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远
地域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密切相关。长江、黄海环抱与南北交会的独特地理位置，冲积平原与沿海滩涂的自然环境，沧海桑田的地理变迁，移民的进入与近邻文化的流传影响，以及依托于自然条件形成的生产方式等造就了南通江海文化的独特魅力。
江海文化的发展可以划分为若干历史阶段，并呈现内部数个文化板块的分野与聚合，这种分野与聚合又是复杂的动态过程。而这正是江海文化独有的、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特殊性。
一、江海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
南通地处沿海，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其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与中国文化史的阶段划分并不完全同步。江海文化史从史前时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史前时代
距今近6000年前的长江三角洲的北岸，今海安西北部地区，长江黄海孕育下诞生了一块绿洲平原，适宜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先民来这里生活、繁衍，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文化，成为南通江海文化起点。
20世纪70年代，在今海安青墩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认为，青墩遗址古人类已进入了氏族公社阶段。青墩先民居住在干栏式建筑，开始了原始畜养和农业。他们利用天然材料加工了多种用途的劳动工具，大量使用陶器等生活用具，器形丰富，其中有黑皮陶镂空足豆这样的精细制品，有的陶胎内夹有贝壳屑，具有明显的滨海地区特征。青墩遗址出土的穿孔陶斧、玉器、有人工刻划纹的鹿骨角器，反映出古青墩人的精神文化世界。玉器除了玉环、玉瑗、玉璜、系璧、玉坠、玉镯等装饰玉以外，还有玉琮、玉璧、玉璇等礼玉，这表明古青墩社会财富意识增强，宗教活动增多，礼仪制度已具雏形。在青墩出土的一些麋鹿角上，有规律的人工刻划纹。专家认为这是最古老的数字，或是在卜筮时所作的画卦符号，是我国最早的易卦研究资料。
在距今4000年前后，已步入文明前夜的青墩新石器文化却神秘地消失了。研究指出，在此时期，该地区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正是这一海侵导致该区域人类文明的衰落[1]，南通的历史发展中断。在距今约4000—2000年间，没有发现任何人类遗迹，南通历史度过了一段“空白期”。
（二）汉代到唐代
南通西北部出土的古代器物，新石器时代后就是汉代的陶器、陶井圈等，但没有发现像青墩一样的大型聚落、墓葬。此阶段南通西北部陆续有了地方行政建制，但极不稳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的记载和出土文物日渐丰富，但是零碎而不连贯。
南通有史记载的城市最早出现于公元5世纪。此时，南通成陆史上第一次沙洲连陆大并接，即南通北部的“扶海洲”与大陆的并接进程已经完成，随着陆地的扩大，农业、盐业、渔业的发展，居民聚落出现，城市开始形成。东晋义熙七年（411），海陵县（今泰州）东南境析置如皋、宁海、临江、蒲涛等县，这是南通地区最早的行政建制。南朝宋泰始七年（471）海陵又析置了海安县，增置新县反映了土地的开发和人口的增加。然而不久，海安县即废，其后的100多年时间里，蒲涛、临江、如皋县陆续裁并入宁海县，至唐初，宁海县也并入海陵县。此后只有镇一级建制。在200多年时间里各县由置到废，说明这一带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其原因是海岸线的不稳定导致的土地和生态的破坏。
南通有广袤的海洋滩涂，自古有漁盐之利。汉初，吴王刘濞为积蓄实力运输海盐，开挖了从扬州茱萸湾到海陵蟠溪的运盐河。而后，外来移民成为沿海沙洲上最早的开拓者。随着陆地持续扩大，盐业、农业进一步发展，到了唐代南通北部的市镇经济已相当发达。据随遣唐使团赴唐的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南通海边盐灶遍地，有盐官管理盐业生产。如皋镇运盐河两岸杨柳相连，商店依次排列，富家住宅鳞次栉比。在通往海陵的河道上，运盐官船首尾相接，船队最长可达十数里。
（三）五代到元代
唐末到两宋，中国经历了数百年的国家分裂，南通地区“濒海控江”的地理位置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在这个时期凸显出来。唐末天下分裂，长江口南北的割据政权隔江对峙。唐天祐四年（907），军阀姚存、姚制率部众割据东洲（今海门一带）、静海（今南通市区）二镇，姚氏家族割据今南通市区一带，“安民庶，务耕桑”，“司煮海积盐，嵯峙山岳，专漕运，副上供”。沿袭家族统治达半世纪之久。
后周显德五年（958），后周军队攻克南唐静海、东布洲，置静海军，不久设为通州，领静海和海门两县。这是今南通市区最早设立的州县级行政建制。南唐保大十年（952），如皋再次设县，属泰州。宋初的通州设有利丰监管理盐场盐务。此后盐业一直是南通地区主要产业，并带动了运盐河沿线的市镇发展。
南通的内陆地区则以农耕为主。但长期以来频繁的海侵不断危害经济社会发展，修建捍海堤是保护沿海农田和民生的首要任务。北宋天圣元年（1023），在泰州任西溪盐官的范仲淹调集4万余民工、用了5年时间修筑了海堤，并延伸到今海安北境。其后，通州知州狄遵礼和海门知州沈起于庆历（1041—1048）和至和年间（1054—1055）在境内续修海堤，后人统称之为“范公堤”。在沿江，宋代通州州判任建中于宝元年间（1038—1040）主持在州城西筑江堤。宋代修筑的江海堤岸保护了沿江、沿海的农田生态和城市的安全，南通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人口逐渐增多。南宋，静海县已成“望县”。这一阶段，因地理和行政的相对稳定，南通得到持续开发，为文化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四）明代到晚清
明清时期是南通地区历史上社会经济显著发展的时期。明代以后，江海平原棉花的种植扩大，品质优良，成为棉花产区，手工棉纺织业随之兴起，成为重要的土布产区。农业、盐业特别是棉纺织业的持续发展，南通成为“江海大聚”。通州“城中民擢楫运刍粮，转输百货，东西南北往来不绝如织”[2]，市面已经相当繁荣。
南通滨江临海，江口沿海一带曾经培养了航海技术高超的船工，产生过具有冒险精神和商业头脑的船商。由于本地资源物产有限、港口条件先天不足，缺乏货物汇聚的区位条件，南通本土无法支持有一定规模海上运输业。因此船工、船商们陆续来到沙船业的母港和中心—太仓和上海，在清中前期结成了规模庞大的“通海帮”。但沙船业与南通经济社会的依存度并不高，本土输出的重要物产，如海盐由官方控制、专商垄断，棉花、土布等往往是闽、粤、鲁、浙商帮采办、转运，所以南通在古代没有成为经济中心或者商业枢纽。
明清时期是南通古代文化发展高峰期。这一阶段南通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文化成果丰盛，文化名人辈出，文献史料及传世文物众多。
（五）晚清到民国
清道光二十年（1840），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而南通还远没有感受到时代的变革。南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是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大生纱厂的筹建开始的，南通地域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二、江海文化的空间构成
承载江海文化的地域空间，在历史上经历了多轮次的地理聚合，在很长历史阶段内体现着不同空间文化板块的独立演进，有必要厘清江海文化地域内各文化板块的演进与聚合的时空关系。
（一）海陵文化板块
汉代以后，长江三角洲的北端，今南通西北地区陆地面积呈扩大趋势。长江口不断形成沙洲，史料有记载的“扶海洲”，至六朝后期涨接大陆。东晋后，南通北部从海陵县东南境析出六县，又在200年内先后裁撤。从汉到唐的1000多年时间里，陆地海岸线不稳定，频繁的海侵不断地阻断南通的历史发展进程。但是这一带与江淮区域已连成一片，几乎没有地理屏障，有运盐河和官道连接，行政上隶属于以扬州为中心的府县。这里的居民来自江淮一带，随着唐宋以后地理的发育成熟、捍海堤渐次形成和海岸线逐步稳定，土地得到开发，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上与维扬地区趋于相同，文化上也自然会从属和趋同，并成为江淮文化流传延伸的一脉。
（二）通州文化板块
在今南通北部地理逐步发育之时，南通南部长江口区域从南北朝起陆续形成有胡逗洲、南布洲、东布洲、顾俊沙、崇明岛等，沙洲涨坍不定，名称也多有变化。胡逗洲最早出现于6世纪，在10世纪涨接大陆，东布洲等涨接大陆则在100年后。晚唐这里属于浙西节度使辖下常州管辖。唐末大乱，这里被姚氏家族割据，历4世至公元958年为后周所灭。后周在此建立通州。
在通州诞生前的数百年时间里，沙洲群岛上已形成了独特社会生活状况，加上江海阻隔，为地域文化的形成留下了空间。这里最早的居民应是非正常移民，史料記载胡逗洲“上多流人，煮盐为业”[3]，东布洲等是“犯死获贷者”的配隶处，“隶盐亭役使之”[4]。唐末这里置“盐亭场”，这些来自各方的流人罪犯所从事的是官盐生产。又由于这里地理位置特殊，成为南北对峙时期割据军镇，有大量军队进入。无论是流亡还是军屯，持续进入的移民来自各方，构成复杂。由于地理条件、居民来源的独特性，长期的军镇割据和江海阻隔，以及官盐劳役的集体生产方式，来自各方的人群和文化在此狭小区域内便可以充分糅合，从而形成了通州文化板块。
在通州板块内部，原东布洲、南布洲在长期的沙岛分离时代形成过有别于胡逗洲的地域文化，南布洲涨接大陆后为金沙场，东布洲在涨接、陆沉之后的遗民分布在今通东地区，至今我们依然能发现这些地区语言习俗上的差异，不少学者还划分了一个“通东文化”的区域。
（三）盐场文化板块
南通滨江临海，自古富产海盐。北宋时沿海一带遍布盐场，丰富的滩地与荡草资源，为淮南盐场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直至清代，南通地区一直是我国重要的海盐生产基地。
自宋代以来淮南盐场盐政管理制度屡有变更，但管理机构和转运中心均设于扬州。海盐源源不断地通过运盐河转运到扬州。明洪武初年，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曾在通州设立分司，管理在通州境内的石港、西亭、金沙、余西、余中、余东、吕四7个盐场和如皋县境内的掘港、马塘、丰利3场。为控制盐业经济利益，历代王朝均实施国家盐业垄断制度，唐宋以后逐步严密化。特别是到了明代，官府采取“蓄草供煎”制度，高度垄断海岸带盐业生产资源；
通过划地销盐，实施严格的专商制度，严禁私贩；
通过控制生产工具、如盘铁置办权的方法严禁私盐生产；
特别是将盐民编入“灶籍”，世代为盐民，不得改业、不得随意迁徙，使盐民成为封建盐业制度下最底层的群体。在官商的超经济剥夺下，盐民“栖止海滩，风雨不蔽，烟薰日炙，无间暑寒，其苦百倍于穷藜”[5]。南通沿海的产盐地形成了以劳苦为特征的“盐场文化”。
南通沿海盐场长期存在，在海陵文化板块、通州文化板块形成前期，盐场文化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宋代范公堤的修建，使内陆农耕生产与沿海一带相对分割，元明以后专制王朝对盐场经济控制的加强，单一的盐业生产方式使这一带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独立的文化系统。
（四）沙地文化板块
从元中晚期的14世纪开始，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长江主泓北移，古海门县沿江、沿海地带不断塌陷，并持续了300余年。至清康熙十一年（1672）古海门除吕四一角外已全部塌没，海门撤县为乡并入通州。然而数十年后，长江主泓南移，通州以东古海门地又陆续涨出沙洲，陆地逐步扩大，一轮新的移民垦殖在这里开展，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此设立了海门直隶厅。来到海门新地开拓创业的是来自江南沙地的移民，他们带来江南的文化习俗和生产技术，还具有创业精神、经营头脑和忧患意识，他们自称为“沙地人”，江南文化的支脉在这里聚集成新的文化板块—沙地文化板块。
16世纪以后，沿海一带因“海势东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私垦，但只要危及盐作生产即会遭到官府的打击。直至太平天国运动波及长江流域，淮南盐场最重要的两湖销岸长期丧失，淮南盐场陷入困境，大量土地资源浪费。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张謇发起成立了通海垦牧公司，此后在这一带掀起了大规模有组织的“废灶兴垦”运动。在此过程中，南通、海门、崇明近20万“沙地人”蜂拥响应，向吕四以北至阜宁沿海广袤的土地上进发，形成了移民大潮。[6]经数十年开垦，把荒滩草地、废弃盐场变成了棉田粮地，同时大力兴办水利、交通、仓储、教育设施，改变着古盐场的经济社会格局。随着沿海垦殖运动的蔓延，盐场文化板块被沙地文化融合覆盖，共同构成沙地文化板块，成为江海文化在近代新一轮整合的内容。
（五）江海文化演进的时空错位
考察近代以前数千年江海文化演进的时空轨迹，会发现江海文化承载地域空间，其不同的文化板块均经历了成陆—移民—开发—形成文化板块—汇合的历程。空间上在不断地聚合，发展阶段时间上却是错位的。
南通地域的先民都是移民，移民带动了文化融合。由于沙洲涨接大陆的时间不同导致了各文化板块形成的错位。先期形成的文化板块上开垦创业移民，千百年后已转变为守土因循的土著，其与后形成文化板块的居民文化心理上的差异是明显的。在安土重迁的农耕时代，除非自然灾害、战争动乱或者强制迁徙，人口难以离开自己的土域。南通地处偏僻，没有发生战乱而引起的大规模移民。14世纪后沿江土地塌没，迫使古海门县人向内陆迁徙，但也没有引发“通州”“海陵”两个板块之间的人口大流动。同时，长期以来，南通地区分属不同行政区划管辖，北部长期属于泰州（海陵）的下属县、镇，而南部从后周后即属通州管辖；
即使是盐场，也分属于不同的监司。不同的行政区划带给两个板块的分离力，直至清雍正二年（1724）如皋县、泰兴县划归通州才终止。以上种种导致了江海文化的内部整合不够。
南通地区地处江淮、江南两大地域文化之间，海陵、沙地两个板块是这两大地域文化的支脉，原生的通州板块发展水平低于这两大区域文化，三个板块相互均无法取得优势。即使在南宋以后，通州整体上已优于如皋，但地方史志中最佳描述只不过是“小扬州”“北苏州”，文化的向心力小于江淮、江南两大文化影响力。没有区域中心，就无法打破文化板块间的鼎立之势。
因此，江海文化在近代以前的演进是不同板块相对独立的空间历程，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内部分野，是一种复杂时空轨迹。这是江海文化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独有特征。到了近代，在周边文化消长的环境中，江海文化开始了崛起和整合。
三、江海文化在近代的崛起和整合
19世纪以降，随着漕运、盐运的衰落，以及太平天国运动战火的巨大破坏，长期影响南通地域文化的江淮文化和江南文化，由于其经济社会一时萧条，以及中心城市地位的降低，为江海文化的整合让出了空间，而上海的崛起以及“海派文化”的输出，邻近的南通接受辐射。在周边地域文化消长中，江海文化得到了发展机遇。以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为代表的南通先賢大力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在南通开展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地方自治”为号召的区域现代化实践，取得了变革性的成果。
（一）近代产业文化的引进和发展
张謇“实业救国”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发展现代工业。在分析西方列强工业化发展路径和中国经济社会现状的基础上，张謇提出了“棉铁主义”和棉纺业优先发展战略。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謇等南通绅商开始创办大生纱厂。他们实施“土产土销”的经营方针，使机器纺纱业与本地传统的植棉业和土布业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大生纱厂由此营业顺利、利润丰厚。传统手工土布业不仅没有在机器工业冲击下破产，反而与之相辅相成，共同繁荣。以棉纺织业为先导的内生型发展模式，奠定了大生企业集团化发展的基础。
张謇兴办的企业均运用了股份制的企业形式，并把这种制度移植到农垦、盐业、渔业等传统产业中。为了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节约企业运营生产成本，张謇积极谋求纺织业向上、下游产业的延伸，并逐步构建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产业链，进一步发展冶铁、制造、电力、食品、轮船运输业及通讯、金融、商贸、仓储等企业，在南通初步建立了近代工商业体系。
（二）教育科技文化的普及和城市文化的构建
张謇认识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对富民强国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7]他兴办的各项事业均大量引进西方技术装备，同时聘用大批外籍人才到南通工作。张謇认为教育关乎国运盛衰和民族存亡，“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8]，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通州师范学校起，张謇带领南通士绅构建了拥有近400所，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的地方教育体系。
南通的教育以西方先进科技文化普及为主要内容，中小学参照国外相关专业课程设置，开设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地理等基础科学课程，引进了国外教学方法和教材，并选拔优秀毕业生到国外留学。张謇给南通医科专门学校题写训词中的“祈通中西”，就是希望南通的莘莘学子能迅速打通东西方文化壁垒。
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发起成立了翰墨林印书局，出版地方事务以及诗文、史传、地理、教育等类图书，陆续有《星报》《通海新报》《新通报》《南通报》《公园日报》等报纸发行，搭建公共话语平台。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謇兴建南通博物苑。此后南通图书馆、女红传习所、伶工学社、更俗剧场以及一批城市公园建成，对民众提高素质、开拓眼界、移风易俗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南通文化在这一阶段体现其开放性、包容性，吸引了一大批国内最优秀的学者、艺术家、教育家到南通工作、教学、演出。所有这些都为南通的社会生活增加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文明气息。
（三）“地方自治”和地域文化的变革
张謇把士大夫的乡土责任和“图存救亡”国家使命相结合，认为发展实业、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地方自治”是解决社会危机、实现国家富强的基本路径，而这也是南通地方士绅的共识。在20世纪初期，张謇及南通士绅们陆续建立了一批自治组织，如光绪三十年（1904）成立总商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通海五属学务公所（后改为教育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成立农会等，这些自治组织承担着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社会建设和管理职能。张謇领导的士绅集团逐步掌控了南通社会管理的实权，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南通“地方自治”体系。
南通在以张謇为首的地方精英治理下发生着地域文化的变革。20世纪初期，以南通大生纺织公司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以今南通市区为中心迅速向周边扩张；
广阔的沿海垦殖区域以“公司+农户”的模式，迅速改变着封建生产方式和传统的社会结构；
大工业与小生产的紧密结合产生了巨大的“联进效应”，南通地方经济由此崛起；
而新式教育的兴起和对科学文化的引进，以及建筑、景观、戏剧、会展、媒体、演讲等种种新型的文化手段，改变着南通人的观念，提升着他们的素质。总之，近代工业文明进入南通，深刻地影响了南通地域文化。
（四）区域中心的形成与江海文化的整合
清中期，南通地区的地理发育基本完成，行政区划上也趋于整合。然而民国建立后，行政上南通、海门、如皋等都成为独立的县属，但随着南通城经济社会的发展，江海文化整合的趋势已经形成。
随着大生资本集团各企业的兴办，南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随着实业的发展，南通市政、慈善事业连同文化教育体系，共同构成了近代南通城市一个全新的社会系统。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张謇主动接受上海的辐射，发展南通。上海是南通产品最主要的输出和转运中心，上海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南通城，又通过南通向外辐射，在苏北的区域发展中发挥着影响力。
淮南垦殖事业的推进，一大批工业、贸易集镇围绕着南通城次第展开。南通发挥了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随着南通各类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就业的步伐和公路、运河、电话线的延伸，南通将近代化的成果输送到周边地区，其势力直接延伸至广阔的江北淮南，带动了区域发展。
至20世纪20年代初，南通以一个新兴城市的面貌一度名噪海内外，被誉为“理想的文化城市”“中国教育之源泉”。1920年《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考察南通说“这座城市现在对江苏省—上海所在的模范省辐射出新的影响力”；
而在1923年日本人驹井德三的一份调查报告中称赞南通“宛然有为江北一带之首都之现象”。仅20多年，一座新兴的工商业次中心城市在长三角北翼崛起。江海文化以南通城为中心形成了强劲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原来南通北部地区对江淮文化、南部地区对江南文化归属感几乎被扭转。最终，南通各个板块在行政区划上汇聚一体，生产生活方式趋于同一，文化上完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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