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市更新连接着对传统、现在和未来的生存构想。随着原有空间形态的消逝，新的城市景观被搭建，城中村拆迁改造体现出人们对于身处境况的适应性发展过程。自上而下的规划运营和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在建筑空间、交往空间、媒介空间中交织，通过空间媒介的传播作用进行持续性“再造”，进而形成地方形态与纹理，赋予地方独特的品味与气质。
关键词：空间传播；
城市更新；
大都荟；
空间媒介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安欧亚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空间媒介化视域下城市更新中的地方再造”（2023XJSK07）研究成果。
近年来，为适应城市化进程，满足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需求的城市更新如火如荼。城市“通过有计划的拆除、改造、保留、整治、功能置换、活化等方式”[1]，对城市空间进行系统性更新与调整。城中村的拆迁改造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2018年，西安市出台《西安市绕城高速公路以内集体土地上棚户区和村庄三年清零行动方案（2018—2020）》，进一步提出加快優化城市设施、提升居住环境质量的要求，至今已完成上百个城中村（棚户区）的改造升级。旧城市、旧厂、旧村的“三旧改造”有效推动了城市物质环境改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关于“无地方性”的探讨。简单追求景观营造导致了真实的地方生活图景被忽视，重建地方归属感的呼吁日益高涨，以城市精神、地方文化为核心的在地化实践浪潮也随之兴起。如何实现“地方重塑”，衔接过去、现在与未来，关照地方居民的生活环境，成为城市更新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空间与地方营造是城市更新的主题。以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者认为，空间与地方的区别在于人们是否与其产生过历史文化经验的连接及由此延展的情感依附。在这一意义层面上，对于全面推翻重建的城中村而言，村庄已然成为村民的地方记忆。此外，城中村改造还往往伴随着失地农民的一系列问题，空间交往形态也发生着悄然变化。因此，地方探究应是一种对过往的追寻。然而，地方的概念尚未完全统一界定。英国地理学者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将地方视作社会关系的连接，而美国提姆·克瑞斯威尔（Tim Cresswell）将地方定义为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2]。
传播学长期以来关注新媒介技术如何“压缩”“消灭”空间和地方，直至空间理论思潮兴起，空间转向研究逐步得到发展。“空间具有媒介性质，媒介也具有空间属性”[3]，媒介与空间和社会关系的紧密联系得到研究、重视，地方的生长、发展也参与了空间与媒介的耦合关系。美国地理学家保罗·亚当斯（Paul C.Adams）提出，媒介与地方的关系表现在“传播既发生在地方之中，又创造着地方；
媒介既是载体又是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生成，彼此起伏”[4]。面对流动的文化、人口与需求，城市更新不断被观察、调整、打破、重塑。对于如何从空间传播视角出发，理解城市更新中的地方问题以及城市化生存和交往实践，本文聚焦于一个经过拆迁和重建的现代化城市空间，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进行问题探究。
坐落于西安市高新区的赵家坡村自2012年实施改造后，如今已变成大型商业街区——大都荟。大都荟由英泰行商业团队负责项目的推广营销，本地团队负责文化运营的操作模式。其中以地方为主题的文化复合空间Localand呈现了本地团队多年实践积淀的资源，强调了地方文化主旨及意义，这也是本文选取大都荟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
一、空间重建的地域问题：对于传统的面向
文化复合空间Localand的落成倚靠本地文化艺术机构的推动，但大都荟属于现代化、高流动性的商业街区，将地方作为核心概念显然不符合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旨，且多数城市在进行地方特色打造的过程中所生产的嫁接式的文化景观也常被诟病。事实上，本地也并未意图遵循此条路线。其创始人曾提出，本地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认知与表达。设计者和运营者从看待地方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地方的生长方式，从赵家坡村到大都荟的更新重建过程，则是面向“何为地方”的首个环节。
在规划设计时，地方文脉是重要的考量因素，用以说明项目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其“通常是作为已知的条件被城市设计者所接受，几乎不受城市设计者的控制”[5]，这也成为改造赵家坡村的现实难题。赵家坡村位处高新四路（东）、唐延路（西）、科技路（南）、怀德巷（北）四条道路合围之中，西临新西兰小区，北靠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在正式破土改造前，高新区已经成为区域商务聚集地，低矮狭小的村庄与周边拔地而起的高层建筑形成鲜明对比，两条入村道路相交呈“L”形。这块狭小的空间构成了一条村中商业街，聚集着村民及周边写字楼的白领，“人口构成复杂，规划建设滞后，道路年久失修，存在严重的消防、治安隐患”[6]。赵家坡村虽然面临着容积率设置及规划受限的问题，但其承担的功能具有自发的合理性，因此应理解并尊重原有的“自由基础”[7]，即以充分考虑改造可行性、区域功能承载为基本前提。
经过重建，大都荟保留了“L”形商业街布局，并采用“独栋+庭院”的创新街区模型，完成商务区、回迁安置区等空间规划[8]，彰显出现代气质与潮流风尚。区别于城市景区，大都荟的建筑外观并无显著的地方符号。批判地域主义理论认为，通过使用地方符号搭建地方图景，进而实现认同的途径显然无法实现，因为高流动性的现代社会使得建立在国家或种族意义之上的传统地域主义不复存在，因此对于地域的解释需要重新进行。就如一位学者所言，“我们在面对‘地域问题时，总是会有一个疑问：我们的建筑，要反映‘当地人的生活，那么这个当地人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如何。地域概念是有主体的——即‘谁的地域的问题。这就涉及了一个认同范围的概念”[9]。
批判地域主义理论将范围定位到了“社区”，文化复合空间Localand中的本地社区服务中心①也提出了“社区”的概念。批判地域主义强调应努力提升邻里之间的亲密感与认同感，建立本地社区服务中心，希望通过居民的参与和共创来释放社区活力。从这一点来看，二者具有相似之处。然而，本地社区服务中心所希望连接的是一个动态社群，其符合大都荟的特性，也契合高新区或城市强流动性的特征；
批判地域主义理论希冀通过对社区邻里的关照，纠正或抵消现代化发展对传统生活关系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它们都建立在社会流动性的视角上，但方向截然不同。
如前文所述，拆迁改造使得赵家坡村的村落形态消逝，重建不能将重构过往作为企图，城市化发展应迈向未来。顺应城市化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居民居住品质是城中村改造的目的，用自反性地域理论的观点来讲，应该关注的是如何促进空间内目标人群的利益的平衡和对话[10]，不是批判继承传统，更不是背弃传统，而是挖掘并发挥符合现代理性和功能主义的部分[11]。“L”形布局、独栋建筑等设计是自上而下地考量如何最大限度焕发区域的商业活力，但在聚集人群、提供功能价值的层面上，关照的是赵家坡村自下而上所形成的“自由基础”。这里的关照基于两点：一是赵家坡村历经常年磨砺所验证的功能合理性；
二是拆迁前的赵家坡村已经彰显出的社会流动趋势（这恰恰与新建的商街相契合）。由此，建筑空间的布局与城市发展及公共交往建立密切联系，成为嵌入人们日常生活场景的实体媒介[12]。
从批判地域主义的“纠正”到自反性地域主义对现代理性的强调可知，如何审视地方是一个核心问题。这与麦克卢汉的后视镜理論不同，麦克卢汉认为人们通过后视镜观察现在，倒退着走向未来。而批判地域主义理论的“自反”更像是面朝未来行驶，将后视镜作为参照，流动的群体、区位的环境、人们的需求等校正着前进的方向。赵家坡村的“自由基础”是在自反性地域主义之上发展而来的，延续了现代理性，存在于民众和规划者之间，也存在于过去和未来之间。
二、传播编织：空间媒介的作用过程
“谁”的问题，反映出地域概念的主体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出现变化。从空间媒介的视角出发，城市景观和空间布局对于市民的公共交往具有重要意义，其“配备了特定的传播设施及结构，并因此鼓励或抑制不同形态的传播，形成与特定的传播方式、形态、节奏和频率等相关联的社会生活的‘纹理”[13]。
大都荟特定的“设施及结构”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独栋+庭院”的开放式街区在高楼大厦林立的高新区独树一帜，给人以舒适亲切之感，且相较于封闭的建筑，其能够提供更加流畅的动线，对于生活在周边的群体而言，可以作为日常行动轨迹。街区中的座椅、长凳、喷泉等为人们驻足、休息、交流和观赏提供了基础设施。在本地社区服务中心外及街区中心的小广场中，经常能看到休闲放松的老少青年，而这正是户外街道的诱人之处。其二，体现在多功能的复合性上。大都荟作为商业街区，满足多样化需求是基本准则，将文化元素入驻大都荟的Localand是一个鲜明的指向。酒吧、餐厅、咖啡馆、博物馆、本地社区服务中心等场地的空间、功能并非界限分明，而是连接、包含、融合的。然而，实现空间活化最关键的因素是“人”。前文提到本地社区服务中心以居民参与、共创为主要目标，致力于为人们提供公益、艺术、教育等平台，希望营造新型的社区生活氛围，最终主旨是聚集人群，形成联结。项目落地之后，其所搭建的文化平台多次举办了各类文化活动，促进了人们的交流与文化传播。
受访者J说：“我就住在后面，会经常来这边逛，我每周都来，而且平时下班都会路过这，要是想去逛逛就会进去。”
受访者G说：“基本上下班都会顺便来这里转转，我们公司也在这，基本上都在这一块儿活动。”
受访者Z说：“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可以交流的地方，家附近有一个这样的地方，真的挺好的。”
程世丹提出，城市空间由不同形态、尺度和功能构成，城市也需要提供文化、商业、生活等多样性的空间样态，“重要的是尺度与活动之间的关系要被理解”[14]。虽然大都荟的底色是商业属性，但所提供的交往场所“支持、允许和促进一种有意义的、作为城市交流基础的内容……造就了城市场所的动态质量”[15]。城市空间设施及结构不仅传播了规划者的意图，还是集会、交流的物质载体，但其作为媒介的空间还内含着另一层意义，那就是市民大众的反馈。人们对于空间使用的痕迹以缓慢入微的传播方式表达出空间是否适宜的信息[16]。例如受访者H说：“在闲暇的时候我可以约朋友，或者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里面画画或者听歌，我不喜欢那种快节奏的生活，我还是希望生活节奏能够慢下来。”
青年群体对商业化所营造出的生活方式更为青睐，愿意进入并进行消费。相较而言，部分老年群体则对这些空间表现出明显隔离情绪。在采访的过程中，一对坐在本地社区服务中心门前的老年夫妇表示不清楚商业街店铺里面是什么，即使被提醒可以免费参观，也摆手拒绝。由于不同群体的社会经验和文化习惯存在差异，社会记忆造成了群体间的区隔与孤立[17]。面对精致的商品、时尚的铺面，他们很难融入，商业化的设施也显然未能为其提供服务，但户外开放式的街道和广场仍能够提供可适应的公共领域。对于大部分市民而言，场所烘托的热闹气氛所提供的吸引力并不比商品差[18]，而对部分区隔群体来讲，能够提供日常散步、带小孩、闲逛或是休息的场地同样是满足了需求的，他们也在城市生活中留下了痕迹。
总之，空间作为媒介承载着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保罗·亚当斯提出，对于地方的理解也应从有边界性的区域概念中突破出来，将其看作一种特别的“纹理”[19]。这意味着地方是由构成日常生活的有意义的传播编织而成，而编织源于大都荟的建筑、布景提供的传播设施及结构。正是在这一作用过程中，现代化商业街大都荟在动态中展现并不断生长（图1）。
三、数字媒介实践：空间的嵌入与流转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人们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实现了对实在空间的“模拟”和勾连[20]。这不仅成为参与意象生产的重要方式，也促成了对地方转变的重新理解。
首先，运营团队在微信、微博等平台通过传递信息，不仅实现了宣传和营销，而且达成了空间“自我形象”的书写与塑造。经过分析发现，由于大都荟是作为商业街整体品牌对外呈现的，因此推送内容以商家活动和广告为主，围绕“美学精神、玩乐态度、人与城市”展开。而Localand作为推动街区文化运营的核心品牌，突出表达了社区、在地实践等人文意涵，强调人地关系和生活方式。运营者营造调性的最终目标是为物理实体空间引流，只有人员的流动在网络和现实当中转换、作用，才能展现完整和真实的地方品性。但总的来说，官方的书写能够体现出实在空间的“赋值”过程，对空间的定义影响着其具有的社会意义和价值[21]。
其次，大眾对数字媒介的使用进一步“构造了自我与地方、自我与他人的多重关系”[22]。Localand的墙上标记着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城市”。这里所说的“城市”不是从行政管理层面所划分的区域，而是个体通过实践所书写的主体性[23]。因为生活经验不同，每个人对地方都存有独特的感知和理解。这建构在个人的实践基础之上，过去多产生于实在空间内的行动，如今也存在于网络虚拟空间中，人们可通过打卡等手段完成对地方的再诠释。
在访谈过程中，有多个受访者提到了打卡这一行为。其中一受访者X说：“我是觉得这种半开放式的街区还蛮好，不像商场里面都是在室内，这个在室外，然后它室外还有一些布景，比如在这块儿就有很多人过来拍照打卡。”多元商业品牌及布景加持，使得大都荟成为城市空间中的一处打卡地标。打卡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系统定位赋予打卡者此身到达的权威性；
二是突出拍摄者的身体与物理空间的感官相遇，以及影像在虚拟空间的呈现与流转[24]，消解了虚实边界，实现往来穿梭；
三是通过记录空间场景，承载关于地方的记忆，形成打卡者自我经验的书写及地方的书写，进而参与传播纹理编织过程。
自运营者和民众创造的媒介实践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与实在空间勾连、相嵌，就大大丰富了大都荟的空间实践方式，使得地方从单一的物理意义上延伸，给予地方以多面向的维度拼贴，最终促成地方形成。
四、结语
基于村民多年在地生活形成的“自由基础”及规划者经过考量制定的操作准则，重建赵家坡村。交往的实现不仅依托设施布局和运营者提供的活动平台，还依赖市民的空间流动与使用；
在网络空间中，官方的定位奠定了空间的精神意象，折射出其背后的社会价值，而大众的数字媒介实践通过虚实流转参与地方的编织和建构当中。从中可以看出，规划者、运营者自上而下与民众自下而上相互作用，共同交织建筑空间、交往空间和媒介空间，合力构成了独特的地方形态与品质（图2）。
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确实极大地改变了本土城市的旧有面貌，虽然还不能确切论证这种改变的历史意义，但这是当下所能构建的最宏大的人间胜景之一[25]。城市更新表达出城市发展进程的节奏及对人们生存境况的考虑，而地方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经由各种空间交织，不断形成、变化，和城市人的生活相互适应，呈现出持续的“再造”运动。这是一场依赖集体力量进行的历史塑造。
注释：
①Localand内的业态之一，其他业态品牌还包括原岩咖啡、碧山工销社、霁在等。
参考文献：
[1]许永成.“空间生产”主导下城市更新中的地方建构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8.
[2]克瑞斯威尔.地方：记忆、想像与认同[M].徐苔玲，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21.
[3]李彬，关琮严.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论媒介进化及其研究的空间转向[J].国际新闻界，2012（5）：38-42.
[4]袁艳.当地理学家谈论媒介与传播时，他们谈论什么？：兼评保罗·亚当斯的《媒介与传播地理学》[J].国际新闻界，2019（7）：157-176.
[5]程世丹.当代城市场所营造理论与方法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7.
[6]冯渊波.西安市城中村改造中的环境景观设计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6.
[7][8]城中村改造的调研报告[EB/OL].[2024-02-21].https：//www.diyifanwen.com/fanwen/diaoyanbaogao/14108120.html.
[9][10][11]李婷婷.自反性地域理论初探[D].北京：清华大学，2011.
[12]孙玮.作为媒介的城市：传播意义再阐释[J].新闻大学，2012（2）：41-47.
[13]潘忠党，於红梅.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一个重新想象传播的维度[J].开放时代，2015（3）：140-157，8-9.
[14][15][18]程世丹.当代城市场所营造理论与方法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7.
[16]樊中华.城市空间：传播与社会信任[D].上海：上海大学，2017.
[17]李倩.消失的村落，存在的农民[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4.
[19]亚当斯，杨森，李淼，等.传播地理学：跨越学科的桥梁[J].新闻记者，2019（9）：83-96.
[20][21]李彬，关琮严.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论媒介进化及其研究的空间转向[J].国际新闻界，2012（5）：38-42.
[22]谢静.私社区：移动新媒体时代的自我、他人与地方[J].南京社会科学，2019（1）：109-116.
[23]李瑞雪.作为媒介的Localand：城市文化复合空间的地方建构[D].西安：西北大学，2020.
[24]孙玮.我拍故我在 我们打卡故城市在：短视频：赛博城市的大众影像实践[J].国际新闻界，2020（6）：6-22.
[25]王洪义.怅望时空：城市空间中的线性意味及时间感[J].公共艺术，2009（2）：50-56.
作者简介：
李瑞雪，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助教。研究方向：空间传播。
猜你喜欢 城市更新 防止大拆大建！广州正式发布城市更新5个指引房地产导刊(2022年10期)2022-10-18重磅！住建部通知，21地开展城市更新试点！房地产导刊(2021年12期)2021-12-31定调！广州城市更新由国企主导！房地产导刊(2021年11期)2021-11-27城市更新，让生活更美好金桥(2021年1期)2021-05-21国外城市更新的经验对我国老旧小区改造的借鉴意义建材发展导向(2021年23期)2021-03-08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上海建材(2021年5期)2021-02-12城市更新，时空“生长”现代装饰(2019年7期)2019-07-25TOD/城市更新世界建筑导报(2019年3期)2019-07-16广州“三旧”改造政策反思与城市更新方向探索自然资源情报(2018年5期)2018-12-28城市更新与城市特色空间塑造——以包头北梁老城区城市更新为例城市建筑空间(2018年12期)2018-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