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
(辽宁大学 历史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力图重新恢复对陕甘的统治,而杨虎城则要求蒋兑现抗日等承诺,事实上延续了与国民政府对抗的局面。但囿于1937年1月初国民政府对杨“撤职留任”的命令以及陕甘善后的需要,又不便再加处置。但在1—6月间,蒋介石、杨虎城之间又有过多番博弈,最终杨虎城在蒋的压迫下辞职出洋。既往研究多集中于军事善后阶段,并强调杨虎城领导“三位一体”与国民政府对抗以及留在国内监督政府抗日的一面,史料上则较依赖杨虎城亲友或部属的回忆,因而对国民政府方面以及双方的博弈探讨有限。(1)参阅米暂沉著、米鹤都整理:《杨虎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58页;郝银侠:《论杨虎城与西安事变》,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452页;杨瀚:《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319页;王春生:《西安事变前后杨虎城对国民政府当局态度的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利用台北“国史馆”藏相关档案以及当事人蒋介石、陈布雷日记等资料,尝试梳理西安事变善后期间国民政府对杨虎城的态度演变,考察蒋介石、杨虎城之间的博弈,探析双方的处境以及心思,进而展现这期间国民政府与杨虎城部关系的演变态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部分国民政府官员对杨虎城的态度仍感怀疑。1936年12月27日,从潼关归来的周孝伯谈到“杨虎城仍不可靠”。(2)翁文灏著,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2页。28日,杨的老上司于右任也“主去杨”。(3)冯玉祥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66页。而在军事善后中,杨虎城又大力宣扬蒋介石接受“八项主张”的事实:“委员长大彻大悟,表示完全容纳。”(4)《函各县长述双十二事件之经过及解决情形并告以今后施政之方针》(1936年12月29日),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页。其后杨虎城还在公开电文中反复陈说此点。(5)参见《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挑动新内战》(1937年1月5日)、《电诘蒋介石悔诺》(1937年1月14日)、《致函蒋介石派员呈送解决陕事方案》(1937年1月16日)、《和平宣言》(1937年2月4日),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第304—309、312—313页。这与蒋介石返京后的论调完全相悖,自然令蒋十分难堪。
12月30日,杨虎城去电表示愿与张共担责任:“城与诸将领均有应得之咎”。(6)《致书张学良衷心承责共济》(1936年12月30日),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第295页。此点蒋介石当会较为认同,但蒋为迅速解决陕甘问题,仅对杨处以“撤职留任”。《大公报》称颂国民政府“实属宽大逾恒”,“陕省主席畀之孙蔚如”,“孙为杨部师长,不啻由杨自兼”。(7)《陕甘善后》,天津《大公报》1937年1月6日,第2版。
此时杨虎城是陕甘方面的领袖,也是国府方面所瞩目者。1937年1月5日,杨虎城通电抗议南京审判张学良等做法。(8)参见《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挑动新内战》(1937年1月5日),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第304—305页。南京方面颇为担心善后前途,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杨。6日,陈布雷认为杨“抗命之意渐露”。(9)陈布雷:《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东南印务出版社,年份不详,第186、188、187—188、189页。7日,蒋鼎文认为杨“对中央善后处置表示不服,为此仍不免武力解决也”。(10)钱世泽编:《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中华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403、405、407、407页。
因为西安事变,蒋介石以下大员对杨多有恶感。蒋原本对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已有些失望。(11)《蒋介石日记》,1937年1月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同日黄绍竑也提到“委座又谓杨虎城□为中央予以拔擢者,故深以为杨氏可靠,讵知不然”。(12)钱世泽编:《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中华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403、405、407、407页。而被扣大员对杨印象更坏。1月10日,钱大钧与陈继承、蒋鼎文、陈调元晤谈,“彼此均以为张汉卿虽可恶,犹有感情可言,而杨虎城则可恶已极,此被避各人可谓众口一辞者也。” 晏道刚也攻击杨“貌忠厚而性毒辣,脑筋简单而野心甚大”,并建议“设法将杨诱出陕西而处置之”。(13)《晏道刚呈》(1937年1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479-015。甚至陈布雷整理蒋日记时也深感“杨之阴狠”。(14)《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第188页。
军事善后期间,杨虎城与中共和东北军坚持“三位一体”,以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同国民政府抗衡,并积极联络各地方势力。(15)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394—452页。但地方势力大多仅限于声援,陕甘方面仍需独自面对中央军。其间杨虎城是蒋介石、何应钦等人要处心积虑应对的,也积累了不少怨恨。1月10日,陈布雷“承命拟致杨虎城函稿”,“深恐谆谆之劝,不易动其心也”。(16)陈布雷:《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东南印务出版社,年份不详,第186、188、187—188、189页。当日蒋也认为陕甘“所成问题者,只杨虎城而已”。(17)陈布雷:《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东南印务出版社,年份不详,第186、188、187—188、189页。可见此时杨已成为蒋解决西北问题的主要障碍。13日,《大公报》也将矛头直指杨虎城:“杨虎城被左右包围,决意向死路走。”“中央为赶快解除陕民痛苦及恢复地方秩序计,当然要负起戡乱的责任。”(18)《杨虎城不悔祸》,《大公报》1937年1月13日,第4版。而国民政府对地方势力也有所顾忌。16日,王子壮写道:“对中央素怀不满者至此亦有表示,如刘湘、李宗仁、白崇禧最近之公然电请中央对陕西务取政治解决,不应再起内战。是直认陕西与中央之对等,韩宋之间亦有若干之默契,均足为中央解决陕甘事变之阻力,中央之郑重迟回非无故也。”(19)王子壮:《王子壮日记》第4册,(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17页。
而蒋对杨也有些失去耐心。1月16日,杨虎城等人通电就职,但“傍晚接杨、孙各一电,仍以张回陕为要求条件,即呈委员长阅之,不胜叹息”。(20)陈布雷:《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东南印务出版社,年份不详,第186、188、187—188、189页。17日,蒋叮嘱李志刚:“你回去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实现。”(21)李志刚:《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44页。甚至张学良也认为西安“所提问题,多不合乎实际,余对陕局,殊抱悲观”。(22)《张学良日记》,1937年1月18日,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藏。为此,蒋进一步向陕方施压并劝说。1月底,蒋得意道:“对杨虎城数函警告,恩威并济,甚有效益也。”(23)《蒋介石日记》,1937年1月反省录。而戴笠则对部下直言:“陕局和平,谅可告成,惟杨逆阴险,必须徐图设法铲除。”(24)《戴笠致王道成转马志超电》(1937年1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戴笠史料,档号:144-010114-0002-081。
二二事件后,东北军后撤,中央军逼近西安。杨虎城部杜锡勋等旅欲脱离杨,中央军将领对此颇有分歧: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只拟与该旅表面敷衍”。(25)《刘峙致蒋介石电》(1937年2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479-064。而刘峙认为“不如乘时分化”。(26)《何应钦致顾祝同电》(1937年2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档号:008-010202-00059-005。这时杨虎城已有出洋之意。部下邓宝珊建议杨“申请政府给以出国考察机会,借故离开故土,将来一旦抗日战争需要,再行回国。杨觉得这是一个万全之策。”(27)甄载明:《“西安事变”中的邓宝珊将军》,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5页。2月7日,杨虎城赴三原,“李志刚代表西安各界来潼欢迎顾(祝同)主任入西安”。(28)《顾祝同即进驻西安》,《大公报》1937年2月8日,第3版。杨母在二二事件后被投向国民政府的东北军檀自新部劫持,杨虎城往三原一为“迎母”,一为“视察部队”。其间蒋指示妥为照顾杨母,杨虎城曾去电感谢。参见《何应钦致阎锡山等电》(1937年2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档号:116-010101-0115-158;《杨虎城致蒋介石电》(1937年2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90300-00004-281。这时又有部分杨部军队宣布脱离杨。(29)参见《杨部三旅长已与杨脱离》,《大公报》1937年2月8日,第3版。闻讯后,蒋欣慰道:“杨逆崩溃之势已成。”(30)《蒋介石日记》,1937年2月7日。
中央军进入西安后,如何处置杨虎城是国民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31)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版,第165页。蒋对此有周密的部署:“与杨详商处理西北整个办法,详询其意见,且略示推重之意,要其先述办法,并探测其对赤匪与张部之方针、态度,与其轻重之程度,最后探询其李志刚谓其自有进一步办法者,如何进行与实施。”(32)王正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0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120、124页。为此,顾祝同起初对杨较为尊重。2月14日,杨虎城返回西安,“下车后当与顾祝同主任晤面,相谈甚欢”。(33)《杨虎城昨已返西安》,《大公报》1937年2月15日,第3版。顾当晚“回拜杨虎城”。杨虎城15日又“至行营谒顾,对陕甘善后问题有所谈商”。(34)《入陕各军相继复员》,《大公报》1937年2月17日,第3版。李志刚也证实:“二月间,蒋介石把杨部的一些人员,或与蒋有关的人安置在陕西省政府”,“并且使顾祝同对杨尽量拉拢言欢,意在消灭对抗情绪”。(35)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424页。
同时,蒋也在考虑处置杨及该部问题。(36)《蒋介石日记》,1937年2月8、11日。2月10日蒋仍向邓宝珊示以宽大:“杨虎城可以考虑出国,名义用军事专使或其它,将来再定。十七路军番号暂时不变,由孙蔚如领衔,陕西省主席亦由孙蔚如暂兼,西安绥靖主任等研究确定后再发表。”(37)甄载明:《“西安事变”中的邓宝珊将军》,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5页。事实上这只是烟幕。11日,蒋即指示何应钦“对杨部分化工作可继续进行”。(38)甄载明:《“西安事变”中的邓宝珊将军》,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5页。中央军将领中也有根除杨部的意见。陈诚认为,“为中央计,亦当以西北全局及几十万之人民为先,而以杨之面子为次。”(39)《陈诚致蒋介石电》(1937年2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479-096。刘峙去函称赞陈诚“主张甚是”。(40)《刘峙致陈诚电》(1937年2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档号:008-010202-00059-028。卫立煌也主张对杨部“似不宜过于宽大”。(41)《卫立煌致蒋介石电》(1937年2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479-102。其间中央军对杨部密切监视。(42)《李仙洲等致陈诚电》(1937年2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档号:116-010108-1001-022。而杨虎城则仍希望保持“三位一体”。(43)《卫立煌致蒋介石电》(1937年2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90300-00202-022。
最初杨虎城似有辞职之意,但国民政府尚需借助杨推动善后。2月12日,杨向蒋介石表白称:“此后一切当惟以钧座意旨为依归。”(44)《杨虎城致蒋介石电》(1937年2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90300-00004-281。但在公开场合,杨宣称:“委座不准其辞。顾主任派黄杰敦请。”(45)《陈诚致刘峙电》(1937年2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档号:008-010101-00003-075。顾则回应称:“本人与杨主任连日晤谈,表示甚佳。”(46)《孙蔚如定今日飞京》,《大公报》1937年2月18日,第3版。2月22日,李志刚与冯玉祥谈及杨去职之意时,冯也说“可以不必”。参见《冯玉祥日记》第5册,第59页。20日,杨又公开谈到西安事变“违反国家纪纲,不敬领袖之处,私衷颇悔”。(47)《杨谈遵中央意旨办善后》,《大公报》1937年2月21日,第3版。这就与国民政府的论调相契合了。在杨虎城的协助下,顾祝同又与高桂滋接洽了陕北治安问题。(48)参见《于学忠等宴陕各界告别》,《大公报》1937年3月25日,第4版;《于学忠定期赴皖》,《大公报》1937年3月27日,第3版。十七路军改编问题,《大公报》认为较为简单:“数额本少”,“杨主任虎城最近决心遵令”,“一切更无问题”。(49)《陕局解决以后》,《大公报》1937年2月10日,第2版。事实上相去不远。在顾祝同呈报的方案中,杨部多被整编,仅少量为缩编。(50)《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37年2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479-090。至3月9日,杨虎城谈“所属三十八军业经编为两师,同时撤销十七路总指挥部”。(51)《东北军大部已开拔》,《大公报》1937年3月10日,第3版。
在2月底,蒋的“去杨”想法已有所流露。此时蒋在策划东北军东调豫、皖、苏三省,杨虎城部将处于孤立境地。2月25日,蒋询孙蔚如“虎城近时感想,彼谓深知对不起委座,又谓自顾主任到后一切已恢复旧状云云。委座谓对余毫无关系,不过对地方实在对不起也。”(52)钱世泽编:《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第429、435页。这暗示了蒋的“去杨”之意。在2月反省录里,蒋对杨母为东北军绑胁感慨道:“天网恢恢,害人者自害,何其报之速也。”(53)《蒋介石日记》,1937年2月反省录。这更明显地反映了他对杨的怨恨。杨虎城也逐渐意识到蒋的分化意图:他“起先还在犹豫,后来发现蒋介石对十七路军耍了不少阴谋,收买分化他的部下”。(54)甄载明:《“西安事变”中的邓宝珊将军》,《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45页。孙蔚如也有了抛开杨的想法:“孙蔚如愿杨辞职,将杨部编两师,保持第十七军,以主席兼军长。”(55)《樊崧甫致蒋介石电》(1937年2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479-083。
进入3月后,伴随东北军的东调,蒋“去杨”的念头日益强烈。3月1日,蒋与陈诚谈到张学良“有情可原,而杨虎城真是禽兽不如”。(56)陈诚著,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第1册,台北“国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版,第120—121页。蒋身边这种声音也不少。4日,马占山对钱大钧谈到杨“封建思想浓厚,此人不去,终为后患”。(57)钱世泽编:《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第429、435页。10日,贺衷寒也主张“使杨去职或使其无法维系而自行离职”。(58)《贺衷寒呈》(1937年3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277-005。为敦促杨出国,蒋又辗转示意杨来见他。“这话起先由宋子文告诉我”,“后来顾祝同也告诉他这样的话”。(59)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425、425—426页。
3月9日,杨虎城公开谈到“拟日内赴京”。(60)《杨虎城告记者拟日内晋京》,《大公报》1937年3月10日,第3版。《大公报》随即称赞“杨氏此时亲到首都看看中央的一切,当能更明了中央意旨,秉此意旨,处理陕省善后,西北军政当可望更迅速的步入常轨。”(61)《杨虎城拟入京》,《大公报》1937年3月10日,第4版。但杨虎城迟迟不见行动。3月25日,蒋向顾祝同询问道:“闻孝侯兄已到陕,何日来京。虎城兄如有暇,望其亦来一叙。”(62)《蒋介石致顾祝同电》(1937年3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01-016142-00042-024。于学忠,字孝侯。
3月28日,杨虎城才前往,且提及“此来系奉蒋委员长电召赴杭晋谒”。(63)《于学忠杨虎城抵沪》,《大公报》1937年3月29日,第3版。《大公报》有意营造宽松的氛围:“现在西北政治上军事上,可说已无问题。但是还有如救济灾荒,整理财政,都不失为目前重大问题,而交通建设,关系更大。这些工作,必须地方当局秉承中央意旨加紧推进。”(64)《于杨南下聆训》,《大公报》1937年3月29日,第4版。这主要是为了安抚杨虎城及其所部,但绝非蒋所乐见。这期间,蒋仍在处心积虑地筹划将杨及其所部调离陕西。(65)《蒋介石日记》,1937年3月23日;1937年3月27日,下周预定表。3月29日,钱大钧也建议“利用此机会,或由西北民众呈请政府羁留南京,或由政府明令免职,不使返陕,或用秘密方法处置。”(66)钱世泽编:《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第441页。
3月29日,杨虎城、于学忠来杭州谒蒋。蒋记道:“对杨仍宜宽宥,不加遣(谴)责,惟劝其离陕辞职。”(67)《蒋介石日记》,1937年3月29日。但在李志刚笔下,蒋“对着杨指桑骂槐地糟踏张汉卿先生”,私下里,“杨以为蒋的这次谈话不过是表示宽大,不记旧怨,目的在解除人们对他的戒备。杨对自己的人说:‘蒋一贯对人没有诚意,不应对他有什么幻想。’”(68)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425、425—426页。31日,蒋又“详告其个人之利害与以后之出处,调(讽)其自辞离陕,以诚待彼,谅彼亦无可奈何也。”(69)《蒋介石日记》,1937年3月31日。但暗示杨辞职,恐怕不能称为“诚”。蒋的言辞称为“威逼”更合适。此次会见决定“杨虎城回西安处理善后问题后,立即出国”。(70)杨子实、石佩玖:《记西安绥署驻甘行署和新一军概况》,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其间杨虎城与国府官员间的往来如昔。(71)《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第205页;《杨虎城日内离杭过沪飞西安》,《大公报》1937年3月31日,第3版;《杨虎城即返陕》,《大公报》1937年4月2日,第3版;《杨虎城昨日飞陕》,《大公报》1937年4月3日,第3版。这是蒋难以忍受的。
4月3日,杨致电蒋表示:“今后决本钧座指示各点,切实奉行。”(72)《杨虎城致蒋介石电》(1937年4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481-016。其后蒋就满心考虑对杨的下一步处理:“电顾,催杨速辞”(73)《蒋介石日记》,1937年4月5日。,“催杨虎城离陕”。(74)《蒋介石日记》,1937年4月24日,下周预定表。《大公报》“社评”也适时地指出了十七路军国军化的方向。(75)《陕甘善后亟应推进》,《大公报》1937年4月9日,第2版。但杨虎城仍然意图控制陕西。据脱离杨的王劲哉报告:“杨孙实力,除正式军队与警卫各旅外,现仍竭力培养地方民团,及其他民间武力,引为己用。”(76)《刘峙致蒋介石电》(1937年4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481-066。
杨虎城确实并未立即照办,而是有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事实上杨虎城对辞职出洋以及陕省人事仍有所要求。据顾祝同报告:“一、彼决心辞职出国”,但希望“于辞准绥靖主任后,同时发表一国府委员名义;二、望钧座给渠出洋费三十万元;三、孙蔚如对渠离职后,将发生不安状态”,并转询蒋真意;“四、绥靖公署如不取消,拟保孙蔚如继任,若决取消,可否恢复第十七路名义,以孙蔚如充任,或绥署总指挥均不存在,可否扩充第三十八军孙蔚如之军部。”但蒋只满足了杨的部分要求:“待其出洋时可设法予其军事委员护照”,但“不能于辞职照准时发表”;“虎城辞职出洋,则政府当给其十万元”;“绥署与十七路名义皆应撤消,卅八军军部亦不宜扩充”。(77)《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37年4月11日)及蒋介石批示,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481-056。稍后,杨仍要求增加出国费十万,蒋批示杨到沪后可酌加“五万”。(78)《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37年4月19日)及蒋介石批示,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481-093。4月24日,杨去电表示:“现在绥署正在办结束,月内即可竣事,职拟下月来沪晋谒钧座”。蒋批示“望早日来沪”。(79)《杨虎城致蒋介石电》(1937年4月24日)及蒋介石批示,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481-105。
关于辞职出洋,4月23日,“杨召所部官佐训话时已宣布”。(80)《杨虎城出洋》,《大公报》1937年4月27日,第3版。当日孙蔚如、赵寿山等即联名电蒋,请“宽其既往”。(81)《孙蔚如等致蒋介石电》(1937年4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90300-00004-287。24日,邵力子分析杨虎城“派李志刚赴沪,筹备手续,惟是否完全真诚,尚难断定”。(82)《邵力子致蒋介石电》(1937年4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90300-00006-123。可见,此事备受关注。4月27日,杨虎城终于电蒋辞西安绥靖主任。他一方面仍申明兵谏之良善意图,一方面则遵从蒋的意思,“顾念纪纲,惩前毖后”。(83)《致电蒋介石请辞本职》(1937年4月27日),《杨虎城文集》,第319页。有趣的是,同日蒋还在叮嘱顾祝同继续劝杨并安抚孙蔚如等。(84)参见《蒋介石致顾祝同电》(1937年4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01-016142-00042-083。顾祝同也报告了其安抚工作并分析孙蔚如等人的心理。(85)《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37年4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481-113。其间蒋很慎重。他指示顾祝同:“虎城未离西安期间,在西安城内外各部队应严密防范布置,以备万一,夜间尤为紧要,并备巷战,但切勿声张。”(86)《蒋介石致顾祝同电》(1937年4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277-088。周恩来对此事反应强烈。4月26、27日,周“分别同杨虎城、张冲、顾祝同商谈解决办法。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致电蒋介石挽留杨虎城,并公开发文章对南京政府逼杨出国,裁撤西安绥靖公署表示不满。”(8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正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似乎未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即便去电,恐怕也于事无补。
在杨虎城辞职后,蒋介石等人的关注点立即转到促其出洋上来。蒋执意促杨早行。(88)《蒋介石日记》,1937年4月28日;1937年5月1日,下周预定表。顾祝同报告道:“虎城预定五月二日,至迟鱼日飞沪,在此期间当谨慎戒备。职现每日均与之见面,尚未发现有何异动模样。”(89)《顾祝同复蒋介石电》(1937年4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277-088。“鱼日”指6日。蒋30日复电准杨辞职,但他当日曾为此回复两电,其一云“所请照准,并派兄出洋考察军事”;其二除前电内容外,“尚希即日摒挡,早赴事功为盼”。(90)《杨虎城辞职照准》,《大公报》1937年5月2日,第3版、第4版。从电文之频繁与内容,可见蒋“去杨”心理之急切。
十七路军也有一部分人希望杨“早日离开,以便于他们行使职权”。(91)杨拯民:《往事:杨虎城之子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大公报》放出杨出洋的消息:杨“现定二十九日由陕飞沪”,“并准备下月中即放洋”。(92)《杨虎城预定明日飞上海》,《大公报》1937年4月28日,第3版。该报还着力宣扬杨出国的好处:“杨氏乘此机会外游,于公于私,可谓都有裨益。”“归国以后,必能对国家有切实的贡献。”(93)《杨虎城辞职照准》,《大公报》1937年5月2日,第3版、第4版。
杨虎城开始向各方辞行。4月29日,杨“宴请陕籍在野名流”。5月1日,杨又“设宴招待西安各界首领话别”。(94)《蒋委员长派杨出洋考察军事》,《大公报》1937年5月2日,第3版。其间杨不再提蒋在事变中的许诺等事,仅称“去岁西安之事,虽以蒋委员长精诚感召及各方努力,终得和平解决”。(95)《于学忠定今日入京》,《大公报》1937年5月3日,第3版。数日后,顾祝同又转报了樊崧甫的报告:杨部“强迫壮丁入伍,遇有商客行旅任意搜检,攫夺财帛”,并与红军“往还甚密”。(96)《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37年5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90300-00139-209。这种消息只会更坚定蒋的“去杨”之心。
杨虎城原定5月6日“离陕南行”。(97)《于学忠定今日入京》,《大公报》1937年5月3日,第3版。但行前杨虎城等突然退票,因杨“患流行性感冒”。(98)《杨虎城展期飞沪》,《大公报》1937年5月6日,第4版。据称“杨虎城因前数日酬酢过忙,四日起患感冒,五日六日两日热度均甚高,闻已至三十九度余,近由省立医院外科主任于明江、内科主任迟仲阳诊治。”(99)《刘尚清抵皖杨虎城展期南行》,《大公报》1937年5月7日,第3版。外界对此不免有些怀疑,其中尤以蒋最为焦躁。(100)《蒋介石日记》,1937年5月5、6日。5月7日,刘峙对外澄清道:“杨虎城延期离陕,闻确属有病,并无他种原因。”(101)《刘峙昨晨到京请示》,《大公报》1937年5月8日,第3版。
杨虎城的生病颇为蹊跷,其感冒发烧或者属实,但其后的一些操作却似有意布置。杨虎城6日电沪友,“望着李志刚延陆仲安乘欧亚七日班机往诊治,因电到过晚”,旋“请陆李乘车往”。(102)《东北军将着手整理》,《大公报》1937年5月8日,第3版。8日,秘书周梵伯又电沪称,杨“有渐愈之望”。医师迟仲阳也称杨体温“已恢复常态,惟喉病尚待治疗,约再休养数日,精神体力当可完全复元”。(103)《蒋委员长嘱杨虎城安心疗养》,《大公报》1937年5月9日,第3版。10日,杨电沪友,“定十三日乘欧亚机飞沪”。(104)《何应钦昨到沪杨虎城即离陕》,《大公报》1937年5月11日,第3版。但稍后又“改定十六日乘欧亚班飞机启行”。邓宝珊13日也称杨“再有数日之休养,即可恢复健康”。(105)《何应钦赴沪杨虎城即离陕》,《大公报》1937年5月14日,第3版。恰在此时,杨第三子“病故,杨甚悲痛”。(106)《待何部长今日返京即可商决》,《大公报》1937年5月15日,第3版。15日,陕西省党部的韩光琦又电沪称,“杨遭此人间惨变,赴沪期展缓”。(107)《何应钦昨晚由沪返京》,《大公报》1937年5月16日,第3版。其后又有20日赴沪之说,但医生“劝其静养,杨太夫人亦嘱以医言为重,遂决定展缓行期”。(108)《刘峙王树常昨离京赴汴》,《大公报》1937年5月20日,第3版。这些说辞本身就有些牵强,而又出自邓宝珊、孙蔚如等杨的部属,加之接连改期,自然令人生疑。
但蒋介石即便看破杨的心思,也未便说破,还要假意安慰。5月8日,蒋电顾祝同转杨虎城:“望悉心调治”,“此间可派专医来陕,倘无大碍,则请兄乘车来沪诊治亦可”。(109)《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0册,第372页。9日,顾祝同报告道:“体温已如常人,只喉痛未复原,再静养数日,即可全愈,渠现定元日仍乘飞机赴沪。”(110)《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37年5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90300-00005-079。“元日”指13日。同日,李维城见冯玉祥时却触及了杨接连推迟的原因:李“谈杨虎城进退为难之情形,并言见介石所得之印象,介石要其走开也。”(111)《冯玉祥日记》第5册,第159—160页。宋子文认为,“只有赶快来沪准备放洋,如果有病来上海医治也比西安强些。”即便向蒋进言,“他也决不会采纳”。(112)李维城:《西安事变的片断回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79页。可见,杨公开拖延不成,只能借故拖延。但蒋已经很不耐烦了:“杨逆犹未离陕也”,拟“促杨虎城出洋”。(113)《蒋介石日记》,1937年5月15日,本周反省录、下周预定表。
事实上,杨虎城的病有实有虚。5月14日,戴笠报告称:“杨虎城鱼日经医生检查,患肾脏炎,现已愈十分之八九。”“其左右有劝其勿离陕者,并制造谣言,谓恐杨到沪后,中央不令出国,甚或将其监视等语,以耸听闻。”(114)《戴笠致蒋介石电》(1937年5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492-055。杨拯民也回忆称:“父亲在西安事变期间精神高度紧张,极端劳累,事变和平解决后,身心暂时松弛了下来,可又面临着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十分困惑,因而病倒了。”“不幸的是拯人弟这时也病了。”杨拯人病逝,对杨妻是个巨大的打击。“父亲丧子妻病,对他真可谓是雪上加霜。”(115)杨拯民:《往事:杨虎城之子回忆》,第138页。可见,杨虎城的生病与丧子都属实,但杨的真意却是等待抗战的早日爆发:“他以为经过此次事变,蒋介石已经挡不住人民的抗日热潮了。”“一旦抗日爆发,他就不再出国而参加抗战了,他这样的想法,一直到他到上海住宋子文家准备出国前夕还没有放弃。”(116)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427、427—428页。
其间杨虎城仍在与蒋探讨出国名义问题。徐永昌写道:“前日李志刚来谈,似亦希中央予以出国名义等情,查该员是否给以中央委员名义,出国考察军事,抑另予名义之处。”蒋批示:“待杨到沪,皆可面商即定也。”(117)《徐永昌致蒋介石电》(1937年5月15日)及蒋介石批示,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482-076。而根据情报,杨虎城与孙蔚如都有意拖延出洋:“一、杨虎城因传闻中央俟其出洋后,有将其所部两师调豫整训,恐实力削减,又希望西南有异动,故暂留陕以待时局变化。二、孙蔚如原欲杨离陕,乘机掌握杨部,嗣因中央对其印象不佳,恐杨离后势孤,遂从中怂恿,打消出洋计议。”(118)《刘峙致蒋介石、何应钦电》(1937年5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90300-00005-240。
5月22日,李志刚抵京,“代表杨虎城有所陈述,在京稍事接洽,即代杨办理出国手续。”(119)《杨虎城离陕期尚未定》,《大公报》1937年5月23日,第3版。李还宣称杨“离陕期将展至下月”。(120)《杨虎城将展至下月离陕》,《大公报》1937年5月24日,第3版。但25日杨即电蒋,“兹决定于本礼拜四乘欧亚机,力疾飞沪”。(121)《杨虎城致蒋介石电》(1937年5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90300-00004-291。此数日间,杨当受到南京方面很大的压力,因而改变决定。杨虎城27日飞沪。(122)《杨虎城昨飞沪日内晋京》,《大公报》1937年5月28日,第3版。获悉消息后,蒋终于放心:“杨虎城已离陕到沪矣。”(123)《蒋介石日记》,1937年5月27日。到沪后,“除宋子文、杨虎、戴笠等和几位陕西同乡常来看他外,一些相熟的高级官员来沪者,多避嫌不敢来看。”(124)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427、427—428页。杨本人也“时现恐慌,此次所以先赴美者,盖图避经香港,免遭意外”。(125)《戴笠致汪荻浪电》(1937年6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戴笠史料,档号:144-010114-0001-097。
本来杨“出国期须俟谒蒋委员长后确定”。(126)《于何昨日由沪飞郑转汴》,《大公报》1937年5月29日,第3版。28日,蒋致电宋子文并转杨虎城称:“虎兄既决心出国考察,似应早日成行,未知何日有船,若船期急促,则不必来庐,以免跋涉误期。”“如船期尚有余暇,则月初再约会期”。(12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0册,第394页。显然,蒋仍希望杨尽早出国。5月29日,蒋还写道:“杨虎城果离陕到沪,预备出洋,则西安叛变事件可告段落,然而时已半年矣。”(128)《蒋介石日记》,1937年5月29日,本周反省录。为安抚杨,蒋还建议宋子文“如有暇,请与其同来”。(129)《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7年6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279-001。6月4日,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等人飞往庐山,“除报告绥署结束经过外,并对出国考察事有所请示”。(130)《杨虎城昨抵庐山》,《大公报》1937年6月5日,第3版。6月5日,蒋“下午约虎城等吃饭”。(131)《蒋介石日记》,1937年6月5日。席间蒋还问及“出国后对事变的经过,准备将怎样发言?”杨答以“必定依照委员长那本小册子的记载”。(132)郭增恺:《一个历史问题的交代》,存萃学社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铺平道路的——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版,第221页。“小册子”指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这一问一答仍别有深意。蒋在提醒杨不要乱说,杨的回答中规中矩。杨7日“飞沪,准备行装”。(133)《杨虎城昨飞沪预定月内出国》,《大公报》1937年6月8日,第3版。
杨虎城到沪后,“因酬应繁忙,心脏病复发,正延医诊治”,但行期“不致变更”。(134)《冯副委长过芜赴赣谒蒋院长》,《大公报》1937年6月16日,第3版。李志刚17日至外交部谒王宠惠,“并领杨之出国护照”。(135)《刘湘促何部长入川盼军整会早日成立》,《大公报》1937年6月18日,第3版。其间蒋还曾收到关于杨虎城和孙蔚如的一些负面消息。(136)参见《赵清廉致蒋介石电》(1937年6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90300-00006-129。但杨出国在即,蒋自然不会轻举妄动。20日,赵寿山、孔从洲等飞沪为杨虎城送行。(137)《筹备庐山训练》,《大公报》1937年6月21日,第3版。杨虎城谈到“这次事变,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扣了蒋介石,使他没脸,也不可能再打内战了,所谓‘停止内战’一点,大体做到了。剩下的一半‘救亡抗战’,我能不能亲身参加很难说,主要依靠你们了。”(138)孔从洲:《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前后》,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69页。可见,杨尽管有些官样文章的表态,但对发动事变并不后悔。
6月29日,杨虎城一行6人出洋,杨向记者谈到“为期当在一年以上”。(139)《杨虎城出国考察》,《大公报》1937年6月30日,第3版。但私下里杨的设想是“一旦抗日实现,我就回来”。如时间稍长,“多找些朋友,了解些各国社会情况和人民的生活,尽量揭露日寇的侵略,争取各国人士对我们的同情”。(140)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428页。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力图迫使蒋践行诺言,因而继续扮演了“恶人”的角色。中央军进入西安后,杨一方面协助善后,服从改编;另一方面则希望留在陕西任上或国内,推动或参与抗战工作。但这是蒋决不能容忍的。杨与蒋的明争暗斗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西安事变期间的性质,在蒋及南京国民政府强势掌控下,杨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尤其在东北军东调与国共谈判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与杨部的实力对比更为悬殊,而各地方势力与杨部更多地只是遥相呼应。这期间,蒋、杨两人的关系态势恰如陈诚所指出的:“现在杨虎城的政治生命完全操在中央的手中,如果中央要他继续负责,他也许能够渐渐恢复他在陕西的地位;如果中央不要他,他的政治生命就告中结,所以他只有出于服从中央之一途。”(141)《陈诚对第四集团军总部回队职员讲词:对于陕变后几个当前问题之解答》(1937年2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档号:008-010301-00013-006。
西安事变善后中,国民政府对杨虎城的处置包含了较浓的“惩罚”色彩,但又要保持对杨宽大的假象,所以蒋介石只能劝说、压迫其辞职、出洋。其间蒋、杨矛盾越积越深,个别国民党高层、中共以及杨部的建言都无济于事。对杨虎城的处置事实上主要出自蒋,这满足了蒋以及被扣大员的报复心理,也符合国民政府维护纲纪以及彻底控制西北的需要。顾祝同就提到杨出国后“西北军从此亦完全纳入国军体系”。(142)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第166页。可见,杨虎城留在国内对西安行营乃至国民政府确实有很大压力。
杨虎城的应对办法主要是“拖”,“名义”“经费”“十七路军”“生病”“丧子”等问题不过是借口。这些问题有实有虚,对杨的意味并不完全相同。其中,“名义”“经费”等更多的只是杨延宕出国的手段而已。通过商讨这些细节,为其出洋以及所部争取到较好的条件,延宕的目的也达到了,倒未必是杨在乎这些名利。但这些办法只能敷衍蒋介石一时,最终还是被迫出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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