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昌文 蔡昕羽
1930年代前期,中国面临持续不断的内部与外部双重紧张局势。各种政治力量因理念与立场差异、历史与现实纠葛,在逐渐和解并走向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进程中,存在尖锐分歧与激烈冲突。1933年11月,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十九路军为主力,发动反蒋福建事变,即为典型事例。透过这一事变,既可管窥各种政治力量的特质、理念与行为,两方甚至多方之间的复杂关联与竞合博弈,也能体悟中国走向全民族抗战的曲折进程与历史趋势。福建事变虽骤起旋灭,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颇受关注的话题。
史学研究总是与史学观念及史料紧密联系在一起。传统革命史叙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对革命的我、友、敌等不同方面形成一整套解释。在时代变迁的外部促成、学术发展的内在驱动等合力作用下,多元史学观念得以运用、论证,加上新资料的开放、发掘,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争鸣与发展。福建事变是一次由中间力量,即革命友方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被纳入研究范畴。近几十年来福建事变的研究趋向,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政治史领域中学术演进的一面镜子。
十九路军作为发动福建事变的主体力量,经历了从亲蒋、拥蒋到对抗性反蒋的急剧转变。学界关于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发动的研究,主要围绕十九路军自沪入闽、十九路军拥蒋反蒋之变、领导者是谁等问题展开。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十九路军自沪入闽,成为其后反蒋之远因。1982年,中国现代史学会在厦门召开,福建事变是与会学者关注的主题之一。对于十九路军自沪入闽“剿共”,大家比较一致地认为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564)须立:《中国现代史学会一九八二年年会学术讨论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189页。邵雍进一步指出蒋介石主要有两种考量:一是使十九路军与红军在互相厮杀中两败俱伤;二是离间粤系与十九路军关系。(565)邵雍:《福建事变前后陈铭枢等人与共产党的交往》,《晋阳学刊》2009年第3期,第72页。这种革命史叙事大体上契合主政中枢兼派系领袖蒋介石的心态。但据以立论的基础,毕竟是在一方不清楚,至少是不完全清楚对方真实考量情况下作出的判断,在完整性和准确性上似有不足。因此,从民国史寻找脉络,具有“接着讲”的学术意义。郭昌文结合蒋介石与陈铭枢及十九路军双方进行考量,分析十九路军何以入闽。就蒋介石而言,他主要担心陈铭枢成为第二个陈炯明,故试图通过陈铭枢留守南京、十九路军调闽,消解政治人物加军队带来的潜在威胁。就陈铭枢而言,相较入闽,十九路军继续留守京沪对其似更为不利,故其有主动请调急求赴闽之意。在十九路军将调未调之际,陈济棠为加强对粤系海空军的掌控,免去张惠长、陈策职务,酿成粤海风潮。蒋介石又担忧陈铭枢介入粤海风潮,对十九路军调闽颇有顾虑。(566)郭昌文、翟志强:《蒋介石与1932年十九路军调闽》,《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第22—29页。十九路军虽最终入闽,但基于民国史脉络,衡诸具体过程的实证研究,呈现了民国政治的多元复杂性。
十九路军反蒋,既是1930年代此起彼伏反蒋政潮的一环,也有程度上的特殊性。源自粤军第四军的十九路军及头面人物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曾长期亲蒋、拥蒋,堪称蒋介石准嫡系,却在1932年后急剧反蒋。这一阶段国民党内反蒋活动多为潜流,谋而未动。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与两粤实力派结合的西南即为典型例子。他们依托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两机构,虽在内外政策上对南京中央杯葛寻衅,但政治上并未建立对峙政权,军事上也无实际行动,仍是一种非对抗性的形式。十九路军不仅付诸行动,而且公开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开府对峙,堪称对抗性反蒋。何以出现这种剧烈转变?长期以来,传统解释是削弱异己论,即蒋介石削弱异己引起十九路军的反抗。此外,还有政见分歧论。殷启翠指出,蔡廷锴及十九路军通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及入闽后经历,逐渐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是抗日救国之根本障碍,于是他们从“拥蒋反共”转向“抗日反蒋”。(567)殷启翠:《蔡廷锴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转变探微》,《北方论丛》1999年第5期,第58—61页。削弱异己论与政见分歧论两种观点,在说明国民党内反蒋普遍性上有一定说服力,但在解释十九路军何以从亲蒋到对抗性反蒋问题上,针对性似有不足。
近年来,有学者基于民国政治的具体情境,关注十九路军反蒋特殊性,主要有两种视角:一是十九路军团体特质。肖自力指出,陈铭枢及十九路军虽一度亲蒋拥蒋,但由于个人关系纽带的先天欠缺,基础并不牢靠,十九路军内部则根据个人关系形成了以陈铭枢为领袖的紧密团体,他们始终难从“拥蒋的部队”转为“蒋的部队”。在陈铭枢政治思想急剧“左”倾及其他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十九路军最终走上反蒋道路。(568)肖自力:《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132—151页。二是民国政治人物的身份政治与性格特质。肖如平指出,角色错位与性格多疑使陈铭枢与蒋介石之间从彼此信任到相互猜忌,双方最终走向决裂。(569)肖如平:《信任的流失:一二八事变前后的陈铭枢与蒋介石》,《民国档案》2012年第2期,第109—113页。这两种解释是对削弱异己论与政见分歧论的补充与深化。其基于历史情境的实证分析,在说明十九路军反蒋特殊性上体现优势。
在福建事变的发动上,对于十九路军是主体力量,学界看法基本一致,但对于谁是领导者,却颇具争议。综合观之,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其一,第三党实际领导论。理由是:陈铭枢1931年参与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筹划的反蒋行动,福建事变是在邓演达的思想影响下发动的,目的是建立“反蒋抗日”政权;福建事变的政纲与第三党基本一致;第三党成员在事变后的政权中担任着各种不同职务,处于中坚地位。(570)吕乃澄:《略论第三党与福建事变的关系》,《南开史学》1985年第1期,第120—127页。
其二,十九路军及神州国光社领导论。这种观点认为,十九路军及神州国光社逐步发展的反蒋抗日思想成为福建事变的思想基础;事变的发动端赖于十九路军的力量及其所控制地盘;十九路军及神州国光社的成员占据福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职务,左右了决策权。(571)蒋建农:《谁是福建事变的政治领导——与吕逎澄同志商榷》,《党史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4期,第24—29页。
其三,陈铭枢实际领导论。张营生、王志认为,在福建事变的策划、发动过程中,陈铭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制定反蒋抗日计划,联络反蒋派系,并力求与中共合作,积极策划另组新党等。当判断反蒋政变时机成熟后,其即在香港召开筹备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标志着“一场以陈铭枢为主导的反蒋抗日风暴——福建事变已正式拉开序幕”。(572)张营生、王志:《陈铭枢:“福建事变”的实际领导者》,《党史文汇》2010年第12期,第41—45页。
其四,共同领导论。彭建新指出,福建事变本身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领导层内部派系林立。他们不过是在“反蒋抗日”旗帜下联合起来发动事变。因此,福建事变实际上是由李济深、陈铭枢与第三党一起,以十九路军为主体,策动其他反蒋势力发动的一次“反蒋抗日”事变,他们共同发动,共同决策,共同组成政府。(573)彭建新:《李济深与福建事变》,《福建党史月刊》1993年第7期,第32—33页。
关于福建事变领导者的研究,大体是将思想领导、军事力量或地盘、政府职务、具体作用等因素纳入考察论证范围。实际上,这些因素都可聚焦到陈铭枢一人身上。从这个层面而言,陈铭枢实际领导论或更契合实际。甚至某种程度上,没有陈铭枢,就没有福建事变或者至少事变不是在1933年11月发动。蔡廷锴回忆称,他认为当时反蒋时机并未成熟,陈铭枢则表示“要革命就不怕牺牲”,甚至用粤语爆粗,“耍政客威胁手段”,威胁要么立即通电反蒋,要么将其押送南京。福建事变某种程度上是陈铭枢不计成败“蛮干”发动的。(574)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94—95页。这则回忆性材料已有颇多学者使用。陈铭枢这种行为作派从其他资料中亦可得到印证,他在1933年8月有两广实力派参加的反蒋会议上也有类似表态。广东实力派陈济棠顾忌甚多,强调反蒋要“谋定后动”,“兵力如何不能不要计划清楚”,“仓促发一通电,乃是无聊之举”。陈铭枢则回应称:“从来革命断难求军事完满,此时不讨,则○(原文如此,指蒋介石)力必愈甚,而我力必不愈相当。”(575)《陈融致胡汉民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0页。这则材料出自西南内部人员陈融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之间的机密函电,文中多处使用暗语,可信度应当很高。正因为陈铭枢的不计成败,对外抛开两广,对内“逼蔡”,遂有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之发动。这种发动的关键环节,并非“共同决策”所能解释。至于没有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内部派系林立,与其说是共同领导论的证据,毋宁说是陈铭枢领导福建事变没有解决的弱点。
从地缘政治上讲,“绥靖”福建的十九路军是国民党对赣南闽西之中央苏区“围剿”的重要一环。十九路军急剧反蒋且主动寻求与红军合作,对正处第五次反“围剿”重压下的中共而言,是第一次获得与国民党内一个较大的军事集团结盟反蒋的重要机遇。中共推动与十九路军以结束军事对抗、开展商贸往来等为主要内容的谈判,并签订停战协定,但始终未能建立反蒋军事同盟。福建事变骤起旋灭,中共也在此后不久遭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革命危局中开启新的征程。中共为什么未能与十九路军结盟?为什么未能在军事上给予其有力支持?中共对福建事变的因应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结果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围绕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学界聚讼纷纭,大体上存在传统革命史与新革命史两种研究方式。
在传统革命史叙事下,学界总体上认为福建事变是中共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良机,但由于“左”倾错误路线主导,博古临时中央应对失误,否认中间阶级的存在,在统战上实行关门主义策略,未能采纳毛泽东等人正确主张,给予十九路军有效援助,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相关论证主要围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方面展开,具体研究中各有侧重。
一是王明及博古临时中央“左”倾路线错误。大体上有三种分析路径。其一,错误具体表现。薛谋成指出,王明及博古临时中央没有看到“九·一八事变后中间阶级的变化,没有看到十九路军抗日反蒋的革命要求和具体行动”,反将福建人民政府视为比蒋介石“更危险的敌人”。(576)薛谋成:《福建事变与统一战线》,《党史资料与研究》1982年第12期,第36—37页。其二,错误来源依据。欧丽娜指出,中共对共产国际“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教条化执行,成为“左”倾领导者拒绝上层合作的主要依据。(577)欧丽娜:《从福建事变看中共对下层统战策略转变的认识过程》,《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S1期,第15—18页。其三,从客观条件论证“左”倾错误。张秋炯以生产人民党与苏区交往为依据,认为双方存在合作条件,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对十九路军“采取否定与打击的政策,顽固地把这种政策贯穿于福建事变的始终”。(578)张秋炯:《论福建事变中共产党与生产人民党合作的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5期,第44—48页。
二是共产国际“左”倾路线错误。关于共产国际错误对中共影响的程度,学界大体上有两种不同判断。其一,密切联系论。苏黎明指出,中共“左”倾关门主义,从思想理论到组织均与共产国际有密切联系。共产国际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五点,即错误分析事变原因,错判福建人民政府性质,错把蔡廷锴看成“更危险的敌人”,错在政治上只斗争不联合,错在军事上消极观望釜底抽薪。(579)苏黎明:《共产国际与“福建事变”》,《福建党史月刊》1990年第7期,第26—29页。曹春荣指出,在政治上,共产国际以“国际路线”影响中共;在军事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提出的红军夺取国民党军队外侧,从其背后向南昌挺进以及远征长沙等计划意味着中共放弃十九路军。(580)曹春荣:《博古对待福建事变的态度缘何前许后拒?》,《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6期,第56页。其二,主要责任论。凌步机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左”倾错误顶点,全会通过的决议案是共产国际起草为依据,认为责任主要在共产国际。博古、李德只是受到影响。(581)凌步机:《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福建事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40—46页。张运洪依据共产国际政治上对十九路军的全面否定,以及军事上没有提出切实援助计划等错误表现,结合它对中共战略决策重大影响这一论点,分析其态度、立场导致临时中央错误应对。(582)张运洪:《论共产国际对“福建事变”的影响》,《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5期,第30—38页。
三是当时党内实际上存在思想和主张上的分歧,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与十九路军合作,并提出军事援助计划,共同反蒋抗日,但临时中央未能采纳正确主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是,毛泽东建议红军主力跳出内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驰骋于杭、苏、宁、芜及南昌之间,通过这种威胁对手方根本重地使其回师救援的方法,打破第五次“围剿”,并援助十九路军。(583)薛谋成:《福建事变与统一战线》,《党史资料与研究》1982年第12期,第34页。何友良认为,红军出击苏浙皖地区战略建议看似虎口求食,但福建有十九路军对蒋介石的牵制,苏浙皖地区敌方兵力薄弱、防务空虚,中共方面有较深的革命基础,运动战是红军特长,故具备诸多有利条件。若能采纳这一建议,就能打破第五次“围剿”。(584)何友良:《对第五次反“围剿”两个战略性建议的管见》,《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第67—72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革命史上颇为人知的“洋顾问”李德在其回忆录中,提出了一种与上述观点截然不同的责任判定,即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知中的“左”倾关门主义代表人物博古,在对待十九路军态度上颇具前沿性与开放性,毛泽东则反对给予十九路军直接军事援助。李德在1933年10月正式进入苏区,是福建事变时期中共临时中央决策的亲历者与见证者。20世纪70年代,李德撰写了一本回忆录。1980年代初,该书在中国出版,名为《中国纪事(1932—1939)》。李德指出,无论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还是设在上海的派出机构远东局的政治代表阿图尔·埃韦特以及他本人,包括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在对待十九路军问题上都具有开放性和前沿性态度。1933年6月,当中共方面在讨论以十九路军为对手的东方军入闽作战计划时,依据共产国际已有上层统战精神,埃韦特以及李德就已认识到十九路军是“可能的同盟者”,反对以其为作战对手。毛泽东则力主打击十九路军,使博古从犹豫不决到改变态度,最终同意东方军入闽作战。福建事变期间,博古力主包括在军事上全面支持十九路军,又是毛泽东反对而最终导致中共拒绝迅速给予蔡廷锴直接援助。李德回忆录出现在中苏关系紧张时期,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对此,《中国纪事(1932—1939)》在中国出版时,“译者说明”即在整体性评判中指出,李德“极力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诽谤”(585)[德]奥托·布劳恩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6—37、84—85页,“译者说明”。。
李德关于中共对十九路军及福建事变统战诸说,并非严肃的历史认知,但这种亲历者的回忆,往往容易成为信口雌黄式“历史虚无主义”的凭藉。对此,以中共根据革命实践的需要,对革命过程进行总结所形成的革命理论为结论或指导思想的研究,具体而言,即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以毛泽东为正确路线代表的传统革命史叙事,当然是一种回应。但这种主要基于立场或“政治正确”的回应,可能是不够的。这种革命史叙事,正如新革命史的倡导者李金铮所指出的,实际上是将历史学者与革命者、现实角色“混为一谈”,革命史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变成了革命者,变成了革命理论、政治话语的宣传者”。真正有力的回应不是宣教式的,而是要“经过史实考证的、真正有说服力的成果,以正视听”,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待一些严肃的学者提出的‘问题’”。(586)李金铮:《“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第159—160页。
关于福建事变时期中共的因应,编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俄国学者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既有研究在讨论中共对福建事变的因应时,似乎存在以红军和十九路军在军事上更积极地密切配合就可以打败蒋介石,进而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为预设前提。第二个问题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未能在福建事变时期在军事上给予十九路军有力支持,常被用来“谴责谁是丧失中央苏区的‘罪魁祸首’”。俄国学者提出问题后,也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即在力量对比上国民党蒋介石“具有决定性和多倍优势”的情况下,即使红军和十九路军密切配合,“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稍稍延缓它们的失败和以后的事态发展结局”。(58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19—20页。
俄国学者的提问没有直接涉及福建事变时期中共的因应错误,两个问题却是严肃的学术研究难以绕开的。对此,学界试图根据中国共产党人即时认知而非后来的价值评判,基于历史情境辨析福建事变期间中共的因应,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更为完整地审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具体研究而言,大体上有四种路径。
一是分析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国共双方基本情形有别于前四次反“围剿”的变化。周宁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存在客观因素,1933—1934年期间,国共双方基本情形出现明显有利于前者的变化,具体有:国民党蒋介石所处内外环境的改观;对中共更加重视,调整战略战术;中共主观层面的破敌乏术亦与客观方面的国民党战术调整有关等。(588)周宁:《中央苏区最后失利的客观原因》,《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2期,第52—55页。黄道炫基于“左”倾错误自毁长城的认知前提,对有利于国民党蒋介石增强“围剿”的相关面相,以及中共军事政策错误也和对手方压力与逼迫密切相关等论点,依据多方一手资料,进行翔实、缜密论证。(589)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80—96页。他的研究对认识政治力量的成败得失、祸福转换之复杂微妙关联颇具启示。
二是考察中共对福建事变因应的实际过程,分析抉择的复杂背景、动机与目标。黄道炫指出,中共作为事变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一方,各级决策者心态十分复杂,公开表态和实际做法有相当距离。在当时背景下,红军和十九路军共同作战尚难实现。中共设想趁国民党在江西兵力空虚,红军主力北出南昌一线,既围魏救赵,又扩大自己的军事计划,这一计划与红军主力出击苏浙皖赣建议可谓异曲同工,“体现了理论依赖颇强的年轻政党面对复杂形势的困惑与抉择”。(590)黄道炫:《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49—63页。
三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相关军事建议的可行性。严立贤指出,红军主力北出苏浙皖赣、侧击蒋介石平叛部队,直接入闽与十九路军联合作战等各种建议,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或难以奏效,或止于空想。即使红军与十九路军直接联合作战,可能会使红军大大增加活动范围,但在蒋介石调整政策策略、双方人力物力悬殊的背景下,第五次反“围剿”或可延缓崩溃时间,却难以避免失败命运。(591)严立贤:《配合十九路军作战设想的流产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第89—98页。
四是反思福建事变时期中共因应的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杨奎松指出,既有研究存在大而化之的归责倾向。泛泛而论共产国际是临时中央决策失误的根源所在,未必不妥,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与重建史实,分析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过程的具体应对与作用,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才是史学研究应有之义。(592)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研究中的几个观念和方法问题——以福建事变的应对策略为中心》,《苏区研究》2020年第4期,第7页。
值得注意的是,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在研究中并未使用新革命史这一概念,有些成果在新革命史概念提出前即已发表,但从实际观念来讲,大体上符合新革命史的范畴。新革命史概念提出后,最受关注的似乎是从社会史视角和方法实现中共党史与革命史的突破。这可能是因为新革命史源自社会史研究方式在中共党史领域的运用,也似与概念提出者基于个体研究经历对社会史方法强调较多有关。但新革命史毕竟是相对传统革命史叙事不免存在的问题而提出,其范畴并不局限于社会史视角和方法。发挥革命史学者的主体性,将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理论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理念,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关注包括重要事件、领导人物、重大政策决策等在内的政治史,本来也是新革命史题中应有之义。(593)李金铮:《“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第159—160页。在这个层面,也得到了侧重关注政治史的学者的积极回应。王奇生呼吁让革命“回归”历史,并将革命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话语等作为革命史研究对象等来概括新革命史研究的特点,指出需要在对革命过程求真的基础上,探究革命的原理、机制及政治文化。(594)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104页。
1930年代蒋介石主政南京,国民政府是当时国际社会承认的合法政权,是福建事变的重要相关方。在1982年厦门召开的中国现代史学术会议上,虽不乏学者认为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军阀、政客争权夺利之举,但多数与会学者肯定它具有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性质,在当时是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595)须立:《中国现代史学会一九八二年年会学术讨论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189页。1983年,董谦、方孔木进一步撰文论证福建事变的革命、爱国进步性质。(596)董谦、方孔木:《“福建事变”性质探讨》,《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第107—121页。因此,关于蒋介石对国民党内其他军政派系挑战的处理,在传统革命史叙事下,除派系斗争史(597)郭绪印:《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598)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外,还有第三种类型,即蒋介石镇压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史。
王顺生、杨大纬所著《福建事变——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是较早也是较具代表性的成果。作者在前言中开门见山称,该书旨在向读者介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书里专列一章“蒋介石对福建人民政府的镇压及闽变的失败”,认为福建事变引起国民党蒋介石极度恐慌,分析蒋介石军事部署以及收买、分化、利诱等权谋策略。(599)王顺生、杨大纬:《福建事变——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前言第1页、第110—131页。此后,基于传统革命史叙事的相关著述,无论是个案研究论文,还是通识性著作,虽各有一定特色与创新,但大体未超出以上解释框架。
国民党蒋介石处理福建事变的学术进展是与史料运用及史观转向联系在一起的。史料是史学研究之基础。长期以来,国民党蒋介石对福建事变处置的研究主要是依托“他者”资料,尤其是回忆性资料。“他者”回忆未必不为真或全不为真,但行为主体“缺席”的研究,从理想角度而言,多少是一种缺憾,说服力也似有不足。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海内外民国时期相关档案、日记等历史资料陆续开放与便利获取,这种局面开始改变,行为主体“在场”研究明显增多。桑兵敏锐地注意到,以晚近史料之丰富繁复,若以自圆其说为标准,根据既有预设,基本上都能找到可以支撑立论的资料。立论固然容易,相反证据亦多。(600)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桑兵以晚清史研究立论,民国史研究实亦存在类似情形。因此,相较新史料之运用,史学观念之更新或更具实质意义。综合观之,国民党蒋介石处理福建事变的学术演进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视角,分析福建事变的解决对国民党蒋介石内外政策、策略演进的影响。2007年,浙江大学成立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旨在借助地域优势,整合力量,透过蒋介石等民国政要的研究,推动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进步。在此背景下,一批青年学者以蒋介石与重大事件为主题撰写学位论文,“蒋介石与福建事变”是选题之一。郑勇提出两点新论:其一,从福建事变发生来看,蒋介石“异常泰然与镇静”,既往惊慌恐惧论不符实情。其二,福建事变最终结果对蒋介石影响最大,促使其调整统一策略与方式。蒋介石鉴于武力统一的代价,福建事变后开始思考以均权制度、改革省制等方式推进和平统一。这种思考在此后南京主导下的,无论是与中共和谈,还是与两广实力派的谈判中都有体现。既往福建事变不可能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变化进程产生任何重大影响论,亦难以成立。(601)郑勇:《蒋介石与福建事变》,浙江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2—13、51—53页。这种基于学术对话的思考是一种学术素养的体现。具体而论,以上两种观点虽不乏新意,尚有若干待推敲之处。
异常泰然与镇静论主要依据蒋介石日记的相关记载。引用这类私人记录有关心理活动的描述,需注意应然与实然之分。换言之,蒋介石日记中体现泰然与镇静之类词语,究竟是提醒自己应当如此,还是指已经如此?不能不细细推敲。实际上,若完整检索蒋介石日记并结合其功能,不难发现闽变对其冲击的痕迹。蒋介石1933年11月15日记:“陈铭枢福建阴谋,以理度之,决不至如此之愚,但此种丧心病狂之叛逆,利令智昏,无所不为,以今日各方之消息观之,已成事实,惟尽我心力,竭尽人事。”(60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3年11月15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深受宋明理学影响的蒋介石,其日记功能之一是“自我反省,克己复礼”(603)杨天石:《蒋介石与宋明理学》,《贵州文史丛刊》2013年第4期,第28页。。他在日记中对陈铭枢使用“如此之愚”“丧心病狂之叛逆”“利令智昏”等极端羞辱性词语,本身就表明他愤怒难以自制。“尽我心力,竭尽人事”等语是用来平复情绪,是应然而非实然。
这种心理状态还可进一步从此后日记中得到印证。11月16日记:“昨夜以闽事紧急,几不成寐,以剿匪又不成功,则关系党国前途,不堪设想也。”11月18日记:“本周舌底发泡,颇苦也。”11月19日记:“讨逆虽无问题,而剿匪已受影响,天之所以磨炼人子者,一至于此乎。”11月20日,福建事变正式发生,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叛乱不绝,何以为计。”11月22日记:“本日手拟告十九路军将士书,接陈铭枢等叛变通电,置之一笑,照常办公。”(604)《蒋介石日记》(1933年11月16日、18日、19日、20日、22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从以上日记不难看出,因蒋介石难以劝阻闽变发动,忧虑第五次“围剿”受到影响,以致失眠、上火,不得不频繁进行心理建设,所谓“天之所以磨炼人子者,一至于此乎”,“置之一笑”等当作如是观。考虑到南京相较十九路军在实力上的绝对优势,考虑到国民党中央军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后已多次予红军以重创,使其陷入被动,那种认为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致蒋介石惊慌恐惧、极度恐慌难符逻辑与实情,但异常泰然与镇静论亦纠偏过正,或许愤怒、烦躁、焦虑等更符合蒋介石心态。
福建事变结果对蒋介石影响最大论试图对话的观点是福建事变不可能对国家和民族历史变化进程产生任何重大影响,后者是由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提出。严格来讲,易劳逸原意是指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本身没有带来任何重大影响,“它不过是南京统治十年中的一支小小的插曲”,“它准备不足,近乎可笑,急速垮台,从而使它不可能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变化进程产生任何重大影响”。(605)[美]易劳逸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易劳逸这一观点本身可以再讨论,但他显然不是从处理福建事变对蒋介石的影响这个层面来谈论福建事变的影响。换言之,二者存在对话问题的错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思考福建事变对蒋介石统治方式的影响没有价值。
思考福建事变的结果对蒋介石的影响,是新世纪以来学界逐渐将国民党蒋介石主导下的内部整合放在当时的中央政府探索现代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努力、曲折与代价视角下进行审视的一种反映。罗敏的研究是这方面颇具代表性的成果,她在西南与南京从对立走向统一的框架下,分析蒋介石对福建事变的因应,以及事变后积极推进统一化进程的努力。(606)罗敏:《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41—61页。这种研究试图从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历史脉络分析国民党走向统一的进步与限度、蒋介石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的成长与局限。刘文楠透过政权建设视角,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研究进行学术史梳理,对国民政府国家政权建设史的叙事范式进行了阶段性总结与反思。(607)刘文楠:《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115—130页。
二是对国民党蒋介石处理福建事变权谋策略的多元复杂面相有了比较完整与具体的认识。对于蒋介石主导下的内部整合,以往多强调他机关算尽、机巧诈伪、打压异己。一方面,这种认识固有所见,是基于蒋介石兼具派系领袖特征与惯常使用各种权谋的判断,亦有诸多资料佐证。前述罗敏的研究引用了国民党方面资料,对蒋介石的权谋策略亦有精到分析,即为例子。另一方面,学界对以削弱异己论、反动论等整体性、概括性解释蒋介石整合内部的权谋运用有所反思。肖自力的研究显示,在十九路军反蒋的案例中,蒋介石打压异己并不明显。(608)肖自力:《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151页。黄镔指出,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以反对南京对日妥协为口号发动福建事变,但亦与日本存在复杂微妙关系,国民党蒋介石一方面利用民族情绪,制造陈铭枢等人“通日”舆论,也对日本藉闽变之机向华南地区渗透防范警惕。(609)黄镔:《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渗透华南地区的应对——以福建事变为中心》,《史学月刊》2022年第4期,第35—48页。马思宇认为蒋介石处理事变时纵横捭阖、以人治人的权谋策略,既是其力量之源,也是其局限所在;既是其个人特色,也是民国政争的普遍规则。(610)马思宇:《福建事变前后中央与西南关系及1930年代初的民国政局》,《史林》2023年第5期,第166—167页。
三是基于民国史与革命史的交融,分析国民党蒋介石对福建事变的处理。民国史向来侧重关注统治阶级的历史,革命史则主要聚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同时也包括部分中间势力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经历各种尝试与努力失败后,最终百川归大海汇集到中共领导下的历史。长期以来,两种叙事范式并行前进,且各有颇多进展。但如何推动民国史与革命史的交融,将各方置于同一历史场域,严格检验论据材料,在错综复杂的关联互动中认识各种政治力量的政策、决策与行为,仍是学界努力探索的方向。黄道炫对福建事变的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他指出,蒋介石在处理福建事变过程中,在军事部署中已经将红军介入考虑在内,且与“剿共”时稳扎稳打不同的是,对十九路军的进攻“大胆”“凶狠”;而十九路军方面,并未做好与中央军作战准备,也并未与中共在联合作战的问题上达成协议,有限度的合作使得双方都未能把握住联合的有利时机。在国民党军的强势追击之下,十九路军的防线被瓦解,红军尚未对其增援,十九路军便全线溃败并投降。在分析中共未与十九路军进行有力军事合作、福建事变迅速失败等问题时,不能否认国民党军“有着主动的制胜之因”。(611)黄道炫:《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55—58页。这些研究充分关注到历史人事联系的丰富性与立体性,民国时期任何一种政治力量的决策及结果,可能还需要从这种丰富立体的联系中寻找答案。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与两广实力派结合而成的西南是1930年代前期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的中心,也是福建事变的重要相关方。福建事变发动前,西南与陈铭枢、蔡廷锴等频繁接触,酝酿共同反蒋。陈铭枢设想过反蒋三策,上策是两广加福建的三省联盟,中策是拉拢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以及桂闽合作,下策是十九路军孤军奋战,然而实际结果是上中两策均未实现。(612)《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福建事变发动后,西南不仅未有实际支持,甚至站到十九路军的对立面,其行为选择耐人寻味。关于福建事变的早期研究侧重十九路军视角,对西南态度有一定分析。其中某些判断,如西南内部的粤系实力派陈济棠满足于保持半独立局面等,颇中肯綮。(613)王顺生、杨大纬:《福建事变——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第48页。但受限于传统革命史叙事以及资料有限,对处次要地位的西南方面的分析,总体而言失之简略。
西南与福建事变关系的深入研究是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等资料的发掘与运用联系在一起的。陈红民既是这批资料的整理者,也是运用这批资料开展学术研究的力行者。他用“盟友—政敌—盟友”的框架解释福建事变前后西南与十九路军关系,对西南内部的态度差异有精到分析。陈红民指出,虽然粤系陈济棠基于保存地盘,对反蒋举事屡屡延宕推诿,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是积极反蒋者。胡汉民也设想桂闽合作,外加北方的实力派响应,可以开府反蒋,另立局面。胡汉民的设想并未实现,但其反蒋宣传及拉拢十九路军,对后者决心反蒋有重要影响。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是积极反蒋者,且与胡汉民等人基于国民党党性对陈铭枢等人脱离三民主义大加指责不同的是,即使在福建事变发动后,其仍对十九路军持同情态度。(614)陈红民:《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210—223页。这些认识是对胡汉民不愿出头论、桂系不愿轻举妄动、固守广西论等既有认知的一种补正,显示出新资料的发掘与运用具有澄清某些史事的作用。此外,基于西南方面史料及其内部脉络的研究视角,一些在传统革命史叙事下容易被忽视的议题,如福建事变对于西南与南京中央关系走向的影响,开始受到关注。在陈红民关于福建事变是胡汉民等人组织反蒋活动分水岭这一判断的基础上,罗敏以西南与中央关系为框架,进一步探讨福建事变对西南与中央关系从对立走向交涉的复杂作用。(615)罗敏:《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41—61页。
关于民众及社会舆论对福建事变的态度,大体上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福建事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得到福建民众热烈拥护及全国进步舆论同情与支持。(616)吴明刚:《1933年:福建事变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271页。二是十九路军以反蒋抗日动员民众,与民族危机催生下的团结抗日之民意,存在张力与矛盾。福建一省民众行为与态度,不能作为全国民众普遍支持的证据。至于国统区进步舆论同情与支持的论据,即《生活周刊》的态度,与其说是支持,毋宁说是十九路军的抗日旗帜与邹韬奋的激进民族主义诉求暗相契合。从《申报》等报道来看,福建事变鲜少得民众认同。国民党蒋介石武力解决闽变,具备政治与社会的双重合法性。(617)周石峰、陈波:《民众心态与福建事变——以〈申报〉的民族主义诠释为中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3期,第81—87页。两种观点揭橥的民众心态迥异,反映的是中国在走向全民族抗战进程中不同的抗日救亡路线之争,究竟哪种更能代表民众心态?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基于这一宏观时空环境,笼统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具有正义性,能够发挥广泛的动员作用,得到民众与舆论支持,并无问题。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事侵略已不是潜在威胁,而是严峻现实。在此具体历史情境下,民族民主革命并举者实际上不得不面临着优先取舍的抉择。换言之,在民族危亡之际,是否容许选择以武力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为主要手段的民主革命是一个需要严肃回答的问题。1935年后,中共逐渐从推翻国民党政权是反对日本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提,转变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倡导和平、民主、团结,实际上是对这一问题作出的正确回答,从中不难体悟哪种更能代表民众心态。有种观点认为,在1935年之前,当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安内,对日妥协政策并未明显改变之时,一致抗日,将蒋介石集团视为抗日阵营一部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选择以武力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是正确的。严格来说,这是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即蒋介石内外政策调整,当成是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前提条件。
团结抗日而非武力反蒋,更代表民意,是否能由此推出国民党蒋介石武力解决闽变,具备政治与社会的合法性?从完整层面讲,1930年代的内战,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革命党、在野派以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为目标的军事行动;二是各省内部此起彼伏的派系竞逐,典型如四川刘湘与刘文辉之争、山东韩复榘与刘珍年之争、贵州王家烈与毛光翔及犹国才之争等;三是国民党蒋介石推行的武力统一与军事“剿共”。针对当时那种将部分内战视为“义战”而予以肯定的认知,“废战大同盟”主席吴鼎昌称:“无意义的内战,现在固然打不得了,就那有意义的内战,暂时也打不得了,恐怕结果,都是为敌人打啊!”因为“外患紧张,从各地民生方面考察,认为再要内战,民族国家均要大崩溃了”。(618)《六月九日吴鼎昌先生在南开大学讲演》,《国闻周报》第9卷第25期(1932年6月27日),第1—4页。抛开吴鼎昌对“义战”认定有其特定立场不论,他有关一切内战都是有助于外敌的认知,应更能、或更应该反映民族危机背景下国人的普遍心境。其中,自然也应包括蒋介石对内的所谓“讨逆”战争。
福建事变引起日、苏、美、英等国政府对中国政局的关注。相关研究大体上有两种视角:一是基于各国与中国革命关系视角,分析他们对福建事变的态度与应对。吴明刚指出,日本对福建事变采取不干涉的观望态度,并不是支持十九路军的联共抗日义举,而是想利用福建事变削弱国民党蒋介石的力量,为全面侵华创造条件。苏联虽认识到十九路军联共抗日对中国革命发展有利,但限于局势和其本国利益,采取指责福建事变、支持南京政府的政策。(619)吴明刚:《1933年:福建事变始末》,第290—292页。李亮、单冠初对苏联的态度进行补充,认为福建事变高举抗日大旗,对于面临日本直接威胁的苏联来说是有利的,苏联实际上提供了一些援助。至于英美法等国,欲借助蒋介石的力量牵制日本,在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积极支持南京政府,对福建事变并无热情和善意。(620)李亮、单冠初:《从〈日本外交文书〉看各国对福建事变的应对》,《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25—130页。二是从各国对华政策内在脉络分析。熊秋良利用美国国家档案馆马里兰分馆所藏美国驻华使馆有关福建事变卷宗,重点考察美国驻华领事馆搜集福建事变相关信息的渠道、主要内容以及信息传递的特征。193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先欧后亚,亚洲政策的重心是日美关系而非中美关系。美国从商业利益和国家安全出发,有关中国的外交事务更多是围绕日本在中国势力的扩张而应对,对中国政局变动主要是进行信息搜集、沟通和传递,了解中国政局政情,并不想过多介入中国事务。(621)熊秋良:《近代美国驻华领事馆对华信息的搜集探析——以福建事变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第142—148页。
福建事变的学术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从偏重革命理论阐释到史学研究的转变。就完整学统而言,有学者注意到传统革命史也有强调把“客观真确史实”放在第一位,把“革命理论”置于其次的史学属性与开放包容的面相。(622)张太原:《学术演进和时代变迁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从“新革命史”的提出和讨论谈起》,《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3期,第143—144页。但在学术实践中,如本文所讨论的福建事变研究,在总体趋势上仍有一个从偏重革命理论阐释到史学研究的转变。具体而言,就是基于革命年代所形成的革命理论关于福建事变我、友、敌等不同方面的叙述,到将福建事变相关方作为一种研究客体,在具体时空情境中考察他们即时性态度与行为、动机与目标,在努力探索历史近真的基础上、站在现时代的高度进行审视与评判。在这一史学理念指导下,福建事变研究呈现不断精细化、深化的学术趋势。其中,中共对福建事变因应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学界从基于革命理论的原则性批判到考察中共即时因应的原初过程,从基于善与美遭遇顿挫的情感出发进行假设研究,到对中共当时所面临的主客观环境及各种军事合作方案本身进行严肃省思。透过这种转变,人们力图呈现一个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在成功与挫折中丰富、立体的成长过程。这种转变并非是与既往认识对立,而是对话,为原本丰厚的历史提供多元思考维度。
福建事变的研究进展也是建立在海内外各种新资料不断开放的基础之上。尤其是《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台北“国史馆”开放的蒋介石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日本外交文书等文献资料的开放、编辑与出版,为研究福建事变各相关方的态度与行为提供了珍贵史料。本文所列许多研究成果多是依据这些史料完成的。且有些问题,比如福建事变之于南京中央与西南关系及其走向的影响、国民党蒋介石应对福建事变的实际心态等,如果没有蒋介石档案、日记及“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等资料,就很难作出基于各方在历史现场基础上的解答。
依据新资料,学界对福建事变各种细部进行考证、辨析,对以往一些片面、偏差、模糊认识进行澄清,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仍有可为空间。
在资料运用上,存在偏重搜集新资料、透过新资料体现学术创新,忽视原有资料尤其是基础性资料的倾向。桑兵敏锐地指出,史学研究需要超越“发现时代”,“由发现转向发明”,“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需要改变常见之书不看,“满世界到处找材料的怪相”。(623)桑兵:《超越发现时代的民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01—104页。在福建事变研究中,多少也存在类似问题。比如,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收录福建事变时期中共方面的基础性材料中,仍可窥见中共统战政策渐进调整与转变的基本脉络,但在学术层面却未予应有重视。关注福建事变的研究者应该会注意到,前者收录了福建事变发生后不久张闻天在苏区中央局政治理论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阐发上层统战政策的文章,即《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路线斗争视角泛泛而谈张闻天对临时中央及共产国际“左”倾关门主义的批判,却未对文章发表的统战实践背景、文本意涵及其前后相关文本关联,严格依据时间线索进行学术分析,从而辨明哪些调整已是共识,哪些是张闻天的贡献。
在研究内容上,侧重关注过程性史实重建,在“求真”基础上“求解”相对不足。如南京政府、西南以及三方之间复杂关联与竞合博弈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构性因素,福建事变时期有关第三种势力是“更危险的敌人”这一判断背后的基本逻辑、相应理念及思维方式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此外,传统革命史关于福建事变之我、友、敌等不同方面的具体研究,构建了一种颇具整体性的解释。学界借助新革命史、民国史等不同观念,在走出传统革命史的学术实践中,关于福建事变各种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尚处于“碎片化”阶段,需要在历史叙事层面进行新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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