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谭脘予
但只要是在做书的一天，王淑丽就还是想做那个比作家还要“优秀”的编辑。
王淑丽和余秋雨
与大多数编辑的职业发展轨迹不太一样，作家出版社的王淑丽在快35 岁的时候才正式成为一名编辑。用了差不多快5 年的时间，她一面跟着出版社的老编辑学习、一面实践，终于在40 岁的年纪迎来了自己署名责编的第一本大众畅销书，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进入了持续10年左右的职业高产期。
20 世纪80 年代，王淑丽亲眼见证了作家出版社在当代文学出版领域引领风骚的“黄金年代”；
又在20 世纪90 年代末，主动投身到作家出版社掀起的市场化“旋风”中，成为一名编辑。此后，她便牢牢地抓住了市场化竞争初兴、出版业大踏步发展的10 年，做书、做市场，策划出版了在当时曾引起巨大轰动的余秋雨、杨红樱两位作家的畅销书作。她的成长，与作家出版社的变革发展，甚至是整个出版业的发展轨迹相伴相生。
在编辑岗位上做了20 年，退休后又被返聘，至今王淑丽已经做书28 年。在此期间，曾经和她一起并肩奋战的同事不少已离开一线编辑岗位，有些甚至早已离开出版行业，但王淑丽除了因为年龄渐大、身体亮红灯而有过几次想要放弃的念头，这20 来年里，她始终在做书这条路上坚持而专注地做了下来。
2009 年，在“新中国60 年百名有突出贡献的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评选中，王淑丽入选了，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对她还在进行中的编辑生涯的一个圆满注解。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立志“办中国最好的文学出版社”的作家出版社迎来了其独立建社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潮，策划出版了“文学新星丛书”“当代小说文库”“作家参考丛书”等引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系列作品。1985 年就进入作家出版社总编室工作的王淑丽除了做一些日常的编务工作外，也帮着处理一些编辑们做不完的书稿，这段经历因此在她心中埋下一颗种子：一份稿子经自己的手而出版成书，有一种成就感在里面。
1995 年，崇尚市场化改革的新社长张胜友，将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引入作家社，在出版社大力推行“举手制”，不设岗位界限，鼓励有能力、有意愿者主动竞聘上岗。亲眼见证自己的同事策划了不少好书的王淑丽此时内心也蠢蠢欲动，她不愿意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也想尝试一下做编辑，为了自己将来不后悔。”
一个敢想，一个敢用，就这样，王淑丽成了作家出版社第五编室的一名普通编辑。
原本性格就内向，身边又都是资历深、专业对口的同事，王淑丽一度感到很自卑，自己是半路出家，不具备任何做编辑的优势。不过，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即便顶着巨大的压力，她还是决定一条路走到黑。将近5 年的时间，她一边向老编辑学习请教，一边帮着做一些引进作品的辅助性编辑工作。
也许正是这一份自卑，激发了她想努力证明自己的决心。在当时作家出版社浓厚的市场化氛围下，王淑丽发现，编辑不能再守在幕后，“要走到台前去，学会自我推荐”，她开始学着将自己经手的作品浓缩成短故事，在报纸上连载，为图书赢得更多关注；
而同事们不断策划出的畅销书案例也提醒了她，要主动去捕捉市场信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王淑丽养成了保持至今的逛书店的习惯，去看看别家出了什么样书，不只是看对方的封面设计、版式版面这些表面的东西，也要从中判断市场的趋势是什么样的。
熬过了最苦、最难的头几年，这位有些“一根筋”的编辑总算是等到了自己的“大书”。
1998 年年中，王淑丽在上海出差，她习惯性地去逛当地书店，跟书店老板的交流过程中，对方告诉她，如果能拿到余秋雨先生的作品，肯定会热销。20 世纪90年代末，这位作家的作品在港台卖得十分火爆，大陆地区只有一两家出版社在出他的作品，但市面上铺天盖地的都是盗版书。王淑丽感到这是一个机会，立即通过朋友几经辗转联系到了余秋雨先生。
她通过电话留言，表明自己的身份，但因为当时自己没有手机，就留了出差所住宾馆的电话和一位同行同事的手机号。令她没想到的是，余秋雨一直对作家出版社这场动静颇大的市场化改革很是关注，因此收到信息后很快就电话联系了王淑丽。当晚，王淑丽和同事一直等到深夜12 点，在电话里和余秋雨初步确定了一本新书的出版意向。又过了近半年时间，终于签下了《霜冷长河》的出版约。
《霜冷长河》的出版是一场与盗版商比速度、拼工艺的出版“大战”。签下书稿不久，余秋雨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说有一本叫《霜天话语》的散文集要交给作家出版社出版。嗅觉敏锐的盗版书商很快就靠搜集作家以往的散文作品攒出了《霜天话语》的伪本。
“天哪，怎么办？”王淑丽和同事们都傻眼了。这时，作家提议干脆将图书改名《霜冷长河》，而为了让图书出版后市面上的盗版书跟进得更晚一些，这本书在防伪工艺上用尽了当时所能做的最先进印刷技术，且直到书正式出版前，除了王淑丽、美编和排版员，再没有人知道书的内容、看过书的封面。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王淑丽很是感慨：“就跟做盗版书似的，一切都是‘暗箱操作’。”
首印20 万册的《霜冷长河》推向市场后，王淑丽和同事每天紧密关注市场上盗版的动向，在那个盗版横行的年代，直到第7 天，市面上才出现《霜冷长河》的盗版。“真的特别有意思，这整个过程中，我作为一个编辑，算是守住了。”提到这一点，王淑丽至今仍颇为得意。
当时的王淑丽还不知道的是，这本《霜冷长河》不只会成为她做的第一本百万级畅销书，更是开启了她此后将近10 年作为一个编辑的“黄金时期”。
2000 年似乎可以看作是王淑丽作为编辑的“幸运”年，1 月份余秋雨先生的《霜冷长河》出版，8 月份，谁也没抱太大希望、首印只有1 万册的《女生日记》上市。
《女生日记》的作者杨红樱那时还只是一位普通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杂志社的编辑，书稿在多个专业的少儿出版社转了一圈后转到了王淑丽的手上。王淑丽从正在上小学的女儿那儿发现，图书市场上针对小学生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是缺失的，市面上多是低幼和青春文学，她觉得这本书可能是一个机会。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一个普通的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市场上不怎么火爆的图书品类，并不被社里看好，因此在作家出版社其他书普遍能有三五万册首印的情况下，这本书首印只印了1万册。但是很快，市场的反应就验证了王淑丽的判断：上市3 天后，发行部通知她，《女生日记》要加印了。
杨红樱的书有了一定热度之后，重视市场反馈与宣传的王淑丽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有更大的潜力，于是她积极地跟进，对接电视、报纸等各种媒体为作家和她的书做报道，主动发起针对书中相关话题的调研，也举办签售会这种常规活动来增加读者黏性，甚至和作者一起进入学校参与班级主题班会。2001 年南京书市，作者又将她连载在报纸上的最新儿童文学作品《五·三班的故事》拿到王淑丽面前，这让编辑欣喜不已，当年8 月份就以《五·三班的坏小子》为名出版了该书。
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她的编辑想必都不曾预料过，以这两本书为开端，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界的“杨红樱热”将持续20 余年的时间。
与余秋雨、杨红樱两位作家关于图书的联结贯穿了王淑丽编辑生涯的始终。在《霜冷长河》后的10 年间，王淑丽又陆续出版了余秋雨的《千年一叹》《借我一生》《摩挲大地》《行者无疆》等书；
与杨红樱的合作也从单本书发展成一整个“杨红樱校园小说系列”。
在这两位作家之外，处在职业生涯“高产期”的王淑丽也做了一些其他作家的当代文学、儿童文学作品，甚至还有她不太熟悉的教育类的图书。
《拯救男孩》的作者孙云晓找到王淑丽时，虽然她没有涉及过相关题材，但这部极具话题感的作品一下就吸引了她，因此即便作者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起印（10 万册）要求，感觉十分有挑战和压力的王淑丽还是在领导和同事们不太理解的目光下签下了这本书。“最终我做到了，而且销量突破了起印要求。”现在回想起这本书的出版过程，王淑丽仍觉得很有成就感。
而之所以将2000 年到2010 年这10 年视作自己职业生涯最“高产”的一段时期，王淑丽并不是在做书的量上有多么惊人的数字。事实上，看重质量、重视作者个人品牌建设的她，不仅要比一般编辑在一本书上花费更多时间编辑和审校，最忙的时候，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她都在和作者深入二三线城市或是偏远乡村做各种演讲、交流活动。
王淑丽毫不否认，是自己率先将童书真正推向基层，“我们不进学校，而是去很偏远地方的新华书店，或是在乡村希望小学做一些公益活动”。因为走的都是偏远地区，她和杨红樱经常坐着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走就是大半天，最长通宵坐过10 个小时的汽车，白天返回时才发现路的一旁就是悬崖。但这些都没有让她觉得苦，尤其是看到偏远地区的家长和孩子们拉着杨红樱的手、渴望和作者交流的时候，那些场景令她此生难忘。
那段时间为了做活动，王淑丽最高可以一周三次出现在首都机场，像前一天深夜回来，第二天一早又出现在机场的情况她都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同事们常常感慨她的状态真好，“每一次活动都是那些男士趴下，我和作者战斗到最后这样的一个状态”。想到那些曾经与作者并肩作战的经历，王淑丽感叹不已。
2017 年，作家出版社为一批作家颁发了“超级畅销纪念奖杯”，余秋雨和杨红樱分别以累计450 万册和累计超千万册的图书销量获得了这一奖励，作为他们的编辑，王淑丽感到与有荣焉。
工作上收获颇丰的这10 年，王淑丽也不是全无遗憾。那段时间她的女儿正值青春期，但忙于工作的她很少有时间能陪伴女儿，好在女儿相对自立，并在后来自己进入出版行业后对当年妈妈的工作更添了一份理解和认同。
2003年8月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王淑丽和作家杨红樱女士探班《女生日记》剧组
55 岁那年，长时间处于重负荷和高压力的王淑丽，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平均每周就要发烧一次，体重瘦到只有90 斤。身体出现的状况让她意识到或许自己已经到了一个转折期，不免产生了退意。可是，自我调整了一段时间后，她还是觉得放不下手头没有做完的选题，“就不忍说我不做，因为作为一个做书人，你肯定不想把一个好的选题放掉”。当时的社领导也希望她能接受返聘，因此在办理了退休之后，王淑丽又继续做回了编辑。
28 年的编辑生涯，做过两位畅销百万甚至是千万册的作家的书，王淑丽对做编辑这件事深有感触。她认为自己能走到今天，可能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比一般编辑“能坚持，更专注”，“我现在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编辑，还在踏踏实实地去做书，其他的我好像都不太在意，反而觉得在跟作家的交流和沟通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当然，王淑丽觉得，坚持和专注只是一个基本的必要条件，“要做一个好编辑，应该比作家更‘优秀’”。这里的优秀更多体现在多元化上，编辑不仅需要扎实过硬的案头功夫，有对选题的判断和对书稿的鉴赏能力，还要能走出去，和市场接触，把作家和他的书稿以一个最恰切的方式呈现给读者。
王淑丽几乎没有出过公版书，也很少去做一些自费出版的书，她从来都不喜欢盯着别人做什么书然后去模仿，她喜欢独立策划选题，做一些别人没有发掘的作品让她觉得更有意义，她说自己是一个坚持“种桃子”的编辑。
“当然‘种桃子’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你要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的感受传递给读者、传递给市场，然后去影响他们对这个作品的认识，可能你会看到你做的书逐渐被读者认可，被市场接受，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正因为此，王淑丽才觉得自己做的工作是有意义的。20 多年走过来，不管是余秋雨、杨红樱这样的知名畅销书作家，还是一些名气、销量略微逊色的作者，或是一些引进的文学作品，王淑丽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深耕的都是她认为真正好的作品。
书做出来了，对于市场的看重在王淑丽的心目中不亚于对书稿质量的重视。在自己初当编辑时，她就十分重视跟市场的接触，“我们通过新华书店和作者，去了解市场上读者喜欢什么，这个时候就要靠你自己的观察和判断了”。
她有一个爱逛书店的习惯，无论走到哪儿都要去当地书店看一看，这是让她乐此不疲的一个小爱好。“我跟我女儿，都特别爱逛书店，在国内、国外旅行，都会留出时间去逛书店。作为一个编辑，我总想多看看人家出的书和自己想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重视市场的另一面，还体现在“抢市场”上。王淑丽记得，2000 年前后，作家出版社领导带头，全体编辑能跟尽跟订货会，从领导到普通编辑，全员身着红马甲，风风火火充满干劲地向经销商推荐本社图书，至今这还是王淑丽回忆中最美好的片段之一。那个时候，王淑丽为了新书更快地下印、抢占市场，熬夜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早上7 点再到印厂盯印制。不论是重点书，还是普通书，她一直保持着亲自下厂盯印的习惯。
近几年，王淑丽对编辑工作有了更新的认识和理解。她以往总说编辑要做到“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现在，由于市场的快速更迭，她认为这“十八般武艺”也应该跟着进化，尤其是对渠道及营销方式的重视和对应的思维的转换上。
面对这些来势汹汹的“新事物”，王淑丽想要跟上这个快速变化的市场，她决定主动去拥抱它们。
有一次作家出版社的同事看到王淑丽在看抖音，笑着问：“王老师还玩抖音呢？”“我说我不玩抖音，我是在学习。东方甄选刚出来的时候，我想看看董宇辉为什么火，学习新东方如何转型。通过东方甄选和董宇辉，我对这样一种新的渠道和营销方式也有了更多的了解。”王淑丽从中受到启发，想着自己是不是也能勇敢地去尝试以这种方式让自己做的书和读者有一个全新的联结？
于是便有了2023 年8 月底，王淑丽亲自上阵在作家出版社直播间的出镜。通过此前抖音上观看其他直播积累的经验，在自己直播的过程中，她并没有太多去介绍书的内容，而是围绕这本书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以及可能只有编辑最了解的点展开来讲。最终直播效果出乎意料地好，粉丝数一度达到了那段时间作家出版社直播间的最高在线人数，王淑丽形容自己真是“豁出去了”，原本预计一小时的直播最终播了两个小时。
一场直播下来，王淑丽切实体会到了这是个体力活，“有点累”，但也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她希望自己这一勇敢的举动能给年轻编辑带一个好头，“因为编辑肯定是最了解你自己书的人，与其让别人去讲你做的书，不如你自己上”。
在抖音上看到卖本社图书的直播间，王淑丽都会点关注，经常有同事开玩笑说“王老师是不是有点闲”，她也不恼，“我就是关注我的书上了以后，卖得怎么样？或者某个外包平台是怎么样来卖作家出版社的书、他们是怎么播的？”
“我有的时候就是太操心，想法太多了，这也不好，自己感觉会不会遭人讨厌。哈哈！”说到这里，王淑丽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身为同行的女儿经常表扬和鼓励妈妈，“她说在同龄人中，老妈您的思维很超前了。”女儿也愿意和这位闲不下来的老编辑分享各种时下流行的网络用词、新技术、新观念。
虽然已经年过60，常常会出点小问题的身体总在提醒王淑丽“你到了应该颐享天年的年纪了”，但她却认为自己的心态一点也不老，“我永远告诉我自己，我有一颗年轻的心、一颗好奇的心”。王淑丽觉得，她内心对做书这件事的追求和热情一直没有减少过，因此她才有足够的动力和兴趣保持学习和对新事物的观察，“如果没有兴趣，你很快就会被时代淘汰。”
2023 年，王淑丽入选“新中国60 年百名有突出贡献的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十余年后，再次收到作家出版社颁给她的“建社70 年，卓越贡献编辑”的奖杯，作为一名普通编辑，她受到了从国家、行业到自己供职出版社的认可，这让她感到十分圆满。
她也说不清自己什么时候能真正放下编辑的工作，安享退休生活，但只要是在做书的一天，王淑丽就还是想做那个比作家还要“优秀”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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