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研
顾颉刚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一个中华民族整体的概念，即“中华民族是一个”。(1)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第9期。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2)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页。与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不谋而合，在后续的持续讨论中这一观念得以确立，并成为当下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整合共享多民族力量的政治资源，(3)陆海发：《民族国家视阈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依托国家政治话语阐释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全球化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打造现代中国坚定的国家信仰和国家意志，而文化认同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4)严庆、平维彬：《“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认同是公民对国家文化主流和传统价值的认可和接受。文化认同是根植于人们内心的深层次意识，是信仰和价值观建构的坚实基础，因此文化认同的本质就是从深层次意识中探索所属文化集体，确认文化身份，进而建构认同意识。习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根，是民族团结之根、和睦之魂。建构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认同意识，完善丰富文化思想体系是当下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广东地区尤其珠三角一带水网密布，依托地缘和水缘优势，龙舟文化成为其最具代表性的大众文化，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人文交流、融合发展的重要文化符号。广东龙舟文化以龙舟为纽带，扎根于民众思想意识的地方信俗、爱国主义思想及龙舟精神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明朝杨嗣昌在《武陵竞渡略》中认为龙舟文化与悼念屈原有关，同时认为龙舟文化早于追悼屈原且具有民俗性：龙舟竞渡是民间一种驱逐鬼魅的仪式 。(5)杨嗣昌：《杨嗣昌集》，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1468页。闻一多先生认为龙舟竞渡风俗是史前图腾社会祭祀图腾的遗俗，源于吴越民族对龙图腾的崇拜。(6)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5册“楚辞编·乐府诗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页。江绍源在《端午竞渡本意考》提出龙舟竞渡是驱灾辟邪的公共卫生事业。(7)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苦雨斋文丛·江绍原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黄石在《端午礼俗史》中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认为龙舟竞渡是南方水乡的人们驱瘟逐疫禳灾观念的体现。(8)黄石：《端午礼俗史》，香港：泰兴书局1963年，第215-216页。。
广东龙舟活动与老百姓祈福禳灾的求吉心理和地方信俗观念联系密切，带有较为浓厚的民俗色彩，这与当地地理环境和巫觋之风有关。旧时广东地区巫风兴盛，《汉书·郊祀志》载“粤人俗鬼，而其祀皆见鬼，数有效。”(9)班固：《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五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41页。《广东新语》载“至今越祠多淫，以鬼神方惑民灾祥者，所在皆然。”(10)屈大钧：《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8页。广东地处五岭以南，湿气过重，丛林密集，历来被认为是瘴气之地，“苍梧、南海岁有暴风、瘴气之害。”(1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75页。“岭表山川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胀成蛊。”(12)刘恂、商壁、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2-23页。由于广东特殊的地理气候，加之古时缺医少药，人们容易滋生瘴气之病，很多人死于瘴疠，以致转而求向方术，“俚俗有病必召巫觋而祭鬼神，士夫咸笑其信巫不信医，愚谓此可怜恻而不可以笑也。”(13)张景岳：《景岳全书》，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历史上这种寄托于巫觋鬼神的求吉心理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并在具体的村落活动中得到体现。
广东扒龙舟活动大多在农历五月进行。“五月，俗称恶月，多禁。”(14)宗懔：《荆楚岁时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43页。五月五毒横行易引发瘟疫，此时进行龙舟活动恰是寄寓了人们驱病去灾、“以辟瘟气”(15)宗懔：《荆楚岁时记》，第46页。的民俗心理。端午前后，岭南地区暖湿气流活跃，端午水为龙舟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水域条件，而龙舟水在广东的百姓中被认为是大吉水，浸龙舟水成为流行于广东的传统习俗。人们企盼祛病消灾、岁岁平安的端午浸龙舟水习俗在地方文献中多有记载。“五月五日为端阳节，十五日为大端阳，此半月间，多竞渡戏，近江处龙舟甚盛，鼓锣爆竹喧阗聒耳，云避瘟疫。”(16)丁世良：《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1000页。潮汕地区“江浒竞渡几一月，夺标者咸以为荣，且有汲龙船水饮之者。”(17)丁世良：《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册，第782页。佛山南海西樵山“每当政通人和，山中的龙船鼓声便轰然敲响，山上人家也便邀朋延友，到山中来洗浴共乐。”(18)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海县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58页。广东鹤山地区“在古老劳、沙坪、址山等一些水区，还举行龙舟竞渡，孩子则到江河中游泳，或汲井水沐浴，叫做洗龙舟水，有去污秽和防疫病之功。”(19)鹤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鹤山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17页。肇庆市的“男子要洗龙船水，近江河的到江河，无江河的到池塘，洗了龙船水就能消除灾祸。”(20)肇庆市志编纂委员会：《肇庆市志》(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17页。“农历五月初五，有人带子女到江湖游泳，相传有饮浴龙船水可免皮肤病，消灾除害之说。”(21)高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要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66页。黄埔、增城、东莞一带在扒龙舟时，小孩追着龙舟下水嬉戏，甚至女孩子们也下到水里用龙船水洗脸，边喝龙船水边洗脸，据说洗、喝龙舟水可以祛病消灾，人们乐此不疲。
浸泡龙舟水祈福禳灾的习俗在广东民间依然盛行，笔者于2022年访谈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中村的村民龙舟队员洋叔，他在回忆他的成长经历时提到了龙舟水的传统信俗，浸泡龙舟水习俗活动在广东农村地区普遍且有影响力。洋叔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七、八岁时就开始参加村里的扒龙舟活动，据他回忆，那时候的龙舟很大，一只龙舟能坐几十个人，整个狮山圩的水质非常好，农历五月节涨端午水，可以看到远处的山头但看不到陆地，载着几十人的大龙船到狮山各村落巡游，纪念灵王。传说灵王是狮山本地的地方神，与龙有关，被供奉在龙王庙。农历五月狮山镇的村民们在灵王诞辰日扒着龙船每个村落巡游一天，而农历五月二十二这天是正诞，在狮山白藤村举行。洋叔说：“那时候缺衣少药，小孩经常生病，农村人没有文化就信这些民间的东西，灵王诞这天很多人带着小孩来参加扒龙舟活动，大家抱着小孩一起喝龙舟里面的水，还用龙舟水给小孩洗澡，人们相信这样小孩就能快高长大，没有疾病身体健康。所以每一年十里八乡的人们都带着孩子来参加扒龙舟活动，做完这些仪式之后，家长会在龙船上放一个红包，以示对神灵的感谢，他们也认为只有这样心里所求才能灵验。”(22)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狮中村村民邓洋观，80岁；
访谈时间：2022年6月27日；
访谈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中村龙舟基地。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环境逐渐变好，村民也普遍接受教育，他们意识到龙舟水不卫生，不再给小孩喝龙舟水，也不再用龙舟水洗澡，但扒龙舟的活动依然盛行。活动当天，村里大大小小的村民们围坐一起吃龙船饭，吃饭的时候相互之间说一些吉利的话，吃完饭后就能顺顺利利，孩子健康成长。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虽然扒龙舟活动形式有所改变，但人们对国富民安的美好祈愿心理一直没变，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俗支配着村民的思想和行动，每年各村落扒龙舟的习俗蔚然成风。历届村领导都会依照惯例每年农历五月节举办扒龙舟活动，如此，全村的村民就能在一年中风调雨顺，身体健康。如果有哪一年村里不搞扒龙舟活动，村里面或者村民在当年遇上不顺心的事就会有所怪罪，他们会认为是因为没有扒龙舟祈福导致的。因此，扒龙舟祈福禳灾的地方风俗就这样形成并一直传下去。洋叔说：“反正年年搞呢就风调雨顺，大家顺顺利利，但是如果不搞，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对不起人家，被人戳脊梁骨。”(23)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狮中村村民邓洋观，80岁；
访谈时间：2022年6月27日；
访谈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中村龙舟基地。
广东龙舟文化爱国主义思想与古越人龙神崇拜信仰有承继关系。在历史进程中人们对超自然力的信俗支配人们的日常行为，神格化信俗是人们求吉驱灾的心理支柱。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盛行，怪力乱神思想在小说中得到体现，在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下，鬼神迷信神仙方术在社会中传播，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百姓将其视为摆脱精神束缚的工具。将舟楫竞渡与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联系起来的早期文献见于南北朝时期《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竞渡是其遗俗。”(24)宗懔：《荆楚岁时记》，第47页。南朝梁志怪小说吴均的《续齐谐记》提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25)佚名：《五朝小说大观》(据一九二六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影印)“志怪家·续齐谐记”，郑州：中州古籍初版社1991年，第37页。该书以小说的叙事形式讲述五月初五端午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屈原形象被神格化，并杂糅多种功能，扒龙舟活动也被塑造成为一种纪念屈原的方式。《隋书》强调南方的荆州一带尤其注重祠祀之事，爱国主义思想和纪念屈原的龙舟活动在南方民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屈原于五月五日“赴汨罗，土人追至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櫂而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26)魏征：《隋书》卷三十一“志第二十六·地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97页。宋时《事务纪原》的竞渡篇中提到唐朝的风俗志《岁华纪丽》载龙舟活动 “因勾践以为成风，拯屈原而为俗也。”(27)高承：《事物纪原》，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35页。唐时百越之地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龙舟活动已成为民间习俗。
由于扒龙舟活动的特殊价值，历史上扒龙舟不仅在民间有大众化传播的基础，历朝历代也多次以国家名义推动龙舟活动的发展，民间与官方的共同介入送瘟神功能逐渐趋弱，纪念屈原的仪式功能逐渐增强。南北朝时期，与屈原相关的龙舟竞渡习俗形成，习俗以荆楚为中心向南移，在岭南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唐后龙舟竞渡活动已建构成熟的悼念屈原纪念仪式体系。爱国主义思想的建构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因素：文人推动和国家政策支持。
(一)文人的推动
萧放分析南北朝时期端午龙舟竞渡附会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意义时提到，“文人士大夫感于地位的沦落，政事的衰败，将忧国忧民的孤愤情感投射到楚国忠臣乡贤屈子身上，将悼念屈原与传统的驱疫竞渡结合，以屈原的传说来解释竞渡民俗，从而赋予竞渡以历史的和伦理的意义。”(28)萧放：《南北民俗的交融复合——端午节习俗的形态》，《文史知识》1999年第6期。由此可见，龙舟运动和悼念屈原习俗的形成并以荆楚地区为中心向南、北方扩展与文人墨客的推动、建构密切相关。屈原开创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文学造诣以及他那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深受历代文人的认同和称赞，尤其屈原的爱国风骨更是让立志精忠报国施展抱负的朝臣敬仰，当有相同际遇时容易产生感同身受的同理心。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一定程度上为广东扒龙舟乃至全国范围的扒龙舟活动的缅怀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关系建构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北宋时期广东韶关的名臣余靖创作的端午诗作均会提及屈原，用屈原的爱国情反射自己竭智尽忠的抱负，如《端午日事》：“江上何人吊屈原，但闻风俗彩舟轻。空斋无事同儿戏，学系朱丝辟五兵。”(29)殷耀：《时令时节时光》，北京：新华出版社2021年，第252页。另一首《端午日寄酒庶回都官》：“龙舟争快楚江滨，吊屈谁知特怆神。家酿寄君须酩酊，古今嫌见独醒人。”(30)李诚、熊良智主编：《楚辞评论集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南宋文天祥的《元夕》“兹南海观元夕，兹游古未曾。人间大竞渡，水上小烧灯。世事争强弱，人情尚废兴。孤臣腔血满，死不愧庐陵。”(31)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349页。
从这些文人诗词中我们发现，宋时广东的扒龙舟活动与纪念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联系已深入百姓生活，产生广泛的文化认同。诗歌中描述的画面呈现繁荣的市井气息，龙舟活动带动周边经济和生产的发展，百姓在获得感得到满足的同时爱国主义思想也得到强化。地方信俗在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大流中显示出强势的文化趋同性，驱瘟禳灾的地方信俗虽依然存在，但官方在场的权力话语中爱国主义的国家信念明显占据优势。
(二)国家政策的支持
国家政策制度的推动是爱国主义思想形成最直接的原因。晚唐时，历代皇帝设庙敕封屈原，国家层面提升了屈原的历史社会地位，官方祭祀的背后让我们看到了国家话语权对屈原爱国精神的推崇和强化。《旧唐书·哀帝本传》载“三闾大夫祠，先以澧朗观察使雷满奏，已封诏灵侯。”(32)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十“本纪第二十下·哀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85页。五代十国时期，屈原被敕封为威显公。宋时被封为清烈公，“屈原庙在归州者封清烈公。”(33)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五“礼志第五十八·礼八·吉礼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561页。“州东五里，有清烈公祠，屈平庙也。”(34)范成大：《吴船录》，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36页。元明清至今清烈公封号一直沿用。“清烈”反映了官方对屈原忠清节烈品格的推崇，在国家范围内倡导竭忠尽智效忠报国的高尚节操，是国家政治伦理制度建设的产物，也是激励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精神力量。
历史上扒龙舟活动经历了竞、禁的此起彼伏，国家层面的推崇推动了龙舟的发展。北宋时期是龙舟体育竞技在国家权力话语支持下发展兴盛的时期，宋太宗到宋徽宗时期龙舟竞渡热闹非凡，金明池便是当时盛况的印证；
明朝时皇帝在中南海观看龙舟比赛；
清时是龙舟竞渡发展的又一高峰，扒龙舟是宫廷中端午的传统项目，顺治、康熙、乾隆、嘉庆等帝王每年端午日都要乘坐龙舟，宫廷内也会举办盛大的扒龙舟活动，皇上亲自率领王公将相们观看。乾隆皇帝每年都会侍奉太后一起到蓬岛瑶台观看龙舟竞渡，他还写下十三首观看龙舟竞渡场面的律诗。嘉庆帝喜欢在端午日和妃子们观赏龙舟竞渡表演。在上层制度的推动下，清时广东扒龙舟悼念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已非常普遍，龙舟活动成为广东遍布村街巷尾的大众活动，参与之众，蔚为壮观。《楚庭稗珠录》记载广东民间悼念屈原的龙舟活动：“龙舟以吊大夫，凤船以奉天后，皆于五日为盛会。”(35)檀萃著，杨伟群点校：《楚庭稗珠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页。民国时《清远县志》亦记述广东端午期间民间百姓龙舟活动的盛况，“邑人好竞渡，各乡村皆然，装为龙头、龙尾，率以数十人扒之。每于端午节前后举行，此本荆楚旧风也。”(36)朱汝珍：《民国清远县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在每年持续反复的龙舟活动和仪式程序中，龙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牢牢地根植于当地百姓的思想意识中。
纵观历朝历代的龙舟竞渡，扒龙舟不仅仅是竞渡活动，以龙舟活动为契机发展了成熟的、体系化的商业体系和文化意识体系，种种迹象表明文化资源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可转化为文化资本，在丰富物质精神生活的同时，也促进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生成文化认同意识。龙舟文化的地方信俗和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地方信俗是维系群众文化认同的基础，爱国主义思想是群众价值观的升华，而龙舟文化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龙舟精神是我们当下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现代文明建设具有推动作用。
民间各村镇间乡民的友好情谊是维系基层社会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础，基层是社会的细胞，是稳定乡村治理的基础，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37)“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7/11/content_5624201.htm，访问日期：2023年6月30日。广东历史上的龙舟结谊文化为维系岭南乡村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较具特色的盐步老龙和泮塘龙仔父子结契文化常为人津津乐道。盐步村位于佛山市南海区东部，是岭南典型的水乡村落，村内河涌水网密布，横亘广佛水上交通要道，也是历代商贸往来的集散地。富庶的经济和纵横的河涌为盐步龙舟文化的兴盛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早在明朝宣德年间，盐步村就已建造出长36.8米，扒丁位68个，可容纳80多人的龙舟。(38)李小艳：《佛山龙舟文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3页。由于受宗族传统的宗法观念影响，龙舟竞渡中因为本宗族争光而引发的宗族械斗事件时有发生。顺德《龙山乡志》就有记载：“复旧后，以斗竞为事，辄起争端，遂成恶俗，殊可虑也。”(39)丁世良：《龙山乡志·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803页。盐步老龙在广州、佛山一带具有威望，当村与村之间因龙舟发生冲突时，盐步老龙作为和事佬经常出头为乡民解决问题，成功化解冲突，维持着村庄间的和谐稳定。因此，盐步老龙又有着友谊龙舟之称，在广东龙舟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明朝万历年间，佛山的盐步老龙与广州的泮塘龙舟结契认亲，将传统礼义道德文明传承至今，在乡村社会形成了维系乡村和谐稳定秩序的礼俗制度。盐步老龙和泮塘龙舟结缘于一次龙舟竞渡，经过激烈的角逐后盐步老龙和泮塘龙舟进入决赛并争夺冠军，盐步龙舟即将夺冠之时，泮塘龙舟上站在龙头的人跳进水中抢夺了锦标，最后泮塘龙舟夺冠并领取了奖品烧猪。消息传开后，泮塘的乡村父老认为泮塘龙舟在比赛时破坏了规则，不应该拿冠军，于是将奖品和锦旗送回盐步，然而盐步乡亲也不愿意收下，最后以双方结契作为和解。(40)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宣传部等：《南海龙狮》，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页。结契后的盐步、泮塘两地龙船一直保持着每年端午探亲互访的习俗，四百多年的结契历史不仅是广东龙舟文化的独特写照，也是广东文明乡风、村风的体现。
龙舟文化研究专家黄丽云认为龙舟是政权的符号，龙舟竞渡象征王权与水权的支配。龙，被帝王视为图腾，具有掌控政权的力量；
船，代表上层社会的国家体制，象征帝王的化身；
水，象征超能力的水神，又象征政权驾驭下的庶民。龙舟竞渡含有驱疫禳灾的实质功效，更是促进我们文化社会生活共同体中“和乐”与“道德”秩序的维持。(41)黄丽云：《龙、船、水与端午竞渡：龙神信仰的文化符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页。从某种意义上讲，龙舟文化不仅是基层群众的大众文化，也是象征国家权力的制度文化。由于龙舟文化兼具大众文化和国家意志，在由上至下和由下至上的双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具有现代文明价值。近年来，广东龙舟活动得到恢复和发展，龙舟文化也在民间得到承继，广东职业龙舟队的创建开辟了村居龙舟与职业龙舟并存发展的局面，从国家到民间形成了文化共同体视域下的龙舟文化精神。
(一)广东职业龙舟队的发展和广东龙舟精神
2011年赛龙舟成为第三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传统龙舟非遗项目与体育赛事竞技融合，是传统体育类非遗项目活化传承的主要路径之一，龙舟活化传承与龙舟文化精神强化认同形成互益共同体。1984年国家体委将龙舟运动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广东龙舟专业体育竞技队与传统农村龙舟队有承续关系，职业队由传统龙舟队发展而来，队员也逐渐由农民队员过渡到职业队员，广东龙舟队于2012年左右完成转型。2008年，广东佛山市南海区成立全国第一家龙舟俱乐部——九江龙舟俱乐部，俱乐部的成立标志着龙舟体育事业正式走向职业化发展的体育竞技道路。2010年广州举办亚运会，龙舟项目首次进入亚运会比赛项目，广东九江龙舟队代表国家队参加此次比赛。2011年，几个曾在九江龙舟队服役运动员退出九江龙舟队，回到家乡顺德，组建了顺德龙舟俱乐部。顺德俱乐部早期队员由当时从九江队退役的队员和一些扒龙舟技术较高的村民组成，后来陆陆续续吸收从国家队、省队、市队退役的皮筏艇运动员，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顺德俱乐部龙舟队已全部是职业队员，竞技实力飞速增长，跃居成为国内实力强劲的龙舟竞技队。2018年顺德龙舟队代表国家在印尼雅加达举办的亚运会中斩获金牌，这是我国龙舟队在亚运会赛事上首次摘金。2022年11月，顺德俱乐部龙舟队去泰国参加世界龙舟锦标赛，团队获得了四金八银的好成绩。体育比赛有利于激发队员昂扬拼搏的集体精神，尤其在国际赛事中获取佳绩时爱国感油然而生，广东职业龙舟队承继了传统龙舟文化，爱国主义思想在队员中得到弘扬。泰国世锦赛期间正值我国疫情防控关键且复杂时期，国家的荣誉高于一切，队员们立下保证书，承受巨大压力出征泰国。俱乐部龙舟队现任教练冯教练回忆当时的情景不无感慨地说：“龙舟给予我们一种为了国家和集体荣誉不计个人得失的拼搏精神。龙舟运动是团体运动，讲究队员之间的协调配合默契，我们在疫情防控最艰难的时期依然选择参赛，就是为了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实力，展现龙舟人拼搏奋进的精神。”(42)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顺德龙舟俱乐部冯教练，30多岁；
访谈时间：2022年12月10日；
访谈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顺德龙舟俱乐部。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席张发强评价顺德精神就是龙舟精神(43)王国强：《岭南龙舟文化》，暨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3页。，这是新时期龙舟精神文化内涵的最好诠释。
(二)广东龙舟精神的现代价值
习总书记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龙舟文化在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乡村振兴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塑造体育精神等方面发挥作用。
1.强化爱国主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爱国主义教育更应该以多元化的方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各民族人民凝聚在“中华民族一个”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实践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事件息息相关，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保障。
龙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五千年来深深扎根中国人民心中，形成了具有强大凝聚力的龙文化认同。无论龙舟竞渡起源于龙图腾崇拜还是纪念屈原，归根结底历朝历代对龙舟竞渡的推崇是对百姓进行爱国教育的体现，其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龙舟文化中。具有广泛群众基础、每年重复举办的龙舟仪式活动是宣传爱国主义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方式之一，正如康纳顿所说重复性的仪式活动必然意味着对过去的延续，而这种仪式对社群记忆的塑造和强化起着重大作用。(44)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页。龙舟活动的受众群体广泛，有效地带动了乡村社会的社区参与，基层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接受龙舟文化传递的文化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随着当代体育竞技龙舟的快速发展，体育竞技龙舟运动进一步拓展了龙舟活动的受中群体和传播范围，使更广泛的群体通过龙舟比赛竞技接触、了解、认同龙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拼搏进取精神。
韩震强调要通过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进一步将人民群众区域性的历史活动转化为具有全球视野、与人类文明有机融合的力量。(45)“加强爱国教育 弘扬爱国精神”，人民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21/0712/c436975-32155152.html，访问日期：2023年6月30日。龙舟运动早在2010年被列入亚运会比赛项目，广东职业龙舟队多次参加国际性的龙舟比赛，随着龙舟体育赛事走向国际化，龙舟文化也从区域性文化转变为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华民族文化，它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传统的精神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一部分。
2.有利于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保障，是促进城乡融合，加快县域振兴的基础。广东省《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到2025年建立基本健全的全省乡风文明建设体制机制。乡村治理依靠社区主体的共同参与，以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方式创新乡村治理新格局。传统文化蕴含的历史智慧和精神是德治的重要手段，文化兴则乡村兴，非遗的传统文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强基固本铸魂的作用。
龙舟活动是广东乡村地区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活动，人们对龙舟文化有天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举办传统龙舟活动和龙舟赛事符合大众心愿，顺民心聚民意。龙舟文化蕴含的团结进取精神、集体主义文化认同思想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处事态度，有效地化解村庄间的矛盾冲突，使基层社会形成有序、礼治、和谐、文明的社会秩序。同时，村居巷街的民众龙舟活动和龙舟体育竞技运动推动了基层社会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发展，经济反哺文化，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龙舟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立乡村治理新格局奠定基础。
3.塑造体育精神
自我国创建职业龙舟队以来，龙舟队在国内外赛事中不断取得良好成绩，体现了我国龙舟运动竞技的高超水平，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强化了体育精神、爱国主义教育。龙舟项目有望成为下一届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在西方体育运动占据主导地位的奥运会中，我们的传统民族体育项目进入奥运比赛项目将对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有着极大促进作用。
首先，龙舟运动具有强身健体的功能。佛山的村民龙舟队员们表示，他们参加村里的龙舟队，每天坚持训练的动机是强身健体。村里很多曾经划龙舟的老人都是高寿老人，生活作息规律，身体健康，年轻人为了锻炼身体也加入到村里龙舟队进行训练。(46)根据笔者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对象：狮中村村民阿荣，45岁；
访谈时间：2022年6月27日；
访谈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中村龙舟基地。
其次，龙舟运动具有培养团结合作和竞争精神。龙舟体育运动强调队员之间的团结协作，在鼓手的统一指挥下有节奏地统一方向统一力量划桨，将个体融入集体中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潜能，达到整体和谐。无论是村民业余队员，还是俱乐部的职业队员，在训练一段时间后总想着在比赛中检验实力，体育竞技比赛能有效刺激队员们拼搏团结的精神，在竞争中形塑集体主义的文化认同感。
再次，龙舟运动具有培养顽强拼搏的运动精神。体育运动中，任何一个参赛者都希望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面对强敌、面对困难能够毫无畏惧勇往直前的精神能够在一次次的赛事中激发和培养，形塑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个性和精神品质。
猜你喜欢 龙舟屈原爱国主义 屈原 端午 龙舟中国地市报人(2022年6期)2022-07-01在疫情大考中彰显爱国主义力量创造(2020年6期)2020-11-20梦见屈原文苑(2020年8期)2020-09-09端午思屈原少先队活动(2020年6期)2020-07-27屈原及其《离骚》(外三则)中华诗词(2018年9期)2019-01-19龙舟幽默大师(2019年6期)2019-01-14《金娃——龙舟》小学生作文(中高年级适用)(2018年4期)2018-11-29屈原送米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6年6期)2016-05-14爱国主义教育中国火炬(2014年7期)2014-07-24爱国主义教育中国火炬(2013年12期)2013-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