性自我参照加工、过度关注消极信息和处于持续性消极情绪的特点(林雯仪 等,2022)。长期的反刍思维会导致个体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Deguchi et al.,2021; Kim et al.,2017; Nolen-Hoeksema et al.,2008)，严重的会导致重度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饮食障碍等精神疾病(Kovács et al.,2020;Moulds et al.,2020; Smith et al.,2018)，甚至产生自杀意念或自杀行为(Horwitz et al.,2019; Rogers ＆Joiner,2018)。相关研究表明，有反刍思维的医学生，其自杀风险、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水平更高(Holdaway et al.,2018)。医学院校大学生与其他综合类或师范类大学生相比，有更长的学习年限、更繁重的课业负担和更大的压力(张宁 等,2022)，使其表现出较高的焦虑、抑郁和自杀意念水平(Dyrbye et al.,2006)。研究表明，反刍思维在医学生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Lavadera et al.,2020)。另外，大学一年级是一个从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大学新生不仅面临身份、学习方式、生活环境和交往群体的多种变化，还需要面对复杂多样的社会比较，其心理健康历来受到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密切关注(李文福 等,2020; 孟健男 等,2019; 桑志芹,伏干,2015)。因此，研究医学院校大一新生的反刍思维特点，对于发现和预防其心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 Scale,RRS)是使用最为广泛的测量个体反刍思维水平的自评量表之一，源自Nolen-Hoeksema (1991)根据反应风格理论编制的反应风格问卷(Response Style Questionnaire,RSQ)。RRS 最初包括22 个条目，由于其中的12 个条目与抑郁量表重叠，而被缩减为10 个条目2 个因子(强迫思考和反省深思)的RRS-10 量表(Treynor et al.,2003)。其中，强迫思考因子(brooding)用于测量个体将当前状态与某个未达到标准而进行消极比较的情绪性思考(Whisman et al.,2020)，比如“我常常想我为什么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而反省深思因子(reflection)用于测量个体对当前低落状态的认知性沉思(Whisman et al.,2020)，比如“我常常分析自己的性格以便理解为何感到压抑”。RRS-10 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并被广泛用于英语和非英语国家(Arana ＆ Rice,2020; Extremera ＆Fernández-Berrocal,2006; He et al.,2021)，其二因子结构也被大量研究证实(Arana ＆ Rice,2020;Extremera ＆ Fernández-Berrocal,2006; He et al.,2021;Lei et al.,2017; Whisman et al.,2020)。
以往研究指出性别是影响心理测评结果的因素之一(Sartorius ＆ Kuyken,1994)。元分析发现，女性的RRS-10 总分以及两个因子分均显著高于男性(Johnson ＆ Whisman,2013)，但也有研究发现RRS-10在不同性别医学生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Johnson ＆Whisman,2013)。另外，反刍思维是抑郁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Deguchi et al.,2021; Kim et al.,2017;Nolen-Hoeksema et al.,2008)。研究发现不同抑郁症状个体的反刍思维存在显著差异，抑郁症患者的RRS-10 得分显著高于正常健康人群(Kovács et al.,2020)，医学生的反刍思维可以显著预测其抑郁程度(Wang et al.,2020)。
测量等值性是指“观测变量和潜在特质之间的关系在相比较的各个组之间等同”(白新文,陈毅文,2004)。测量等值是问卷质量和稳定性的体现，是比较不同群组个体间差异的前提条件(魏修建,郑广文,2015)。不同人群心理特质的有意义比较必须基于所用测量工具的测量等值性假设(French ＆Finch,2006)。也就是说，测量等值性可以回答研究结果显示的组间差异究竟是实际存在的，还是因为测量工具在不同群体间不等值造成的虚假差异(佘爱 等,2020)。只有具备测量等值性的测量工具，其所进行的组间差异比较才有现实意义(白新文,陈毅文,2004)。为了科学地解释和比较不同性别以及不同抑郁症状医学生的RRS-10 得分，有必要对RRS-10 量表是否具有跨组等值性进行检验。
因此，本研究拟以学制较长、学习压力较大、处于多种转变期的医学院校新生为研究对象，探究不同性别和不同抑郁症状医学院校新生的RRS-10 表现是否存在差异，检验RRS-10 在不同性别和不同抑郁症状医学院校新生中的测量等值性，从而为后续深入研究反刍思维以及反刍思维消极影响的性别差异和抑郁症状差异提供依据。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山东省2 所医科院校(校区分布在山东省三个地级市)9928 名大一新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8079 份。删除作答不完整问卷60 份，有效问卷8019 份。其中，男性3200 人(39.91%)，女性4819 人(60.09%)，平均年龄18.36±0.86 岁。根据贝克抑郁量表得分(划分标准见下文)，将研究对象分为抑郁症状阴性组(7512 人，男性2988 人，女性4524 人，平均年龄18.36±0.85 岁) 和抑郁症状阳性组(507 人，男性212 人，女性295 人，平均年龄18.39±0.98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贝克抑郁量表
贝克抑郁量表(The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是应用最广泛的抑郁症状自评量表之一，通常用于评估正常人群或精神障碍患者近两周以来的抑郁症状和严重程度(蒋水琳,杨文辉,2020)。该量表包含21 个条目，均采用4 级评分(0～3 分)，总分在0～63 分之间，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根据以往研究标准(杨文辉,熊戈,2016)，将总分在0～13 分之间的被试划分为抑郁症状阴性组，将总分在14～63 分之间的被试划分为抑郁症状阳性组。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2.2.2 反刍思维量表
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RRS-10)是应用最广泛的评估反刍思维的工具之一(Treynor et al.,2003)。该量表包括10 个条目，分为2 个因子(强迫思考和反省深思)，每个因子5 个条目。条目采用4 级评分(1=从不，2=有时，3=经常，4=总是)，总分在10～40 分之间，得分越高表明反刍思维倾向越严重。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强迫思考和反省深思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2 和0.76。
2.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22.0 和Mplus7.0 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对RRS-10 条目得分进行单样本Kolmogorov-Smirnov 正态性检验，结果发现所有条目均不符合正态分布(ps＜0.001)。因此，参照以往研究分析方法(陈俊波 等,2021)，在验证性因素分析中采用稳健最大似然估计方法(MLM)(Satorra ＆ Bentler,2001)。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性别和不同抑郁症状医学院校新生的RRS-10 得分进行差异检验。
采用单组验证性因素分析对RRS-10 的两因子结构在总体样本、不同性别样本、不同抑郁症状样本中的拟合程度进行检验，以建立单组基线模型。由于卡方检验方法对样本容量大小极为敏感，因此研究采用比较拟合指数(CFI)、Tucker-Lewis 指数(TLI)、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和标准化误差均方根(SRMR)作为模型拟合效果优劣的评价指标。判别模型拟合程度的标准为CFI≥0.90，TLI≥0.90，RMSEA≤0.08，SRMR≤0.08，视为模型拟合达到较好水平(Hu ＆ Bentler,1999)。
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是检验测量等值性的常用方法之一(刘砚燕,袁长蓉,2015)。本研究采用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RRS-10 在男性和女性医学院校新生、抑郁症状阳性组和抑郁症状阴性组之间的测量等值性。参照以往研究做法(陈俊波 等,2021; 雷小霞 等,2018)，本研究的等值性检验依次包括四个模型：(1)模型1 进行形态等值检验，用于分析RRS-10 量表在男性和女性被试、抑郁症状阳性组和抑郁症状阴性组之间的潜变量构成是否相同；
(2)模型2 进行弱等值检验，用于分析RRS-10 各条目的因子负荷在男性和女性被试之间、抑郁症状阳性组和抑郁症状阴性组之间是否相同；
(3)模型3 进行强等值检验，用于分析各条目在男性和女性被试、抑郁症状阳性组和抑郁症状阴性组上的截距是否相等；
(4)模型4 进行严格等值检验，用于分析各条目在男性和女性被试、抑郁症状阳性组和抑郁症状阴性组上的误差方差是否相等。判别模型是否等值的拟合程度标准为：|△CFI|≤0.01，|△RMSEA|≤0.015 或|△SRMR|≤0.30(截距或残差中为0.10)，若两模型间差异在该范围内则表明模型间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说明两模型等值(Chen,2007; Cheung ＆ Rensvold,2002)。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
总样本RRS-10 各条目的描述性统计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如表1 所示。
表1 RRS-10 各条目的描述性统计和标准化因子载荷结果
对不同性别和不同抑郁症状医学院校新生在RRS-10 上的得分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不同性别医学院校新生在RRS-10 总分、强迫思考和反省深思因子分上统计学差异不显著(p>0.05)；
不同抑郁症状医学院校新生在RRS-10 总分、强迫思考和反省深思因子分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抑郁症状阳性组得分显著高于抑郁症状阴性组得分。见表2。
表2 不同性别和不同抑郁症状医学院校新生在RRS-10 上的得分差异
3.2 单组验证性因素分析
RRS-10 的二因子结构在总体样本、男性和女性被试组、抑郁症状阳性组和抑郁症状阴性组中均拟合良好，模型拟合指数如表3 所示。在总体样本中TLI 的值虽然略微低于0.9，但χ2/df、CFI、RMSEA 和SRMR 的值均符合拟合标准，由此表明二因子模型可以用于RRS-10 量表的测验等值性分析的基线模型。根据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修正建议，如果考虑条目4 和条目5(条目4：我常常想自己是多么消极被动、毫无动力；
条目5：我常常分析最近发生的事以便理解为什么感到郁闷)、条目9 和条目10(条目9：我常常分析自己的性格以便理解为何感到压抑；
条目10：我常常单独到某个地方去想我的感受)之间的误差相关性，可以减少557.30 个卡方单位。由于条目之间的误差相关性可能是由条目表达、测量内容或方向性等原因导致(陈俊波 等,2021; Zhou et al.,2019)，可 以 看 出 这 些 条 目 在 描 述 措 辞 和 测评内容方面存在一定相似性。因此，本研究中将这些条目之间的误差项设定为误差相关，使模型拟合指数符合测量学要求。在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中不需要基线模型的跨组相同(Byrne et al.,1989)，因此本研究以此模型作为等值性分析的基线模型。
表3 RRS-10 的二因子结构模型拟合指数
3.3 测验等值性检验
研究采用四个模型对不同性别和不同抑郁症状样本数据进行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分别检验RRS-10 量表的形态等值、弱等值、强等值和严格等值。结果发现，模型拟合指数CFI、TLI、RMSEA和SRMR 均符合测量学标准(见表4、表5)。模型1 进行形态等值性分析，模型设置为允许各参数自由估计；
模型2 进行弱等值性分析，在模型1 的基础上进一步设置因子载荷跨组不变性；
模型3 进行强等值性分析，在模型2 的基础上进一步设置条目截距跨组不变性；
模型4 进行严格等值性分析，在模型3 的基础上进一步设置误差方差跨组不变性。此外，进一步对模型2 与模型1、模型3 与模型2、模型4 和模型3 的模型拟合指数进行两两比较，模型间差异均未超过|△CFI|≤0.01、|△RMSEA|≤0.015 或|△SRMR|≤0.30(截距或残差中为0.10)的标准，说明模型间差异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RRS-10 量表的二因子模型在不同性别和不同抑郁症状医学院校新生样本上满足形态等值、弱等值、强等值和严格等值的测量等值性。
表4 RRS-10 在不同性别样本组上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多组比较嵌套模型拟合指数
表5 RRS-10 在不同抑郁症状样本组上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多组比较嵌套模型拟合指数
本研究对RRS-10 量表在不同性别和不同抑郁症状医学院校新生之间的测量等值性进行检验。单组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RRS-10 的二因子结构在总体样本、不同性别样本组和不同抑郁症状样本组中均拟合良好，这表明RRS-10 的二因子结构在中国医学院校新生人群中具有稳定性。同时，基于单组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RRS-10 的二因子结构可以作为检验该量表测量等值性的基线模型。
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发现，RRS-10 在不同性别和不同抑郁症状医学院校新生之间的形态等值、弱等值、强等值以及严格等值模型均成立，这表明该量表在不同性别及不同抑郁症状医学院校新生之间具有测量等值性。由此可以推断，RRS-10 量表在男性和女性、抑郁症状阴性组和抑郁症状阳性组医学院校新生之间有着相同的参照点，量表的观测指标以及潜在特质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组别医学院校新生间具有相同的意义。因此，比较不同性别和不同抑郁症状医学院校新生的RRS-10 得分是有意义的。这为后续研究进一步探讨医学院校新生在反刍思维上的性别差异提供了测量学依据，也为比较不同抑郁症状医学院校新生的反刍思维特征提供了可能。
本研究还比较了不同性别和不同抑郁症状医学院校新生在RRS-10 得分上的差异。结果显示，在RRS-10 总分以及因子分上，男、女性医学院校新生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Lei et al.,2017)。以往研究在医学生群体和普通大学生群体中均未发现反刍思维上的显著性别差异(黄雅莲 等,2016; 张斌 等,2021)，这表明不同专业大学生在反刍思维上具有类似的性别表现，不因性别变化而表现出差异，具有跨性别的一致性。本研究结果还发现，对于不同抑郁症状医学院校新生而言，抑郁症状阳性组在RRS-10 总分以及2 个因子分上均显著高于抑郁症状阴性组，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的反刍思维正向预测医学生抑郁的结果一致(Kong et al.,2015)，也得到了脑成像研究结果的支持(Zhang et al.,2020)。最近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反刍思维可以显著预测其抑郁水平(杨春柳 等,2021; 张阔 等,2021)。其他研究也证实，积极反刍思维训练有助于缓解抑郁症状(杨晨虹,杨宏飞,2020)。由于本研究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RRS-10 在不同抑郁症状医学院校新生间的测量等值性成立，因此可以对两组被试在反刍思维上表现出的差异做出合理解释，RRS-10 体现的不同抑郁症状医学院校新生的差异反映的是不同抑郁程度医学院校新生之间在认知方面真实存在的差异，不是由RRS-10 本身测量不等值造成的。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研究对象仅来自于一个省份的2 所医学院校，未来研究可以从不同省份的医学院校进行随机取样以提高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其次，研究对象仅纳入了医学院校大一新生，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外推效度，在推广到其他群体大学生中时需要谨慎处理。未来研究可以比较反刍思维量表在不同专业或年级大学生群体中的测量等值性。
RRS-10 的二因子结构模型在医学院校新生群体中具有跨性别和抑郁症状的测量等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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