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祁硕森
钱穆先生曾说：“大凡一家学术的地位和价值，全恃其在当时学术界上能不能提出几许有力量的问题，或者予以解答。自然，在一时代学术创始的时候，那时学者的贡献，全在能提出问题；
而一时代学术到结束的时候，那时学者的责任，全在把旧传的问题予以解答。”[1]
康有为说：“自宋以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集北碑大成，邓完白写南碑、汉隶而无帖，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2]这也代表了有清以来碑学家的共同夙愿。客观地讲，康有为作为一代思想家、书论家对整个书法史能够宏观地把握并切中肯綮，而且他的一双慧眼敏锐地洞察到碑学当如何斩伐荆榛、寻找其真正的出路。如果以清代近300 年几代碑学家所取得的成就看，还不足以与整个帖学的辉煌相抗衡，因为他们其中还未出现将碑学推向巅峰的人物，但这种两相并峙的大格局确已基本形成。不同阶段不同书家由于所汲取的对象与研究理念的不同，他们在这一大变革过程中都营造了自我的主体风格，几代书家大多以文人姿态出现，使朴拙、古茂、雄强、厚重，甚至将有些近乎民间化的碑石书风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文人化的提升，并在中国书坛形成一种潮流。但共同点是他们基本局限于对碑学本体的挖掘，这或许由于他们对元明以及当时帖学衰微呈现媚弱之态产生过于抵触心理，而并未将帖学中特别是魏晋时期优秀的经典元素融入碑学之中，致使出现矫枉过正的僵局。所以时至晚清他们提出的这一“问题”，最终未能做出尽如人意的解答。不过他们能够“提出问题”，并积极去“解决”，已足以完成时代所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 多年的清王朝，它彻底颠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体制。辛亥革命的失败，导致军阀割据，与汉末的“三国鼎立”，晋后的“南北对峙”，唐后的“五代十国”等分裂状态有近似之处。但文化传承是中国历史永恒不变的主题，这种变革波及各个领域，在民国书坛上出现了于右任、沈尹默、王世镗、文伯子、茹欲立、王雪樵、张伯英等一大批书法跋涉者与文化使命担当者。
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于右任，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早期民主革命的先驱。他既是具有强烈变革思想的革命家，同时又是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革新者，因此，可以说革命性和文化革新性贯穿了其一生。“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3]器识，即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4]的人生理想与抱负；
文艺，即他“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担当。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都绝不是偶然的，它必定是其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而历史背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民国时期的书法现象，也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作为民国最具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书家，于右任自然不例其外。鉴于近代碑学巨匠于右任在书法上的突出贡献，我们需站在中国书法史的角度来考察其一生的书法踪迹，进而便会发现他在碑学实践上所做出的成功探索是绝非偶然的。如果我们追根溯源，从文化深层去考察，可窥得他对碑学的实践与改造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释思想基础上的，他用这些思想观照总结清代碑学研究思想与研究经验，将中国书法演变过程中不同意象风格的篆、隶、楷、行、草几大书体，尤其是将帖学经典与碑学特有的精神风骨相互融合而形成自己独具面貌的“碑体楷书”“碑体行书”“碑体草书”。这三种书体所形成的书风是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接受不同文化思想的濡染而逐步建立起来的，这种书风的建立是具有革新性的，它是清以来碑学运动最终在中国书法史上获得成功的典范。他的融合之路，不仅成功地将碑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给中国书法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创作理念，为碑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所以，这种碑体书风的建立，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于右任 楷书《马平曾孟鸣碑》拓片（部分） 作者供图
从蒙学时期于右任在毛班香私塾接受王羲之帖学书风开始，一直到1920 年前后，也就是于右任40 岁之前，从史料考释和书法遗存风格观照，其师法路径为碑帖兼学，这时期所学法帖有王羲之《圣教序》、王献之《洛神赋》、赵孟 《闲居赋》等，所学碑刻有《张猛龙碑》《嵩高灵庙碑》《元倪墓志》等。至此其书法作品的创作还相对独立单一，师帖则帖，师碑则碑，并未将碑帖合二而一，融为一体，也很难认定他更侧重或倾向于哪种类型的书风。所以，在这之前他是碑帖并重，两者皆学。在19 世纪20 年代之前，我们看到于右任的书法创作在书体上楷、行、草皆有，楷书多取法北朝诸体，行草多得自晋唐法帖。故而，他在以阳刚取胜的碑体书风和以阴柔见长的帖学面貌两个方面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种不偏颇的开端，为他日后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做好了双重准备。
王阳明言：“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5]
在关学多位传人的熏陶下，于右任义无反顾地投入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之中。在舍生取义、见利思义、临危受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儒家思想影响下，心怀“平天下”之志的于右任，其书法自然崇尚至大至刚之美，且具有“尚武精神”。在人民啼饥号寒的年代，他没有循例走科举应试以求荣华富贵的道路，也没有避乱世之险恶而遁迹山林。所以他的书法自然不会一味钟情“一觞一咏”的玄学主义色彩浓厚的“魏晋书风”。
从早年致力于碑学研究开始，到1930 年3 月所书《秋先烈纪念碑记》楷书碑体期间，于右任对碑学的研究主要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是摩崖类，如陕西汉中的《石门铭》《石门颂》，山东云峰山郑道昭所书的《郑文公碑》，河南登封嵩山中岳庙的《嵩高灵庙碑》，邹城铁山僧安道一所书《石颂》等。另一方面是造像题记类，如河南洛阳《龙门二十品》、陕西耀县（现铜川市耀州区）药王山《姚伯多兄弟造像》等；
第三方面是墓志、碑碣类，如河南洛阳出土的“鸳鸯七志斋藏石”、河南南阳的《张黑女墓志》等。另外他对大篆《散氏盘》《石鼓文》等也进行了广泛研究。他对碑学进行了大胆扬弃，并持客观的态度研习碑学，“变则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谓之变，以著显微也”[6]。因为碑刻，尤其南北朝时期的刻石，虽有其正大、雄强之气，但其书体驳杂、良莠不齐，存在许多问题，于右任裒多益寡，化而裁之。取碑之正大，去碑之刻板。取碑之气、骨，去碑之粗疏。取碑之沉厚，去碑之生刚。取碑之豪放，去碑之局促。取碑之朴拙，去碑之燥陋。取碑之险绝，去碑之怪诞。
于右任 楷书《安吉吴先生墓表》拓片（部分） 作者供图
于右任 楷书 《秋先烈纪念碑记》拓片（部分） 作者供图
我们在欣赏与解读他的这些碑体楷书作品时，会发现他的取法范围不只局限于北朝时期的各种碑体风格，同时还发现他的书法还上追汉分、秦篆、周籀之间。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对汉代之摩崖下过功夫，这在他19 世纪30 年代的楷书作品中表现尤为显著。其间于右任对不同造型、风格迥异的碑学进行了改造和融合，我们从其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他书法艺术所寄予的精神指向。这种不随时俗的求新求变意识，在他楷书日益成熟的各个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马平曾孟鸣碑》柔中寓刚；
《安吉吴先生墓表》骨气洞达；
《大将军邹君墓表》大戟长戈；
《呜呼宋教仁先生之墓》冷峻森严；
《秋先烈纪念碑记》沉静豪迈。于右任深受儒家思想及关学精神浸染，其与时俱进的精神在这些作品中显而易见，他的书法艺术观与其革命思想正相契合，他敢于打破常规，将清代以来尚须整合的碑学进行了大胆的扬弃，给予了最为彻底的改造，使之推向更高的思想化与情感化、文人化与艺术化的完美统一。
于右任 行书录文山《题黄冈寺》轴（创作于1930年前后） 作者供图
于右任 行书录陆游《留题云门草堂》条屏（创作于1932 年前后） 作者供图
于右任 楷书《气平心旷》联（创作于1931年前后） 作者供图
于右任 草书《天机心地》联（创作于1962年前后） 作者供图
于右任 草书 《风云民物》联（创作于1948年前后） 作者供图
于右任 行书《松风流水》轴（创作于1932年前后） 作者供图
于右任 行书《李雨田先生墓表》（创作于1934年11月） 作者供图
于右任 楷书《虫书风织》联（创作于1930年前后） 作者供图
作者：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
猜你喜欢 碑学于右任书风 民国多面奇才：于右任艺术品鉴(2020年11期)2020-12-28从学碑到“碑学”艺术品鉴(2020年6期)2020-08-11心与形：帖学与碑学艺术品鉴(2020年6期)2020-08-11清代碑学兴起并不仅因为文字狱艺术品鉴(2020年6期)2020-08-11碑学·形学艺术品鉴(2020年6期)2020-08-11望我大陆音乐天地(音乐创作版)(2019年10期)2020-01-06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马叙伦艺术品(2018年5期)2018-06-29齐鲁书风万陈锡山书法展丹青少年(2017年2期)2017-02-26民国书家与民国书风传记文学(2014年8期)2014-03-11于右任作文大王·笑话大王(2014年2期)2014-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