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平
关键词：长城；
文化遗产；
国家文化公园；
场景理论
长城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之一，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国家深入推进的大型文化工程，是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中华文化标识的重要载体之一。本文尝试回顾长城遗产保护利用历程，基于芝加哥学派场景理论视角，探索多维度场景构建方式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价值内涵的实现路径，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一、保护利用历程回顾：从文化遗产到国家文化公园
、以古遗址遗存形态为主的文化遗产，并具有突出的文化景观特性，是我国乃至世界体量最大、分布最广泛的军事防御遗产。其营造历经春秋战国、秦、汉、唐、明等两千多年，现存长城墙体、壕堑/界壕、单体建筑、关堡、相关设施等各类遗存共43，000余处（座/段），分布在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4个县（市、区）[1]。
自1952年起，八达岭、山海关、居庸关等长城点段经修复后陆续向公众开放。1961年，国务院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我国文物实施国家、省及市（县）三级保护管理体制，八达岭明长城、山海关明长城、嘉峪关明长城作为古建筑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成为我国最高保护级别的不可移动文物。1987年长城成为中国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纳入世界遗产保护体系。随后我国逐步构建起长城保护利用的基本框架，尤其是2006年《长城保护条例》出台以后，与长城相关的调查、研究、经验交流等学术活动有序开展，在基本摸清了我国长城资源“家底”的基础上，多学科、多维度的研究体系基本构建，一大批长城保护项目顺利实施，保护和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这一创新性命题被提出。《方案》不仅明确了国家文化公园的定义，还指出了三大国家文化公园的指导思想、建设原则、总体安排、建设任务、保障措施等关键问题，并在附件中细化了2019—2021年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点工作和责任分工。该《方案》成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开展的行动纲领和工作指南[2]。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将实现长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由单个个体向线性整体、由随机向系统、由物理空间向文化空间的过渡和转变，推动长城遗产从历史深处走向当代生活[3]。更重要的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不仅关注长城遗产的范围、结构、环境、变迁等，而且更关注“人”在文化遗产所处空间中的活动及由此形成的文化氛围。强调通过构建多元化的遗产资源保护利用体系，营造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化、具有民众亲和力的城市文化空间，促进民众文化参与的积极性和便利性，提升文化消费的深度和广度。在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这个超大型文化工程面前，文化设施组合、文化空间构建、文化消费活动是必须也是首先要考虑的，当我们把这个重要议题纳入城市文化发展中，就会发现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场景理论会给我们带来理论启示。
二、城市文化发展新思路：场景理论及其思维逻辑
芝加哥学派一直是西方学术界城市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进入21世纪，以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特里·克拉克（Terry Clark）为首的研究团队基于后工业时代居民文化消费实践提出了一种城市发展研究的新范式——场景理论（A Theoryof Scenes）[4]。团队通过对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多个大都市的研究后发现，都市休闲设施（Amenities）的多种组合构成了蕴含着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特定场景，吸引不同的群体进行消费实践以获得愉悦的情感体验，推动城市及经济的发展。场景理论批判性地扩展延伸了社会学中一些文化分析的主要传统，创造性地将文化和美学融入其中。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概念工具，场景理论可以识别不同地方呈现的具有审美意义的范围和结构，从而发现文化生活的聚焦，尤其是关注多重的、松散的、更灵活的当地文化价值，同时将边缘文化风格和不太越轨的文化风格包含在内，因此也有学者称其为文化场景理论[5]。
场景（Scenes）从本质上看是文化空间概念的延伸，包括人和物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都市休闲设施，包括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种艺术、娱乐、休闲、宗教等服务设施，还包括气候、温度、山川、湖泊、植被等自然条件。二是“人”的认知理解及行动，是个人或群体对场景的文化价值取向及相应的消费实践。文化价值取向将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个体聚集在一起进行文化消费实践，从而赋予都市设施以精神象征和文化意义，构成主题鲜明的特定场景。尽管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其界限有一定模糊但差异也十分明显，所以人们能够很轻易地去认识和界定场景及其蕴含的价值观。真实性（Authenticity）、戏剧性（Theatricality）、合法性（Legitimacy）是理解场景价值的3个维度。真实性（Authenticity）——构成存在的本源，即对自身所处范围的理解；
戏剧性（Theatricality）——相互观察反应的内部和外部、惯例和异常；
合法性（Legitimacy）——基于道德判断权威的对或错。3个主维度下又细分为15个子维度（见表1、表2）[6]，构成了分析场景蕴含的文化价值取向及文化内涵的指标体系。例如，要想了解某一个场景，可以浏览15个子维度后确定每一个子维度对于此场景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或者是毫无作用的，并赋予三种不同的分值，通过分值的加权就可以为场景作出概念性的定义。定义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一方面可以吸引对此场景文化价值取向一致的人们在这里投资、工作、生活、旅游等；
另一方面，城市建设者可以通过分析场景中的文化因素，在都市休闲设施组合中突出场景中的积极因素，降低消极因素，构建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的场景，以增加居民身份认同，吸引外来游客，留住优秀人才，促进城市发展。正如有学者总结的场景理论逻辑思维：都市休闲设施不同组合构建了特定的场景，通过这种场景孕育的价值取向吸引人力资本进行各种消费实践从而推动城市发展[7]（图1）。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都市设施都可以成为场景分析的对象，只有那些定位于休闲娱乐的消费取向，而不是工厂型的生产型取向，同时能够在不同区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进行分析，这些设施组合才能够成为场景分析对象。这也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特大型场景能够进行分析的重要前提。
三、国家公园场景分析：多维文化因素复合体
场景理论下，都市休闲设施的组合不仅蕴含社会生活的实际功能，也包含着相关城市或社区的文化、传统和社群的价值观，并在传播过程中成为一种抽象的外化文化符号从而影响个体行为[8]。因此，场景理论提供了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研究途径——通过捕捉镶嵌在休闲设施中的文化价值取向构建特定场景。对于预设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场景来说，其建设的目标定位，公园不同区域内文物和文化资源分布、禀赋差异、人居环境、自然条件、配套设施、开放利用程度及历史文化科学价值、景观游览价值等要素即为场景文化因素分析的依据。
从戏剧性维度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显然不是时尚的，也不是越轨的、爱炫的、正式的场景，但却是睦邻场景，如文化创意街区，售卖当地特色商品的小店，休憩放松的饮品店等以及当地居民的周到服务、招待关怀等。睦邻的场景强调亲密性、互动性及面对面的亲昵关系，通过不断的非正式化交流形成一种和谐、美好、放松的文化氛围，使无论外来游客还是当地居民均能够感受舒适惬意。
从真实性维度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包括除“企业的”之外的4个子维度。横跨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长城遗产、沿线的自然风光以及生活在长城周边的人们构建了本土性场景，出售本地农产品的农贸市场、各具特色的方言等诸多元素真实地反映着公园不同区域的鲜明特色。生活在长城沿线的汉族、回族、蒙古族等同胞并没有因历史进程而同质化，各民族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信仰、风俗人情、饮食习惯、特色服饰等，连接着多个群体的记忆和情感。长久以来长城遗产凝聚的国家身份、国家历史、国家印记使其成为最能代表中国的遗产之一，就像国外游客认为的那样“没有到过长城就等于没有来到中国”，长城的国家属性烙印在国内外公众心中。
从合法性维度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是传统的，它将人类的现在与过去相连接，进入公园内就开始了与历史的交流，站在长城上可感知对古代人民宏伟杰作和周边壮美自然风光的敬畏。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载体之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充满“领袖魅力”，为世界各国开展巨型线性文化遗产和系列遗产保护贡献了卓有成效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9]。进入公园的所有公众都会被平等对待，享受公园的一切便利设施，感受场景的美学价值及由此带来的愉悦。同时，借助于特定的场景，游客可以适度表达，展示自我思维与想法，如参与设计、表演、装饰、制作等活动。当然，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也会附带有少量的功利主义的场景，存在于便利店、快餐店等商铺收入，以及景区门票、租金收益中，而这种功利性的收益通常是取之于民众又用之于民的，如用于园内公共设施的修建、长城遗产的保护与修复等等。
综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是多维度文化因素的复合体，全部的特征构成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这个特定的场景，如果像特里?克拉克研究团队那样，从15个子维度给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场景赋以不同的分值，用1分代替消极，3分代表中立，5分代表积极，那么在其建设中就可以更加有的放矢地加强积极价值因素、摈弃消极排斥因素、合理引导利用中立因素，从而构建主题更为清晰明确的场景。如表3所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是传统的、具有领袖魅力的，充满平等主义，同时表现出本土的、国家的、多数群体的、理性的、和睦的特征，没有炫耀的、越轨的和功利主义的因素，但又有迷人的自身魅力，人们可以适度地表达自我。
四、场景构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路径
《方案》中明确表示将建设保护管控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四个重点区域，满足多样化人群的文化需求。那么，通过四个重点区域建设打造富含长城文化特色并凸显地域特色文化价值取向的场景，吸引群体或个人进行文化消费，是场景理论视角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路径。
（一）保护管控区：价值发掘+科学保护构建保护传承样板区场景
深度发掘长城遗产及国家文化公园价值。文化场景与一般文化空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其蕴含更加鲜明的文化价值取向。长城遗产价值的挖掘，随着近30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其非同一般的时空范围及其在地理、文化方面的丰富特征，在地缘政治上的历史作用等相关价值的研究当是一项长期的、不断深化和渐成系统的任务[10]。“有形”的长城维护了我国北部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展现了我国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缜密设计与完备功能，反映了古人高超的营造技艺及完善的建筑工程管理体系。长城与所在地区广袤的山岭、草原、森林、戈壁、沙漠、农田、绿洲等景观完美地融于一体，形成宏伟壮丽的承载人与自然融合互动的文化景观。“无形”的长城凝聚了中国文明“礼”与“规矩”核心文化价值，见证了农牧民族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长期融合及汉文明变通的思维方式特点[11]；
及至近代，“万里长城永不倒”“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至今仍然鼓舞着人们，长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坚韧自强、众志成城、包容开放的精神象征和不可替代的文化财富。对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这个创新性命题来说，其建设和运营共同构成其价值实现过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长城核心价值，建立由核心遗产价值评估、公园整体价值评估、品牌价值评估三方面内容组成，涵盖建设和运营阶段、全流程、动态性的国家文化公园价值评估框架[12]，逐渐形成整体性、系统性的价值研究体系。
继续推进长城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的不仅是遗产本身，更应关注遗产的系统性以及遗产保存环境的原真性与协同性[13]。作为庞大的线性文化遗产，长城遗产是由点（关堡、烽燧、驿站）、线（墙体、壕堑/界壕、讯息传递线路）、带（军事防御、文化交流及物资交换所在的长城防区）、层次体系（防御体系的层级关系）构成的地理尺度的空间实体和文化遗存[14]，不仅包括地面之上视觉范围内的各类遗存，还包括各类遗存地面之下及周边的部分和存在环境。系统性保护是长城遗产保护的重点也是难点。面对长城遗产保护的难题，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尝试和努力，如出台法律法规、行业标准等为长城保护利用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开展长城资源调查与认定、资料梳理等研究工作，为长城保护利用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
长城保护、维修、加固等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维修理念逐渐达成社会共识；
长城观光旅游、教育宣传、游客管理等实际工作不断与时俱进，推进提升；
长城保护经验的国际展示与交流正在逐步走向世界。2021年，我国长城遗产保护被评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示范案例。大好形势下，继续推进长城遗产系统性保护是我国有效保护和管理世界遗产、履行作为缔约国责任和义务的强有力行动。
（二）主题展示区：原状展示+活态展示构建长城文化核心展示场景
丰富原状展示。原状展示是指遗产管理者和展示设计者对需要展示的遗产只做必要的游线安排、简要的标牌说明和适当的环境整治，不附加更多标识和复原的展示手法[15]。对于长城这样体量大、分布范围广、文化内涵丰富的线性文化遗产来说，原状展示更能够展现遗产现状，也能够让公众置身于文化遗产及周边环境营造的文化空间中，获得更直观的感受。然而原状展示也有模式较为单一，体验性、互动性活动较少的不足。我们在居庸关长城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游客对长城是否经过修复十分感兴趣。在保证长城安全情况下，长城考古发掘、加固维修等施工现场也可以融入长城原状展示中，丰富原状展示的形式和内容。参观者可以看到长城遗址在各项科学保护措施前、中、后的状态，工作过程、使用工具、采取技术、出土文物等都是遗址现场展示的一部分，在真实情境中普及长城保护、修复等相关知识，更能引起公众注意和关注，增进大众认识和理解。
构建活态展示区。德国柏林杜佩遗址公园运营中的遗址活态展示利用是一项可参考的案例。杜佩遗址以试验考古成果为基础构建了若干个过去生活的场景，如模拟制作各种中世纪木器，复原重建当时的部分房屋，重现制作沥青、苗圃种植等活动，志愿者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参与各个试验考古活动，营造了鲜活的13—14世纪古村落文化空间[16]。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主题展示区中也可以构建类似的模拟实验区场景，由专业人员依据考古成果及史料记载设计规划，形成系统的、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活态展示区域，如原材料加工区、长城及附属建筑营造区、重大历史事件情景复现区、加固修复区等，每一个试验区有不同的模拟实验活动，由专业人员引导公众尝试完成。活态展示将单一的参观活动变为丰富的实践活动，引导大众在共同参与试验活动中不断摸索和复原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场景，动态展示长城文化的各个方面，形成共同记忆和情感共鸣。公众参与实验活动的成果、照片、视频、宣传、报道等副产品也成为活态展示的一部分，形成更为丰富的展示素材。但要注意的是，模拟实验活动、场景复原等活动必须与长城遗产及相关文化资源密切相关，并有专业人员的深度参与，在考古发掘成果、史实资料记载的科学依据下开展，防止泛娱乐化、去价值化，基于史实开展一切活动。
打造“数字长城”展示矩阵。科技的发展为公众亲近文化遗产提供了全新的路径，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以更新颖、互动性更强的方式拉近了公众与遗产的距离，有效延伸参观的深度和广度。除了实现长城网络覆盖、建设官方网站和数字平台，对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展示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尤其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能够打破遗产原状展示中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将那些不具备开放条件的遗产区域、只能在特定时节和时空才能看到的景观、建设过程场景和重大历史事件等展示在观众面前，是对遗址现场信息补充和完善的重要手段。如日本的世界文化遗产姬路城便采用原状展示与AR数字化展示结合的方式构建了姬路城全虚拟漫游，参观者通过移动端的“姬路城大发现”就可以获得沉浸式的线上游览体验 [17]。通过高清数字影像、三维动画以及AR、VR、GPS等技术打造“数字长城”展示矩阵将会成为展示长城历史文化的变革性方式。此外，类似英格兰遗产委员会在哈德良长城保护和利用中开发的“出发吧罗马人”公益游戏，让公众扮演游戏角色在具有挑战性的娱乐活动中探索长城历史，也更增“数字长城”的趣味性[18]。
（三）文旅融合区：文化体验+休闲娱乐构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场景
推进旅游设施配套工程。从场景要素来分析，旅游设施除了自动售卖机、休闲座椅、垃圾桶、卫生间等公园基础设施，还包括主题宾馆、特色饭店、文创商店、咖啡馆、小书店、公共休息区等生活便利设施，以及讲座培训、路演推广、创意比赛、读书会等文化类实践活动。特里?克拉克教授认为，本土场景的魅力可以通过日常步行加以提高，并可能弥补自然环境的不足[19]。这里要提到的是同为大型线性遗产的英国哈德良长城的国家步道建设。这条步道全长134千米，只要条件许可其路线会紧随哈德良长城罗马边界修建，以便对长城感兴趣的公众能更好地走近长城，也使那些仅仅想欣赏田园风光的公众从中获益。步道表面首选草皮覆盖，可以最大程度保护长城的考古价值及其周围环境，同时为徒步者提供最优体验；
步道管理和维护采取预防性保护策略，专职、兼职和志愿者参与步道管理，对步道草地进行日常维护，同时调查、监测步道状态[20]。这条步道已经成为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远足的最佳代表。对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来说，推进完善的旅游配套设施，倡导高质量的“慢旅游”，让人们放慢脚步去体验和欣赏强烈的本土文化，由此获得优秀的文化价值观标签，变得更具吸引力。
建立多维度阐释国家公园文化价值的标准。文化旅游指将重点放在文化和文化环境上的旅游，包括目的地景观、价值和生活方式、遗产、视觉和表演艺术、工业、传统和当地居民或东道主社区的休闲活动[21]，“一切可能的、旨在提高公众意识、增进公众对文化遗产地理解”的阐释活动”[22]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参观体验、精美的宣传册、科普讲座和特色活动、统一标识的文化IP等，对阐释过程的研究评估也是阐释的多样化方式。其中，通过语言和逻辑解说场景的文化价值是各种活动中最为直接也是效果最好的方式，这就需要建立遗产解说原则和标准，有效传递文化价值。被称为“解说之父”的费尔曼?蒂尔登（Ferman Tilden）提出了解说的六项原则，包括：描述内容与游客的性格和经验联系起来，解说是在遗产信息基础上的启示，解说需要通过训练提升，解说要激发或启发受众思考，解说应当全面，对于儿童应当有独立的解说方案[23]。这六项原则意义深远，至今仍在指导现代的解说领域。要想讲好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长城的故事，达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讲解应当包括以下内容：解说的信息来源于长城遗产及相关文化资源，全面、完整、准确而贴近公众生活，通俗易懂；
解说应当富有情趣和艺术，营造愉悦、融洽、交流互动的氛围；
解说并不是知识灌输，而是要引起情感共鸣，激发公众思考；
解说内容和方式对成人、儿童应有所区别；
解说应当有专门的研究、培训、评估体系，不断提升质量和效果。
引入外部力量参与国家公园文化服务。西方国家较早地引入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志愿团体等参与文化设施的管理、运营、监督等环节，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合作模式，如前述提到的德国杜佩遗址，即是由一个基金会管理和运营的。我国这方面的尝试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多样化的城市发展模式下，多方力量参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能够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达到最佳运营效果。一方面，有效引入社会机构参与，旅行社、研学机构、文化创意企业等社会机构力量能够弥补政府组织中人员匮乏、资金不足、游客管理不力、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参与长城研学旅行的家长和学生表示需要知识性强、寓教于乐的活动，研学机构希望与政府部门合作，建立长城文化研学基地，共同开展长城文化公众教育。另一方面，可发挥公众和志愿者的合力作用。如我国长城保护志愿者团队中的活跃力量“长城小站”，其发起的“家在长城边”“人人能为长城做的5件事”等系列活动都获得了较大影响。对我国超大规模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场景来说，不同年龄、不同知识背景的志愿者均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各自的作用。
（四）传统利用区：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构建地方传统特色文化场景
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传承、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方面的特殊意义和重要作用已得到社会普遍认可。长城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已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共3610项，其中长城沿线15个省份共1531项，占比达42.2％。然而与长城直接相关的仅有2008年列入名录的“八达岭长城传说”一项①。那些分布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所在区域范围内的，直接或间接与长城的形成、发展、演变有关，或有一定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亟需界定和梳理总结。如与长城本体、古建筑及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修复相关的传统技艺，有关长城的歌谣、故事、传说、民俗活动等，及那些虽然与长城没有直接关系但在长城沿线地区发展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传统医药、戏剧、美术、舞蹈、曲艺等。在明确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应尽快开展长城非遗资源普查工作，梳理和发掘长城非遗与长城文化遗产本体的密切关系，将长城非遗的保护利用纳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借助博物馆展陈、现场展示、现代科技等手段融入游客体验互动，赋予长城非遗更多的表现形式。
复兴传统生产生活社区。各具特色的地方传统文化是大长城文化场景下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元素。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传统利用区中，社区文化空间的营造十分重要，尤其是那些依靠长城关堡逐渐发展起来的村镇，需要充分考虑社区原有资源，融入现代因素加以活化利用，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真实性场景。就场景塑造来说，社区小巧的体量更易捕捉到内外部的区别[24]，在社区场景塑造中艺术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艺术红利”能够提升场景效果[25]。艺术助力乡村振兴和地域文化复兴的一项较成功案例来自日本，越后妻有②“大地艺术祭”项目是国际公认的艺术在展示社区真实性场景中作用的典范[26]。该项目的发起源于十几年前国际策展大师北川富朗对二战之后传统乡村剧烈萎缩带来的人口流失、房屋空置、老龄化现象的反思，应邀的参展艺术家发掘越后妻有地区资源，聘用当地百姓为工匠，结合当地丰富自然资源，用艺术品展现当地传统产业。展览的作品被永久放在乡间或民宅之中，成为当地社区景观的一部分，时时引导民众思考人与自然，与土地、环境的种种关系。项目的成功实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前来参与，使其不断融入新元素，近荒废的村庄萌发出新的活力，源源不断的参观人流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艺术作为文化再现和沟通媒介的方式，在越后妻有这块土地上展现价值，复兴重塑了社区场景，同时将其与现代世界沟联起来，成为世界各地积极开展的艺术项目和艺术节的代表。在我国乡村振兴政策大力推行的过程中，类似的以艺术为手段助力乡村建设的项目也在尝试，如桐庐大地艺术节、乌镇艺术节等，但均没有形成越后妻有这样能够突出地域传统特色、且具有持续性效果和品牌效应的大型艺术节。对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衰落的传统生产生活区再现式的追寻和复兴，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传统利用区建设推进中需要关注的。
五、结语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一项跨时空、跨地域、跨部门的浩大文化工程，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一项前所未有的创新举措，对于推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话语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场景理论的引入与分析是以文化消费为视角梳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因素、分析文化价值观取向从而构建文化场景策略的尝试，藉此为国家文化公园的政策制定、路径选择、文化吸引力构建及相关服务管理等提供建议和启示。当然，在实际工作中，顶层设计、管理机制、统筹协调、价值评估等事关科学研究、可持续发展、保护利用等问题依然需要重视，我们要用包容的思想、长远的眼光及更为复杂的指标体系稳步推进这项具有中华文化重要标识作用的文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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