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欢欢
摘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著作之一。在这本著作中，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与发展有着五点突出贡献：第一，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完善了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学说；
第二，分析了国家的起源及实质，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第三，揭示了分工及其与私有制的关系，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永恒存在论”；
第四，阐述了家庭与婚姻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道德观；
第五，论证了文明的缘起与特征，丰富了社会形态理论中文明多样性思想。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140周年之际，重新学习和研究这本马克思主义论著，有利于客观地评价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也有助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关键词：恩格斯；
历史唯物主义；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两种生产”理论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4）01-0064-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16ZDA101）。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是恩格斯于1884年3月至5月完成的一部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起源》中，恩格斯整理了马克思有关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相关思想，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剖析了社会历史现实的具体进程，研究了家庭、氏族和国家的发展和消亡过程，分析了原始社会解体过程中私有制与阶级的起源，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道德观以及文明多样性思想。在《起源》发表140周年之际，重新学习和研究《起源》中的相关思想，有利于客观地评价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重要贡献，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完善了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学说
历史唯物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探究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恩格斯在《起源》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涉及“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相互关系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容，被看作有关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学说的重要论述。基于此，“两种生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以下三点作用。
（一）恩格斯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三因素说”完整地归结为“两种生产”理论
恩格斯在1884年为《起源》撰写第一版序言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
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15-16在这段论述中有三个关键点需要把握：一是他把物质生产分为食物、衣服和住房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工具等生产资料的生产；
二是他把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又分为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种的繁衍）；
三是他把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共同看作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早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就提出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三种因素，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物质生产的再生产活动和人自身的生产[2]。前两种因素构成了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而“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3]532，则构成了恩格斯所说的“人自身的生产”。对此，我国学者周志山认为，把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统一起来的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马克思、恩格斯首次论述唯物史观就是从社会客观规律入手，因此“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可以归结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思想，这样就可以“把两者统一起来成为一元论的唯物史观”[4]。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解读主要是为了捍卫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完整性，反驳国外学界“马恩对立论”的观点以及对恩格斯的责难。
（二）“两种生产”理论体现了社会形态更替的顺序性与阶段性特征，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三形态”学说
恩格斯在《起源》中借鉴了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对人类史前各文化阶段的划分，进而对原始社会的生产样态、氏族制度以及亲缘关系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国内外学界对“两种生产”理论都存在一定的曲解和误读，先后出现了“两种生产共同决定论”“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两种生产一体论”的错误倾向①。事实上，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与马克思总结的“社会三形态说”是内在一致的，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一个阶段对应原始社会阶段，此时的物质生活生产资料匮乏，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共同体中使用仅有的生产资料，这时表现为人与人的依赖关系。第二个阶段对应异化劳动阶段，这个阶段的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个性，但仍受制于物质交换体系和物化力量的制约，表现为由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物的依赖关系，主要是对商品与货币的依赖。第三个阶段对应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由追求物质需要转向精神需要，这时表现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5]。因此，从人的自由发展程度看，“两种生产”理论实则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的“三形态”学说。
（三）“两种生产”理论重申了社会生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地位，批判了庸俗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
19世纪正是西方学界实证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许多西方学者将历史唯物主义不恰当地还原为“经济决定论”。部分学者对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解读，也不可避免地推向实证主义的层面，侧重用特定的人口学概念与定量方法，对人口规模和发展规律进行研究。这种研究路径带来的后果：一是把人類社会生活归结为生物式的感受性，忽视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
二是见物不见人，鼓吹社会生产大于人本身，人不过是维系社会经济运行的一颗“棋子”；
三是割裂社会结构及其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只承认经济的唯一决定要素，忽视道德、精神、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就此而言，恩格斯实现了“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的辩证统一，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只有统摄在物质资料生产这一历史动因中，只有立足人类现实活动才有其社会性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524。
二、分析了国家的起源及实质，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国家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涉及政治上层建筑的部分，对现代国家性质和国家政权的阐释十分详尽。《起源》在介绍国家的本质、产生与发展等方面具有突出性贡献，在批判其他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同时，形成了具有人民主体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
（一）《起源》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国家观，从本质、起源以及演进趋势等方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近代西方社会经历了从神创国家观到世俗国家观的转变，形成了两种资产阶级权力话语的国家观：一种是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为代表的“契约论国家观”；
另一种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国家观”。然而，近代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实则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私人利益，极力把国家描绘成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产物，以此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和种种弊端。对此，马克思早在《莱茵报》时期就批判了理性主义国家观，而后他又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对国家的理解奠定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
《起源》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恩格斯通过对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三种国家形式及其起源的分析，从人类社会源头上论证了国家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私有制和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他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
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189就此而言，恩格斯在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和理性主义国家观的基础上，明确国家的本质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再一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二）《起源》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论原则，得出“国家是与人民分离的公共权力”的结论
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考察了国家的本质及其历史性功能。《宣言》开宗明义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31为了把社会中必然存在的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需要一个政治实体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那么国家就应运而生了。可以说，国家的出现就是为了防止社会陷入无休止的斗争中去，因此在其诞生之日起就具备镇压的职能。无产阶级要想实现革命的胜利就要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6]44。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理论重申了这一观点：无产阶级必须打破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政权。
恩格斯在《起源》中不仅谈论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及其政治统治职能，还进一步分析了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并论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其一，公共管理职能是政治统治职能的基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7]这是因为，国家要想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就要以社会的经济、文化、就业和治安等公共事务为基础。其二，政治统治是公共管理职能的前提，阶级性是国家根本属性。恩格斯认为，国家“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1]195，这是由工具论的国家本质所决定的，实则突出了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建立工人阶级国家机器的重要性。在公共性与阶级性的辩证关系中，恩格斯得出“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1]135的论断。这句话表明，一方面，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另一方面，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可以“调停”阶级利益。
（三）《起源》阐释了人民在物质生产、社会变革以及追求自身解放过程中的作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人民主体性思想
人民主体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应有之义。恩格斯在《起源》中首先批判了资产阶级利用政治统治遮蔽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性地位，揭露了资本家通过国家政权对无产阶级实施政治压迫和社会管制，用资产阶级的暴力机器侵占人民的利益与财富，并通过意识形态教化不断地规训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使其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方面，他指出：“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1]191法国、美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所实施的普选制度，实际上是以财产等级制来划分权利，普通民众在选举中根本享受不到选举权，这种披着民主的外衣和虚假的意识形态受到了恩格斯的强烈批判。
就国家产生而言，生产力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是国家产生的前提。无产阶级要想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得以革命的方式“剥夺剥削者”，将社会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国家变革而言，人民在阶级斗争中促进政治实体以及国家形式的转变。恩格斯指出：“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1]188也就是说，国家的产生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需要借助阶级斗争促成。就国家消亡而言，人的解放促进了剥削阶级的消亡，而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基于此，恩格斯指出，人民追求自我解放的过程中，会把国家放在“古物陈列馆去”[1]193。
三、揭示了分工及其与私有制的关系，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永恒存在论”
分工与私有制的内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也关涉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关系的基础性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起源》提出了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差别，发展了“分工导致私有制”的观点，也丰富了分工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明确指出生产力是私有制产生的根本原因，并批驳了私有制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观点。
（一）《起源》论证了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的主要区别与联系
从家庭演进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分工，由于男性和女性在不同氏族社会中所处地位不同，导致了其在社会生产、分配方式以及家庭婚制方面呈现不同的结果。女性负责家务、纺织和制衣备食，男性则负责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来源。因此，在生产工具的使用方面，男性是武器、渔具以及狩猎工具的所有者，女性则是家庭用具的所有者，房屋、小船和苗圃则是男女共同制作和使用的物质资料，是二者共同的财产物。对此，恩格斯指出：“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
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1]178这一时期所呈现的家户经济仍然是共产制。
自然分工之后经历了社会分工。在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进步，形成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分工是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主要发生在原始社会野蛮时代的中期。由于人类掌握了驯养技术，游牧部落从野蛮人群中逐渐分离，多余的乳制品和纺织物也形成了经常性的产品交换，战争所捕获的俘虏也成为部落的劳动力，于是初步形成了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对立。第二次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主要发生在原始社会野蛮时代的后期。由于剩余产品和个人交换的出现，氏族首领将交换来的产品占为己有，于是出现了私人财产，出现了自由民和奴隶，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第三次分工是商业同农业的分工，主要发生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交替的时期。随着贸易的扩大，出现了一个不从事生产、只从事交换为生的阶级，并由于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全部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于是新的财富阶层与大众贫民也就此形成。
（二）《起源》主要考察的是史前階段的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形态》着重提出一种“真正的分工”，即物质劳动分工和精神劳动分工
《形态》与《起源》都提到了三次分工，但前者的三次分工是指“工商业和农业的分工”“商业和工业的分工”以及“同一劳动的劳动程序的分工”。对比来说：第一，《形态》中的分工是单一民族内部的社会分工，而《起源》中的三次分工则是史前阶段的社会分工；
第二，两个文本中对社会分工都表述为三个阶段，有一个阶段是基本一致的，而有两个阶段是相互对立的。出现两个对立阶段的原因在于：《起源》是以农业为基准来考察，《形态》是以生产组织为基准来描述的。[8]因此，从理论渊源上讲，前者是对后者有关分工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不难发现，恩格斯在《起源》中重点讨论的是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差别，考察了原始社会中的分工，捍卫历史唯物主义中有关人类历史的整体性特征。《形态》则重点阐释步入阶级社会的分工形式，从而构成了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完整的分工理论。此外，《形态》还提出了一种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的“真正的分工”，这一分工形式展现的是历史线索的真实含义，是人类社会的实体性内容。
（三）《起源》通过三大分工揭示了私有制的产生、发展及其与分工的内在联系，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永恒存在论”
恩格斯在《起源》中有一段关于分工与私有制的经典论述，这段论述探讨了分工和私有制的因果关系。确切地说，发展了“分工导致私有制的产生”这一观点。他指出：“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了。商品生产逐渐地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形式。”[1]194单纯从这段表述看，很容易让人误解是分工瓦解了生产与分工的共同性基础，消除了氏族社会的共同所有，并由此导致了个人所有（私有制）。但实际上，回顾《起源》的上下文本，这段论述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商业与农业分离”的阶段，是对人类步入文明时代的解释说明。因此，准确地说，不是分工导致私有制的产生，而是“商业与农业的分工”导致私有制的产生。
恩格斯对分工与私有制的详细阐释主要是反驳资本主义社会“永恒存在论”的观点。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国际工人运动受到来自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机会主义者的干扰，恩格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与一系列的资产阶级社会思潮进行辩论。其中，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秉持英雄史观，宣称国家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从而鼓吹私有制的永恒性；
以拉萨尔的信徒为一派的机会主义者则匍匐在“国家社会主义”面前，用合法手段争取自由国家；
还有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取消一切国家，否认国家的阶级属性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9]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阐释了分工与私有制的内在关系，揭示了私有制的起源，打破了资产阶级国家永恒存在的神话。
四、阐述了家庭与婚姻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道德观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按照经济基础的关系可以将其划分为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其中意识形态涉及政治法律思想、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起源》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道德观，丰富了社会意识的主要内容。基于此，恩格斯在书中介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种婚姻制度，并对家庭、婚姻的道德本质进行了探讨，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评价观。
（一）恩格斯阐释了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三种婚姻制度，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道德观
根据恩格斯对家庭形态和亲属制度的研究，人类社会历史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婚姻制度，即群婚制、对偶制和专偶制。三种婚姻制度的演变揭示了人类社会家庭形态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有其动态的发展进程。正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言：“家族表现为一种能动的要素；
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本身也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进展，最后脱离一种形态而进入另一种较高的形态。”[10]433恩格斯赞成摩尔根的说法，并以人类学研究客观地描述了婚姻制度和家庭形态的历史演进。
（二）恩格斯将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主张两性关系的平等，提倡妇女解放以及婚姻自由
恩格斯反对以工业社会的道德准则去衡量野蛮时代的婚姻制度，批驳了资产阶级对人类婚姻关系客观性的否定。恩格斯指出：“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1]78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强调，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家庭婚姻的缔结要以爱情为基础，男女关系的建立要以平等为原则，女性要在劳动中主动解放自身。第一，爱情是家庭婚姻的主要内容，是两性关系确立的道德基础。恩格斯指出：“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1]96因此，只有以爱之名建立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而资产阶级以金钱、权势、地位标榜的婚姻制度则是虚假和不道德的。第二，平等相待、婚姻自由是男女关系建立的前提条件。恩格斯批判了阶级社会出现的包办婚姻和人口买卖现象，指出这种不平等的婚姻关系不被社会认可。第三，参与劳动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人的家庭经济会转变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孩子的教育、抚养也会成为公共事业，妇女可以投入社会中参与劳动解放自身。
（三）通过对人类社会不同时期的婚姻家庭形式和道德基础的分析，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婚姻家庭关系的道德基础进行了阐释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消灭了私有制及其连带的剥削制度，影响人们择偶和婚姻的经济因素也相应地被消灭了。因此，共产主义社会的婚姻家庭形式也不再以财产关系和金钱关系为基础，而是以人性之爱、相互的尊重与理解为原则。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私有制的废除，男性将不会用金钱或社会权力买得妇女的献身，女性“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1]96-97。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一夫一妻制仍然保留，但是这种婚姻制度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而是将妇女的家庭事务当作社会事业来打理，共产主义社会的婚姻也是以爱情作为唯一的基础。
五、论证了文明的缘起与特征，丰富了社会形态理论中文明多样性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内含着对文明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文明形态的更替。在恩格斯看来，摩尔根界定的“文明”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又是一种狭义的文化，还是某种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特殊发展状态。[11]基于此，恩格斯在《起源》中探讨了文明的演进，阐释了文明时代的基本特征，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文明”现象。
（一）恩格斯继承了摩尔根对人类历史三个阶段的划分，认为人类文明的演进有其内在规律性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并阐释了这三个时代演进的历史过程。根据文化的发展阶段来看，摩尔根将人类社会又进一步详细地划分为七个阶段：1.低级蒙昧社会是人类的幼稚时期，人类主要以水果和坚果为生；
2.中级蒙昧社会始于鱼类食物、用火知识的获得；
3.高级蒙昧社会始于弓箭的发明；
4.低级野蛮社会是始于制陶术和制陶业的发明；
5.中级野蛮社会东半球始于动物的饲养和培育，西半球始于灌溉农业和房屋建筑；
6.高级野蛮社会始于铁器的制造；
7.文明社会始于音标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10]9-12这是根据文化来界定人类社会演进的。而根据社会政治组织来看，人类社会演进可以分为氏族和国家两个阶段。
基于摩尔根对人类社会阶段的划分，恩格斯对摩尔根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是普遍性和特殊性、顺序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从人类社会整体性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是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性发展，但具体到每一个地区和国家，一些外来的影响导致一些地区经历不同的几个发展阶段。二是家庭和氏族的演变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从“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论述到“家庭形式的发展”，从而对古代家庭和氏族组织进行了详细分析。三是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有关“生存的技术”的阐释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二）恩格斯阐明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是工业与艺术的出现，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城市建筑的广泛分布以及一夫一妻制的建立
基于摩尔根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划分，恩格斯詳细地探讨了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主要内容。他总结道：“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做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1]38就此而言，恩格斯分析了文明时代的三个要素：一是物质资料生产是贯穿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所有过程，是人类进步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领域；
二是人类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差别、特别是在使用和创造生产工具上的差异，是区别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的首要标志；
三是畜牧、劳作、加工等人类实践活动在社会历史的演变中起着推动作用。紧接着恩格斯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又重点阐释了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从生产关系层面来看，文明时代是阶级对立的时期，产生了私有制，并在经济领域出现了金属货币、货币资本、利息、中间阶级的商人和奴隶劳动等。从上层建筑层面来看，文明时代产生了国家，以国家的公共权力取代了氏族的自主武装力量，官吏作为社会机构的执行者凌驾于社会之上。文字的发明及应用宣告人类文明的时代传承，城市的出现预设城乡分工的模式已经确立。[12]可以说，文明时代是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的突出性表现。
（三）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所引发的国家战争、财富掠夺、阶级压迫、资本剥削和两极分化等现象进行了批判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对“文明时代”作出以下总结：从发展进程上讲，文明时代是继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新的历史阶段，内含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种社会形态；
从时间跨度上讲，文明时代是史前社会经历三次社会大分工后出现的阶级社会，它建立于私有制的基础之上；
从前进道路看，文明时代是对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超越，是比以往更“文明”的时代，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文明时代中也隐藏着种种“不文明”的现象。恩格斯通过对比文明时代和野蛮时代的战争，得出氏族制度下所进行的战争主要是防止侵略或扩大领土，而文明时代的战争纯粹是为了掠夺，并将掠夺作为一件经常性的事业。在此意义上而言，资产阶级国家就是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资本家所从事的就是不劳而获的职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下社会的两极分化不断扩大。正如恩格斯所言：“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1]196-197因此，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每前进一步，对大多数被压迫阶级来说都是相对的退却，这是由于文明时代的阶级属性和剥削本质使然。
六、结语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社会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但自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以来，就遭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批判和质疑。他们通过种种观点制造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上的“对立论”，曲解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强调其只有“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而没有科学实践的观点，从而否定、贬低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突出性贡献，进而割裂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在此，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之一，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晚年创作的《起源》对发展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有着重要意义，对当下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第一，在理论价值层面，《起源》批判了自由主义国家观、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和国家理论，深刻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历史消亡过程，再次论证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必然”。第二，书中有关“两种生产”理论、国家理论和文明多样思想等，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曲解主要有两种观点：“两种生产共同决定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亨利希·库诺。他认为，决定社会生活的因素除了经济因素以外，还有人的生育方式。“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俄国社会学家米海洛夫斯基。他认为，在原始社会生产效率极低的情况下，人自身的生产起决定性的作用，原始社会以来决定社会发展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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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陆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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